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自2010年以来，学界对南海问题的探讨逐渐成为热点，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国内学者的相关成果发表在《东南亚研究》《南洋问题研究》《太平洋学报》等刊物上较多，且大多为学界新秀的作品，相关成果对学界多有裨益，但部分观点似仍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交流。越南学界的观点以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杜进森等学者的观点为代表，还有一些多转载在越南外交学院主办刊物《国际研究》上。澳大利亚学界以新南威尔士大学名誉教授、澳大利亚国防学院卡莱尔·塞耶（Carlyer A.Thayer）等学者的观点为代表。就笔者的观察，过去几年，中越学界部分学者对南海问题与中越关系的观点相对激烈，或者说带有一些学术情绪，这似乎不太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无论是否喜欢对方，作为学界的探讨，似乎应该更加理性和冷静。南海问题与中越关系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学术与政治在这一研究领域有时候让一些学者难免纠缠不清。从学术上探讨，南海问题对于中越关系影响到底有多大？近年来围绕南海问题的历史探讨怎样？域外大国是如何高调介入的？中越两国围绕南海的问题现在和未来是否可控？这些都是本文旨在探讨，并供学界参考的问题。
过去十余年，尤其是2010年美国高调介入南海以来，围绕南海问题与中越关系，国内学界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更多地集中在从事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论著中，本文仅就部分观点进行交流。
一是南海问题对中越关系产生的影响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南海问题会对中越关系产生较大的影响，甚至认为南海问题是中越关系中最大的症结点，或者说南海问题会长期影响中越关系的发展。国内学者如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邓应文认为，南海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东亚地区热点问题，也是中越两国关系中最大的症结点。南海问题日趋国际化，致使中越关系中的深层次矛盾正发生微妙复杂的变化[1]。南海问题是否是中越关系最大的症结点仍有待探讨，而什么是中越关系最大的症结点？学界也还有不同的看法。过去中越北部湾划界问题、中越陆地边界勘界立碑问题算不算中越关系最大的症结点？如果算是，那么中越北部湾划界和陆地边界勘界立碑工作完成之后，中越关系最大的症结点就一定是南海问题吗？可能还有待进一步思考。中越关系中深层次矛盾是什么？官方和民间的认识是否完全重叠？过去和当下的深层次矛盾是否一致，也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个人认为中越关系最大的症结是相互认知的差异，中越关系的深层次矛盾之一是历史认知。
南海问题不是中越关系的全部，学界有意或无意放大南海问题也将会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近年来，越南学者中“知华稳健派”和“少壮激进派”正在进行话语权的交接，尽管这种交接看起来不是刻意的。就笔者的观察，作为“知华稳健派”的越南学者，似乎更希望看到中越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趋势。2017年，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杜进森也认为，从越南和中国的关系看，南海问题不是越南和中国关系的全部，但如果管控失败，也会影响两国关系[2]。作为越南社科院曾经最重要的“知华稳健派”学者之一，杜进森教授很清楚南海问题对于中越关系的重要性。
但遗憾的是，近年来在南海问题上，越南的“少壮激进派”似乎已经成为越南学界的新宠。以供职于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的年轻博士黎虹协（LêHồng Hiệp）①黎虹协博士目前供职于新加坡著名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其曾于2003年毕业于越南外交学院国际关系本科专业，随后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和政治学专业双硕士学位，2015年获得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专业博士学位。履新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之前，其曾在越南外交部和胡志明市社会与人文科学大学国际关系系工作，属于南海问题与中越关系这一研究领域的“少壮激进派”。值得一提的是，黎虹协还获批过美国资助的相关项目。的言论为例，可窥一斑。如2020年7月24日，其曾撰文《越南要强烈抵抗中国在万安滩的“干扰”》[3]，2019年7月26日，黎虹协更是在香港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之一《南华早报》刊文《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正促使越美走得更近》[4]。