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洁, 牛建涛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纺织服装与艺术传媒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民国时期曾有歌谣唱赞化学染料印染的衣料:“阴丹士林布,货色真精纯,做衣穿上身,美丽又干净。男女老幼们,人人都欢迎,旗袍和长衫,此布莫不灵。第一的特点,布质坚而韧,第二的特点,洗晒无毛病。一件抵三件,能穿好几春,买回做新衣,价钱也公平。奉告世人们,把眼要放真,每码布边上,商标有金印。”[1]如图1[2]所示,经政府部门核准的近代社会最具代表性的国货衣料,承载了当时国人对社会文化的解读,甚至作为时代象征而备受瞩目[3],实质映射出技术进步对服装审美的助推作用。近十多年来,艺术学领域在阴丹士林布的传统价值、广告效应、穿着人群和符号构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如凡天琴等的《近代阴丹布衣的“符号化”过程》[3],论述了在符号学框架下阴丹士林系列产品由单一事物到综合符号的演变过程。民国女装的衣料技术有龚建培的《民国丝绸印花品种及工艺技术发展概述——以传世旗袍织物为中心的研究》[4],对民国丝绸印染的品种分类、设计方法和技术发展等进行了研究梳理和界定。国外学者费正清等在《剑桥中华民国史》[5]中,从宏观角度对近代中国的棉纺织工业进行了剖析性实录。以上成果著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除此之外,阴丹士林布作为民国女装中影响最广的平民衣料,同样因附着当时技术进步带来的工业化印记和审美转型而具时代特征和研究价值;从衣料技术的角度分析说明女装审美风格的转型离不开艺术与技术的完美衔接,尤其是结合普通女性的日常需求而推进的文化审美和技术革新研究,应更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这对现代女装设计及应用具有重要启示。
当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20世纪初被彻底推翻后,民国政府先后公布施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法规,以使社会实现经济与工业的近代转型,最终使国内纺织染等轻工业一定阶段内具备了在曲折中砥砺前行的基本条件。近代纺织工业的发展离不开机械设备、生产工艺、材料应用的引进与改良,随着社会、技术与生活方式的进一步变更,旧式的衣着逐渐由那些富有生命力的服饰内涵和形态所取代[6],女性对新颖商品的渴望被进一步激发,并波及社会的各个层次和年龄段,使纺织业初显市场经济发展的特点。
1.1 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规划导向
民国时期政府参与工业经济的主要工具是银行和实业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将农矿、工商合并为实业部,其中包括商标、全国度量衡、国际贸易、商品检验等十二个局,以统制经济为宗旨[7],对粮食、棉花、煤炭的生产进行统制,并建立钢铁厂、化学厂、机器厂、纱厂、造纸厂、汽车厂及大规模农业加工厂等。后来响应蒋介石倡导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成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8],协助推行中央及地方政府经济建设计划、倡导社会各种经济建设事业、培训及介绍各种经济建设人才、研究发展中国农工副业及地方特殊产品、倡导节约、推行国货等。实业部以推进工业化建设进程为规划导向,意在尽快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增强国力。
商标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工业化转型出现的商品标识或标记[9],通常与广告一起借助各种途径及手段宣传它们赖以生存的品牌,以此提高品牌的市场竞争力。为了给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商标法》,并经多次修正完备,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10]和民族品牌的成长。许多近代民族品牌都在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懂得了品牌价值的提升是不断挖掘、开发和积累产品核心竞争力的过程,如图2[11]所示的阴丹士林品牌价值的提升源于其染色技术的进一步改进,和对爱美消费者色彩多样化需求的终极关怀,并通过广告提升该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1.2 近代棉纺织工业与纺织品市场的发展
