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安锋 鲁建业
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开始，美国新的文学理论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较新的创伤理论（trauma theory）。创伤理论的源头远的不究，近的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Sigmund G.Freud）的精神分析学。创伤是精神分析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对于弗洛伊德而言，推进创伤理论与寻求精神分析治疗法可谓相得益彰。在他看来，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患者，无疑是经历了某种身体和心理的创伤。患者在童年时因遭受性侵或者猥亵而引起的创伤与事后产生的神经质症状有直接关联。创伤的经历在有意识、无意识或潜意识的记忆中强迫性重复，从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精神分裂。在《歇斯底里研究》一书中，弗洛伊德与他的合作伙伴布吕伊尔（Josef Breuer）推论，由于最初的创伤事件沉淀在患者的记忆里，使其不断遭受心理伤害，极端的表现之一就是歇斯底里，致使病人的身心经受双重摧残。为了疗愈患者，心理医生应试图通过交谈使患者摆脱过去创伤事件的阴影，帮助其从病痛中解脱出来。患者对创伤事件进行回忆时会感到痛苦，但对外人而言，唯一能够了解心理疾病患者病状的途径是通过患者自述。弗洛伊德的创伤理论注重无意识幻觉在内心的冲突和抑制作用。他后来发表《超越快乐原则》，对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恐惧所导致的精神创伤进行探讨，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早期关于自我防御机制的理论。至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持续发展的创伤理论仍有很强的影响力。
此后的拉康（Jacques Lacan）继往开来，在某些方面延续并拓展了弗洛伊德的学说。比如他的《自己的语言：语言在心理分析学中的作用》为创伤理论运用于语言和文学研究进一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拉康上述著作的译者威尔登（Anthony Wilden）曾解释说：“当初，特别是在法国，精神分析的复杂程度远远比不上后来……正是因为拉康才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拉康把语言的地位提高到研究的中心位置。”[1]拉康除了在诠释弗洛伊德理论时专注于解决在精神分析过程中的语言功能之外，他对文字与语言的区别以及对人们如何以不同方式使用语言来界定自己和判断所处的世界，也具有深远的意义。拉康之后，随着时间的推进，创伤理论逐渐趋向于多元模式，理论家们不仅解释创伤是如何从意识和记忆的分离效应发展到语言表述结构的层面，而且在分析创伤的文化维度和叙事表达上亦形成了多样性。进入21世纪，创伤理论不仅被应用于对个人心理的分析，而且也应用于研究集体创伤的经历和结果。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创伤”作为一个系统理论真正引起文学批评家们的极大兴趣并成为批评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在20世纪末。卡鲁斯（Cathy Caruth）于1996年出版了著作《无人认领的经历：创伤、叙事、历史》，把“迟到”（belatedness）这一概念置于创伤理论的中心位置，认为创伤事件只有在记忆中重新返回时才能被接触和复原。在阐述创伤理论的过程中，卡鲁斯刻意探讨了多部文学作品，并对阿兰·雷斯奈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电影《广岛之恋》做了个案分析，在文学乃至电影批评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和劳布（Dori Laub）合著的《见证：文学、精神分析与历史中的见证危机》，尽管没有像卡鲁斯的著作那样引起广泛共鸣，但两位学者也从多个角度探讨并确认了“见证叙述”在现实社会和文学领域的重要性，因此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随后许多同类著作接踵而至，呼吁批评界和读者把创伤理论充分运用到社会科学和文学评论的实践中去。自然而然地，案例分析也从病理范畴移向对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分析上。
