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丁莹
罗马与汉朝为同时期东西方强盛的两大国家，在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沐浴”，却体现出了不同的文化底色，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沐浴文化。本文先对二者的沐浴方式、沐浴目的、沐浴场所等作出简单说明，之后将二者的沐浴文化异同点一一阐明，最后以跨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为线索分析其内含的价值观的差异。
罗马通过征战征服了希腊，但是在文化上却被希腊同化，它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希腊已有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有了更深层次的发展，将沐浴文化推到历代不可及的高度，形成了专属罗马的沐浴文化。罗马人热爱沐浴，一方面源自地中海独特的气候，另一方面则由于罗马尚武且沿袭了希腊健身的传统，在运动或者战争之后，需要淋水沐浴以清洁自身，而罗马完善的供水和排水系统为罗马浴场提供了快速生长的土壤。在罗马前期，靠军事侵略侵占大量的财富，上至贵族下至平民都积累了财富，较富有的家庭都修建了私人浴室。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统治者修建豪华浴场，供贵族和平民共同享受。随着公共浴场的出现，沐浴由一项清洁自身的行为变为集清洁、娱乐、交际于一体的社交活动，沐浴成为罗马人的活动及文化标识。
汉朝的沐浴文化上承下继，他继承了西周“以礼成法”的思想，同时又有所创新。汉朝从国家层面制定了休沐制度，全民形成了“三日一沐，五日一浴”的习惯。沐浴作为定制被世人遵循，这在世界沐浴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注重沐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传统。但是，沐浴除了是个人清洁身体的私人行为之外，也是特定场合的需要。如《礼记·祭义》云：“孝子将祭……夫妇斋戒，沐浴，盛服”，《周礼·女巫》云：“掌岁时祓除、衅浴。”《礼记·内则 》云：“世子生，则君沐浴…… （公庶子生 ）三月之末，其母沐浴。”《胎产书 》云：将婴儿置土上，“其身尽得土，乃浴之为劲有力 ”。当时人们的沐浴行为更多的是受到礼法制度的约束，与沐浴行为相比，更重要的是沐浴后干净整洁的外表，沐浴这个过程并不具有娱乐性、交际性。
罗马与汉沐浴文化具有相同点。首先，沐浴行为都是生理的需要。在早期远古时代，当时地球普遍气温过高，人们结束每天的狩猎和采集活动之后，都会去河边浸泡身体，这就是早期的沐浴。其次，沐浴在一开始都是具有私密性的个人清洁行为。最后，统治者都对当时的沐浴文化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罗马的君主在全国设立豪华浴场，推动了公共沐浴业的发展和兴盛，也为之后传染病的蔓延埋下了祸根；
两汉时的统治者也曾设立法律规定沐浴的频率和次数，要求官员保持身体洁净。
但是在沐浴的功能性及目的和场所等方面，罗马和两汉时期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一，从沐浴的功能性来看，虽然二者都是为了清洁身体，但是罗马的沐浴同时具有社会交际性和娱乐性。第二，沐浴的场所和方式不同。罗马人的沐浴主要是在帝国修建的豪华浴场，且男女皆可进入公共浴室，而女性进入公共浴室则与当时妇女解放运动有关，这为女性进入公共浴室提供了可能，对当时的罗马人而言，裸体和性并不是禁忌。而两汉时期主要是在室内洗浴，具有空间上的封闭性和心理上的排他性。西汉刘向曾言：“楚地父子同川而浴，与禽兽无异。”在当时人的观念中，赤裸着身体是只有戴罪之人和一些伶人才有的不体面的行为。第三，当时的统治者都或多或少影响了当时的沐浴行为。西方罗马的君主更多的是对沐浴这项享乐行为的放任，而两汉时期的统治者则是通过制度和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体现了礼法约束的色彩，更是受儒家“澡身而浴德”思想的影响。
