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大春 曾志彪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2021年12月，国家出台《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旨在打造区域一体化协调均衡发展新样板，开启长三角共同富裕新模式。随着一体化进程加快，城市群内核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表现出不同强度，会导致城市群内部差异扩大或者缩小。据统计，2021年长三角土地总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30%，总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6.75%，却创造了全国GDP总量的24.21%，一体化成效初显。长三角在经济总量上取得巨大成效时，其内部经济发展差距也不容忽视。2021 年长三角各城市人均GDP排名中，无锡排名最高，为18.74万元；
阜阳排名最低，为3.76万元，无锡的人均GDP接近阜阳的5倍，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将成为长三角实现一体化和共同富裕的障碍。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长三角内部各城市和各地区经济发展收敛性特征如何，直接影响长三角高质量均衡发展。为此，需要测度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性及影响因素，探寻协调均衡发展路径。
有关欠发达地区能否追上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发展趋同，还是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日扩大的问题，一直都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自Solow（1956）和Swan（1956）提出经济增长的“收敛假说”以来，学者们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收敛研究众多。近些年，我国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收敛研究主要聚焦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测度分析方法、区域经济发展收敛特征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收敛影响因素研究等方面。一是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测度分析方法。目前学者们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测度主要使用标准差（张晓昱等，2019）、变异系数（张乃丽等，2021；
兰秀娟等，2021）、泰尔指数（安景文等，2019）、基尼系数（田凤平等；
2021）、核密度估计（吕明元等，2021）等统计方法。二是区域经济发展收敛特征研究。葛扬等（2012）发现广东内部经济发展总体呈发散趋势。张晓昱等（2019）发现河南总体城市和非资源城市存在σ收敛，资源型城市存在绝对β收敛。王晓玲等（2020）以长三角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发现长三角经济发展存在收敛，江苏和安徽存在俱乐部收敛，浙江不存在俱乐部收敛。张乃丽等（2021）发现我国经济发展存在收敛趋势，但存在地区异质性。三是区域经济发展收敛影响因素研究。董雪兵等（2020）认为创新能力、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城市群发展规模等的差异导致我国南北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差距，不利于我国南北方经济发展收敛。兰秀娟等（2021）发现空间效应促进东部经济发展收敛，抑制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收敛。斯丽娟等（2021）发现外商投资、人力资本、科技创新显著促进我国多数城市群经济发展收敛。李峰等（2022）发现互联网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收敛，且对东西部地区经济收敛促进作用更明显。
可见，我国学者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收敛性的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善于运用不同的方法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收敛性进行分析；
但是已有的研究中仅有少数学者考察长三角地区部分城市经济发展收敛性问题。自长三角空间范围扩至沪苏浙皖全域以来，内部发展差距较大可能制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步伐，阻碍长三角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为此，文章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研究：第一，将研究范围定为长三角41 个城市。目前还未有关于长三角41个城市经济发展收敛性的研究，以此为研究对象，能较为全面地考察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现状。第二，提出长三角经济均衡发展路径。文章在测度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性的基础上，探寻影响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因素，提出长三角经济均衡发展路径。
在经济发展收敛的实证分析中，使用的收敛模型主要有σ收敛和β收敛。
（一）σ收敛分析方法
σ收敛指的是不同经济体间经济水平的离散程度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呈现出下降趋势。文章使用人均GDP 的变异系数研究σ收敛变化趋势。公式如下：
式（1）中：Vt为刻画σ收敛的变异系数；
n表示长三角城市个数；
Yit为长三角第t年第i个城市的人均GDP。若Vt+1＜Vt，则长三角经济发展存在σ收敛；
