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 严 王 磊
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后，我国刻书业自唐中后期开始兴盛，至宋元时期达到顶峰，明清两代继续发展，各个时期形成了不同特色，留下了大量珍贵文献。中国历代刻书按其组织形式可分为官府刻书、私家刻书和坊间刻书。所谓私家刻书，是指凡不是以卖书为业，而由私人出资刻校的书，这些书称为“家刻本”“家塾本”或“宅塾本”[1]。
有清一代的学术研究工作，是由反对宋人专谈理性之学而变为专治训诂笺释的汉学，进而发展为考据学。又以善本日出，互有异同，故又由考据学而发展为校勘学，同时辑佚之学也兴起。在这种情形下，私家刻书蔚然成风，且以辑刻古籍为主。
清顺治间，由于社会尚处动荡之中，且统治时间较短，故广东公私刻书不多。清康熙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广东刻书开始兴盛。乾隆时大兴文字狱，刻书事业因而转衰。嘉、道后又始转盛，咸、同、光三朝进入高潮期。入民国后由于西方印刷术的普及，我国传统印刷术逐渐消亡。众所周知，刻书与社会文化发展息息相关， 广东清代文化发展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随着元明清大一统国家的持续发展，广东与中原的文化融合进一步深化，雕版技术不断提高；
二是自宋代以来的经济重心南移，广东经济得到极大发展，是“天子南库”所在之地；
三是清代长期奉行的“一口通商”政策，广东和海外的联系日益加深，新思想新技术不断引进；
四是大批华工漂洋过海，华侨文化发达；
五是省内土客文化从冲突到言和，民众逐渐形成了区域发展的合力。经济繁荣、文化多元，催生了丰富的文化成果，再加上文化交流的发展，北方大量稿钞本流入广东，为广东公私刻书提供了刊刻的稿件来源，极大地促进了广东私家刻书的发展与繁荣。
综观清代广东私家刻书，其稿源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在后人对“三不朽”的解读中，“立德”是指道德操守，“立功”是指事功业绩，而“立言”是指把真知灼见用语言文字表述出来，著书立说，传承后世。在这种不朽精神的激励下，一些文人纷纷著书立说，再经过长期的写作积累，在具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后，便开始考虑将手稿付梓，方便流通与流传。
顺德十二石山斋的梁九图(1816—1880)，是道光、咸丰年间的社会名士、慈善家和诗人，也是岭南名园梁园的创建者之—。他不涉足科场，而醉心于读书治学，绘画写字和游山玩水，与著名诗人张维屏、黄培芳等交情深厚，经常聚会唱酬，其诗歌瑰丽中别见清奇之气，很能体现个性。他博学多才，著述颇丰，传世的有《汾江随笔》《岭表诗传》《岭南琐记》《十二石斋诗集》《紫藤馆文存》《佛山志馀》等。故梁九图刻书以其自己的撰述居多，例如清代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自刻《紫藤馆诗钞》一卷；
道光二十六年(1846)又刻《十二石山斋诗话》八卷；
等等[2]68-71。
南海筠清馆的吴荣光(1773—1843)，晚号石云山人，别署拜经老人，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佛山镇(今佛山禅城区祖庙街道)人，清代诗人、书法家、藏书家、岭南著名的书画金石鉴藏家。著有《历代名人年谱》《筠清馆金石录》《筠清馆帖》《辛丑销夏记》《帖镜》《石云山人文集》《绿枷楠馆录》《吾学录》等。所刻书籍，以本人著述居多。如：道光十二年(1832)自刻《吾学录初编》二十四卷；
道光二十一年(1841)自刻《白云山人集》三十四卷；
道光二十二年(1842)自刻《筠清馆金石录》五卷[2]68-71。
番禺微尚斋的汪兆镛(1861—1939)，自幼酷爱读书，精通历史典籍，遍识地方文献，并擅长骈文、诗词，又长于考据校勘之学。常年以著书撰文自乐，广及上下古今、经史诗文和金石书画，蔚然大观。所著有《晋会要》《碑传集三编》《微尚斋诗文集》等，计数十种，共200余卷。清宣统至民国间自刻 《微尚斋丛刻》 6种11卷。
清顺治年间，由于社会尚处动荡之中，且统治时间较短，故广东公私刻书不多，再加上清初严密审查制度的约束，一些文人的著述不能得到及时出版，稿本便流传到了子孙或同族后代手里，一旦政策宽松，且家底殷实，子孙便将先人著作整理出版，这无疑也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时至今日，子孙后代帮父辈整理出版著述仍然是常有的事，这也是对先人最好的孝敬和纪念。目前可考的刻本有：