（一）跨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Clyde Kluckhohn认为：“价值观是个人或群体所持有的一种显形或隐形的认为什么是可取的观念，这一观念影响人们从现有的种种行为模式、方式和目的中作出选择。”价值观是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它是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而且形成以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会轻易改变。他提出了人类群体和不同文化所共有的五个问题，分别是：（1）人类的本性是什么？（2）人类与自然和超自然的关系是什么？（3）人类生活的时间焦点是什么？（4）人类活动的类型是什么？（5）人类关系的类型是什么？
Edward Stewart对Kluckhoho关于价值观的问题又做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将它们细化拓展为五个方面：（1）对于自己和个人的看法。（2）对于世界的看法。（3）动机。（4）与他人关系的形式。（5）活动的类型。笔者将二者关于价值观问题的探讨相结合，将本文的研究视角放在“自我观”（即对自己的看法）、“时间焦点”、“社会活动类型”三个方面［1］。
（二）自我观
罗马和汉朝沐浴行为的不同可以从价值观中“自我观”这一角度剖析，“自我观”即如何认识自己。在沐浴文化中的“自我观”可简单理解为：“我”沐浴是为了什么？西方在自我观上更专注于“我是谁”，强调追寻自我的本质，重视个人意志，这体现在沐浴文化中就是在沐浴中更注重自己的个人感受，沐浴是自发的享受性的行为。而中国人的自我观则更专注于“我为谁”，即沐浴行为是为了干净整洁的外表，是内在品质的体现，更是礼法的约束。
西方人常常思索“我是谁”，他们认识自我的目的是还原自己本来的样子，顺从自身原本的欲求，实现生命真正的意义“在罗马帝国以及中世纪晚期，人性的解放过于放纵，放任自己的本能沉沦于情欲，导致了欧洲的沐浴文化史上经历了两次从辉煌鼎盛之巅走向晦暗没落的谷底。第一次是古罗马帝国时期从沐浴文化最巅峰时期跌入全面禁浴的黑暗时代，第二次是从中世纪中期再度繁荣滑入近乎无水沐浴的荒凉时代”［2］。罗马辉煌的沐浴文化发展历程由盛转衰，与西方人过度专注自我，尊崇享乐主义不无关系，沉溺于欲望纵情享乐也是造成罗马陨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相较于追寻纯粹自我的西方人，中国人更加专注于“我为谁”。中国人的自我是社会性的，他们常思考“我该怎么做”，并不注重对本体的讨论，而更加关心对自我的塑造。即使是涉及自身清洁的沐浴行为，也与个人品行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当时人们认为身体的洁净就是个人品质高洁的外在表现，沐浴也成为君子自律和修身的一种行为。商周第一位君主成汤曾在自己洗澡用的盘上刻了九个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成汤王认为，沐浴己身可以去垢，洗濯己心可以去恶。在很早以前，沐浴就与修身修心有关系了，这与“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士大夫理念也紧密相关。两汉时期儒学盛行，于当时的人而言，自我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实现人生的升华向理想人格模型靠拢，以求更好地入世，实现个人价值，而实现个人价值最重要的就是为社会做贡献。后人读古人诗篇大多充满着壮志未酬之苦与出世入世之纠结，归根结底，中国人在自我观核心上是具有利他性的，因为中国人从骨子里就认为“人”是集体中的人，个体与集体命运息息相关，即便是个人的沐浴行为，也受外在的礼法和内在的道德所约束，是自律和他律的体现。
（三）时间焦点
De la Fuente等人提出的“时间焦点假设”认为时间焦点是认知主体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等时间事件的注意力。在跨文化视野下，时间焦点又被叫作时间取向，分为三种：一种是过去取向，一种是未来取向，还有一种是现在取向。在罗马和汉朝的沐浴文化中，体现出了中西方不同的时间焦点倾向：一个倾向于现在，另一个则聚焦于过去。
