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添翼，张文玉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的过程中，国家信息治理能力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信息媒介作为联结政治理念与公众意志的中介，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的系统性提升，信息治理能力基于公共舆情的政治议程设置，作为国家治理主体塑造国民集体共识乃至政治权威的核心手段，制约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深度与广度。笔者认为，深入剖析国家信息治理能力的政治哲学内涵，进而探究中国信息社会的发展路径，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基本方略。
21世纪以降，硬件芯片研发遵循摩尔定律实现了算力的跨越式跃升，主流软件平台开发历经赛博论坛、搜索引擎、社交网络到自媒体，信息技术完成了公共社交场景的全方位覆盖，让信息社会从蓝本变成了现实。“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1]在信息社会，人类持续拓展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边界，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日益依赖于海量数字资源的科学运用。近年来，信息产业催生诸多全新业态，它们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倍增效应。信息能力与信息社会相伴而生，信息社会的平稳运行取决于信息资源，信息资源本身既是信息产业的前提，也是社会交往的数字化媒介。从“地球村”到“万物互联”，以信息活动为基础的全新社会形态逐渐形成，在当代信息产业的发展格局层面，互联网公司、各类商业软件平台通过硬件载体完成多媒体交互，遴选信息资源作为“生产端”，大众传媒机构整合并应用信息资源，打造文化产品作为“消费端”，政府机关负责信息资源的全局性分配与交换，从中予以流程监管。
在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软件工程师设计了诸多获取信息、筛选信息、储存信息的批量处理方案，这些方案下沉至商业运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类利用网络平台整合信息资源、区别目标用户以遴选信息价值，从而高效解决现实问题的综合技能，即信息能力。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全面兴起，信息能力的行使主体从军政机关拓展至企业、社会组织与传媒机构。信息能力事实上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治理范式，即“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信息权力。信息权力本身既拓展着信息社会公众们的认知边界，也解构着民族国家的传统公权力结构，如《赛博空间独立宣言》中所宣告的，“我们不欢迎政府，在我们的国度之中，传统政府的权威道义将不复存在，也不再享有使公众畏惧的司法特权”[2]。
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信息权力重塑，从国民经济宏观景气预期指数，到公众日常行为的大数据趋势，跨国资本集团凭借网络平台使劳动力国际化，并正在改变产业、职业和工作的时空形式及其含义，甚至于社会的结构和组织[3]。随着信息能力与信息权力趋向于同质化，第三世界国家信息治理陷入了一种悖论：伴随着信息资源的指数级增长，信息经济产业得到了长足进步，政府的信息能力应用权限反而持续缩小：在提供公共服务资源时，政府必须与跨国互联网资本进行合作，以提高行政效率；
在应对社会危机事件时，政府缺乏运用海量数字资源的权限，因信息治理能力低下而有损社会公信与政治权威。
在信息时代的国家治理领域，以信息主权最具代表性。信息主权是一种决定本国的政治信息传播体制、对本国信息资源进行保护和利用、监管国内信息输出与国外信息输入的自主自决的政治权力。在跨国科技寡头公司信息能力的先发优势下，公众们复杂的社群信息交互造成了对传统政治叙事的解构，信息权力已经发展为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垄断性信息主权，第三世界国家相继出现了国家信息治理领域的诸多乱象。在宏观视域内，以信息主权为中介的新型政治经济博弈机制，造成全球范围内的信息鸿沟与知识鸿沟急剧扩大，并发展为后殖民时代的地缘政治冲突。在微观视域内，工业时代的公众社会生活被劳动和休闲所区划，“人的自由与全面解放”表现为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的合理配置，反观信息时代的公众社会生活，信息技术最大限度地压缩了获取信息的时间成本，也前所未有地整合了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公众虚拟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双重异化。下列问题是需要正视的：何以信息能力在促进信息资源多元分散的同时，反而加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何以信息能力与发达国家主权结合之后，反而以“信息主权”消解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主权？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还原近代国家信息治理能力的基本样态，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参照。
