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毅，杨羽航
（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70）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党的权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1]65全会深刻阐释了维护党的权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所以研究权威的内涵、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是理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马克思主义始终是致力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这个理想要求我们具备打破一个旧社会并建立一个新社会的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对权威问题都有十分深刻的见解。马克思对于权威的分析主要来自于对巴黎公社的研究，权威主要表现为政权和国家机器；
恩格斯对权威的分析则主要来自于对政党权威的研究。综合二者共同特征来说，权威一般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起到威慑作用的统治力量，是通过各种手段使被统治者服从的力量。因为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变迁，导致人们对于权威的理解也不一样。由于社会环境剧烈变迁，西方所鼓吹的“自由”的大旗使得不少有关权威的错误理解又开始出现，例如无政府主义。随着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旧的权威思想已经不再适用于新的革命任务。马克思恩格斯的权威思想在历史环境的变迁发展中产生，并在实践中不断获得检验和发展。近年来关于权威思想的学术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主要有：恩格斯《论权威》的文本解读，恩格斯与巴枯宁等人关于权威问题的理论交锋，结合时代特征分析马克思主义权威理论如何同实践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从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也十分必要。今天我们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也必须厘清这个问题，并用马克思主义正确的理论捍卫我们的意识形态阵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顾名思义，自然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不断发展的有关权威的理论体系。它的产生具有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基础，所以这决定了它必然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否定之否定的原理和规律之上。同时，权威思想要落实在现实中就必然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活动紧密联系，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物质力量。总的来说，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经历了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引，再具体落实到革命建设实践中去的过程，体现了哲学给予现实以思想指引，现实给予哲学以物质力量的特征。
（一）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
权威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对社会施加控制和影响的具体表现，必然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那么它在现实中的存在也必然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在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之下，由于生产力的限制，人类并没有产生分明的等级制度。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写道：“人类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出发，向高级阶段上升，这一重要事实，由顺序相承的各种人类生存技术上可以看得非常明显。”[2]这表明了人类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迁与生产力息息相关。作为上层建筑集中体现的权威，其产生和发展也将遵循这一规律。马克思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3]160所以，要判断权威是否会产生、发展或变迁，就必须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去考察。原始社会状态下，生产力低下注定了社会不存在剩余产品，每个人在彻底的贫穷状态下形成了相对的平等关系，即杜林所设想的所谓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命令和控制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下相应地也谈不上产生社会。但人的群体性以及自然所赋予的差异性导致不平等必然存在，这样的原始平等也必然是脆弱的和暂时的，毕竟杜林所设想的只有“两个男人”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中出现了剩余产品，随之便产生了私有制，原始社会中母系社会的产生以及后来向父系社会的转化过程都是在这一历史变迁中逐渐完成的。掌握了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个体或群体掌握了控制他人和影响他人的能力即权力。渐渐地所有权便产生了，按照所有权规定了社会的各个群体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自从人类有了社会意识，平等就消失了。在经济基础上占据优势地位的个体和群体自然会建立起有利于自己统治的上层建筑，核心在于保有已有经济优势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它，可以说统治阶级就是阶级社会中权威所服务的对象。权威体系在政治上层建筑上建立暴力机关和国家机器，如军队、监狱等；
在思想上层建筑上以神谕、宣传等方式将统治阶级的权力合理化、神圣化，如中世纪天主教会所言“君权神授”等。正如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3]178即便是表面上看起来天然存在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需要而产生，并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权威的一部分，“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4]470在国家机器的威慑和思想的统驭下，统治阶级就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威。所以，权威自诞生之日起天然拥有鲜明的阶级性。