反之，则不存在。
（二）收敛计量模型
β收敛是指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其初始的经济水平呈反比例关系。关于β收敛，经济学者们提出了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俱乐部收敛等概念。如果经济水平用人均GDP 表示，绝对β收敛指的是所有经济体人均GDP将收敛于同一增长路径，条件β收敛则认为经济增长路径由一些结构特性决定，虽然后者认为每个经济体可以拥有不同的增长路径，但控制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后，最终均衡状态仍然唯一。俱乐部收敛则认为可以存在多个增长路径和多个均衡状态，均衡状态的差异取决于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即不同地区内部存在着同一收敛均衡状态（沈坤荣、马俊，2002；
董雪兵、池若楠，2020）。
考虑空间效应的存在，借鉴王晓玲等（2020）、兰秀娟等（2021）的研究做法，文章构建β收敛空间计量模型。
式（2）为β收敛的传统计量模型；
式（3）为β收敛的空间计量模型。yi，t+1和yi，t表示第i个城市第t+1年和第t 年的经济水平；
表示第i 个城市在t+1年经济水平的增长速度。β为收敛系数，若β＜0，则说明长三角经济发展速度与其初始经济水平成反比，长三角经济发展存在收敛，且收敛速度v=-1n（1+β）。ρ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
γ表示空间溢出系数。W 为权重矩阵，W=1/d2ij，dij为城市之间地理距离，由经纬度坐标算出。Xi，t为影响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性的一系列因素，δ为各影响因素变量系数。μi为个体效应，ηt为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选取
根据经济发展收敛性的相关概念及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文章在进行β收敛实证分析时选取实际人均GDP增长率（Rrjgdp）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以实际人均GDP（rjgdp）作为解释变量。文章在借鉴安景文等（2019）、王晓玲等（2020）的研究基础上，从工业化水平、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对外开放、政府干预、技术创新等6 个方面选取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性的影响因素。其中，工业化水平（gyh）用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来衡量；
物资资本（pc）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表示；
通常人力资本由人均受教育年限或者入学率来反映衡量，但由于长三角部分城市未能给出相关数据，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借鉴王晓玲等（2020）、周正柱等（2022）的研究，人力资本（hc）采用在校大学生人数来表示；
对外开放（fdi）用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表示；
政府干预（gov）用财政支出占GDP 比重表示；
技术创新（inno）用三种专利授权量表示。
（四）数据来源与处理
鉴于数据的可比性和可获得性，文中以长三角41 个城市2010—2020 年数据为样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长三角41 个城市的《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自CSMAR 数据库。以2010 年为基期，使用人均GDP 平减指数对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进行价格平减。在对模型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变量小于1，为了不让变量取对数后变为负数，文章借鉴潘文卿等（2003）的方法，对各变量数据均先加1 再取对数，再将各变量数据引入模型。
在进行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性的实证分析过程中，文章主要运用stata 软件测算σ收敛、β收敛的估计结果。
（一）σ收敛分析
文章借助变异系数测算长三角整体及其内部各省份（除上海外）经济发展的σ收敛，将长三角41 个城市的实际人均GDP 值代入公式（1）得出相关量化数值，具体计算过程略。为更直观地分析长三角σ收敛变化趋势，将计算所得结果进行图示（见图1）。
图1 2010—2020年长三角整体与内部变异系数变化趋势
从图1 可以看出，长三角整体与内部各省份实际人均GDP的变异系数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即长三角整体及其内部各省份存在σ收敛，长三角各城市的人均产出相对差距正逐渐缩小。长三角整体变异系数从2010 年的0.0537 降至2020 年的0.0415，降低幅度为22.70%，说明长三角一体化成效初显。江苏变异系数从2010 年的0.0418 降至2020 年的0.0311，降低幅度为25.48%。安徽变异系数从2010年的0.0412 降至2020 年的0.0339，降低幅度为17.81%。浙江变异系数从2010 年的0.0262 降至2020年的0.0225，降低幅度为13.83%。研究期间江苏和安徽的变异系数降低幅度较大，说明两省近些年正在加快缩小省内发展差距；
研究期间浙江变异系数均在0.03 以下，远低于江苏和安徽，说明相比较而言浙江内部各城市经济发展较为均衡，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打下坚实基础。
（二）β收敛分析
由于β收敛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冲击，较之地区存在σ收敛更为复杂。为此，文章为精准测度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性，基于空间计量模型进行β收敛分析。
1.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空间回归结果