更早在2014年6月，黎虹协还翻译过鼓吹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强劲施压的美国学者帕特里克·M·克罗宁②帕特里克·M·克罗宁（Patrick M.Cronin）是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亚太安全项目的前高级顾问和高级主管，此前曾任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INSS）高级所长，同时兼管中国军事研究中心。克罗宁在亚太安全和美国国防、外交和发展政策方面都有丰富和多样的背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克罗宁被美国参议院确认为美国国际开发署三号人物。此前，他曾在美国国防大学工作7年，同时是美国《联合部队季刊》（Joint Force Quarterly）创始执行主编。他还曾是美国海军分析中心（Center for Naval Analysis）的高级分析师、美国海军预备役情报官等重要智库分析师。（Patrick M.Cronin）的《美国应该帮助越南对付中国的“压制”》。克罗宁在该文中提出了旨在针对中国而增进美越的五点建议，其中包括美国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售[5]。黎虹协的相关观点和翻译克罗宁的文章大都被全文刊载在越南外交学院主办期刊《国际研究》杂志官网上。2016年5月，奥巴马访问越南期间宣布，美国将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销售禁令。越南部分“少壮激进派”学者放大南海问题，是否有包括其个人名望追求等多种因素，尤其值得进一步考量。但是我们相信越南还有不少稳健派的学者，他们不会不明白美国在行《孙子兵法》中“假道伐虢”之计，也不会不知道越南俗语“Cõng rắn cắn người nhà”（引狼入室）的道理。不过，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人事的流转，两国学界都需要面临“少壮激进派”观点的挑战。
二是围绕南海的相关历史依据问题。近年来，由于南海问题升温，围绕南海的相关历史依据问题，中越两国学界探讨又逐渐增多。2017年，秦爱玲的《对越南“黄沙”“长沙”主权要求及历史依据的评析》[6]，2019年孙志文、王楠的《越南“东海”考辩》[7]，2020年徐晓东的《南海问题所涉历史依据英文研究述评》[8]，2021年赵卫华的《越南国内关于西贡政权历史法理地位的争论》[9]等。相对而言，越南学界相关的探讨更多一些，其中包括2011年陈南进的《“黄沙”“长沙”问答》[10]，2011年越南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黄沙”“长沙”是越南的——历史依据与法理基础》[11]等。中越双方学者均就各自的学术观点和立场进行了阐述。遗憾的是，中越部分学者在学术探讨时，难免先入为主，先表各自立场，并不考虑是否经得住哪怕各自国内学者的学术追问，所以两国学者就这一问题的学术探讨难免成为“各说各话”。
例如国内有年轻学者认为越南南海历史研究具有“学为官用”的特点[6]，但越南社科院等科研机构本就属于政府主管，“学为官用”不值得作为反面逻辑进行学术探讨。还有学者认为，越南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是论证越南对所谓“黄沙和长沙群岛”的主权，同时反驳中国学者的观点，但未曾有学者就“BiểnĐông”（越南所谓“东海”）这一称谓的来源、释义、变化等开展研究[7]。这又是一个没有厘清学术与政治的话语。因为从政治上考虑，越南一些学者大致不会“不打自招”地去考据和证明其更改南中国海的名称为“Biển Đông”的政治意图。
也有学者把南海问题所涉历史依据英文研究成果按照区域和国别划分为欧美学者、东南亚学者、中国学者。实际上，以国籍划分并未能完全说明问题。尤其是所谓的欧美学者，看似旁观者的他们，也有一些与越南学者在政治问题上有认同，之后才假借学术之名，行政治之实的现象。如2016年，澳大利亚学者莱尔·塞耶（Carlyer A.Thayer）为越南学者阮雅所著《越南、领土权与南海：西沙与南沙群岛》撰序，声称“中国政府有关其在南海‘无可争辩的主权’完全是为自己服务的，忽略了长期生活在南海地区的其他民族的历史经历和要求。阮雅的研究还原了历史真相，读者从中可知越南的统治者从17至19世纪一直对西沙和南沙群岛进行了管控。这些主权行为通过黄沙队和北海队定期的航海活动来体现，之后越南海军在西沙和南沙的活动进一步确认了越南的主权。”[8]
首先，关于阮雅（Nguyễn Nhã）等越南学者提出的所谓的历史依据，早在1978年，我国著名越南史专家戴可来教授在翻译阮雅等人的《黄沙和长沙特考》[12]一书时即指出其论点十分荒谬，材料牵强附会，错误百出[13]。其次，据笔者所接触和了解的澳大利亚这位学者本身就不通晓汉字或喃字，其又如何评价所谓“历史证据”中涉及南海早期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莱尔·塞耶本身对南海问题和中越关系观点也是多面相的①2014年，在河内参加纪念奠边府战役胜利60周年研讨会期间，我曾与其交流，我问莱尔·塞耶先生为何要评价中越关系“情薄如纸”，他回答说这是媒体曲解了他的观点。不过，总体上，越南举行南海问题与中越关系的会议都乐意邀请他。。2013年至2014年间，由越南社科院历史所编撰、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越南迄今为止规模最宏大的史书《越南历史》（15册），实际上是一部通史，也是一部在越南绝对“政治正确”的著作。通读这套书不难发现，参考文献绝大多数是越南文的，少数有英文的参考文献，直接来源于中文的参考文献看不到，国际学术对话少。书中关于中越关系史的观点，更多是作者们传统的叙述[14]。这样一部所谓的《越南历史》，实际上反映的仍然是越南学者的传统观点。