既然权威是在漫长历史中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那么它也就必然因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发生变迁。权威是历史的事物，是不存在所谓“永恒”的。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三世纪危机”①“三世纪危机”是公元235年--公元284年罗马帝国所面临的危机。由于对外战争的暂时停滞，导致奴隶制经济的衰落。从公元三世纪开始，罗马帝国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农村枯竭、城市衰落、内战连绵，帝国政府全面瘫痪，国家也陷入分裂局面。这种全面的混乱现象，历史上称作“三世纪危机”。之后，奴隶制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没落，罗马法的威严随之扫地，象征着帝国权威的罗马宫廷也时常被禁卫军控制；
美洲白银大量涌入以及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封建经济生产方式的式微，欧洲各大君主国家的权威也岌岌可危，无论如何证明君权神授也没能阻止资产阶级革命相继爆发。资产阶级通过启蒙运动举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以资产阶级法权和统治体系建立起了资本的权威。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其中之一就是以资产阶级的权威代替了封建阶级的权威。不像封建阶级权威所具有的神秘化特征，资本就是资产阶级权威的基石。同时，资产阶级权威所服务的就是资产阶级，其作用就在于保护他们的资产并形成和巩固有利于资产进一步扩张的社会环境。但是，资产阶级否认了封建君主国家权威的永恒性和神圣性，如今又想要躲在“自由”名号下创造自己权威的永恒性和神圣性。诸如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或是个人主义观点来论证资本市场只是个人能力彰显的舞台，隐瞒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剥削和掠夺。可是，资产阶级的权威的产生、巩固和消亡的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始终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矛盾关系的影响。资产阶级在自己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生产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而资产阶级要进一步发展，随着资本集中的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被抛入无产阶级队伍中，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就只会更加残酷，阶级矛盾也将更加尖锐。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要终结资本主义这一人类最后的剥削形式。要终结资本主义，就必须要打破它所建立的权威体系。现如今新自由主义描绘的资产阶级永恒的法权和“正义性”已经无法掩饰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人在政治层面貌似拥有的“自由”无法掩饰人与人之间在经济上的零和博弈状态。历史和人类文明始终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生产力必然谋求打破限制自己发展的旧框架，这个过程是无法逆转的。而资产阶级渐渐成为了这个过程中的反动力量，诸如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等等已经阻碍了生产力良性发展。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进程是无法阻挡的，故资本主义的灭亡也是注定的，“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3]233。总而言之，曾经的革命阶级即资产阶级打碎了旧阶级的权威并建立了自己的权威，那么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其权威也必然成为新的生产力代表即无产阶级的讨伐对象。所以，资产阶级权威并不会像它所宣扬的一样永恒存在，无产阶级将要打破资产阶级的权威，也能够将之打破，这就是我们可以从历史唯物主义中得出的结论。
权威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产生，亦随历史的发展而嬗变的。历史发展的动力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矛盾的演变，但这样的演变的核心在于人创造出的生产力。“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146。所以，权威是能动的人活动的产物。讨论权威的运作规律，首先不能忘记的就是这个演变过程中人的存在，且人在其中扮演了两种角色，一种是创造者，一种是承受者。人创造了自己的生活世界，也生活在其中。人为了自己的生存组成了社会联合体，由此诞生了权威。但权威原本作为生产组织者和秩序捍卫者的身份发生了异化，它变成了对大多数人施以压迫的机器。原本应该帮助人去创造美好生活的机制，在历史发展中变成了使大多数人不幸福的强迫力量。人在权威之下感受到了现实的苦痛（这种苦痛本身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直接体现），当这种苦痛积攒到再也无法忍受时，人就会谋求反抗制度，打碎权威。在权威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人始终是其中的能动因素。无产阶级权威之所以能够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所以稳固，就在于能够思人民所思，想人民所想，为人民的利益谋福祉。中国共产党打碎了旧中国一切反动的权威，捍卫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人民的权威。而人民感受到了切身的福祉，自然选择拥护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总而言之，权威的演变有着独特的规律，而这个规律的核心就是人。
（二）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蕴含否定之否定的哲学逻辑
除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也从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思路中对权威问题进行了研究。无论是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还是思想体系，其目的在于树立起能够控制人、影响人的权威。无产阶级打破它的过程并不是对权威这一事物本身单纯的破坏，而是改变了权威的性质，形成新的权威。这一过程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又是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观点的具体体现。在这里，并不是说革命运动是因为辩证法的存在而存在，辩证法实际上是对现实运动的抽象。使用否定之否定是为了总结无产阶级在解放自身时打破资产阶级权威这一过程的规律，而不是否定之否定本身成为了事物发展的铁的规则。