人类政治生活自城邦时代便与信息媒介高度绑定，从洞穴石画到竹简衣帛、从纸张到移动硬盘，不同类型的信息媒介生成了不同类型的信息能力，不同类型的信息能力对应塑造了不同类型的治理模式。“政治系统为了持续下去，必须能够采取一些措施成功地缓和造成的压力，并且对此做出反应。为了做出反应，权威当局至少能够获得已发生的事情的信息。”[4]在近代国家制度层面，无论是君主立宪制或议会民主制，其治理体系多数表现为中心主义导向，即国家以最高权力机关的决策为基准，通过官僚组织自上而下传达信息，实现政治精英与市民社会的封闭联合。政治精英从诸社会共同体之更广泛大众生活中隐退，将自己包裹在公民自由和理性法律的高墙内，市民社会成员则获得了“被治理者”(those who are governed)的公民身份，公民身份开始以两种形式出现：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5]。综观近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构建，形式上表现为公民参与公共社会治理的多元化路径，本质上对应于“国家的治理化”(governmentalization of state)程度，即基层人口动员能力与社会资源组织能力。
信息媒介是信息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综观其历史变革，它在政治事务中的运用要受到更为多元的社会力量和更为广泛的权力博弈进程所决定，从而表现为特定历史时代的特定产物。除此以外，信息媒介可以折射出它所处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作为制度规范与社会关系的节点，逐渐演变为辅助各级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向度。信息传播的主导形态会制衡社会组织以及文化属性，某政权在奠基过程中所依赖的主导型信息传播媒介，会对该政权的组织架构乃至施政风格产生深远影响，并衍变为一种无法更迭的政治文化。信息传播媒介对于国家政治文化的影响不止于社会舆论，它可以演变为政治理念逻辑的线索，这种线索既取决于公权力的政治实践，亦立足于公共社会的历史选择。
哈罗德·英尼斯认为，近代信息传播媒介可以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类是空间偏倚型(space bios)，如报纸或广播，一类是时间偏倚型(time bios)，如政治宣传品，信息传播媒介的总体发展趋势是由时间偏倚型过渡到空间偏倚型。17世纪后，市民社会成员的公共事务讨论以报纸为主要媒介，报纸由于兼顾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与政治性，使得“时事政治”成为了可能。启蒙运动之后，西欧各国报纸的信息传播效果取决于与时政要闻的结合程度，以及能否经由身份政治立场达成观点自洽。英国率先将社会舆情研判纳入了行政管理流程，政府会将某项新政策可能引发的社会舆情纳入决策变量，一方面通过报纸获得即时准确的时事政治信息，激发特定阶层进行政治观点陈述，另一方面通过在报纸上发表社论引导既定的政治议程辩论，在初步达成社会共识之后再设定新的政策议题，依此循环往复。19世纪后期英伦报纸的全面商业化运营，既改善了新闻业作为公共机构发布权威信息的单一功能，也为公众提供了信息沟通的多元化平台[6]。综观近代英国的大小政治决策，人们会发现虽然其执行力相对有限，却往往能凭借相关的舆论效应获得较高的公共认同。随着帝国商业版图的拓展，跨文化交流大大强化了这类以公共舆情为先、政策实施在后的决策逻辑。伴随着这类决策逻辑与各殖民地的羁縻式治理的充分结合，大英帝国的政治合法性叙事日渐完备，进而成为实施“离岸平衡”地缘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英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加持下，以公共社会舆情为导向的国家信息治理能力逐渐凸显，其优势在于可以兼顾多元价值观诉求，塑造市民社会的政治共识，其弊端在于媒体于新闻议题循环重复设定的舆论场域中，无法规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治立场之间的尖锐矛盾，政府亦只能通过社会舆情引导居中调和阶级矛盾，或对外输出战争掩盖阶级矛盾，两者都不具备进行信息治理的体制机制。
20世纪初无线电技术得到了充分发展，广播作为即时迅达的信息媒介使得“时事政治”的定义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以报纸为主要信息媒介的时代，人们可以通过社论充分了解信息的价值，进而在所属社会阶层内塑造相对稳定的政治立场，反观广播电报出现之后，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直接从事社会行动的能力，因为“整个世界变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7]。一方面，广播可以在实现信息资源高效传达的同时，通过整合信息源，避免因政治立场矛盾而产生的公共舆论攻讦纷争；