至于2011年以来越南国内有关西贡政权历史法理地位的争论[9]，也不足为奇。因为不同的称呼有不同的历史语境和话语目的。实际上，2011年以前，越南学界关于西贡政权的称呼也有以“越南共和国”来称呼的。如1978年戴可来教授所译阮雅等人的《黄沙和长沙特考》[13]106-107。2002年，越南社科院陈德强在《越南历史事件》一书的序言中使用了相对中性的“西贡政权”[15]。
就历史依据领域，越南也有个别学者的著作中的部分内容值得从学术角度去探讨。如1998年阮光胜所著《从国际公法看“越南领土”——“长沙”与“黄沙”》中，均有关于“越南共和政府”的表述[16]。这本著作一样有先入为主地坚决站在越南方面的政治立场。不仅如此，作者在前言中还表明，越南外交部边境司LMN（1926—2005）同志审阅了书稿[17]7。但是出版社在“出版社的话”中强调“出版社一贯尊重作者个人意见，但并非完全赞成作者的观点，并把批判权留给读者”[17]。该书还把《范文同公函》图片附在附录中，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所谓的“辩解”[17]173,262②实际上，1995年，刘文利即在其《越中关于西沙、南沙争端》一书中征引了《范文同公函》。Lưu Văn Lợi，Cuộc tranh chấp Việt-Trung vềhai quầnđảo Hoàng sa vàTrường Sa，Nhàxuất bản Công an，HàNội，1995，tr.105.。国内学界也有必要即这些“辩解”进行专门的学术探讨。例如，书中说越南所谓的“黄沙”，划归越南广南省管辖，所谓的“长沙”，划归越南庆和省管辖。先不论海域，广南和庆和陆地区域均为古代占城王国的领地，15世纪以后才逐渐被越南吞并。阮光胜的著作说越南的“黄沙”和“长沙”是越南人从占人“继承”过来的[17]11。这明显是美化古代越南对占城侵略之词。
有关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原因，国内外学界探讨得较多。2010年来，越南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行为越发积极。国内有学者认为，由于实力对比悬殊，越南等国家在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无法单独与中国抗衡，为此，他们都希望并迫切地需要彼此联手甚至联合区域外的其他力量来对抗中国[1]。就越南作为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一方而言，这一观点是成立的。有关这一学术话题的研究，2011年，张明亮在《超越僵局——中国在南海的选择》一书中也有所论及。如1994年，越南聘请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从国际海洋法的角度为越南在同中国争议的南海克里斯通合同区域辩护[18]。此外，2009年起，越南召开所谓南海问题学术会议逐渐频繁，近年来在新加坡举办类似会议逐渐成为例制。
但是过去越南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也不是越南一些激进学者的“一厢情愿”。美国、日本、菲律宾等都有各自的算盘。2011年，张明亮在其另一部著作——《超越航线——美国在南海的追求》一书对美国介入南海，南海问题“国际化”也同样有过论述。张明亮认为，冷战后，美国为牵制中国而介入南海，美国的牵制和介入手段是多元化的，既有军事层面也有经济层面[19]。笔者认为，美国介入南海，尤其是2010年以来美国高调介入南海，其实是多个国家多种因素造成的。美国介入南海尽管不是近年来的事，但是给近年来这一地区和平和稳定带来了最大的潜在危险，对中越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尤其不利。以2010年7月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17届东盟地区论坛（ARF）外长会议为例，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这一会议以及会后的新闻会上都表示：南海航线之自由与安全关系到美国国家利益——这也是美国首次、公开将南海局势之发展列入美国国家利益之范围。希拉里在论坛上说：