西方时间焦点取向有个明显的特点是具有动态性和灵活性，时间焦点的改变很少被历史惯性所影响，它们的时间焦点是现在取向和未来取向。相较于延续三千年未曾断绝的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是断层式的，所以他们无暇回顾过去，只能把目光落在现在及未来。在罗马沐浴文化中，时间焦点取向为现在取向，人们沉溺于当下的享乐，忽视军事练习，为罗马的灭亡埋下隐患。时下就有人说：“对罗马男人来说，希腊的享乐主义的游戏会使罗马男人丧失战斗的意志和技能，传统的罗马男人应该是为军事而生的战士，擅长骑马和打猎，这也是罗马军团能够征服世界的资本，但现在的罗马男人却沉迷于享乐，不再进行刻苦的军事训练。”［3］罗马帝国时期，人们在四处征战抢掠之后醉心于物质享受，修建豪华浴场，由贵族至平民，整个国家自上而下形成奢靡享乐的风气，这也是罗马沐浴文化最终走向衰落的一个原因。公共浴室和男女共浴为病毒滋生提供了温床，也成为后来导致罗马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甚至有人戏称，正是因为罗马人醉心公共浴室才导致上天降下神罚，赐予人们瘟疫和传染病。时间焦点聚焦于现在导致无法从过去获得反思的智慧，向前又失去了进取的心，囚徒自困而无心前行，由盛转衰成为历史必然。
中国沐浴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继承性，自西周起到汉朝，沐浴文化体现出上承下继的特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中国较少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从中孕育出的沐浴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先秦时期沐浴文化中体现的“以礼成法”观念延续到了现代，沐浴文化只是千千万万个文化现象的缩影，中国人思维方式里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过去朝向思维”，要时刻反省自己不忘先人教诲。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一代代人都是在历史的熏陶下长大，所以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中不免受到过去的影响，如“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等。“人们对过去怀有明确的崇敬之情，并认为总结的过去生活经验和教训往往是今天事情处理方式的重要参考指标，而对未来并没有过多的兴趣，因为人们认为未来的事情早已注定，只能默默接受，无法猜测预知未来。”［4］这种过去朝向思维深深镌刻在中国人的心中，影响着生活和思维的方方面面，同时善于从过去汲取力量不断反思，也是中国得以绵延千年而文化未曾断绝的原因。
（四）人类活动类型
人类学家Kluckhohn曾将人类活动类型归纳为三种，分别是成就型、承认现状型或既承认现状又承认变化型。从罗马和汉朝的沐浴文化可以看出，罗马更加倾向于成就型，而汉朝更加倾向于承认现状型。
西方的人类活动类型为成就型，有强烈的争胜欲望以及好胜心，将自己的个人价值与成就连成一线，呈现出重结果轻过程的特点，且认为只有获得成就才可以得到他人的认可。在罗马沐浴文化中，战争胜利后豪华浴场的修建就是罗马人强盛最好的证据，是对自己的奖赏，也是对其他国家的震慑。长年征战，人民的内心充满疲惫与痛苦，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痛，在战争获得胜利后，人们迫不及待地想从战争的创伤中走出来，推动了一种庸俗的享乐主义的传播。罗马通过战争敛财，帝王和豪门贵族极尽奢华，他们把这种极尽奢华的物质生活享受作为自己连年苦战的奖赏，长此以往，这种风气随着时间的推移，向下层平民逐渐蔓延，最终导致帝国覆灭。
而古代中国的人类活动类型为承认现状型，承认现状型有个很大的特点是具有稳定性和保守性。古代中国更强调“身份”，讲究“在其位谋其职”，大家各安其职，君主掌握国家大事；
士大夫等为实现国家富强而增长才识，以便更好地为君主建言献策；
农民则恪守本分一生躬耕于土地，由此实现整个国家的良性运转。这些与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分不开的，在集权式的国家管理体系以及道德礼法的影响下，人人都被自己的社会身份所约束，这也是两汉时期休沐制度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沐浴作为定制为世人所遵循，在世界沐浴史上独树一帜，在当时具有礼法色彩，成为祭祀、节庆等重要活动场合不可缺少的重要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