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铁峰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湖南 娄底 417000)
根据《安化县志》记载，自1980年以来，先后在境内发现文化遗址34处，其中仰韶文化遗址3处，商周文化遗址5处，汉唐文化遗址26处，在新化境内也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磨制石器[1]531。这些考古发现说明，古梅山地区有着悠久的人类文化活动史。世居在此的民众，“其载于前史者，汉曰武陵长沙蛮，晋曰荆州蛮，宋、齐曰湘州蛮，隋曰獠，梁曰莫徭，陈亦曰莫徭”[2]。一直以来，“有莫徭者，依山险为居，历来政不宾服”[3]，并逐渐演化为“梅山洞蛮，旧不与中国通”，一直被封闭、被包围、被隔离着，所谓“莫瑶自生长，名字无符籍”[4]，就是指莫瑶自古不服官府管辖，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自立状态。在漫长的隔离与封闭中，是梅山之地之民不愿融入吗？是中央政权不愿意吸纳它吗？似乎都不是，从梅山周边地区都早已归服王化的情况来看，从梅山与历届王朝之间持续千年打打停停、隔而未绝、通而不达的情况来看，它并非真的拒绝文明和政统，历届王朝也并不想留下它成为心腹之患，直到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朝廷终于解决了这个纠缠千年的难题，梅山也真心归服于中央政权。是什么原因使这样一个四塞的化外蛮地最终被成功收服呢？考察史实，北宋收服梅山，并非一味的强压，示之以力，也非一味的退让，示之以弱，而是刚柔并用，恩威并济，多措并举，从武力慑服、怀柔感化、思想教化、人口迁徙、改善民生、管理社会化等多方面综合使力，才最终使犟悍的梅山蛮放下千年的固执，走出尘封的蛮地，走出封闭与隔离，融入到中央政权中来。也正是由于宋王朝对待梅山态度与手段的改变，终于使得古老的梅山蛮地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也使得中央政权第一次真正收服和拥有了梅山这个存立千年的独特区域。
古梅山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不屈与反抗的争斗史，也是一部充满残酷、血腥、杀伐的征战史。考之史实，它与历届王朝之间的杀伐就未曾停歇过，“夏商之时，渐为边患，逮于周世，党众弥盛”[5]，自夏商到北宋熙宁五年，史上明载的战争就有20次之多，而在府志与方志中，如清代道光《宝庆府志·大政纪》，同治《新化县志》《安化县志》中记载的次数则更多。
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长沙蛮叛，寇益阳。”[5]2835汉桓帝延焘三年(158年)，“秋七月，长沙蛮寇郡界，蛮抄掠郡界至万余人，杀伤长吏。”[5]2928
特别是从汉唐到熙宁初年，发生在梅山蛮地的战争的惨烈程度达到了高潮。
宋太宗开宝八年(975年)，“李继隆领雄卒三百戍邵州，会征江南。继隆率众东伐，蛮贼数千阵长沙南，截其道。继隆力战，贼追击，手足中毒矢，得良药而愈，部卒死伤者三分之一。至是，石曦平梅山板仓诸峒蛮寇，捣毁板、苍诸峒，俘馘峒民数千人。”[6]10042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是秋，梅山峒蛮恃险叛命，诏谴宁素率诸州屯兵往击之……及旦，贼掩至，交射之，贼遂败，乘胜逐北，而平其巢穴。”[6]10051“二年……大溃其众，擒蛮二万，令军中取利剑二百斩之，余五千遗归，谕诸峒。自是，其党贴服。”[6]11127此战屠戮之惨，令人惊耸，当时丁忧在桃源老家的张颉就曾“移书朝贵，言江南杀戮过甚，无辜者十八九，浮尸蔽江，民不食鱼者数月。”[6]10668现今在梅山境内，留下了一连串记录此次战争的血腥地名，如“瑶尸洞”“瑶人湾”“杀人坳”“杀人垴”“检骨冲”“纸钱堡”“埋尸坳”“化尸岭”“千丘坟”等。梅山洞蛮在这一次战争中牺牲惨烈，精华丧失殆尽，但尽管如此，梅山蛮人仍没有真正宾服于武力之下，即使在主流归服王化之后，在个别地方，仍坚持着“汉降瑶不降、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小规模的争斗也断断续续地遗存着，只是从规模与影响上不能与以前相比，但史上所说的“自是，其党贴服”仍不过是自我旌表罢了。