我借此机会与东盟和东盟地区论坛的一些同事一起阐述了我国（美国）政府在涉及该地区安全与繁荣问题上的立场，即南中国海。我想简要概述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所有国家一样，美国在航行自由、开放进入亚洲海洋公域以及尊重南中国海的国际法方面具有国家利益。我们不仅与东盟成员国或东盟区域论坛参与者共享这些利益，而且与其他海洋国家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共享这些利益。美国支持所有声索国的合作外交进程，以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解决各种领土争端。我们反对任何索赔人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虽然美国在南海陆上地物的领土争端上不偏袒任何一方，但我们认为，声索方应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寻求其领土主张和相关的海洋空间权利。根据《国际法》习惯，对南海海域的合法主张应仅源于对地物的合法主张。［20］
从2014年希拉里的回忆录审视，希拉里在推动越南将南海问题国际化是处心积虑的：
（2010年）7月22日下午，东盟地区论坛在河内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与会各方就贸易、气候变化、人口贩卖、核武扩散、朝鲜和缅甸等议题进行冗长和正式的讨论。但会议进入第二天，每个人心里都惦念着一个话题：南海。这些领土争端夹带着历史、民族主义和经济等问题，也成了一个重要的考题：中国会不会利用日益增强的力量，去主宰一个影响力不断扩大的领域？或是在这个地区内能用国际规范约束最强的国家？海军舰艇不时在有争议的海域对峙，周边各国报章一直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而外交官为了避免公开冲突，不断奔走。然而中国一直坚称，这不是一个地区性会议适当的话题。当天晚上，我召集科特大贝尔和亚洲团队开会讨论次日的计划。我们所想到的做法是需要精巧的外交工作，并把过去一年半对这一地区积累的基础全部用上。我们花了几个小时修改次日所要发表的声明细节，并与伙伴商定如何配合演出。
隔天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一开始，戏码便跟着登场，由越南率先起头。尽管中国反对在这种场合讨论南海，越南却提出这个会引起争论的议题。随后其他各国部长一个接一个表达关切，并呼吁以共同合作和多边进行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当时机来了，我示意要发言。我说，美国不会在任何特别争议上选边站，但我们支持眼前提出的多边方式，依照国际法并在没有武力胁迫或威胁之下进行。我们呼吁地区内各国应维护南海航行畅通无阻，并致力于发展一套能避免冲突和对抗的行为准则。美国准备推动这一进程，因为南海的自由属于“国家利益”。这是精心选定的词汇，是为了回应早先中国的宣称，它在该地区拥有的广泛领土，已构成其“核心利益”。［21］
从希拉里的回忆录，我们可以有三个基本的判断。首先是美国认识到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但其积极介入的目的主要是遏制中国。2011年6月，美国参议院还通过了所谓的《南海议案》[22]。奥巴马、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持续推行一些相关的战略，如“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等都是其对南海问题的政策演化或推进。其次是当时美国支持越南等国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第三，美国介入南海也是有限度的。当然，其言是否可信，仍然需要观其行。此外，2010年之所以成为美国高调介入南海问题的转折点，希拉里个人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正由于有美国的支持以及东南亚相关国家国内外的一些因素，自2010年之后，越南积极推行南海问题国际化。有关越南推行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举措，国内学界研究也较多。如2017年，张明亮又从“南海问题化”的越南外交入手进行探讨[23]，对学界裨益良多。但学界还有一些观点，值得进一步地探讨。如2018年，崔浩然从新形势下探讨越南南海政策的调整及中国的应对策略。其中在探讨越南南海政策调整的动因时，认为越南决策层分为亲中派和亲美派，两派对中国崛起有不同的看法，前一派倾向追随中国，后一派倾向于联合美国遏制中国[24]。笔者认为，国家决策层首先是服务各自国家利益，以越南为例，不存在所谓的亲华派和亲美派。
美国著名的中越关系研究专家吴本立（Brantly Womack）认为，中国与越南关系中有一点始终不变的是，中国一直是那个大得多的伙伴。不论这一关系是敌对的、友好的还是介于中间，它都是非对称的[25]1①吴本立是美国弗吉尼亚州政治和外交事务系教授。吴氏曾先后担任弗吉尼亚州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亚洲和中东语言与文化系主任、国际活动规划委员会主任等职，也曾受聘吉林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据笔者目之所及，吴氏学习过越南文和中文，是西方中越关系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的观点在西方学界获得较大的认可。吴本立教授的视角具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中越政治关系也不完全是非对称的，如果考虑中越政治关系史中广西、云南特殊地位和桂越、滇越的复杂关系，中国也关注比越南更重要的第三方。同样，当前国际形势下，越南在南海问题上，也不可能不关注中国之外的国家影响，但中越边境省份的互动关系很多时候也是中越政治关系中的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