考虑到空间相关性，基于公式（2）和公式（3），利用2010—2020 年长三角41 个城市相关数据，收敛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长三角2010—2020年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空间回归结果
由表1 可知，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模型（2）、模型（4）和模型（5）通过LM 检验，说明空间滞后模型（SAR）可用。为进一步考察SDM 模型是否会退化为SAR模型，继续进行LR检验和Wald检验。经过相关运算，模型（5）通过LR检验和Wald检验，可以选择SDM 模型。在绝对β 收敛中，模 型（2）的LM-lag 和Robust LM-lag 估计值更高，故选择空间滞后模型（SAR）。为使β收敛回归结果进行很好的对比分析，条件β收敛除使用SDM 模型外也使用SAR 模型，SAR 模型回归结果见模型（4）。模型（2）、模型（4）、模型（5）通过Hausman 检验，采用时间、个体双固定效应模型。
从表1 中相关结果来看：一是存在绝对β收敛。由模型（1）和模型（2）可知，普通面板和空间面板均显示人均GDP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长三角经济发展存在绝对β收敛。二是存在条件β收敛。模型（3）、模型（4）、模型（5）均显示人均GDP的系数值显著为负，人均GDP 的空间滞后项系数也为负，说明在考虑了众多影响因素后，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于稳态的趋势仍然存在。三是空间效应加速收敛。空间面板模型中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的收敛速度（ν）快于普通面板模型。绝对β收敛下的普通面板和空间面板收敛速度分别为1.76%、10.02%，条件β收敛下的普通面板和空间面板收敛速度分别为1.35%、11.57%、9.56%，可以看出将空间因素纳入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模型中后，其收敛速度明显加快。四是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无论是绝对β收敛还是条件β收敛，ρ值的方向均为正，亦即长三角内部城市经济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能促进周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上升，最终促使各城市趋于各自的稳态。
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条件β收敛的R2相比于绝对β收敛都实现一定提升。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各影响因素对于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性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工业化水平（gyh）和对外开放水平（fdi）的系数为正，说明其对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由此，长三角可以通过提高工业化水平和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发展趋于收敛。物资资本（pc）和政府干预（gov）与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呈负相关关系。可能原因：一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单纯的物质资本积累已不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物质资本投入可能挤出创新投入；
二是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政府对经济过多干预导致资源错配，制约经济发展。需要减少政府过多干预，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由于长三角城市人力资本（hc）和技术创新（inno）差异性较大，而且人力资本和创新资源更多集中在少数城市，导致对收敛性影响效果不明确。
2.俱乐部收敛空间回归结果
根据俱乐部收敛相关概念，构建俱乐部收敛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由LM 检验结果可知，LM-lag和Robust LM-lag估计值更高，模型（6）、模型（7）、模型（8）选择空间滞后模型（SAR）更为合理；
由Hausman 检验结果可知，模型（6）、模型（7）、模型（8）均采用时间、个体双固定效应模型。
表2 结果显示：一是江苏和安徽空间回归结果显示人均GDP的系数值显著为负，说明江苏和安徽存在俱乐部收敛；
浙江人均GDP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说明其俱乐部收敛不明显。二是江苏（12.91%）的收敛速度要快于安徽（12.83%）。三是安徽经济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安徽的空间自回归系数为0.1792 且显著，说明安徽16 市经济发展空间联系较为紧密，空间外溢效应明显。
表2 俱乐部收敛空间回归结果
从前面实证分析结果可知，长三角经济发展存在收敛趋势，同时也揭示其经济发展在收敛过程中存在如下特征与问题。
（一）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性特征
第一，长三角内部存在不同收敛类型。样本期间内，长三角及各省均呈现收敛性。江苏和安徽绝对收敛速度较大，浙江内部差异性相对较小。但从俱乐部收敛来看，江苏和安徽存在显著的俱乐部收敛，浙江俱乐部收敛不明显。由于江苏和安徽存在俱乐部收敛，2020 年江苏人均GDP 为安徽的1.91倍，基于一体化初期的极化效应强于涓滴效应规律，长三角内部将导致“马太效应”出现，需要重点关注安徽发展。
第二，长三角城市间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长三角经济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能通过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发达城市能带动欠发达城市的发展，推动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基于俱乐部收敛的空间回归结果可知，安徽城市之间存在正向空间外溢更为显著。基于安徽大部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可以先重点支持部分城市发展，通过其空间外溢性带动整体发展。
