刘铁芳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我爱这土地》
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身处现代化的种种便利之中，为什么还需要不断地回到古典、回归经典？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借用艾青的说法，为什么我会如此眷顾古典教育研究，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这一世界史的轴心似乎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是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产生的精神过程。那里是最为深刻的转折点。”[1]之所以成为最为深刻的转折点，乃是因为这个阶段诞生了“人之存在”的形态，“自此以后，人才之所以成为人”[1]，确切地说，自此以后，人才开始成为完整的人。“与轴心时代清醒的‘人之存在’相比，以往最古老的各类文化似乎罩上了古怪的面纱，好像人还没有真正成为其自身。”[1]之所以说这个阶段开始了人作为完整的人的转变，正是因为自这个时代起，“人们开始意识到其整体的存在、其自身的存在以及其自身的局限。他们感受到了世界的恐怖以及自身的无能为力。他们提出了最为根本的问题。在无底深渊面前，他们寻求着解脱和救赎。在意识到自身能力的限度后，他们为自己确立了最为崇高的目标。他们在自我存在的深处以及超越之明晰中，体验到了无限制性”[1]。轴心时代极大地敞开了个体成人的自觉，敞开了个体成人之根本性问题的意识，奠定个体成人之基本范式，这种范式的核心就是认识世界与反观自我，也即在世界之中意识到自身作为“整体的存在、其自身的存在以及其自身的局限”，以此为基础来确立自我人生的根本性价值目标与意义体系。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当下是通过对我们自身起作用的历史基础而得以实现的。”[1]跟两千多年前的先秦、古希腊、古印度、古埃及相比，我们今天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支撑我们生存的基础而隐在的意义体系与成人范式，却跟先秦、古希腊、古印度、古埃及有着根本性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方面经由日常生活中历史传统的绵延而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就是通过不断地重返民族经典而得以疏通知远，将起源带入当下，提升个体成人的民族自觉。
我们再来看经典的意涵。所谓“经”，是指织物上纵向的纱或线，跟“纬”相对；
所谓“典”，是指标准、法则，也指可以作为标准的书籍。“经之本义为经线，在织机上先敷设纵线，纵线可不断延长；
而后在经线中穿梭纬线，即横线，为织品之幅宽。此即许训‘织也’。段注谓‘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因经线长续、常在，故引申作经常义，《左传·宣公》‘政有经矣’，杜预注‘经，常也’。又引申作纵向为经、横向为纬，上下为经、左右为纬，南北为经、东西为纬，主要者为经、相从者为纬。由此形成了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故经可训法也。又再生成为道的层面，故经可训道也。《吕氏春秋·有始》‘生之大经也’，高诱注曰‘经，犹道也’。经可载道，引申作经典义，凡论通大道、可垂范万世者曰经。”[2]“典”，许慎释为“五帝之书也”。“典字见于甲金文，从冊孳乳，其下繁增廾、或丌，会意供奉案几之册为典。字形跨越千余年至小篆未变，许氏训‘从冊在丌上，尊阁之也’，段注谓‘阁犹架也’。训义‘五帝之书也’，即先王圣贤之书称经典。此为典之本义，如《诗经·维清》‘文王之典’，《尚书》有尧典、舜典。”[2]
在这里，经典至少蕴含着三层基本含义：首先，经典作为“五帝之书也”，直接地就是一个民族发端之际的文化留存，是给予一个民族开端启新的人文式样，一个民族的经典也成为该民族自我塑造、自新发展的内在支撑。其次，经典作为“经，犹道也”，其间蕴含着人之为人的经纶与典则，成为个体成人的根本性价值依据，让我们置身浩渺天地时空而免于生命的虚空。最后，经典作为“经，常也”，让我们关注个体在世那些长续而常在的事物，先经后纬，以此来引导个体立足自我现实存在而转向更高的事物，带出个体成人的整体性与超越性，进而给出个体成人的范型，提升个体成人的高度。“典籍是中国立国之本，是中华文明之基，纵或改朝换代，非凭借武力，须由典册为正。如殷人所以能取代夏王废续大统，其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周书》)。而历代开朝天子，又须倾力重整先圣经典。典籍由文字构成，文字靠典籍承载，文字和典籍须靠教育传承。典籍、文字、教育之三位一体，保障了中国文化五千年之不间断发展。”[2]经典、文字、教育三位一体，经典成为一个民族文教体系的根本依据。
论中华民族之经典，首在六艺。马一浮曾经以六艺之学楷定国学：“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3]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这样说道：“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
《诗》以正言，义之用也；
《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
《书》以广听，知之术也；
《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这段话包含着三重基本含义：“一是说仁、义、礼、知、信“五常”之德，俱在六经；
二是说《易》的地位非同寻常，‘与天地为终始’，是其他五‘艺’之‘原’；
三是说由《乐》《诗》《礼》《书》《春秋》形成的五种专门学问，如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更替一样，在不同的世代会有不同的呈现。”[4]我们结合中国古典视域中的个体成人路径来谈，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正好对应于中国人之个体成人的三大基本路径：《易》所敞开的正是人天关联视域，换言之，《易》所启迪于我们的就是个体如何效法天地，养浩然之气；