美国文学评论家们运用创伤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覆盖面颇广，既包括战争创伤、殖民创伤、奴隶制创伤，也包括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残疾人等因所受的不公正对待而经历的创伤。首先，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及人物，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叙利亚战争等，也包括经历过战争的作家本人，这些都成为创伤理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其次，后殖民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尤其是印第安作家的作品或有关黑人奴隶的叙事，也成为创伤理论的用武之地，譬如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的长篇小说《典仪》，就曾引起创伤理论专家们的关注。在一贯遭受种族歧视的其他少数族裔的文学作品中，也呈现出大量心理创伤方面的内容，如描写华裔先民早期饱经磨难的诗歌小说和二战期间日裔在拘留营遭遇不幸的各种作品，而且把创伤理论也运用于分析与青少年、同性恋以及残疾人等相关的作品。与此同时，文学和影视批评家们开始逐渐注重个人与群体遭受创伤的历史、社会与文化背景，如因战争、屠杀、美国奴隶制、殖民压迫、种族灭绝和妇女歧视等而造成的心理创伤。
美国创伤批评的另一个特点是，无论是从这一理论的哪一个维度出发，论者通常都会辅以具体的案例分析，以便给读者提供尽可能充足的佐证。如巴拉乌（Michelle Balaev）撰写的《美国小说中的创伤本质》，就用了第一章来概论创伤理论，接下来的三章则用来进行具体的作品解析。同样，颇受学界欢迎的另一部著作《伤痛的世界：阅读创伤文学》，在第一章里着重阐述创伤理论与文学的关系，接下来的六章则分析了德国法西斯集中营幸存者的叙述、关于越战的文学作品以及对性虐受害者的采访等内容，进行了细致的个案梳理和探究。
在北美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有不少文学批评家运用创伤理论对英国著名女权主义小说家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作品，如《远航》《雅各的房间》《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海浪》和《幕间》等进行分析。同时，他们对伍尔夫本人的创伤经历也十分好奇。如亨克（Suzette Henke）同艾博利（David Eberly）合著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创伤：具化的作品》就表现出既对作品也对作者本人的双重创伤很感兴趣。换句话讲，批评家们既对伍尔夫的小说人物的创伤经历做重墨描写，同时也追踪并关联作家本人的创伤经历。他们指出，创伤几乎贯穿了伍尔夫文学创作的全部生命历程。2015年2月13日，伍尔夫的侄女艾玛·伍尔夫（Emma Woolf）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上发文，详细描述了伍尔夫早期的创伤经历。伍尔夫一生历尽坎坷，她的母亲因风湿热于1895年突然去世，引发了她的第一次精神崩溃；
后来她同父异母的姐姐斯特拉和她的亲弟弟托比于1897年相继去世，导致了她的第二次崩溃；
1904年她父亲又突然离世，使她再次受到精神打击并导致其第三次精神崩溃。根据她的外甥、传记作家贝尔（Quentin Bell）的回忆，“那年的整个夏天她都处于发疯的状态…… 她相信自己听到鸟儿用希腊语唱歌，并（想象）爱德华七世潜伏在杜鹃花丛中用最下流的语言胡说八道”；