自古以来，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解决彼此间分岐与对立时所采取的极端手段，但战争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以史为证，任何一个民族的融入或分离，都伴随着战争或冲突。换言之，战争与冲突，是民族合并或分离的衍生品。考察梅山历史，它与四周的战争时间持续了上千年，也被隔绝封闭了上千年，说明单靠战争手段，不足以宾服梅山，但战争也确实加快了梅山宾服的进程。正是看到这一点，北宋当局吸取了前代的教训，以战争威慑为前提，张扬武力，以残酷的杀伐打消梅山峒蛮不切实际的想法，迫使他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归服中央政权的紧迫现实。同时又辅之以怀柔手段，推动梅山峒民向归服归并融入的方向迈进，从根本上扭转了梅山归服问题上的被动局面。
在张扬武力、征战杀伐的背景下，北宋朝廷确定以柔性的谈判方式解决梅山问题的态度转换与实践措施，是其成功收服梅山、化解梅山蛮千年对峙的重要举措，尽管这种转变来得太迟，其谈判也多次反复，十分艰难，但其效果远在武力征伐之上。
在此之前，历届朝廷对梅山的态度是防范、围困与杀伐。清同治年间编撰的《新化县志舆地》载：“宋初，梅山蛮为患，置水竹寨于今阳硐村以御之。”[7]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翟守素奉命征巢并大胜梅山后，北宋朝廷仍“命筑五寨以谨防御”，“禁不得与汉民交通，其地不得耕牧”[6]14196，即使在收服梅山安化置县后，依然在梅山边界“筑武阳、开峡二城”[8]以防范。但这种敌对、隔离、驱散、防范的政策，实际效果并不好，仅仅六十余年后，在苏方等人的领导下，梅山再次崛起，朝廷与梅山之间的战争与杀伐更加暴烈和残酷，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北宋朝廷经过多次反复，长期纠结，长期酝酿，开始改变策略，从单一的武力征剿改为武力屏障下柔性的招降安抚。
庆历七年(1047年)知州刘元瑜使潭州人杨渭入梅山，劝说各峒酋长400余人出梅山[6]10072。嘉佑末年(1063年)益阳知县张颉以益阳县境与梅山溪峒环接，松开禁约，允许梅山蛮人下山耕牧[6]100668，得到了梅山边界之地民众的肯定与欢迎，也有效地缓解了两地的紧张与对立，这可以看成是成功的试水之举。因此到熙宁初年，地方官员们专奏朝廷，建议以怀柔态度对待梅山。范子奇任湖南转运副使时，向朝廷奏议：“蛮恃险为边患，宜臣属而郡县之”[9]10088，其后蔡烨继任湖南转运副使，再次上奏朝廷：“宜开蛮酋为祸福，使为士民；
口授其田，略为贷助，使业其生；
建邑置吏，使知有政。”[6]100145也提出“是役不可亟成”[6]2638。自此，以怀柔手段安抚梅山的攻略逐渐演化为北宋朝廷对梅山的官方态度，并得到了最高受权，“神宗以为然，专委于烨。”[6]2577
从宋史记载来看，在熙宁五年前后，先后有郭正祥、潘夙、蔡烨、石元俞、章惇等人奉钦命深入梅山进行谈判，而长期知武冈军、时任邵州(今邵阳)防御判官的郭正祥“正是第一个入梅山溪峒与峒主苏甘谈判的，后又陪同蔡烨、章惇入梅岭与苏甘反复多次谈判，苏甘终于放弃抵抗，纳土投降”[10]176，“蛮徭争避道路以待”[6]12981。从郭祥正的《再游花山》一诗来看，“去年来时春未归，枯林杈芽露老枝。今日重来春已去，秀叶茂密藏黄鹂。山家景物新换故，世事尘埃朝复暮。白头迤逦谢轮蹄，青冢绵联老狐免。”[11]说明当年郭正祥入梅山谈判至少有两次，分别是先年冬天和次年夏年，一句“白头迤逦谢轮蹄”说尽了这次谈判的曲折、反复、拖沓和疲惫。苏轼也曾“过太平州，见郭正祥，言尝从章惇入梅山溪峒中说谕其酋，见峒主苏甘”[12]，也验证了郭正祥入梅山参与梅山归服谈判之事。