中国农村最重要的家庭手工业是纺纱和织布。经元、明、清三代对棉纺织生产技术的革新,终于使棉这种成本低、质地好、适用面广、材质新颖的布料取代丝、麻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制衣新宠。但至清末民初,国内纺纱业产量已急剧下降,按棉布和棉纱一起的价值算,在1890年以后约占中国进口值的1/3。1913年以后,因国内机器纺纱逐步代替了进口纱而开始下降,手工纺纱于1980—1910年绝迹以后,手工织布此时采用工业原材料仍继续处于生产状态,而且,由进口供应纬纱之后,织机用的经纱仍由农民纺纱者生产。事实上,不同地区的手工纺纱是在不同时期衰落的,表现出适应工业化趋势的能动性,是中国手工业向近代工业过渡的例证[5]。中国近代纺织工业正是在与西方机器纺织和不平等掠夺中博弈生存,依靠国内民众在新、旧社会制度与价值观的变迁下,对衣着美的不断追求与提倡使用国货等市场因素刺激中迂回发展的。20世纪20年代,国内原棉与布匹的进口依然不断增长,直至南京国民政府重新取得关税自主权时才急剧下降。但总体而言,棉纺织工业在民国不但没有被外国垄断,反而得到迅速而持久地发展,并且30年代的棉织品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12]。近代中国纺织业首先得益于西方纺织技术与设备的传入,改变了国内传统手工纺织业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使国内机器纺织工业及纺织品市场迅速发展;动力机器纺织和工厂生产体制的引进,最终成为中国纺织企业的主导模式。其次,国内近代纺织品市场的需求与劳动力市场的扩大,也推动了机器纺织品的生产及近代纺织工业的发展。
民国受西方工业革命和艺术思潮的影响,女性服饰已倾向于自然实用,但装饰的观念尚未淡去,相反,装饰材料和手段日趋新颖多变,直至20世纪40年代,装饰物的质地才趋向简朴。在层出不穷的时尚女装衣料中,阴丹士林布确是其中素雅知性风格的首选[13]。与之前女装的衣料相比,近代工业化生产中多采用化学染料和人造纤维,装饰手段也由之前的繁复奢华,向近代女装的简练丰富转化。查阅记载民国纺织行业技术革新的文献资料,如近代上海第一份纺织行业期刊,华商纱厂联合会于1919年创办的《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1919年9月—1934年2月)[14],可以找到如图3[15]所示的阴丹士林染料及其使用说明。1923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又创办了报道内容较为全面,近代上海第一份纺织行业报纸《纺织时报》(1923年4月—1937年8月)[16],此外还有同为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私人名义创办,1946年后改由中国纺织学会出版的《纺织周刊》(1931—1950年)。这三份是现存时间最早、跨度最长的中国近代纺织行业报刊,为本文研究分析民国女装的衣料技术提供了翔实清晰的第一手资料。从中找到254篇与近代衣料技术革新有关的专业文章,包括邻国日本,欧美的英、美、俄、意等国,以及中国纺织行业技术人员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其中涉及化学染料与印花的文章共42篇,数量与其他内容相比明显呈上升趋势;人造纤维共167篇,其中人造丝110篇,数量居首位;其他纺织技术25篇,以棉为主的天然纤维20篇。从表1统计中发现,化学印染和人造纤维是民国纺织工业中最重要的技术革新项目。
表1 三份民国纺织行业报刊中的衣料技术分类与数量统计Tab.1 Technical classification and quantity statistics of clothingmaterials in thre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ftextile industr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2.1 化学染料与女装衣料
相对中国传统的农家副业产物——植物染料而言,用化学方法人工制成的工业染料,则可使印染后的衣料色彩更艳丽,花样更富有变化,女性在爱美之心的驱使下,更乐于使用新方法印染的衣料,商家当然屈从于这一有利可图的消费趋势。人工合成的化学染料多为进口,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其中尤以德国生产的蓝最受欢迎,特别是中下层家庭使用蓝色衣料普遍居多[17]。这显然受传统观念和习俗的影响,蓝色是中国人心目中有文化有前途的象征,故上海人俗称阴丹士林衣料为“士林布”,其中“士林”即读书人的意思。民国女学生装以蓝白为基调,给人沉静理性的深刻印象,一时形成风尚,人人效仿。即使之后广为流行的民国旗袍,也在明星效应下常用阴丹士林蓝制成,月份牌中着一袭蓝旗袍的靓丽身影成为这种衣料的广告代言,引来时尚女性们竞相争购。其实在中国染蓝色所需的蓝草因用途多而种植广[18],蓝色历来被认为与黄种人的肤色更匹配,取自植物的传统加工方式简便又牢固,衣料在染坊染好后即可自行裁制。但随着近代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与纺织品消费市场需求的递增,加上国外工业产品向中国市场的大量倾销,人工化学染料代替传统植物染料统领中国市场已无法回避。因此,当时只有改良传统植物染料的培育方法,自行研制新式的化学印染方法[4],推广成效显著的国产染料,提倡使用国货衣料才是振兴国内纺织工业的长远之计。阴丹士林布正是近代社会和市场需求下的产物,因其色多面广且牢固耐穿而成为国货衣料。