另一方面，广播节目基本不存在受众教育水平的认知门槛，信息传播可以规避大多数中间环节而直达社会基层。随着广播与报纸的深度结合，国家不再局限于被动审校信息资源和引导社会舆论，而是主动凭借信息治理能力，开启了对于公共社会的全面兼容，秉持这类政治传播传统的代表国家是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早期领导人中，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在青年时代都是知名报纸社论撰稿人，列宁创办并主编过《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真理报》等几十种进步报刊，有过多篇译著和译作。他们终身笔耕不辍，积极向俄国民众宣传革命理念，在于始终坚信新闻宣传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机器的“齿轮”与“螺丝钉”。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给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的信中指出，发展无线电事业对于苏俄意义重大，无线电无需纸张刊印且不受地域限制，必将成为改变国家现状的重要传媒工具。联共(布)完成了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换之后，其政治宣传的基本理念确立起来，即充分调动社会舆论，主动进行政治议程设置，通过塑造民众政治认同的基本盘，完成政权合法性叙事的正反馈循环。
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实现了对于时事新闻的迅速反馈，从而将公共舆情与公众政治认同紧密结合于各级苏维埃。以卫国战争为契机，苏联政府凭借政权合法性叙事为中心的国家信息治理能力，完成了近代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进而缔造了极为强韧的国民意识。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范围内时事政治信息密度的迅速增大，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在引导塑造政治权威的同时，也造成了民众对于政策即时反馈的高度需求。由于公权力垄断了信息分配与信息交换，单一的信息渠道造成了政策反馈机制长期付之阙如，政府决策变量与政权合法性叙事由此被高度绑定。苏联政府过度依赖这种战时动员机制，社会舆论与民众政治认知潜意识被长期混淆。苏共中央亦很难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中调整社会共识，政策制定流程更是在执政后期逐步被军工复合体组织、能源寡头等利益集团所掣肘，政治改革因此举步维艰。此外，苏联科学界在技术研发领域盲目优先发展军事工业，拒绝主流的二进制计算机研究方向，无视晶体管的技术发展潜质，造成了在信息技术领域无论是硬件更新还是软件研发，苏联“并不只是忽视和拒绝信息革命，它根本就没有能力加入信息革命”[8]。
综而观之，无论是以公共社会舆情为导向的国家信息治理能力，亦或以政权合法性叙事为中心的国家信息治理能力，两者都没有明确国家在信息传播链条中的合理定位，即政府只能在信息资源的“消费端”与“生产端”予以取舍，或依从资本逻辑选择自由放任，或贯彻公权力逻辑约束限制信息流动过程，二者皆缺乏进行政策回旋的充足空间。基于上述针对国家信息治理能力类型的初步考察，可知政府需要打造信息资源的“分配端”与“交换端”，即完成从信息收集、公共宣传到信息整合、场景塑造的功能型转换。
对于现代国家而言，“一个不是官僚体制的、至少不是充分技术意义上的官僚体制国家制度的性质，不可避免地在形式上要逐渐让位于官僚体制的结构，对外的摩擦面越大，对内行政管理统一的需要越迫切，情况就越如此”[9]。政权中央制定政策下发至基层予以实施，从反馈到决策再到执行的过程中，政治信息本身需要保持全程在场。如前所述，信息传播模式存在从空间偏倚型过渡到时间偏倚型的自然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某政权的组织架构与施政风格会和信息传播模式同步的发生改变，特定历史时代中的政治集团秉承的政治文化传统，往往可以反向制衡政治信息传播样态本身。
在近代国家竞争的视域内，国家治理能力源于执政集团的长期政治实践，国家信息能力则根植于执政集团的政治传播方式，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传承。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背景中，各种合法性叙述框架之间的矛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政治话语系统。“这样，人们不能把产生于一种意识形态中的修辞传递给另一种意识形态。用来传播基本价值观的术语本身只有在创造它的叙述框架中才能得到理解。”[10]任何政权都需要具备与其治理模式相匹配的合法性辩护，并推演出与之匹配的制度设施。人们从宏观政治决策着眼，会发现一套由信息紧密联结的国家治理逻辑，即官僚组织将基层信息逐级上报至政权中央，政权中央根据基层信息反馈调整决策。信息传播系统如同政府官僚体系运作的神经系统，随着信息传播愈发与政治传播趋于同构，政治治理与基层信息的耦合程度愈深，即公共社会的政治化。公共社会的政治化过程是人们研判国家信息治理能力的最佳理论切入点，将其对应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亟待进行历史性的全面审视，依此探究中国国家信息治理能力的政治哲学意涵。