熙宁六年十一月(1073年1月9日)，梅山正式归服中央政权，于是朝廷改梅山十峒为梅山十乡，设安化县，取“人安德化”之意。从安化这“人安德化”的命名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当时北宋朝廷对梅山的一种期许、一种想法、一种观念，就是以德化之，使人安之。也许他们的初衷并非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构建和谐富足的新梅山，但其中也确实有通过“德化”的方式，通过柔和的谈判方式，避免残酷的血腥战争方式解决梅山问题的真实想法。正是在初步达到了这个目标之后，才从安化十乡中析出梅山腹地的五乡，增设了“新化”一县，取“王化之新地”之意。从这“王化之新地”的寓意中，我们看到了新化设县晚于安化的事实，也看到了宋朝廷的怀柔政策产生的积极效果，那就是得到了梅山峒民的正面回应，使梅山腹地的新化五乡也融入了朝廷，成为了朝廷的新开之地。这份新地就是在安化设县的现实样板下产生积极回响的明证，所以从“王化之新地”这个命意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梅山蛮民对朝廷怀柔政策的认同与依附。
在化解民族冲突与矛盾上，最有效的方式往往是从思想、情感上进行感化，让彼此依附与认同，所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才能有效消解对立与仇怨，真正化干戈为玉帛。北宋在收服梅山的过程中成功地借助宗教的力量来打开局面，继而又通过思想教化来巩固成果，从而达到标本兼治的良好效果。
梅山峒民历来有“信佛老，尚鬼神”的传统，王逸《九歌》序中说：“昔楚国南鄂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据安化县志记载，下梅山地区在唐代时就建有五座佛寺，新化县志中记载的本县历史上的佛寺也有上百所之多。“自十月至腊月……多举行师巫庆贺、祈谢鬼祝事，谓之还愿”[1]465的活动今天仍旧如此，即便在今天的梅山地区，民间仍流行“庆娘娘”“还傩愿”“还都猖大愿”“傩戏”等民俗性宗教活动。
根据清·同治《安化县志·杂记》记载：“章惇开梅山，兵抵宁乡大沩山，转由径路，进兵失利，退兵沩山印密禅寺，馈饷缺乏，寺为供应”[1]498，不仅如此，印密寺和尚颖诠、兴化、宝丰、善云、气候等先后入梅山当说客，劝谕峒主苏甘。《宝庆府志·摭谈》也记载宁乡沩山印密禅寺颖诠带领两位营官入梅山见峒主苏甘的事。为何颖诠等人敢只身入梅山，或敢不事先通报带领梅山的死敌朝廷军官入梅山劝降，为何朝廷和军人也不直接找苏甘等人谈判归降之事而要僧人引见，这只能说明佛教在梅山峒蛮心中的地位和影响，这正是颖诠等人所依凭的，事实也证明了佛教参与梅山归服工作的现实意义与作用，而朝廷利用佛教在梅山峒民心中的影响力来推进梅山的劝降工作，既说明了其劝降梅山的诚意，也说明了其手段的灵活性与务实性。
如果说，借助佛教的力量，朝廷打开与梅山联络之门，借佛教力量，推进了梅山的归服进程，那么从根本上解决梅山峒蛮归心问题的，还是思想教化与情感感化。
从方志中可知，虽然从当时情势来看，梅山归服王化是大势所趋，但并不意味着大家的思想意识已经彻底转变过来，梅山峒民在归服后不断向西南、西部、深山区迁徙的现实，在梅山峒民中流传的“汉降瑶不降、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的民谚，也充分说明了人民思想理念的惯性与固执，因此，在安化建县后，从思想意识上对梅山峒民进行教化与规范，也成了当务之急，也成了收服和改造梅山的一个成功举措。
根据陈海波《安化中梅书院》的考证，“首任县令毛淅‘因谷立教，招师儒、兴学校’，创建学宫，兴办县学”[10]32，其目的就是从思想教化、思想意识方面进行改变、教育、规范、引导，培养其归附感与认同感。虽然，从现有史料来看，我们无法确知在当时的上下梅山地区设有多少所学校，有多少梅山蛮民走入了学堂，但从此之后，梅山地区内已没有大规模的战争与动乱的事实来看，这种以教化的方式进行思想改造、理念重建、意识引导的作用与效果是重大且明显的，特别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作用更容易显现出来。据清湖广学政潘家洛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上奏的《请准苗童以民籍应试疏》：“臣查湖南之新化、安化两县，在宋时名为梅山，尚系生苗巢穴，一入版图，人文渐盛，中进士举人者，每不乏人。人不知其为苗，彼亦忘乎其为苗也。”[13]到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直隶靖州志·苗瑶》则说：“衣冠服采与中土编氓无异，甚至于以苗号耻，盖不徒革面，而且洗心矣。”[9]163