从历史经验看，如果管控不好，南海问题必然会对中越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南海问题对中越关系的负面影响仍然是可控的。早在2006年，吴本立也认为，相比之下，两国遗留的边界问题、北部湾的划界问题、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控制权问题，这些是更具实质性的具体问题，因此更加棘手。但他同时也认为，两国在处理分歧时，中越两国做出更多富有成果性的尝试：尽力防止分歧扩大化，尽力对分歧保持中立，尽力解决分歧[25]224。
近年来，越南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促使越南与菲律宾、日本等国在南海的合作日益加深，这让中越南海问题更加复杂化。国内学者就越菲、越日的合作已经有相关的探讨，如在探讨越菲合作方面，2019年邓佳就冷战后越南与菲律宾南海对冲战略差异进行研究[26]，2021年张明亮就菲越“准同盟”之常态化进行了探讨[27]。邓文认为越南南海战略的对抗性较低，因此中越两国关系大局受南海问题影响小；
而菲律宾南海战略对抗性较高，导致中菲两国关系更易受到南海问题干扰，但作者指出越南和菲律宾南海对冲战略差异的实质是越南以中越睦邻友好为基础的世界观，而菲律宾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观点仍具有商榷的较大空间。菲越就南海问题国际化存在一些默契也是事实，但越南内部政治相对平稳而菲律宾多变，以致菲律宾对华政策难以持续一贯，这从两国关系史中不难考察。如在1986年和1988年，邓小平同志接见菲律宾领导人的一些记载可以说明菲律宾当时相关的立场：
“1986年6月17日上午，会见菲律宾副总统萨尔瓦多·劳雷尔。在谈到南沙群岛问题时说：现在世界上很多地图都可证明南沙群岛属于中国。我们倾向这个问题先搁置一下，不急于解决。这样做是为了不使这个问题妨碍我国同有关国家友好关系的发展。过几年后，我们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商讨一个可为各方接受的方式。可否考虑对有关争端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发展，我们有充分的条件成为很好的朋友。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我们提出“一国两制”的办法。使用同样的模式，也可解决很多热点问题。“一国两制”别人提不出来，由于中国有香港、台湾的具体问题，为了和平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才有可能提出“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问题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还有很多国际争议问题也可用和平方式解决。劳雷尔对邓小平提出的解决南沙问题的立场表示完全同意。”［28］1122
1988年4月16日上午，会见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指出：对南沙群岛问题，中国最有发言权。南沙群岛历史上就是中国领土，国际上很长时间对此并无异议。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南京国民党政府派海军舰队去南沙群岛海域巡逻，随即对南沙群岛最大的岛屿太平岛派了驻军，并修了一个小飞机场。当时联合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没有提出异议。世界上有权威的地图标明南沙群岛一直为中国所控制，菲律宾舆论界也提到过这一点。我经过多年考虑，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可在承认中国主权条件下，各方都不派部队，共同开发。那些地方岛屿很小，住不了人，不长粮食，无非有一些石油资源。有关近邻国家可以组成公司，共同勘察、开发。中国有权提出这种建议，只有中国建议才有效。这样就没有争端，用不着使用武力。在南沙群岛问题上，并不是找不到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但这个问题毕竟是个麻烦的问题，应通过协商找到对和平有利、对友好合作有利的办法。［28］1227
有关越南与日本就南海合作学界也有一些探讨，如2019年王竞超认为越日两国海洋安全合作步入正轨始于2007年，两国首脑发布联合声明之后。但由于越南在经济上对中日的“双重依赖”，日越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差异、两国合作外部动因减弱等因素，未来两国海洋合作的势头将受到一定的影响[29]。实际上，国际上其他国家都清楚美国和菲律宾、日本的关系的实质。相关国家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不仅对中越政治互信造成挑战，同时也使他国有机可乘，破坏中越关系稳定的各方基础。