1913—1915年间，伍尔夫“曾多次试图自杀，包括试图从高窗跳下以及过量服用镇静剂。当精神失控的时候，她会拒绝饮食或睡眠。有时她还会出现幻觉”[2]。那么读者不禁会问，作为一个从幼年开始就因重度创伤而经历了多次精神崩溃的抑郁症患者，伍尔夫后来是怎样振作起来并成为20世纪英国文学界最著名作家之一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首先了解心理疾病与文学艺术创作的关系。溯本求源，我们发现，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在他早期行医时期就洞察到心理紊乱与创作活动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在其发表于1919年的论文《怪怖者》（“The Uncanny”）中指出，“很少有精神分析学家感到有必要去研究美学方面的课题，即便他理解美学不仅是关于美的理论，而且也与情感方面的理论相关。他在其他层面上探讨人的心理活动，却对人被压抑的情感冲动视而不见，这些情感冲动压制自身的目的并有赖于众多的并发因素，实际上这些情感冲动为美学研究提供了素材”[3]。显然，弗洛伊德希望心理医生和精神分析家们对患者有意识、无意识或潜意识地追求美学范畴的现象加以关注，包括患者的文学创作。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医生，弗洛伊德在发展精神分析学理论的过程中，出人意料地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大好奇和兴趣。虽然其目的是借助文学情节来证明精神分析法的可行性和可信度，但他对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分析多有独到之处，为后来的文学批评家们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各种文学作品做出了经典性示范。
另一位精神分析学大师荣格（Carl Gustav Jung）也十分重视心理疾病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在他的眼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本能地带有疯狂的冲动，疯狂是我们精神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接受这个事实是认识自我的第一步：“保持沉默，倾听：你们意识到自己的疯狂了吗？你们承认吗？你们是否意识到你们所有的根基都已经完全深陷于泥潭之中了？”[4]荣格也认为，神经质（包括疯狂）与艺术创作颇有关联。他以丹麦存在主义创始人克尔凯郭尔（Søren Aabye Kierkegaard）为例：“因为有神经质，克尔凯郭尔给人带来刺激性、开拓性的能量，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5]后来者们继承并发展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试图证明心理疾病与创作力的有机联系。比如德裔美国医生尼德兰（William G.Niederland）就根据自己的实验和观察得出了以下结论：从临床和应用心理学分析的数据来看，心理疾病患者出现的一些常见现象在创作活动中显现出不同寻常的高频率和高强度——比如幼儿期的感官知觉、身体感受、孤独感、对失去的亲人或其他事物的反应，以及几位艺术家在意念中产生的身体意象……。过去的实验里从未发现患者对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表达出如此强烈的需求。[6]美国神经精神科医生安德烈森（Nancy C.Andreasen）曾对30位作家做过一个实验，结果发现，文学和艺术家的心理一旦遭受创伤，其受伤程度会远超常人；
他同时还发现，作家叙述创伤经历时对语言词汇的掌握也一定是远远超越普通人的。[7]另一位心理医生路德维格（Arnold M.Ludwig）也曾指出妇女作家情感紊乱的概率比常人高，她们的创作行为与精神病理直接相关。这些女性患者的疯狂（madness）或许有利于她们从事文学创作。[8]
心理分析学理论之所以如此看重创作活动，与弗洛伊德用释梦和对话方式来引导心理创伤患者用语言来表述对过去痛苦事件的回忆相关。当代精神分析学家们不仅强调创作活动和精神疾病的关系，而且提倡用创作力来疏导和医治心理疾病。比如纽约大学心理分析学医生艾根（Michael Eigen）就指出：
尽管我们对弗洛伊德在论述创作力的时候是否自相矛盾会有争议，但其思想上的厚重和卓见在以下两方面相遇之时就会激发出很多阐释性路径：一方面是精神分析作为具有创造性的现象，另一方面是创造性作为精神分析试图去理解的一个目标。在研究创造性时，精神分析总是试图去理解那些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当然，弗洛伊德在赞赏创作之神秘的同时又一如既往地模棱两可。[9]