“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11]，近代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能力十分羸弱，究其原因，在于国家主权被西方殖民势力逐渐侵袭，传统宗法政治体制被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该时期倘若拒绝变革政治制度，半殖民地社会就有直接沦为殖民地社会的“亡国灭种”民族危机，而倘若盲目变更政治制度，封建时代固有的阶级矛盾又会被空前激化，演变为各类社会危机与农民革命，这就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两难困局。客观而言，晚清朝廷的中央集权程度已经达到了中国封建时代的顶峰，其行政效率却远低于现代联邦制的中央政府，除此以外，各州府衙门代行社会治理职权，其治理权限又远超过现代联邦制的地方政府。如何看待这样的治理悖论？
综观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过程，可知合法政权的平稳运行依赖于两套组织机制：其一，完成社会治理的官僚制度体系；
其二，维系政治权威的价值观念体系。反观旧中国，其政权中枢的信息收集链条过长且效率低下，需要州府县地方政府下放决策权，政治信息本身既是央地博弈的工具性媒介，更是生成并维系政治权威的认知基础。封建社会以农业税为核心财政收入，整合农业税基信息是各级官僚的首要使命，这类信息并非源自中央政权，而是长期定格于各州府县地方衙门所主导的邸报密折系统。两次鸦片战争之后，部分开明士绅已经注意到了近代信息媒介之于政治决策的重要意义，清廷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自强”和“求富”口号的感召下，从事政治信息传播的主体——近代知识分子陆续涌现，进行政治信息传播——公共社会初具雏形，为民间报业的充分发展提供了空间。“反献替之馍，兴革之事，其君相举动之事非，议员辩论之高下，内外工商之衰旺，悉听报馆照录登报。主笔者触类引申，撰为论说，使知议员之优劣，政事之从违，故日报盛行，不腔而走。”[12]《申报》等外资报纸的新闻社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晚晴官僚体系的政治决策，甚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进程。当清廷开始涉足近代信息传媒形式，并将其政治利益与传播效能联系在一起时，信息传播本身愈发表现为一种宗法体制内部的垄断权力，汉族封疆大吏籍此与中央政权进行政治博弈。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任何政治集团想要完成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双重任务，皆需要“毕其功于一役”式的实践方案，而这种实践方案能否成立，取决于国民能否形成整体性的国族认同。总体而言，传统的宗法伦理认同诉诸于礼仪教化，现代的国民身份认同立足于政治权威，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阶段，公共社会舆论是将封建教化转换为政治权威的主要政治空间。在近代中国，报纸与邸报系统实现了充分融合，成为早期的核心信息媒介。总体而言，报纸的信息传播样态基于民众具备基础的时政常识，其信息传播效率取决于民众的基本文化修养，二者对于文盲率超过90%的晚清社会都是不可想象的，官方与民间主办的各类阅报团体应运而生。报纸主导的时事政治传播消解了精英文人阶层主导的个体化阅读方式，开辟了全新的公共阅读方式。各类阅报组织完成了开风气、牖民智的初步启蒙使命后，转而演变成为新政新学的政治宣讲平台。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感召下，人们亟待将公共社会认同与政治理念宣传效能有机结合起来，并匹配以特定的信息媒介。这一时期，公共社会的主导性信息媒介的可复制性权重超过了可创作性，即政治理念宣传效能高于舆情管控效率，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趋势超过了中心化，即公共社会认同高于封建统治阶级意志。
无论中西，报纸专注于新闻时效性，其可复制性仅立足于时事推介。此外，报纸受地域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其读者群体较为集中，社论写作无法脱离编辑审校的日报周报等刊发形态，因而中心化特征十分明显。与报纸和无线电相比，政治宣传品不依赖于新闻实效性，且不会受到政策议程设置的情境约束，因而在信息传播结构层面具备典型的去中心化特质，即无需长期刊发，亦不必有固定的印刷机构，传播效能完全取决于宣传品的宣教逻辑与宣传者的社会组织能力。此外，政治宣传品客观上缺乏报纸的时效性，因此公共社会普及率较低，然而它具备的高度理论性与逻辑性可以凝聚利益集团的公共意识，公共意识是引导公共社会舆论的应然内核。政治宣传品扬弃了邸报时代以官抄、流言为主体的信息媒介，使新兴政治利益集团(洋务派、维新派、革命党、立宪派、买办阶层等)内部的信息传播开始趋于同质化。在报纸等近代信息媒介出现之后，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被充分彰显，其政治功能则被长期遮蔽。篇幅较小的政治理论著作可以完成二者的倒转，如《猛回头》《警示钟》《革命军》这类革命党小册子，它们并不寻求新闻时效性与娱乐性，而是专注于通过革命理念的宣教实现社会动员。作为唯一一种信息理念比重超过信息时效比重的传媒形态，政治宣传品高度契合了救亡图存的国家民族使命，逐渐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核心信息媒介。