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斗争离不开打破资产阶级权威这一关键步骤，没有任何一个阶级会自愿地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它们会竭尽一切力量反扑。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会逐渐地壮大，资产阶级的失败将是必然的。无产阶级通过暴力手段打碎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及其权威，实际上是对权威进行了第一次否定。比如俄国的十月革命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否定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建立起来的权威体系。但是，在完成了对权威第一次否定之后不代表问题的解决，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直至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也是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最大的区别。革命作为一种暴力行为，它对资产阶级权威的否定必然造成社会的暂时混乱。这时，一些憎恨资产阶级权威的人就会提出诸如“反对一切权威的口号”，认为社会可以在这样的混沌状态下自然地发展下去，每个人都有了“随意决定”的能力，他们寄希望于以人的情感去组织人，并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简单的“互助”。恰恰相反的是，为了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正是要对这一混乱的暂时无政府的状态进行第二次否定，要使无序重新归为有序。但是，否定之否定代表着事物的高级复归过程，这是重新建立起来的秩序，并不是旧秩序的复活。高级复归就代表着不能简单地重复过往的历史，而是以革命与重建活动使社会从旧的有序到无序，再从无序到新的有序。秩序被重新建立，并是以新的目的和形式归来的。这个新的秩序就是进步的、符合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历史规律的秩序，也就是新的权威。所以我们在这个革命建设过程中必须反对两种错误思想，第一是拒绝一切否定，他们认为否定将会摧毁事物，故而寄希望于所谓“温和的改变”，但旧的阶级是不愿意做改变的，必须施以干脆手段。同时，事物的否定具有自己的规律，掌握好这一规律，否定并不是毁灭，而是新生。恩格斯指出：“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4]521否定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它是事物通过持续地破坏和持续地创造同频共振形成发展的过程。但事物都有自身独特的属性，在否定之前必然要进行分析和研究。而在充分分析考察后的否定是为了给第二次否定打下基础，这样，否定就成为了事物变化和发展的前提步骤而不会毁灭它。第二种错误思想就是认为不需要第二次否定了，即搞“一次性的彻底的否定”，但这样的思想恰恰会导致事物的毁灭，因为事物无法完成重生与复归。所以，辩证法揭示的逻辑就是，要否定旧的权威，再否定旧权威被打倒后的无序状态，并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权威。到这里才能完成对权威的高级复归，社会并没有失序，相反迎来了新的人民的权威。
就无产阶级权威本身来说，它就是为了否定自己存在的意义而存在的，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它才能完成对自身的否定。原始状态下人类并未受任何权威的统治，是一种原始平等的状态。但这是人类生产力落后的体现，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剩余产品出现就被打破了。权威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产生，这一时期权威的出现可以说是历史进步的体现，它代表了人类群体化生产和社会规模扩大的趋势。在这里，阶级社会的权威完成了对原始平等状态的第一次否定。但阶级社会的权威本是阶级压迫的体现，它造成了广大被压迫者长久的苦难。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在于扩大种群数量，并改善新产生的人类的生活质量，而社会的不平等必然产生对不平等状态的怀疑和反抗。无论代表权威的思想如何论述自身的合理性，但被压迫的苦痛始终是现实的，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也是永不停歇的。在这样的矛盾推动下，权威也被不停地改变着。从独属于奴隶主的权威到资产阶级的权威，从独属于某一家族血缘的权威到资本主义制度下属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权威，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权威所服务的群体正逐渐变大。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权威的服务对象正在经历从少部分人到最大多数人的变化过程中，这是人的解放的体现。所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刻，权威的服务对象变成所有人的那一刻，象征着控制的权威失去了自己的作用。到这时，权威又一次遭到了否定，人类回归到了平等状态。但这样的平等相较于因贫穷而平等的原始平等，其拥有史无前例的强大生产力作为支撑，分工不平等亦随之消失，人因富足而平等。只有完成了对权威的否定，实现了平等的高级复归，人类才能走进真正的平等状态即共产主义社会。总的来说，无论是资产阶级权威被否定而重建新权威，还是原始平等被否定再到真正的平等，都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思想在现实世界中的体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同时完成了两个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同时，权威在漫长历史时代的嬗变过程是与人的生存状态相统一的，研究权威的规律正是要关注生活在其下的人的状态。在原始平等的状态之下，与其说人是“平等地”生活着，不如说人是“蒙昧地”生活着，因为根本没有成熟的社会架构支撑权威体系。这样状态的人是“匮乏”的。人对于更好生存状态的渴望推动了人的创造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产所需要的组织性催生了权威的产生，否定了人的蒙昧状态，产生了文明。人为了生活的幸福创造了权威，而私有制的固有规律又将权威从秩序的捍卫者角色异化为少数人压制多数人的强制力量。可见，在对蒙昧状态进行了第一次否定后，生产力虽然有所发展，社会组织也更加完备，但随之产生的权威体系对人造成了压迫，人被迫服从于它，人反而因文明而不幸福。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压迫的进一步强化，人为了生存必然选择反抗。反抗就是打破权威，进行第二次否定，建立无产阶级权威。无产阶级权威的建立正是为了消灭权威存在的必要性，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形成真正的平等。可以看出，两次否定的原动力都来自于生产力，而生产力中最能动的因素来自于人，人是这个辩证运动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核心。人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进行生产，为了反对压迫而谋求反抗。而在第二次否定后，由于无产阶级权威代表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为了巩固革命成果，维护建设秩序，为共产主义目标而奋斗。所以人民群众才会支持和拥护这样的权威。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是作为这样的领导核心存在的。人民在这样的权威之下，开始形成个人与集体、自由与秩序的和谐统一局面。
（三）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领航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落实到无产阶级具体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时，就要求我们必须用实事求是的眼光去看待这一过程的变化发展。革命活动是现实的历史的活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夺取政权不是依靠人的想象，必须要俯下身子去研究社会环境。