以社会化的管理方式治理梅山，让梅山蛮民享受到切实的利益以增强他们对朝廷的认同与依附感，才是从根本上确保梅山社会安宁稳定、化解其异动之心的根治手段。
在梅山归服王化之前，其基本的社会组织是依据距离的远近或族缘关系而形成的村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管村寨事务的“徭老制”。“每个村寨推行有威望有生产斗争经验丰富的老人，分掌村寨的生产活动、调解纠纷，主持宗教仪式，指挥对外作战”[14]1219，在村寨基础上，根据梅山的山地特点，形成了一种不规则的地域划分，即由多个村寨合成为峒，由多个小峒聚合为大峒，有似于今天的乡、区等组织结构，每个大峒由寨老合议推行峒长(峒主)，宋史中的所谓“梅山十峒”之说，就是当时梅山社会组织形式的真实反映[6]14197。在今天的新化、安化、溆浦县域内，仍保存有不少以峒为名的村寨，如峒井、峒山坑、峒山、茶峒、梅峒、梅峒坳、峒湾、峒脚里、黄波峒、石板峒等等。在梅山归服后，北宋朝廷首先改造的就是梅山的社会组织形式，具体方法是改峒为乡，把梅山十峒改建为梅山十乡，把十乡归并为一县，以县令知全县事，替朝廷代行管辖之权责，于熙宁六年先建安化县，五十余年后，从原先的梅山十峒中，当时的安化十乡中，析出上梅山地区的五峒即上梅山五个乡增设为新化县，从而完成了梅山社会组织形式的改造和调整。这种县制形式，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再次做出调整，将古属梅山的一些地域分属于新邵、隆回、溆浦等县市，直到今天。
北宋在梅山置县治理，代理民生、教育、军事等事，使梅山从实际上融入到中央治权中来。根据《宋史·梅山峒》对章惇开梅山之事的记载，在其开梅山之初，“籍其名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十户，万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6]11968《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也提到：“梅山峒蛮苏氏，旧不通中国，其地东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鼎、澧。章惇始降之，籍其民万四千八百户余，其田二十六万四百余亩。分保伍，列乡里，均定其税，使岁一输。”[8]1732章惇在其《梅山歌》诗中也写到：“熙宁天子圣虑远，命将传檄令开边。给牛贷种使开垦，植桑种稻输缗钱。”[14]545
这样算来，在北宋收服并治理梅山之初，在面积上万平方公里的梅山，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仅1.5人，平均每个男丁拥有耕田近18亩，一幅地广人稀的景象。这一方面说明当时梅山农业生产规模不小，一方面说明当时梅山确实经历了一场残酷的杀戮，造成男丁大量损失，同时也说明了当时梅山的农业生产水平很低，基本上还是处于广种薄收、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因此，在章惇《开梅山》诗中所描述的有关梅山峒民那种刀耕火种式的“火烧硗确多畲田”的劳作方式应是可信的[15]，当今作为我国双遗项目的新化奉家镇“紫鹊界秦人梯田”那种遍布几个山头、连山成片、大至盈亩、小不盈丈的数万亩高山梯田便是明证。
同时，从章惇“给牛贷种使开垦，植桑种稻输缗钱”的诗句来看，北宋朝廷对梅山的民生问题是关注的，采取的是给牛、贷种、扶持桑稻的惠农政策，因为在北宋，耕牛是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对农业技术的传授也是一种务实的授人以渔的长久之道，并把它做为获取税赋的先决条件，这比单纯的掠夺式的谋利要科学得多，也可靠得多，也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
虽然，我们无法弄清楚当时北宋朝廷对梅山“均定其税，使岁一输”的具体数字是多少，但这种一岁一输定税制用在梅山身上，肯定不是重税重赋，这对归服民心是很有好处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北宋怀柔之策的力度。在中国历史上，因重税重负而引发的动乱乃致战争不知凡几，但在梅山归服王化之后，尚未发现因税负重压而引发战争的记载。