辛亥革命虽然废黜了封建帝制，却没有彻底革除封建官僚阶层，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宗法观念。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思想家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引领广大进步青年批判封建伦理道德，他们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中，找到了实现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的全新出路。新文化运动掀起的精神解放的社会潮流，初步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基础。在科学世界观的引领之下，五四运动突破了先进知识分子的范围，发展为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广泛参与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从而全面激活了国民的政治共识，进步青年在“打倒列强除军阀”政治共识的感召下，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早期组织基础。
要而论之，革命的组织基础关乎社会动员能力，革命的思想基础关乎政治合法性叙事的塑造。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实现中国革命领导力量的高度团结并没有达成共识，因而在“左”与“右”的政治路线中反复试错。直到毛泽东根据大革命时期以来的斗争实践经验，鲜明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将政治权威奠基于革命组织的暴力机器之上，继而指出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13]，充分强调了政治合法性叙事的重要性。旧中国的社会舆情被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势力所误导，且长期缺乏群众运动的历史经验，它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叙事必然是严重脱节的。因此，中国共产党需要全面改造公共社会舆情，将“为人民服务”视为政治合法性叙事的宗旨，完成民众的思想改造与政治启蒙的双重使命。毛泽东深入调查研究了苏区党组织和红军情况，认为必须将思想教育与管理教育结合起来，指派命令的前提是宣传教育，需要通过政治宣传提升革命战士的阶级觉悟，进而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综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领袖的讲话、文告单行本等政治宣传品的教育效果要明显高于报纸、广播等信息媒介。在与群众运动紧密结合后，这种类型的政治信息传播初步奠定了党的政治文化传统。
任何政权的治理模式都不是任意选择的，它根植于执政集团自身的历史经验，有着鲜明的途径依赖。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治理模式决定了政权运行特定的优势、负荷、困难和挑战[14]。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信息的广泛传播，引导革命群众接受社会化的政治认知，并内化为自身的政治立场、政治情感乃至政治价值观体系。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军队建设与军事战略理论到党的建设理论等领域，中国共产党凭借以政治宣传品为核心的信息媒介，塑造了无产阶级政权独特的治理模式。以毛泽东思想为例，它从初步形成到最终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的过程，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完成一系列著作，解放区军民通过集中学习这些著作而实现的。“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15]
综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息传播，其特征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其一，意识形态的政治纪律。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政治纪律”的概念。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只有最为严密的政治纪律，才能强化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力量。对于党员和革命群众而言，“积极的思想斗争”是共产党员确保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从而实现革命队伍严密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基本前提。由政治宣传品主导的政治信息传播，完成了革命共同体的阶级意识的塑造。简言之，全党集体学习革命领袖专题报告，通过高效的政治信息传播，强化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政治纪律，在遵守基本政治纪律的前提下，党员们将“积极的思想斗争”定格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思想”，即党性原则。