增城红荔山房的湛祖贵，乾隆进士，曾在广州沙贝创建泉源书院，《红荔山房诗稿》《式古堂文集》为其代表作品。乾隆六年(1741)祖贵重刻其先祖明代湛若水著的《春秋正传》三十七卷(另附二卷)。按，湛若水(1466—1560)，广东广州府增城县甘泉都(今广州市增城区新塘)人，明代著名大儒。湛若水在继承陈献章学说的基础上，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提出“格物为体认天理”与“为学先须认仁，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理念，创立了“甘泉学派”，终自成理学的一大门派，与王阳明的“阳明学”被时人并称为“王湛之学”。据查，湛祖贵为新塘湛氏十八世祖，为了弘扬其先祖学说，遂重刻湛若水的《春秋正传》，从而也使得这部重要著作得以流传。
道光二十四年(1844)林世懋刊林伯桐撰《修本堂稿》。该书林伯桐自叙“道光二十有四年仲春之月番禺林柏桐识”，落款有“番禺林伯桐撰”“男世懋校刊”字样，此处“男”当作儿子讲。林伯桐(1775—1844)，世居广州高第街。自幼跟父学习文史，浏览百家书。为嘉庆、道光年间粤东知名学者，与张维屏、黄乔松、黄培芳、梁佩兰、孔继勋、谭敬昭等共七人在白云山麓筑云泉山馆，被称为“七子诗坛”。林伯桐著述颇多，有《修本堂稿》。
另外，从目前存世的刻本看，有很多私人刻书家刻了同姓作者的作品，虽然由于史料的缺乏，无法考证其谱系关系，但也不能排除其中有一些作品的作者与刻书家的族源关系。
弟子为恩师整理文集、遗著，是中国学林的优良传统。我国古代圣贤大多不自己著书立说，有关他们的著作多是他们弟子门生整理的，比如：《论语》即为春秋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坛经》，亦称《六祖坛经》，是由禅宗六祖慧能的弟子法海集录的，为禅宗的主要经典之一。《传习录》是王阳明的门人弟子对其语录和信件进行整理编撰而成，记载了他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为经典哲学著作。
到了清代，随着活字印刷的兴盛，弟子在整理其师的著作后，为了更好地宣传其师的学术主张，便进行刊刻。代表性的有：
顺德读书草堂的简朝亮(1851—1933)，北滘简岸人，乡学者称“简岸先生”，是岭南学派朱次琦的传人。朱次琦(1807—1881)，字稚圭，世称九江先生，广州南海县人，清代教育家、诗人，儒学流派“九江学派”创始人。简朝亮1875年求学于朱九江，研习经史、性理、词章之学，是近世有名的鸿儒，但高尚不仕，潜心讲学著述。其于清光绪二十三年 (1897) 整理刊刻《朱九江先生集》十卷首四卷。
番禺微尚斋的汪兆镛，曾从陈澧治经史。陈澧(1810—1882)，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人，清代著名经学大师、教育家、思想家，先后受聘为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前后执教数十年，提倡朴学，所造就者甚多，形成“东塾学派”，是广东近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
陈澧任菊坡精舍山长15年，培养成材的学生很多，汪兆镛便是其中之一。汪于清宣统至民国间先后刊刻《忆江南馆词》一卷 (清陈澧撰)、《公孙龙子注》一卷 (清陈澧注)。
清代康乾年间，朝廷先后组织全国知名文人编纂多部大型文献丛书 ，如《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函》《四库全书》《佩文韵府》等，上行下效、文风渐行，这对地方各级官员、学者文人乃至富商巨贾都发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于是，清初百余年内，广东地区编纂总集之风盛行，尤其是整理编纂并刊刻乡贤文献进入了一个小高潮。
康熙年间，广东番禺文人黄登辑录刊刻的《岭南五朝诗选》，是省一级的纯粹诗歌总集，是汇集广东省古代诗歌的综合性文献。全书共37卷，分前、后二集，前集作者为寓贤，后集为土著，其中选录唐、宋、元、明至清康熙年间1089位粤籍诗人的近5000首作品。该书对于研究广东乃至全国清诗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顺德文畲堂的温汝能(1748—1811)，清乾嘉年间学者，著有《谦山诗钞》《谦山文钞》，与文献学家仇世川合编乡志的典范之作《龙山乡志》 等。中年后广搜乡邦先哲的诗文集，清嘉庆年间自刻印行《粤东诗海》106卷、《粤东文海》66卷，体例精当，取材洽博，受到学界所重视。
嘉庆年间顺德学者罗学鹏，国学生，著有《春晖堂诗集》，喜好搜集乡邦先哲诗文，偶获残篇断简，亦不辞劳苦，手自抄录，终编成《广东文献》18卷刊行于世，较为翔实地呈现了自唐至清的广东学术史。
十三行富商伍崇曜(1810—1863)，以组织文人雅士搜集、刊刻乡邦文献为荣，其中《岭南遗书》是汇集古代(主要是明清时期)广东学者著述的一部大型综合性丛书。伍崇曜延请广东著名学者谭莹整理编辑校勘。全书分六集，陆续刊印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道光二十五年(1845)、道光三十年(1850)和同治二年(1863)[3]。