第三，工业化和对外开放有利于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基于条件β收敛分析结果，工业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有利于促进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相对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工业化和对外开放具有显著区域协同性，需要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谋划工业布局和外资引进，推进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
（二）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长三角内部发展相对差距仍然较大。从长三角整体与各省市变异系数来看，近三年变异系数波动都较为平缓，亦即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趋势减慢，长三角内部经济发展相对差距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尽管长三角大部分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但皖北等欠发达地区目前还无法跟上长三角发展步伐，暂时未能实现与长三角协同发展，致使长三角一体化成效有限。安徽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合肥的极化效应远大于其对周边城市的扩散效应，在其内部城市存在差距的情况下这种资源要素的单向流动更容易扩大这种差距。2020 年江苏苏南五市GDP占全省GDP 总量比重接近56.76%，与苏北发展存在差异。这些差距的存在不仅容易造成长三角产业承接转移的困难，更制约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步伐。
第二，长三角空间溢出效应有待增强。从俱乐部收敛回归结果看，江苏空间溢出系数虽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江苏内部城市间的空间关联性有待增强，即城市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并未在江苏内欠发达地区追赶发达地区的过程中起积极作用，而是依靠其他原因实现江苏俱乐部收敛。安徽空间溢出系数虽显著为正，但系数值较小，收敛速度也较低。浙江空间溢出系数虽为正但不显著，且系数值也较低。这些反映了长三角核心城市的强大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未得到有效利用，次级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并未得到培育提高，多中心网络化空间格局尚未形成。
第三，长三角存在市场活力不足和资本配置不优的问题。一方面，虽然政府干预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政府干预容易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且政府的过度干预容易造成市场活力不足。另一方面，投资确实为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提供了重要动力，投资行业和地区不精准容易造成投入冗余，降低资本配置效率。消除地区间行政壁垒和加快资源要素流动，激发市场活力，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是推动长三角经济发展收敛、实现长三角一体化的有效途径。如何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根据上述收敛性特征和问题，从深化结对合作帮扶、优化长三角工业布局、打造长三角统一大市场、共建长三角统一制度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均衡发展路径。
（一）深化结对合作帮扶，创新长三角共同富裕新模式
在江苏南北结对帮扶合作、浙江山海协作和安徽南北结对合作基础上，创新省与省之间结对合作帮扶新模式。基于《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深化结对合作帮扶，实现省与省之间在产业、园区、管理、环境等开展全方位合作，带动安徽部分城市发展，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安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推动长三角迈向共同富裕。一是实现结对合作帮扶城市产业共生。皖北各城市需要立足于自身实际，学习帮扶城市先进技术，聚焦帮扶城市先进产业，与帮扶城市配套发展产业链上下游产业，提高自身“持续造血”能力，推动实现产业发展相辅相成。二是实现结对合作帮扶城市园区共建。需要探索园中园、飞地园区等合作模式，加强结对城市园区对接合作，引导两地园区企业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实现园区创新成果转移转化；
需要探索援建、托管、股份合作等合作模式，帮扶城市园区对受帮扶园区提供资金、人才、管理经验等，协助受帮扶城市园区规划发展、经营管理、招商引资等工作，前期所得利益可基本归于帮扶城市，后期所得利益双方按比例分享。三是实现结对合作帮扶城市管理共进。结对城市间需要定期开展干部队伍的互派交流，进而将沪苏浙地区的先进思想传入皖北，提升皖北各市组织管理能力，激发培育皖北各市内生发展动力。四是实现结对合作帮扶。受帮扶城市要消化吸收帮扶城市的先进发展经验，仔细梳理找出自身的不足，对标修改自身的短板，实现同帮扶城市在发展环境、政策优待方面等的对接。
（二）优化长三角工业布局，厚植长三角经济发展根基