其二，跨科层制的政治伦理。近代国家的科层制治理通常呈现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其政权组织形式更多表现为一种治理工具，而非政治伦理。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历史使命，在于其政治权威始终立足于革命先锋队的政治伦理，“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政党，也就是要教育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他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规划并组织新制度”[16]。政治宣传品由于其特有的去中心化特征，限定了信息传播的情境因素，导致始终存在“最后一公里”的信息治理末端，党宣干部既要对革命群众积极宣教，实现政治信息在基层社会的逐级下放，也要超越传统“理性官僚”的权责界限，尽可能的依靠群众、团结带领群众、广泛动员群众，塑造一种跨科层制的政治伦理。这种政治伦理的宗旨，在于政治宣传与社会动员紧密结合的“群众路线”。政治宣传品的可复制性特征，造成基层社会动员能力与政治信息传播距离呈负相关，政治权威与政治合法性叙事呈正相关，因此政宣干部能否准确领会文件精神，能否高效组织群众学习，直接关乎到党的政治合法性叙事自洽，以及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程度。
其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作为政权体系内的主观因素，可以赋予政治权力以价值取向，以正当性信念规范共同体成员的政治行为。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信息治理，为群众提供了参与公共社会事务的问责反馈机制，也明确了党内民主生活制度，从而缔造了群策群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文化。政治宣传品的新闻时效性虽不及报纸与广播，但可以与社会动员机制充分结合，其传播宣教成本直接关乎社会动员程度，反之亦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从基层信息反馈、集体决策再到文件指示执行的过程中，决策质量与时效性往往不可兼得，因此与之相对应的信息治理必须维持某种准动员状态以备不时之需，即通过动态民主机制，将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理念落实为具体的民主实践，长期维护公共社会舆情与政治权威认同之间的平衡。
如前所述，政治信息传播的主导形态会制衡政治理念的具体演绎，某政府所长期倚重的主导型信息传播媒介，会对其组织架构乃至施政风格产生深远影响，从而生成一类不可轻易更迭的政治文化。回溯近代国家信息治理能力的历史沿革，可知信息技术是塑造信息能力的有机手段，政治理念是践行信息能力的终极目的。人们亟待厘清信息主权的政治哲学内涵，以充实中国国家信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工业兴起，电影、电视剧、综艺、游戏等现代传媒塑造了西方国家独特的信息图景，“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17]。信息技术的长足进步，使政治信息的场景式传播成为可能，亦即运用媒介影像手段塑造视觉统治的“景观”。传统信息媒介只能打造一种由文字、语音构建起来的信息场景，受众只能被动的浏览接受，缺乏主动参与场景塑造的时空情境。大众文化工业则构筑了多媒体式信息场景，公众可以直接参与其传播环境，构建起属于其自身的虚拟社会关系，随着各信息媒介之间的充分融合，公众的现实社会关系与虚拟社会关系构成了交互性的传播场景。多元的信息渠道对应着多元的政策反馈机制，政治信息的场景式传播整合了公共社会舆情导向与政权合法性叙事的双重使命，从而完成了从公共宣传到场景塑造的功能性转换。究其根由，在于大众文化工业彻底改变了政治信息的基本属性。现代传媒承载的政治信息总量超过了公众的认知上限、政治信息的时效性达到了传播上限，以这种信息能力为基准，政治信息的场景式传播得以兼容以往所有类型的大众传媒形式。
好莱坞电影产业催生出了一种被高度影像化的政治场景，电视机普及之后，摄影棚俨然成为各类政治信息的“生产端”，政府开始充当政治信息的“分配端”与“交换端”，完成了从信息收集、公共宣传到信息整合、场景塑造的功能性转换，美国是进行政治信息场景式传播的最具代表性国家。现代社会的政治信息基于对于事件的宏观解读，而非对于事件的微观解构，场景式传播虽然以视觉传媒为主，却往往不拘泥于视觉传媒，与各种新兴信息技术的结合尤为紧密。如在策动他国“颜色革命”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会动用一切手段整合社交媒体的碎片化信息，以文字、图片、视频等传媒形式在社交媒体构建一种反抗暴政、争取自由民主的政治场景，诱导信息受众自发参与所谓“民主运动”，蛊惑民众加速进行社会动员以颠覆国家政权。
近三十年来，政治信息的场景式传播沦为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意识形态手段，缔造了超国家主义的信息主权类型。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治理的主体已经从公权力机关转向科技寡头公司，社交网络平台造成了去中心化的自媒体生态，在娱乐节目与商业广告的裹挟下，政治信息在捏造与虚构之间的边界逐渐含混不清。信息主权的外向输出不能掩盖其内在症结，美国作为当代信息主权的发源地，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都无法弥合国内选票政治造成的社会共识分裂，更难以在去中心化的网络舆论场域中完成高效的社会动员。