2012年，心理学家金（Robert King）、尼尔森（Philip Neilsen）与怀特（Emma White）合作发文并认为：创作性写作对那些心理重病患者的恢复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10]此外，瑞典心理医生庞芝（Elisabeth Punzi）介绍了瑞典的一所医院使用创造性写作对病人进行治疗的做法，他们的住院部鼓励精神病患者从事诗歌、小说、绘画等方面的活动，以此作为有效的疗法之一。[11]在创伤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前文提及的卡鲁斯被认为是开创了一种精神分析的后结构主义方法的重要批评家。是她让人们看清楚了“创伤经历和语言运用的内在矛盾”“对于创伤的幸存者来说，事件的真相可能不仅在于其残酷的事实，而且也在于事件的发生让人无法简单地加以理解。也就是说，闪回或创伤事件的再现和传达，既包含着一个事件的真相，也包含着关于其不可理解性的真相。这就为历史性理解创造了一个两难之境”；
对于卡鲁斯来说，文学创作或者叙事也就等于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创伤经历的窗口，也能让读者去倾听并感同身受作者的创伤性经验。[12]
现在让我们回到先前提出的问题：作为一个从幼年开始就经历了多次精神崩溃的创伤疾病患者，伍尔夫是怎样成为20世纪英国文学界最著名的作家之一的？智利学者菲格罗阿（Gustavo Figueroa C.）曾经从病理学角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线索：“从1915年的某个时段直到她于1941年自杀，……是她创作最旺盛的时候。”虽然作者也承认“在被疾病极度困扰之际，她就出不了成果”[13]，但有趣的是，菲格罗阿对这位英国女作家做了细微分析后仍旧提出：“伍尔夫的心理疾病实际上成为她创作素材的一个来源。”[14]1915—1941年，伍尔夫在抑郁症乃至精神崩溃的折磨之中创作了《远航》《雅各的房间》以及《幕间》等多部重要作品。“归根结底，弗吉尼亚的疯狂是她写作的一部分，恰如她的写作是疯狂的一部分一样。或许像令人恐惧的海啸对于筛选珍珠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过程一样。”[15]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评论家们对伍尔夫的其他作品研究得较多，但对其最后一部小说《幕间》似有怠慢之意。2016年，批评家克拉克（Alex Clark）就曾指出：“这部小说尽管别具一格，现在却成了伍尔夫所有小说中最名不见经传的一本。”[16]笔者认为，伍尔夫正是在极度焦虑和恐惧的状态下写出其最后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小说的。而对于创伤研究而言，它也必将提供最富分析价值的范例。我们应该了解伍尔夫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撰写《幕间》的。克拉克指出：“因为她的外甥朱利安·贝尔于1937年在西班牙内战中身亡，正处于悲伤阶段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自1938年开始动笔写《幕间》，但很快就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所笼罩……。”[17]从1940年8月24日开始，纳粹德国对伦敦和欧洲其他一些城市进行了狂轰滥炸。在德军的空袭中，伍尔夫家的房屋遭到严重毁损。从伍尔夫那段时间写下的日记中，可清楚地看出战争对这位女性作家的身心摧残。她在1940年9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2点30分，看见一架敌机在空中盘旋，几分钟后空袭警报鸣响。”9月10日，她亲眼目睹了隔壁邻居家的房子被炸毁：“在伦敦呆了半日后回来发现……离我们家大约三十码那栋房子今天早上被一枚炸弹击中，完全毁了。”[18]一周后的9月18日，伍尔夫得知：“我们位于梅克伦堡广场的房屋所有的窗户都被炸碎了，天花板也几乎都掉下来了，大部分瓷器都支离破碎。炸弹爆炸了。我们当初为什么要离开塔维斯托克呢？”[19]伍尔夫感到十分惊恐：“当炸弹震得我家窗户咔咔作响时，我总是惊跳起来。我不喜欢夜晚独自坐在那里，我会产生幻觉；