首先，是第一次否定即打破资产阶级权威的问题。资产阶级在成为统治阶级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它也会像封建统治阶级一样，成为保守阶级。而资本的性质决定了它无穷的扩张欲望，同时又伴随着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因为生产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工人的生存，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所以一切不生产剩余劳动的必要劳动，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都是多余的和没有价值的”[5]。无论是从历史事实还是博弈论来说，垄断资产阶级在利益和人性之间永远会选择利益。“虽然利润不讲温情，资本家还是趋求利润”[4]217。虽然阶级矛盾愈加尖锐，但为了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反而会进一步强化他们的权威：巩固国家行政机构、强化国家暴力机关并进一步控制国家宣传体系。但经济上的内在矛盾注定了资产阶级的权威无法永远维护住资本主义制度，而资产阶级权威也将随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而消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4]537所以无产阶级要寻求解放，必须要用暴力彻底地打破资产阶级的权威，这是道德说教和请愿永远不能代替的核心方法。
在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权威之后，一些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利益以及观点上的偏执，认为权威就应该被丢进历史的故纸堆了。他们要追求所谓“绝对自由”。但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实践已经告诉了我们，如果不在革命成功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权威以结束混乱状态，首先资产阶级很容易卷土重来，其次社会生产和正常秩序将走向崩溃。革命本身就是代表着旧权威的消亡和新权威的产生，“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4]277。权威在为无产阶级服务时，它的作用也自然变成对抗无产阶级的敌人并保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权威本身是集中力量实现目标的工具，而正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为无产阶级政权提供了正义性、人民性。不是所有的权威都值得拥护，值得拥护的权威必然是致力于实现人的解放这一目标的，它作为伟大事业的核心才是值得拥护的。权威既然是历史地产生的，那么它也就会历史地发展和变化，而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权威并未丧失历史作用的时代谈抛弃一切权威是错误的。恩格斯曾经指出：“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4]276-277观察现代经济生产方式，大工业取代了小手工业，大生产代替了小生产，这样的经济生产形式决定了社会依然要有管理体系，即依然有让一部分人服从于另一部分人的需要。所以妄谈为了“自由”消灭权威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且这一思想本身带有极强的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色彩。所以，无产阶级在革命成功之后，还必须要进行第二次否定，那就是建立新的权威。这样的新权威首先是与资产阶级的旧权威划清了界限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4]95我们要建立的权威是无产阶级的权威，其存在的目的是进一步推动和保证生产力的发展，使全社会团结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之上，它是不可能照搬资产阶级权威体系的。这样的权威是必要的，首先它关乎着无产阶级能否保卫住自己的革命成果。“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4]277。我们要使一切人类有机会在未来获得自由，就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这一部分人类当下的自由。其次新的无产阶级权威是为了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以实现共产主义而存在的，这就注定了它还必须担负组织和保护经济生产的重要职能。现代社会的经济生产活动已经变得相当复杂，人与人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层面的能力差距决定了不可能让每个人从事相同难度的工作。这就要求在经济生产中必须有管理和技术上的权威，可以说现代权威的产生是大生产导致的结果。革命并不能使人实现彻底的平等，但是它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和新的权威为我们追寻人真正的平等提供了条件，即在新的社会发展新的技术，使人类能够更好地利用自然并改造客观世界以提高生产力。只有实现了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人类相对完成了对必然性的认识，自由和平等才会真正到来，正如恩格斯所说：“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
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4]492自由不是对规则的逆反，而是对规则的参透。要实现人的这一状态，彻底消灭分工的不平等，就必须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当今中国，权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具有了新的意义，人民群众的利益与福祉同它的目的是同频共振的，这与旧社会的权威是完全不同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权威在今天具有加强党的领导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体中华儿女就必须紧密团结，就必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就需要建立起强大的无产阶级权威，对内增进人民福祉，对外捍卫民族尊严。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我们要做到“两个维护”，就必须从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出发，结合时代需要，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当今时代，坚持“两个维护”同拥护无产阶级权威是紧密结合的，二者具有统一性，正是因为生产的社会性和人的群体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不动摇，而坚持“两个维护”同时也是要求我们要拥护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一）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