推行以改变人口结构为目的的移民政策，开展有组织性的人口迁徙，也是一种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分离思想的治本之举。根据现存于新化的《孙氏族谱》《胡氏族谱》等谱谍记载，自北宋以降，几代朝廷对梅山等地的汉民迁入是非常着意的。
根据《孙氏族谱》记载，宋元丰八年(1085年)，敕令江西泰和、庐陵两地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移民梅山，有违者严惩，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庐陵填湖广”。这种政府主导下的有组织成规模的人口大迁徙，所产生的效果是重大而长久的。
据史记载，自宋之始，江西、安徽、江苏、淅江、福建等十余个省区和移民开始向湖南有组织成建制地迁徙，这其中也自然包括向梅山地区的迁徙。这种大迁徙，其中固然有因为其它省份早已开发，造成人口大增，土地兼并日趋激烈，朝廷有向湖南等地移民以稀释人口、化解因人多地少导致的尖锐矛盾之外，还有通过人口迁徙以改变梅山地区的人口结构，从根本上杜绝梅山蛮民集聚造反之意。于是在这种大规模的迁入与迁出的异向运动中，大部分梅山土著陆续离开梅山走向边远，向湘西南、湘西、云南、贵州，甚至海外迁徙。他们被稀释或离去，也从根本上消除了梅山蛮民聚众反抗的可能，这在化解民族冲突、消除地域冲突的举措中可视为抽薪之举。
从后来的人口普查来看，从清代所修的宝庆府志、新化县志、安化县志等方志和梅山地区的家谱来看，今天梅化、冷水江、安化、新邵、隆回等古属梅山的居民均为移民后裔，特别是在新化县1991年编撰的《县志》来看，在现有的267个姓氏中，已修族谱的有105个，均自称为汉族移民后裔，其中超过80%自称从江西迁来。在2004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安化境内已无一户瑶民。当然，我们不能单凭这些就说梅山土著民在今天的梅山境域内已无留存，其中不乏改姓以避祸害的，有长久流传已失忆自己族属的等情况存在，但也必须承认，当时的人口迁徙政策，是造成这种现状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在此不讨论这政策本身的得与失，但单从梅山自归服后的反应来看，它在稳定梅山社会秩序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跟兵法所讲的“人存地失，人地兼得；
人亡地存，人地兼亡”是一个道理。
朝廷主导下的人口大规模迁徙，导致了梅山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使汉民成为了梅山的主体，这种主体性族群的异位变化，还带来了一个“同化效应”。从梅山之外迁移而来的不少进入境内的苗、瑶、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有的任土官，有的系卫所、营汛官兵，有的从事农耕，有的从事商贾，为维护其社会地位，宣扬同姓、同宗、同籍、同祖，采取联宗序谱以联络苗、侗、瑶族中某些上层人士和有识之士及乡绅。而同样也有些少数民族，在其序谱、粗谱里，可能出于抬高本家本族声望的目的，也有称本姓的祖先乃吉安府人士。勿庸讳言，这种同化对维护朝廷在梅山的统治，化解梅山地区长久积累下来的矛盾冲突，稳定梅山社会秩序是有利的，梅山地区能保持后来的长治久安，与人口结构的根本性改变是有直接关系的。
北宋“开梅山”的成功及其采取的应对方略，获得了后人的一致好评，“北宋熙宁中章惇开梅山道，是处理民族关系的重大事件，在宋代民族史上影响深远。”[16]“自熙宁至今，永无蛮獠之患，则惇之此举，一秦之长城也”[17]，更为有意义的是，在当今民族矛盾与宗教冲突日趋紧张的世界格局下，北宋“开梅山”的成功方略，对于解决当今民族与宗教问题，仍极具启迪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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