如果从政治层面考量，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同样也可以说，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越南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在各自的国家都是执政党，代表着最广泛的人民利益，为各自国家的民族独立、繁荣富强和人民福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
中越两党的交往是南海问题与中越关系发展的“压舱石”，经得起“风吹雨打”。尽管这是一些现实主义流派学者较难理解和接受的。实际上，早在2011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应邀对越南进行了正式访问，习近平在会见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时说，中越关系正常化二十年来，两国关系之所以能够不断向前发展，有三条重要原因：第一，相同的磨难遭遇为中越关系奠定了历史基础。中越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成的传统友谊凝聚着两党老一辈领导人的智慧和心血，把中越友好接力棒一代一代传下去是我们的共同历史责任。第二，广泛的共同利益为中越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这是我们共同的战略目标，也是维护共同战略利益的重要政治基础。第三，共同的发展任务为中越关系奠定了合作基础。
2021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通话时指出，中越山水相连，“同志加兄弟”的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共同宝贵财富，和睦相邻是两党两国发展的大局。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越南也将朝着“两个百年”目标砥砺奋进。双方要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握两党两国关系，锚定中越关系前进的正确方向。中国党和政府坚定奉行对越友好方针，赞赏新一届领导集体继续把对华关系置于外交政策头等优先，愿同越方不忘中越传统友好初心，牢记中越双方拥有的理想信念和历史使命，不断赋予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的时代内涵，积极构建中越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为两党两国关系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同样，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两党关系也是认可的。早在2015年，时任越共中央委员、中央对外部部长黄平君在接受《人民日报》等媒体采访时表示，党际交往、国家外交和民间外交是越南外交的三大基础。中越两党关系在各领域、各层面、各对象方面日益深入发展，日益取得实际性效果，主要有以下特点：高层接触和交流不断，已成常态，形式多样丰富，理论合作得到持续推动。
2021年9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河内会见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王毅时表示，越中两国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想信念，两国关系是“同志加兄弟”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面对国际形势复杂变化，双方要携手并肩，克服困难，实现各自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谁也无法动摇和改变越中之间的团结合作。双方要以灵活多样方式推进两党、政府、地方交流合作，教育年青一代继承并发扬两党两国真诚相待的优良传统，友好、兄弟般地沟通交流，推动越中关系持久健康稳定发展。越南总理范明政会见王毅时表示，双方要落实好高层共识，妥善处理海上问题，保持海上局势稳定，循序开展海上合作，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为维护地区和平做出贡献。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关于南海问题，双方要遵守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政治共识，遵循业已签署的各项协议，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矛盾分歧。不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确保海上局势总体稳定。中越应加快推进海上合作，探讨共同开发路径，打造深化两国关系新的增长点。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克服困难，坚定不移推进“南海行为准则”，达成实质、有效的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成熟的党际交往机制使中越决策层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认知差异，实际上有利于双方决策层避免“信息不对称”，从而从最大程度上管控分歧。发挥一下吴本立的“非对称理论”，笔者认为有三个重要因素决定南海问题对中越关系的影响。一是不同层级决策层对中越两国关系史的认知以及双方的一贯政策。二是中越不同决策层对南海问题和两国关系的角色定位。如果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言行让中国认为其可能因南海问题成为其他大国的“滩头阵地”（beachhead）,那么这种认知造成的负面影响，比越南一些学者错误认为中国在南海推行霸权主义造成的影响更为糟糕。三是中越两党两国的外交政策总目标和实践是否一致[25]81-82。