在当下中国，坚持无产阶级权威的必然要求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这本身是“两个维护”最直观的体现。无产阶级权威是领导完成高级复归即真正平等状态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目标必然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党的先锋队性质使之可以最大程度地团结一切能动力量即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力和管理能力来源于党在具体的革命建设事业中不断地强化共产主义信念，锻炼自己的管理能力。党的领导就是无产阶级权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具体体现，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性质决定了它将始终走在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上，而这一特性在我国的历史实践中已经多次被证明了。无论是整风运动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都能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坚定的信仰，更具有强大的对现实的判断力和执行力。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以革命本身作为最终目标，相反应该更进一步，要推动国家高质量发展并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最后逐渐走向共产主义以实现全体人民之幸福。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就明确地要求我们，队伍必须团结，必须牢牢地拧成一股绳，更必须紧密地同广大群众团结一心。关于党的领导权威所起到的这一作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做出了更深入的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1]29而这本身也是集体主义精神在现实中的体现。革命和建设都需要正确的工作方法，必须基于对社会现状的理性分析制定合适的计划，人力物力都需要有计划地调配，而这个核心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可以说，坚持党的领导，做到“两个维护”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在当下最根本的体现。毛泽东曾经指出每一个党员都必须要与党和集体保持紧密的联系，以革命事业和党的利益为优先：“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6]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人人各行其是，会导致资源的浪费以及路线的偏移。拥护和坚持党的领导，捍卫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的权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7]16党的权威就是无产阶级权威的集中体现，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就会发生偏移，而社会整体也将失去统一的目标和前进方向。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正是致力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核心，所引领的方向是正确的、通向幸福的方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我们就要时刻紧绷政治意识的弦。政治意识必然指向核心意识。不是任何一个权威都值得拥护，而一切有志于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人都应该拥护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治权威，这就是核心意识在当下的旨归。以实现人的解放为目标的人，他首先应该做的是拥护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核心，只有这样他的目标才能实现。贯彻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就是要求我们在今天拥护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也包含了要强化党的领导的目标，时代在不断地变化，对党的领导能力和领导体系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不断地完善党的领导体系和增强领导能力是我们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的应有之义。
（二）坚持集体主义意识形态
无产阶级权威在意识形态上要求我们必须要坚持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这是由人类既有发展规律和共产主义理想共同决定的，是我们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拥护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以及党中央权威的思想保证。当下的资产阶级宣传体系呈现出了一种看似矛盾的特点：他们将“威权”等污蔑强加在社会主义国家和政权的身上，打着自由的幌子，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强化自己的权威。所以，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建设也向我们提出了两方面的任务，首先是体现和论证无产阶级权威的进步性以及它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精神，以此证明资产阶级权威必将被无产阶级权威所代替；
其次，要击破资产阶级绝对自由的幻梦，论证无产阶级权威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关无产阶级权威相较于资产阶级权威的进步性，此处不必再表，二者在阶级性上的差别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如今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开始用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等观点去制造舆论并抹黑社会主义国家。从革命过程来看，在武装斗争胜利之后，建立无产阶级权威时面临的最大的障碍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所谓建立“绝对自由”社会的观点，这本身又与近来西方所宣传的新自由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思想有相似之处。他们认为：既然压迫我们的资产阶级的权威已经被打倒了，而无产阶级代表着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新方向，无产阶级不应该再建立新的权威压制社会上人们的“自由选择”，并进一步质疑无产阶级权威存在的必要性。这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集中体现。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说，他们在政治上提出的幼稚的“自由”观点，目的是希望牢牢捍卫自己手上所剩不多的私有财产以免被抛入无产阶级队伍中，在无产阶级初步胜利后他们又不愿意在社会制度改革中失去自己的财产。由此造成了思想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对立感。总而言之，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观点就是保持现状即维持资产阶级权威被打破后的社会上层建筑的真空状态，他们幻想着自己的产品能够在市场上立刻变成价值。所以小资产阶级的需求其实是一体两面的，首先保持现状使自己不被剥夺，其次保留自己未来成为新的资产阶级的可能，也有可能被资产阶级利用以论证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发以及政治上的不稳定使人们丧失了对现代性的信心，象征着统一性的理性也随之被解构。但个人主义始终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先验地认为人天生应该拥有“自由”，实际上只是卢梭理论的翻版。