天上的飞机仿佛在编织一张大网，随时就会落下来把我们罩住，将我们置于死地。”[20]伍尔夫在另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飞机的嗡嗡声听上去像锯树枝的怪音，一遍一遍地来回反复，在房子的上空不停地锯啊锯。这锯树的噪声开始侵入人的大脑，然后就听到炸弹的爆炸声，所有窗户都哗啦哗啦地颤动起来。”[21]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伍尔夫造成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特别是当她亲眼目睹了遭受空袭后的伦敦和周边城市变得千疮百孔——碎裂的窗户玻璃，倒塌的房屋建筑，死者的尸体和伤者残缺的肢体……。所有这一切都在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幕间》里清晰地呈现出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其前期作品中的创伤痕迹已渐进凸显，那么《幕间》所反映的创伤性内涵就更能让读者感同身受了。《幕间》的故事发生在1939年夏季，从一开始作者就向读者暗示了很多有关战争的元素：“教堂墓地里的坟墓”；
一架飞机的螺旋桨在快速旋转，越转越快，“更快，更快……躺在床上，看得见螺旋桨连成了一片，嗖的一下飞走了，不见踪影……”[22]。大部分的故事都集中在一年一度的盛会部分，然而盛会最终变得非常混乱，充满着“喧嚣与愤怒”。
初读《幕间》的读者会发现这部小说基本上无情节可言，场景也时常显得荒诞。但这是不是作者刻意安排的？作者在小说中安排了一位名叫伊莎贝拉的人物作为“剧中剧”的导演。当她发现舞台上的演出一片混乱的时候，率先感到疑惑：“情节重要吗？……情节只是为了引发感情的。只有两种感情：爱与恨。”然后她又自我安慰道：“就没有必要弄清楚情节了吧……别纠结于剧情了，其实剧情没什么用。”[23]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作为艺术家的伍尔夫应该是有意识地思考过该剧的情节问题。当然，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作者是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重叠状态下创作出她的最后一部小说的。但无论如何，伍尔夫已达到的效果是：她以叙述杂乱和场景荒诞的象征手法，映射了世界在法西斯发动的战争中变得荒诞不经、支离破碎、一片废墟。也就是说，她的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恍惚，表露出对世界堕落和毁灭的无奈与绝望。
鉴于以上分析，读者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幕间》常出现一些带破坏性的或不祥的名词，比如“爆炸”“死亡”“碎片”（scraps/fragments）、“分散”（dispersion）、“消失”等；
灰暗和令人沮丧的形容词也频繁出现，如“空荡荡”“沉默”“退化”（degenerate）、“被遗忘”等；
有时候甚至到了怀疑整个西方文明的程度：“女士们先生们，看看我们自己吧！……再看看这堵墙，也就是我们称之为或者误称为文明的，它如何能够由像我们这样的渣滓、废料和碎片拼凑起来呢？”[24]此外，有的句子会重复出现同样的词组以形容嘈杂声，例如“舞台上空荡荡的。灌木丛中发出嗡嗡嗡的机器声”“滴答、滴答、滴答，机器在灌木丛中发出吵闹的声响……滴答、滴答、滴答，机器在灌木丛中继续发出吵闹的声响”“滴答、滴答、滴答，机器一刻也不停地在吵”“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机器声令人发狂”[25]。此外，除了死寂的舞台、房间、图书馆和草坪之外，在有些较长的叙述段落中也弥漫着空虚、死亡、悲伤和绝望的气氛，譬如“空，空，空；
沉默，沉默，沉默……寒冷……静止……沉默……”；
引发读者悲伤情绪的词汇如“哭泣”“眼泪”等也随处可见，如“大雨突然倾盆而下……没有人预先看到乌云聚集。……大雨倾泻下来，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流泪。眼泪，眼泪，眼泪”[26]。
故事中的观众们“看起来都像囚犯：他们都被抓了，关在笼子里……；
然而舞台上空荡荡的。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机器声令人发狂”[27]。虚空和死亡从字面上散落，弥漫并笼罩着整个故事。“舞台是空的”[28]“一切都不见了。随风而去。他走了，她也走了”“文明……在废墟中。……哦，我们人类的痛苦可以在这里做个了断了”[29]。这些文字再次反映出作者的无望和绝望，真切地描述了残酷的战争对人类和人性的毁灭。费雷尔（Daniel Ferrer）在其著作中分析了伍尔夫如何把自己的“疯狂”演绎到小说语言的结构上，通过写作来“填补虚空”并以此与疯狂和死亡较量。然而作为小说家的伍尔夫难免有以下矛盾：“写作成为可能不是因为别的，只因它是一个制造虚空同时又否定疯狂和重复死亡的过程。”[30]批评家德梅斯特（Karen Demeester）曾经讨论过伍尔夫对史密斯夫人的塑造。在她看来，《达洛维夫人》“不仅描述了受害者们因战争等事件是如何遭受心理伤害的，而且证实了他们可以从创伤中恢复过来，因此赋予痛苦经历以特殊意义”[31]。德梅斯特接着指出，现代作家通过他们的作品来反映历经创伤性事件之后的意识碎片和混乱，创伤无疑会对其之前所笃信的世界和自身造成破坏，故而不得不重新奋力寻找新的更加可靠的意识形态。[32]这种时代性的创伤性记忆和信念丧失必然需要一个重新寻找意义的过程，在《达洛维夫人》中，老兵塞普蒂默斯·史密斯最终无法找回生活的意义，而伍尔夫则通过不停地写作，坚持不懈地与抑郁和死神作斗争而试图重新获取生命的意义和存活的价值。