结合城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打造区域完整产业链，优化长三角工业布局，厚植长三角经济发展根基，实现长三角整体协调均衡发展。一是筑牢工业发展基础。长三角各地区和城市结合自身禀赋条件和产业发展基础，充分发挥相对比较优势，确定各自在产业链中的定位和主攻领域，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垂直分工，建设稳定的前后向供应链关系，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完整产业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二是推动工业协调发展。上海市要加大资金投入探索未来新兴产业，引领好长三角工业发展方向；
安徽要在改善自身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大力吸引和承接沪苏浙的高端要素输入，积极发展新兴产业，深度融入长三角工业分工合作体系，实现长三角整体协调均衡发展。三是推动工业强链补链。要通过技术锻长补短，打造长三角创新合作平台，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促使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实现长三角工业核心技术突破，打通长三角工业增长关键堵点，以“点”的疏通增强“链”的韧性实现“面”的升级。四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引导形成“中心城市发展服务业、外围城市发展制造业”的区域分工格局；
重点推动上海等中心城市优化生产性服务业供给，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支持研发、设计、采购分销、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环节专业化、高端化发展；
充分发挥其他城市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积极推动终端产品专业化制造。
（三）打造长三角统一大市场，形成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持续深化市场机制改革，加速实现要素市场化，努力打造长三角统一大市场，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有机统一。一是加快要素市场化打造长三角统一大市场。要立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建立和完善区内城市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协调发展机制，有效破除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在市场基础规则制度统一的基础上，打造长三角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实现长三角内部要素和资源的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促使长三角内部要素和资源的自主流动、互联互通，从而提高长三角整体要素和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性。二是依靠协调发展和区域合作畅通内循环。要推动长三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明确各省市的分工定位，在促进区内商品要素资源畅通流动的基础上，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现长三角内循环良好运转；
要积极与京津冀、长江中游、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建立区域合作关系，通过产业转移、园区共建、项目合作等方式共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助推国内大循环良好运转。三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齐头并进扩大外循环。要依托上海自贸区带动江苏、浙江、安徽自贸区拓展发展空间，促进国际要素有序流入、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统一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优化外资营商环境，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要利用好自身区位优势，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多措并举鼓励本土实力强劲企业“走出去”，努力成为外循环的微观主体，形成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四）共建长三角统一制度保障体系，促进政策链协同
破除地区间的制度壁垒，弱化行政权力对市场分割和产业布局的影响，推动长三角均衡协调发展。一是有效破除制度壁垒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以一体化的思维突破行政壁垒，通过简政放权、政策协同，解决好市场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营造好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破除阻碍要素和资源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努力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通过政策倾斜、资源汇聚等方式提高核心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强化核心城市经济发展整体规划引领作用，构筑好核心城市的扩散作用通道，加强长三角各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实现各城市市场资源的互通有无。二是实现长三角制度一体化保障长三角协调均衡发展。开展干部交流任职，成立合作管理组织，打破地区本位利益藩篱；
坚持制度建设为整体服务的思想，只有整体进步才能提升个体上升空间；
坚持运用系统思维，增强大局意识，在长三角一体化制度建设中建立起相互促进、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制度保障体系，有力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实现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