部分后现代主义理论解构了统一的理性路线，将所谓选择的权力交给了每一个个体，这只是混乱的前奏。实际上其目的在于解构群众心中对于统一目标和领导核心的拥护，虽然他们最后会将资产阶级权威偷运进来。个人主义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对立，集体主义则将二者协调。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夯实“两个维护”同巩固无产阶级权威本质上是统一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协调共进的特征就是对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政治核心要求有力的护航。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要求，首先人类能够形成文明正是因为人完美地利用了集体的力量，要实现共产主义更要团结集体的力量，选择集体主义本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集体主义认为人们团结在无产阶级权威身边，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并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正是为了真正实现个人利益。相反个人主义只是受压迫者在利益受到威胁后所表达的愤怒，而愤怒证明不了什么，还常被资产阶级利用为新自由主义辩护。实践告诉我们这样的辩护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内生矛盾，它无法掩盖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必然命运。其次历史的规律和实践告诉我们，要追求人类的真正自由和幸福就必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要走向共产主义就必然有一个对革命后的社会进行彻底改造和建设发展的过程。这样的过程要求我们必须要建立起强有力的无产阶级的权威以捍卫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那么就必须要始终坚持集体主义精神，使最大多数人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就提出了对夯实“两个维护”的要求。通过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巩固社会主义建设领导核心，引导最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集体产生归属感就是在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权威理论认为，不经历无产阶级权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我们是无法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所以，必须要消除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对我们社会意识形态的干扰。坚持集体主义精神就必然要求我们坚决地拥护无产阶级权威。无产阶级权威在当下就体现为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
（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总的说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权威理论就是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权威在政治上层建筑表现为人民民主专政。要坚持集体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夯实“两个维护”，就离不开完善和坚持社会主义的治理体系，而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这个体系的总和。人民民主专政是在团结一切力量的前提下，党发挥自身领导能力的重要“舞台”。人民民主专政能否完善并不断发展，与是否贯彻落实“两个维护”之间有直接的联系。所以，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本就是贯彻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7]28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以无产阶级权威来捍卫最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体系。我们不能照搬资产阶级的固有的社会统治体系，虽然无产阶级的上层建筑的管理技术和思想必然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的技术创新和理论积累，但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和我们建立权威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人民民主专政同阶级社会的权威相比，代表着权威服务的对象扩大的趋势，体现了从权力强制到权威树立的转变过程。即便阶级社会的权威靠强制力让自己短暂地树立起来，但始终会因为阶级矛盾愈发激烈而被推翻。只有让人民参与社会治理，建立起人民的权威为人民的事业保驾护航，这样的权威体系才从旧有的强制力蜕变成了真正树立起来而使人心悦诚服的权威，因为人自己就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份子。人民民主专政基础上建立的权威也并不是西方所宣传和抹黑的那样，它以国家的力量保护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和民主权利，与资产阶级权威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人民民主专政利用自己的管理机构为一切热爱社会主义的人民提供完备的保护，同时它建立权威的第二个目的就在于打击一切违法犯罪的行为，使整个社会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之上，为社会提供一个正确的发展前进方向。而作为保护社会主义社会正常运行的无产阶级权威，我们也必须做到尊重一切正当的个人利益。在实践上也要注意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有机结合。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的，少了任何一方都会出问题。我们为了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就必须要将集体利益和统一的集体目标作为旗帜去引领方向；
但是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就要尊重社会成员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
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是基于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从打破资产阶级权威到建立自己权威的整个过程。同时，这一理论与我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高度融合，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征。今天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建立起并维护好无产阶级的权威，夯实“两个维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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