《乐》《诗》《礼》《春秋》《书》主要提示个体如何合宜地活在人人之间，以仁爱心灵的孕育来培育合礼的社会；
而五学之变更，则正是孕育不同时代的个体如何从实际出发，从时代精神出发，广吸博纳，不固守陈规陋习，与时俱进，以中庸之德创造性地赓续传统。个体成人的过程则反复浸润其中，获得文化价值的熏陶，“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逐渐地孕育个人生命本体，“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个体成人是一个过程，所谓三十而立，正是立于五经所昭示的个体成人之基本价值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民族的经典往往体现了古典时代先贤思想的杰出，同时也是先贤思想在历史进程之中不断地被选择、解释，甚至创造而成，也即真正的民族经典乃是历史进程中开放而持续的认同、阐释与创造中共同造就的。显然，所谓经典其实并不仅仅属于经典之作者，同样是属于历史的，属于民族的，是共同塑造的，是在开放中不断生成的。经典其实就包含了一个民族在精神成人方面那些最关键的基因，或者说遗传密码。回到经典、回到古典很显然并不是回到古代，而是让我们超越简单化的线性时间观念，在回溯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去思考一个民族如何被塑造，一个民族作为其民族的关键信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不断地重温经典，乃是在研读经典的过程中不断地回返民族之起源，返回民族文化精神之发端，返回个体成人的民族范型，在当下唤起起源意识，激活起源于当下，由此而保持置身民族历史发展之中个体精神的源头活水，以给予个体生命成长悠远而鲜活的生命力量。
历史乃是绵延性的，对于当下的我们而言，所谓历史并不是博物馆里被观赏的文物，历史并未过去，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当下，潜移默化地建构着当下。正因为如此，古代经典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回到经典，其实就是回到我们今天所遭遇的基本问题，回到教育的基本问题，回归到人类的抑或民族的永恒性问题。当然，回到古代经典并不是试图回到古代，而是不断地从经典所面对的问题出发，也就是从古典出发，敞开当下的问题空间：站在今人的立场上来解读古代经典，激活古典在现时代的想象，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典，以古典思想来扩展今日教育的思想资源；
站在古典的立场上来解释当下，激活当下基本问题的思考，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教育的精神走向。
历史并未过去，那开启先民的基础性事物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引领着今人的生命。真正的历史并非博物馆里被观看的遗物，而是不断地向着当下绵延，并建构着今日个体的内在自我。我们也并非历史的旁观者，我们乃是历史绵延到今天的体现者，我们就是活着的传统。传统不是静止的过去，而绵延在今天、建构着今天，对作为历史传统代表之经典的创造性解释在建构着我们的当下。民族的经典乃是在历史选择与接受的过程之中逐步形成的。先贤置身其所逢的历史与时代境遇之中，充分地完成属于其个人的文化创造，形成思想文本。后人在阅读先贤思想文本的过程中，不仅仅学习先贤思想，也在此过程中开启自我，获得置身历史之中的自我认同感，同时又以自我置身时代之中的偏见来创造性地阐释、丰富先贤的思想。正是在此代代相传、不断选择性地阐释与创造的过程中形成民族历史与文化进程之中的开放的经典。正因为如此，经典研读乃是历史融入我们同时也是我们融入历史，是民族精神活化我们同时也是我们活化民族精神的鲜活过程。
历史上的经典，曾经充分地开启先人的生命世界，到今天，依然是打开我们生命世界的重要资源。回到古典，并非要我们回到古代，而是沿着先民如何打开自我的路径来思考今日究竟如何更好地打开我们自身的生命世界。经典并非教条，真正的经典乃是复杂而开放的，真正的经典往往不给与我们以现成的标准答案，但总能激励我们，把我们引向对根本问题的思考。经典之为经典，乃是因为其承载着道，承载着个体成人之大道，也即保持向着道的开放性。我们自身正是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敞开我们自身向着道的开放性存在，我们自身的理解就参与着经典意义的创生。这里也提示我们如何把经典的文字还原成创生着的情景，还原成先哲生动地在他们所遭逢的时代里追求大道的生命实践，努力阐幽发微，以先哲高明之德性来照亮我们蒙昧的心灵。
重温古代经典，并非因循守旧，更非依葫芦画瓢，而是“温故”而“知新”，也即在不断的回望与理解中创造性地活化经典，让经典更好地进入当下，确切地说是让经典激活当下的我们，让我们置身无根化的现代性处境之际，而能在与先哲的对话中触摸历史与传统中幽深的文化—生命之根基。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悉心研读古典，并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个体生命寻根，也是为当代中国教育寻根。“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革新。在研读经典的过程中触摸起源，并不是要守旧，恰恰是要维新，只是这种“维新”乃要建立在对我们自身的“命”的认识与持守，也即恰切地理解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新”。我们一方面要虚怀若谷，广吸博纳，抱持向着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保持开放的胸襟；
另一方面又要切实地守护民族经典，守护历史之中那日趋晦蔽的精神之光，守护一个民族的人文天命，也即一个民族所开启的人之为人的基本范型与成人使命。在研读经典的过程中不断地解释与理解民族文化精神之起源，正是要尝试着去理解那让我们不断地维新的“命”之根，或者说在不断维新过程中依然需要坚守的“命根”，由此而寻求今日教育之自我更新与自身超越的源头活水与内在路径，否则我们的求新就可能是盲目的、无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