1941年3月27日，伍尔夫写信给出版商约翰·莱曼，称自己尚未完成的小说《幕间》“太愚蠢、太琐碎”，并想在正式出版前进行细致的修改。可到了次日，她就给丈夫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写了一张便条，内容如下：
最亲爱的，
我确信自己又要疯了。我觉得我们不能再经历那些可怕的时刻了。这次我无法恢复了。我开始听到声音，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所以我正在做似乎最好的选择。是你给了我人生最大的幸福。你一直在各方面迁就我，该做的你都做到了。在这可怕的疾病降临之前，我们俩再幸福不过了。可如今我实在无力与这病魔斗下去了。我知道自己正在破坏你的生活。没有我，你可以工作。我相信你会好好工作的。你看，我连这便条都写不好了。我连读它都读不顺畅。我想说的是，我把自己一生的幸福都归功于你。你对我如此地耐心，待我如此的好。我想说的是，周围的每个人都知道你对我好。如果有人能救我，那一定是你。可除了你对我的好，其他的一切都离我而去，我不能再继续破坏你的生活了。[33]
就在那一天，伍尔夫在自己的口袋里装满了石头，走入离家不远的欧塞河（River Ouse），终年59岁。她的自杀顿时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些人认为她的自杀行为是一种懦弱的表现，不过这样的指责当然是有失偏颇的。德国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她一生中经历的最严重的精神创伤。如果在此之前她自杀未遂的主要原因是个人或家庭环境所致，那么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其国土的不断轰炸以及德军即将入侵的传闻，使她不仅丧失了自身安全或生存的意义，更使她强烈地感受到整个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堕落和丧失。当亲眼目睹邪恶势力发动大规模战争并肆意摧毁城镇和平民百姓的生命时，恐怕任何人，特别是患有慢性抑郁症的人，都难免会产生恐惧，感到无助和绝望。故而伍尔夫理应得到同情。凡熟悉和了解她的人，特别是她的家人和朋友们，都知道她从幼年开始就屡次经历创伤事件，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在溺水自杀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曾不止一次试图自杀。从心理病理学的角度看，当一位创伤患者的身体和精神痛苦达到一定程度时，“寻死的本能”很可能会加剧。那些指责伍尔夫懦弱的人显然不了解这种疾病的凶险。伍尔夫无疑是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之一。所以与其简单地将其自杀看成是一种懦弱的表现，不如带着同情之心，把这位身体虚弱、精神崩溃的抑郁症患者的最后举动，看成是一个无辜受害者的最后呐喊。我们甚至可以再进一步，把这位著名女性作家的崩溃和自杀视为对法西斯邪恶势力做出的无声而强烈的控诉。
另外，从前述伍尔夫给其丈夫的信来看，她已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病又要犯了：“我确信自己又要疯了……这次我无法恢复……我实在无力与这病魔斗下去了。”对丈夫一直以来的爱和包容，伍尔夫表达了感激之情并且解释了选择自杀的理由：“我知道自己正在破坏你的生活……我不能再继续破坏你的生活了。”显而易见，伍尔夫知道自己长期以来是丈夫的累赘，如果继续下去只能给亲人带来更多的拖累和痛苦。如此地自省、如此地疼惜家人，进而被迫选择结束自己唯一的生命，这样决绝的举动即使在有些人看来不够理性，即使得不到世人的理解和赞赏，至少也应得到我们最基本的尊重。伍尔夫在自尽之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用尽所有的精力写完她的最后一本小说。她的出版商和伦纳德都再三向她肯定这部作品的质量。