2.2 人造纤维与女装衣料
天然纤维的产量与品质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里能够符合社会需求,但经过工业革命洗礼后,近代社会中的时髦女性必然追求与时代变化相符的新品衣料,人造纤维的产生显然可以弥补天然纤维的不足。中国虽然历来盛产蚕丝,但价格昂贵,除部分被输出国外,剩下的也不适合平民百姓日常享用;人造纤维中的人造丝价格亲民,其韧性和伸缩性不如真丝,但光泽和均匀度优于真丝[19],女性自然将其视作真丝的替代品,因而进口数量巨大,且与日俱增。为缓解并解决纺织原料贫乏带来的供需矛盾,中国化学家吴蕴初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用破旧棉絮为原料,创制出性能良好的中华人造丝[20],可作为蕾丝花边等时尚衣料的原料。当时发展国内人造纤维的制造工业,不仅关乎国家的财政民生,而且人造纤维生产方便成本低廉,不受自然条件制约,全靠人力,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杭州纬成公司首先将人造丝织入真丝中,可以染出两种以上不同的颜色,使织物具有梦幻迷离的视觉效果,用作女装衣料极受追捧。后经上海电机丝织厂以改良人造丝为纬,真丝为经,织出名为玻璃缎的织物[21],正符合民国女装轻薄、透露的审美趋势而盛销于市。再后来用人造丝为经,棉纤维为纬,人造丝与棉花常以3︰7的比例掺和交织,一方面提高了织物的牢度与耐洗性,另一方面价格相当于棉布,却有绸缎之名称作绨[21],更畅销于社会中下层女性。
民国女装作为艺术文化的再现形式,展现出来的是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农耕文明兼具融合,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类型,依托文化所展现的民国女装功能与意义,不同程度地交织了对高价舶来品的抵触和对西方物质生活的向往,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工业文明的双重审美内涵和时代特征,并具有显而易见的过渡性。民国女装从传统十字连身型平面结构,成功向西方分割合身型立体结构转化,除得益于女装设计艺术与裁制技术的迅速提升外,由近代中国纺织工业的初步发展及国外纺织品的输入,带来的女装衣料技术革新和审美转型有一定关联。在收集到的35张民国阴丹士林布广告(20世纪20—40年代)中有女装49件(表2),分别从人造纤维对女装材质的影响、化学染料对女装染色印花的影响,整理分析不同材质衣料搭配后形成的女装风格,说明衣料技术对民国女装审美风格转型的助推作用。
表2 阴丹士林布衣广告反映的衣料技术对女装审美风格的影响Tab.2 Influence of clothing material technology reflected in the advertisement of indanthrene cloth on women’s aesthetic styles
3.1 人造纤维助推女装材质装饰的审美风格转型
观察分析阴丹士林布与其他衣料搭配设计的女装,主要由各色染印混纺衣料、蕾丝花边、轻薄透三大类材质的衣料组成,女装风格从素雅知性、成熟稳重到活泼可爱、性感时髦,覆盖类型广泛。民国初期,女装以传统面料居多,棉布是普通女性最常用的衣料。20世纪20年代后,欧美的混纺、蕾丝衣料大量输入中国,如表2统计的阴丹士林布衣中使用各种蕾丝花边和轻薄透衣料共12件,占总件数的24.5%,蕾丝花边和薄透衣料在当时女性中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这两种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在一次次的技术迭代中从粗糙变得精细,原料从纯天然改成人造或混纺,为女性服饰提供了丰富完美的织物品类。国内至1924年人造丝兴起,先采用人造丝与厂丝交织创新设计新品种[22],1926年发明人造丝浆经法后,以人造丝为经线的新产品,如麻葛、线绨等相继问世;而人造丝的大量应用促进了提花织机的改进,20世纪30年代后期,代表近代中国提花织物最高水平的织锦缎、天香缎等相继诞生[23]。人造丝因价格低廉,成为与阴丹士林布一样能面向普通女性的大众消费品。另外,国内手工花边虽历史悠久,但因产量小而无法满足民国女装的大众化趋势,20年代的舶来花边包括各种丝光纱边、机织蕾丝花边,玲珑艳丽,简约奢华;30年代的“花边运动”几乎使所有女性都在旗袍四周加上了花边,将其运用发挥至极,这种在设计工艺和使用方式上的西洋化,加深了民国旗袍中西合璧的程度。如图4所示,轻薄透明材质衣料、花边装饰体现了女性的柔美与雅致。