笔者认为，中越两国学界对南海问题与中越关系的探讨需要更加冷静和理性。我们观察到近来越南主流媒体如越南中央军委与国防部军政理论机关——《全民国防》杂志刊登评论，驳斥一些被越南党和国家认为是敌对势力和政治投机反动分子的言论，这些言论认为,“只有与一个强国建立军事同盟，越南才能维护好主权，才能保卫国家民族利益。越南实行“四不”国防政策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越南的军事力量是‘薄弱’‘落后’的，因此，越南与一个军事强国建立同盟，以得到各方面的帮助来保卫国家领土、边境和海岛主权。如果不实行与他国建立军事同盟政策，不仅不能保卫国家，而且不能保卫制度，使越南共产党‘鸡飞蛋打’”。这些言论甚至妄称：“越南越早与美国建立军事同盟，失去岛屿和东海上的主权以及遭受海上和陆上的战争的危机越早被击退。”[30]越南也还有许多冷静的学者和决策建议者，他们看待南海问题不乏冷静和理性的态度。
我们再回顾38年前邓小平同志的一些观点，是否也会引起我们国内学者，尤其年轻一辈研究南海问题学者的一些思考。
“1984年9月8日上午，会见意大利参议院议长弗朗切斯科·科西加。……在谈到解决国际争端问题的途径时指出：现在世界上有好多潜在的爆发点，还有一些地方存在着两国之间的主权争端问题。如果不根据新的问题采取新的方法，就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有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与日本有钓鱼岛问题，与东南亚一些国家有南沙群岛问题。世界地图上，南沙群岛历来被划为中国领土。解决这些问题，一种办法是中国按照历史，收回这些领土。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是否可以避开主权，采取与南沙群岛有关的国家搞共同开发的办法？中国是一个大国，要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点新的办法。世界上还有其他问题，比如英阿马岛问题，现在并没有解决，联合国议程上还有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多得很。这些问题都可能是爆发点，解决的方式，或是战争，或是其他办法。和平谈判，就要双方相互让步。香港、台湾问题，从中国内部来讲，我们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想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共同开发解决争端的办法，都是为了和平而不用战争方式，都叫和平共处。”[28]993-994
学界对南海问题的探讨，除了站在各自国家和民族立场外，是否应该更加冷静和理性？尤其中越学界部分学者，是否应该考虑摒弃“非友即敌”“非是即非”“相互拱火”的态度？我们仅仅站在各自国家和民族立场的前提下开展探讨是远远不够的，是否应该更进一步，在表明各自国家和民族立场之后，就有利于长远解决南海问题和中越关系的稳定发展做一些努力？我们的探讨，尤其越南一些学者的探讨，是否可以抛弃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真正沿着“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十六字方针的指引去做？
有关南海问题和中越关系的探讨，不同年龄段、不同学术经历和不同世界观的学者都难免有差异的看法。就笔者的观察，亲历过20世纪中叶以来中越关系起起伏伏的学者多是稳健派，他们也许更能看透中越关系发展的本质。以越南学界而言，已故越南社科院中国所前所长杜进森应属于越南的“知华稳健派”学者之一，这样的学者可能更能为决策层提供较为稳健的对华决策建议，遗憾的是这样的学者已经陆续去世。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越关系研究学者更多地出现激进派。尽管南海问题与中越关系难免会受到中越之外国家的干扰，但是解决中越南海争端关键还是中越两国的决策层，决策层本身的认知和提供给决策层的建议的立场和认知起到了较为关键的作用。中越之外的国家，作为旁观者未必就“清”，因为很多时候旁观者难免也有旁观者的利益所在。
如果南海问题国际化是作为手段，而非目的，那么过程难免也会影响到结果，而且域外大国的介入很多时候是不可控的，这些例子，只要翻一翻历史书，便可知晓。作为中越两国学者，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更应该保持几分定力，不为各自情绪，或者内外非理性的声音所渲染和怂恿。只有这样，学术的探讨才可能更具有历史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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