综上所述，创伤理论已成为北美文学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个理论的发展轨迹，更应开拓创伤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伍尔夫因生前饱经磨难，在创作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创伤经历融入文学作品中去，可谓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她的系列作品为批评家们提供了具有相当说服力的原始材料。从文学研究到音乐评论，也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人们常常以天鹅之歌来比喻某位作家、诗人或作曲家临终之前完成的杰作。天鹅在临死前一定会引颈长鸣，歌声哀婉动听、感人肺腑。我们不妨把伍尔夫的绝笔之作《幕间》看成作者所谱写的一首可悲可泣的天鹅之歌。
那么，创伤理论的前景如何？把该理论用于文学批评是否还有发展空间？近十几年来，北美的一些学者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其实，创伤理论家卡鲁斯就曾对创伤理论的未来做了展望。在世纪交替的转折点，由于战争及其他灾难性事件的增多，所带来的各种创伤经历和后遗症也愈来愈多，再想用过去简单的模式解释这些现象已经行不通了。如何把精神分析学方面的著作与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清晰地解释创伤的经历（如强奸、虐童、事故等）并有效地医治创伤后产生的心理疾病，是我们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与其直接描述创伤幸存者的案例并试图阐释创伤精神分析学的原理，不如深入探讨文学作品中那些复杂的创伤语言和鲜活的故事。[34]
进入21世纪，北美学者们对创伤理论的发展更为关注。在布伦斯（Gert Buelens）与杜兰特（Sam Durrant）和伊高斯顿（Robert Eaglestone）合编的《创伤理论的未来》一书中，每一篇文章都试图从某个独特的角度来阐述创伤理论在文学艺术中的运用并预示未来的走向。首先，他们从后解构主义出发，探索了如何继续使用和发挥由后解构主义方法而得到的真知灼见。其次，对目前存在的解析方法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估，进而把创伤理论放在已全球化了的环境里进行观察，尤其强调从美学和实物的角度对非西方世界里的创伤案例做细致分析。第三，注重政治和主观意识，考察因人权状况、生物政治和社区环境等造成的心理创伤是如何反映到文学作品中的，以便通过作品分析把处于动态和不断变化中的概念推向未来。2014年，布鲁温（Chris R.Brewin）从精神分析学和病理学的角度指出，随着国际卫生组织提出关于国际疾病分类的建议，我们对创伤回闪记忆的研究愈显重要。在这方面能否取得进展，主要取决于对心理疾病的定义是否准确。[35]巴拉乌（Michelle Balaev）也于2014年指出，多种多样的文学批评理论或多或少都采用了创伤精神分析的理论。基于文学批评，大家应把聚焦点从无法展示的心理创伤事件或人物，移向可用语言文字做具体描述和展示的文学作品中去。无论是解释现实生活中的创伤人物事件，还是解析文学作品中的创伤案例，批评家们应更加重视社会和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如果较新的文学理论在采用精神分析学、符号学和修辞学模式的同时能与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紧密相连，就会创造出更具活力的批评新模式。[36]
最后，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上无数人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创伤。霍莱西（Danny Horesh）和布朗（Adam D.Brown）共同撰文指出，当下的这股“全球性流行病”疫情已经改变了亿万人的生活环境，不断上升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也必将加重人们已有的心理失调并可能给无数家庭带来悲哀、绝望和精神崩溃。[37]可以预见，在这种情势下，创伤理论必有新的应用领域等待开发；
随着疫情的演变，由疫情引起的创伤性文学作品也会愈来愈多。因此，创伤文学批评理论有可能迎来一个新的契机，进而跨上一个新台阶。
致谢：感谢黄馨文、林峰、徐佳萌、王志怡等博、硕士研究生帮助查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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