图4 阴丹士林布衣广告反映的材质装饰审美转型Fig.4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 of material decoration reflectedin indanthrene cloth advertisements
3.2 化学染料助推女装染色印花的审美风格转型
由表2可见,蓝色系阴丹士林女装在这些广告中依然占多数,风格沉静素雅、大气干练,说明民国女装的色彩倾向仍保留了一定的传统特色,但已一扫清朝的矫饰之风,色调力求简洁清淡,体现女性的自然整体之美。并借力化学工业的进步,阴丹士林已同样适用于天然纤维和人造纤维的印染,尤其强调颜色鲜艳、永不褪色、品类齐全的优势,且从当时染色织物及色谱编号可以发现冷暖两个色系的变化发展规律,普通女性使用的阴丹士林染色衣料,除190号蓝以外,还有常见的35号浅蓝、240号普蓝、710号洋红、735号卡其色、800号肉粉色、900号紫罗兰等色。女装绲边已变细变简,注重与衣料颜色形成舒适协调的弱对比,且与盘扣相统一,避开了刺眼的纯色对比,讲究层次变化丰富的同类色和近似色的使用,有时与无彩色黑、白交替做出双绲边装饰,总体风格文雅得体,偶尔也有对比色的使用,但控制了色彩面积对整体风格的影响。灰色调在女装整体上的搭配运用有别于以往传统的方式,显现出女性对西方工业文明的青睐和接受,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近代女装色彩审美价值的转型和审美价值体系的形成,并被赋予西式文化的烙印,表现出新与旧、科学与落后的对抗式平衡,对女装的传统色彩观形成极大冲击。
由表2可见,阴丹士林广告中有3件涉及印花图案的女装。由于20世纪20年代辊筒印花生产和图案设计能力的提高,印花布成为普通女性在阴丹士林以外另一主要的衣料选择,并受各种西方艺术运动和工业文明影响,品种多样的纹样风格大量涌入国内消费市场。其中写实花卉与几何条格纹样的比例超出了以往,因能体现女性文静贤淑的气质,深受各阶层各年龄段的女性欢迎。当时西方流行的迪考装饰艺术早期就由较为机械的、几何的、纯粹的线条组合或构图来表现[24],女装设计常以直线造型、趋于对称的装饰纹样为主,显得自然休闲,适合日常穿着,有清爽明朗的视觉效果,可以显示穿着者柔美的身体线条、高挑的身材和出众的气质特点等,从而影响女装的整体风格及装饰效果。如图5所示,自由圆形的花朵状图案制作的绲边工艺简单,但装饰设计效果强烈;另一款粗细双绲边的设计具有传统装饰的程式化,这种矛盾的适应心理反映出近代女装审美风格的过渡性与杂糅性。阴丹士林布价格低廉,常使用绲边与衣身同色的衣料,或无绲边,简洁的装饰风格可将装饰重点转移到款式和穿着者身上;染色与印花最能表现时代风尚,反映社会文化的主流倾向,衣料印花,或是条格,或是纯色无装饰都给人以温暖、舒适的感觉,是普通大众也可以追逐的时尚。
图5 阴丹士林布衣广告反映的染色印花审美转型Fig.5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 of dyeing and printing reflectedin indanthrene cloth advertisements
近代中国纺织品生产与消费市场的发展,一定程度助推了民国女装由衣料技术进步带来的审美转型,尤其从材质装饰和染色印花两方面重构了女性着装的审美标准,间接影响了民国女装的审美风格转型,以及女性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从而改变着社会的衣生活文化。从阴丹士林布衣广告反映出民国女装虽同时受中西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在当时国力与市场的多重压力下,衣料技术主要的革新途径是人造纤维和化学染料;同时从产品销售的角度选择平易近人的女性形象及着装,吸引并改善普通女性的视觉认知,为处于时代激变中的普通女性了解流行信息提供生动启迪,正是在她们自觉且自信地参与下,终使民国女装实现了变异重生后的鲜活生长,表现出近代女装向功能性与时尚性兼具的现代女装过渡的特点,比较集中反映了近代衣料技术进步与女装审美转型之间的关联度和实效性。
近代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虽然有助衣料技术与女装审美的变革,但就衣料技术对女装设计的审美支撑而言还是不够的,直至民国后期开始的女装合体性功能转化,使作为应用设计的女装成为艺术与技术的综合载体,才标志着女装设计与审美思想开始走向成熟。现代女装的整体造型、款式构成、结构工艺、形式美感等诸多方面,无不存在艺术与技术互为作用的审美关系,如廓形、比例、分割与衣料、工艺等方面的技术分析、手段运用,部件或局部装饰的造型、尺寸变化,衣料质地与染色、印花的创新组合等,都蕴藏着艺术与技术审美的构成表达。因此,只有在两者美的结合点上,通过审美中介使技术与艺术整合互补,才能使审美与创作表达达到理想境界,并更具有前沿性和科学性,更好地推陈出新以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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