2021年1月8日，推特公司以“鉴于该账号存在进一步煽动暴力行为的风险”为由，永久封禁了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个人社交网络账号，这是西方信息主权反噬国家政治权威的明证。德国政府发言人对此事发表评论：一家社交媒体公司把一国总统的账号冻结了，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亟待捍卫……互联网公司的管理层没有任何权利干预他人的言论自由。如何化解西方信息主权的诸多困局，实现国家信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言以蔽之，充分结合中国国情，厘清信息主权的政治哲学内涵。信息主权旨在通过共同体意识确保信息自由与信息管控秩序的动态平衡，对内维护共善价值规范，对外界定网络空间开放公域。完成从场景驱动到共识驱动的政治信息传播模式转换，既是国家信息主权发展的实然目标，也是我国国家信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然旨归。
近代中国以政治宣传品信息媒介核心的治理实践，由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共党员所引领，旨在将基层信息反馈与政策执行合二为一，构建完备高效的社会动员体制机制。随着现代传媒介入政治信息传播流程，商业化娱乐化信息滥觞其间，多元信息反馈机制既混淆了自上而下的政治纪律机制，也造成政治伦理被特定事件的公共舆情所误导。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倾向于规避、排斥新兴信息媒介带来的信息传播机制变革机遇，以至于对应舆论阵地陷入长期失语，政策执行端的信息遴选成本亦随之持续增加。善于运用信息能力开展工作，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升治国理政能力的“必选项”。推进国家信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明确信息媒介视域内政治宣传品所主导的政治文化与互联网多媒体所主导的大众文化的共性特征——去中心化与可复制性，籍此坚定信息时代的政治纪律，发扬群众路线为内核的政治伦理，通过数字化的政治文化来引领数字化的大众文化，避免两者的彼此脱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18]改善政治信息的传播方式，有助于完善国家信息治理的主体理念，建立健全党的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
总体上，政治信息场景式传播拘泥于选票政治的框架，它只追求短期效用的合法性叙事，而不去关注长期的社会舆情规范，造成了国家政治活动的娱乐化。新时代的国家信息主权应扬弃这一弊端，在获取公众政治支持与塑造政府公信力之间，坚定确立起后者的逻辑先在性。互联网舆情生态的去中心化并不等同于去政治权威化，公众在自媒体环境中形成的虚拟社会关系，是被算法推荐机制所塑造的“信息茧房”，政治信息传播如果被低时效性的大众文化所引导，与政治信息相对应的政治决策必然长期陷入被动。互联网肇始之前，信息传播的主体是高时效性的时政新闻，互联网兴起之后，信息传播的主体是低时效、可复制性的大众文化。如何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目标出发，持续强化执政党的政治权威？结合全文论证，可以概括出我国当代政治信息传播的革新路径：其一，国家有关部门以社交网络为平台，创作可数字化推广的多媒体“政治宣传品”，打造众多低时效性的国民政治文化范例，进而引导大众文化流量；
其二，国家有关部门从政治信息的“生产者”“交换者”“分配者”，转变为政治信息的“重构修复者”，从而大幅度节省各级政府的信息治理成本；
其三，国家有关部门促进政治信息的网络公开，将信息资源转换为公共资源，将信息能力定格为公众素养，落实政府信息服务平台与自媒体、社交网络的公众大数据互通，促进信息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有机融合。
信息传媒形式影响着特定时代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会以特定的方式，重塑以时代精神为内核的社会共识。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决定着国家信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立足于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本前提下，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合作式治理。以政治信息传播为视角审视，全过程人民民主旨在维护公共社会舆情与政治权威认同的平衡。综观信息时代的社会共识，它无关于算法加持后的舆情引导，亦无关于各利益阶层之间的零和博弈，依旧是根植于特定历史传统、特定政治文化的国族认同，表现为国民意识的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并非西方治理理论假定的“同意”，而是公共社会成员通过多元多层的广泛参与，直面社会热点问题而凝聚起的、关于公共利益的高度共识[19]。中国国家信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愿景，即在网上和网下构筑同心圆，将公众的虚拟社会关系与现实社会关系整合于最为广泛的政治权威认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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