文人学者出于对典籍的热爱，一些家境富裕者积善或地方官员出于弘扬学术的社会责任感，再加上财力雄厚，往往会精选一些典籍进行刊刻，成为一些经典著作能流传至今的重要因素。
南海读有用书斋的冯焌光，咸丰举人，曾创设“求志书院”，讲授经史有用之学。冯氏平素爱好收藏图书，但凡得到秘籍，一定要找到善本进行校勘，并且亲自撰写序跋，然后刊刻行世。冯氏于同治光绪年间刊刻了大量前贤的经典著述，比如，光绪元年 (1875)校刻唐李翱的《李文公集》18卷(补遗一卷)；
光绪二年(1876)校刻的唐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6卷；
同年又校刻唐孙樵的《孙可之文集》十卷；
等等。正如其书斋所名，“读有用书”，做有益事，为后世留下了可供参考阅读的古籍善本。
番禺爱庐主人陶福祥，光绪举人，为清代广东著名学者陈澧的门人。家藏丰富，所藏典籍10万余卷，且多为精刻本。著有《爱庐文集》《北堂书钞校字记 》《东汉刊误》《梦溪笔谈校字记》《说经丛钞》等。同治年间，张之洞在广东创设广雅书局，聘请陶福祥为总校，正伪订讹，考证源流，刊刻书籍一百多种，皆为善本。较为出名的有：光绪十一年 (1885) 校刻的宋陈师道《后山先生集》24卷；
光绪十六年(1890)校刻汉蔡邕撰海源阁复宋本《蔡中郎集》10卷外纪1卷外集4卷；
光绪三十二年 (1906) 校刻的宋代沈括撰《梦溪笔谈》26卷(另有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校记1卷)。陶氏所刻作品，多为经典，且质量颇高，堪为后世所典范。
另外不能不提及的是新会陈氏的葄古堂，其举个人之力，于清同治年间，以殿板为底本刻成一部《二十四史》，成为清代广东私人出版书籍规模最大的一部。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等，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宗法制度的产物，是用于记载某个父系家族的世系繁衍变迁及重要人物信息的图书，是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家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汉代便出现《周官》《世本》谱学类图书，宋代欧阳修、苏洵先后开创了横行体式和垂珠体式编排法，为后世修谱提供了范例。到了清代，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民间修谱之风盛行，家谱对传承优良的民族文化和家训家风都具有长远的意义。
清代治史之风盛行，从而也带动了对族谱、家谱等的修撰，为了长久保存与广泛流传，一些刻书家便开始从事家谱的刊刻。流传至今的如：
广州翰元楼《邓氏族谱(三水)》，(清)邓达珩撰，清光绪十四年(1888)刊；
广州宝珍楼《梁氏族谱》10卷，(清)梁锡蓉修，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刊；
广州藏珍阁《邝氏族谱(河源)》4卷，(清)邝逍理等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
东莞勤贻堂《梁氏棠桂族谱》10卷，(清)梁活阶等续修，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刊；
潮州王存文楼《林氏重修族谱》14卷，(清) 林西园撰，清宣统二年(1910)刊；
广州金壁斋《梁氏家谱》4卷，(清)梁纶修，清宣统三年 (1911)刊；
等等[4]。
在全国刻书业兴盛的大背景下，清代广东的私家刻书也经历一个发展与兴盛的过程，刻书的稿件来源多样，但与江浙等其他发达地区相比，广东刻书的主动性还是有所欠缺，基本是被动来稿，缺少约稿的主动性。这也说明清代广东的出版业还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没有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虽然如此，清代广东的出版业由于其稿源的丰富，呈现出逐步发展、兴盛的局面。
研究历史，是为了以古鉴今，寻找对现实和未来有所借鉴和启迪的经验。回到当今的出版业，稿源仍然是出版企业重要的生存资源，我们更应该积极主动地多渠道、全方位去挖掘、去开拓，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为读者多出好书，为社会多出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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