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国瑞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通俗的、涉及日常生活应用的类书与其他以编纂文学资料、历史事实等方面内容为主的类书相比，出现较晚，以今天仍然保存下来的类书来看，这一类型的类书宋代才出现，“学术界一般认为民间日用类书最早出现于南宋中后期，且在宋元之际大量编行，形成一个编纂高峰期”[1]198。宋刊本《新编通用启劄截江网》(按：存世唯一宋刊本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2]127-135就出现于这一时期，是海内外存世较少的宋代编纂成书的民间日用类书的一种，而且也是目前所知最早有编纂成书年代且保存完整的宋代民间日用类书。全书六十八卷，宋熊晦仲编撰，陈元善作序，作序时间是“己未(1259年)正月元旦”，说明此书应该编成于是年。该书“自甲至癸，分为十集。甲集则专举诸式之大纲，乙至癸则旁分品类之众目，井井具有条理”[3]卷首。每一门中一般先是事实，其后基本按笺表、书劄、启事、答式、小简、古风、律诗绝句、词曲排列，收文多载全篇。
《新编通用启劄截江网》从其编纂目的来说，是为了给当时社会的普通大众提供应用交际文劄、诗篇的模仿学习范本，编纂出发点是考虑“近年两坊所刊翰墨启劄多矣，类皆得其一而遗其二，详于此而略于彼，未免有漏网之失”[3]卷首，作者想编一部涉及门类与资料搜集更全面的类书——“所谓截江网者，取一网打尽之义云尔”。从总体选文角度来说，“应用性”是《新编通用启劄截江网》选文的基本角度，这种“应用性”具体来说就是：“实用”——直接为民间事务性、交际性活动服务；
“常用”——所选文劄涉及的内容大多是应用频次较高的类别；
“多型”——选文类型齐全，照顾到各种场合、各种身份、各种对象的交际应用表达。
基于总体编选角度，其选文标准也就基本明确了。第一，选文以时间距离较近、大家所熟知并推崇的文人的作品为主，这样便于接受且与当时社会应用的实际情形更为贴近。符合编纂者自己所说：“近日名公之启劄，皆网罗而得之。”[3]卷首该书选文以南宋为主(按：明确是唐代作家的仅见李商隐一则，北宋作家仅见司马光一则)，但“近日名公之启劄”，选入的一流文人的作品并不多，标注作者姓名的作品中，出现的南宋名家有汪应辰、韩元吉、杨万里、范成大、朱熹、叶适、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刘克庄等，杨万里在大名家中算出现频率较高者，但总体上作品出现频率高的是名气显然不如以上诸人的方岳、李刘、王迈、戴埴等。
第二，选文以骈文为主，主要涉及表、启、笺、劄、简、疏等。主流文学史对于骈文的介绍一般一笔带过，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我国文章的发展向来以散文为主，实际上骈文的应用场景非常多，或者可以说自两汉骈文孳乳生发以来，封建时代的读书人纵然不是人人常写骈文，但无人能脱离骈文环境，会写是一种基本要求，因为日常应用事务性文劄多以骈文为主。特别是魏晋以来，更成为政务及社会中广泛应用的文体，“自六代以来，笺启即多骈偶，然其时文体皆然，非以是别为一格也。至宋而岁时通候、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其启必以四六，遂于四六之内别有专门，南渡之始古法犹存，孙觌、汪藻诸人名篇不乏，迨刘(按：指李刘)晚出，惟以流丽稳贴为宗，无复前人之典重，沿波不返，遂变为类书之外编，公牍之副本，而冗滥极矣”[4]1396。宋代骈文应用场景极多，北宋诸大家骈文自佳不必说，南渡初有汪藻、王安中、孙觌、綦崇礼等人，之后有洪适、杨万里、陆游、周必大等，后起者有真德秀、刘克庄、李刘、方岳、王迈等人，但越往后，中小名家实际上在立意、格调、手法上已难追大家，普通文人更毋庸论及，只足应付日用罢了。
第三，选文文辞水平基本为中上之作，并不十分追求新异，而是要求流利通脱典雅工致，巧妙切合事机最为重要。所选作家中突出者如方岳(1199—1262年)，字巨山，一字元善，号秋崖，又号菊田，徽州祁门(今属安徽)人。绍定五年(1232年)进士，授淮东安抚司干官。淳祐中，以工部郎官充任赵葵淮南幕中参议官，调知南康军，后因触犯湖广总领贾似道，被移治邵武军。后知袁州，因得罪权贵丁大全，被弹劾罢官，起复被用知抚州，又因与贾似道的旧嫌而取消任命，后隐居不仕，有《秋崖集》(四十卷)及《深雪偶谈》(一卷)传世。方岳之文被选数量在所有作家中居于首位，多达74篇，就在于其因事为文，雅善随事铺陈，巧为用典，无论是朝堂应对之言辞，还是日常交际往来，上至升迁拜除谢恩辞免表章，下至官衙僚属朋侪往来，各类书劄均可谓雅致练达，畅行无碍。
其《除枢密兼参知政事督视军马谢表(代赵相公)》云：“假钺而督诸军，曾微威望；
进班而联二府，有腼恩徽，制书不许于辞难，事任凛如于履薄。臣闻自昔艰难之会，聿求经济之材，使尽护于戎昭，用借筹于庙胜，故能出入将相，注意安危；
内外修攘，兼资文武。学力则有若臣浚之刚大，智名则有若臣鼎之高明，必惟斯人，始称上意。如臣者，器不足以适时用，识不足以烛事机，仲淹胸中之百万兵，何能为役；
富弼河朔之十三策，多见谓愚。徒以父教之忠仰，累圣知之误，遂跻两地，倏粤再期。适军书飞羽之秋，敢安驽劣；
顾幕府重帅之任，曷称鹰扬。兹盖伏遇皇帝旋转乾坤，辑宁海宇，非贤罔乂，谨一日万几之微，无竞维人；
斡三军五兵之运，肆令愚陋张我皇威，臣敢不遵奉明谟，布昭圣武，惟当鞠躬而后已，其责在臣，若夫成功则不知，惟天祚宋。”[3]甲集卷一《除南康军到任谢表》云：“戍期偶缩，请从置散之宜；
诏旨弗俞，并下趣行之令。聿临邦域，已布教条。臣尝按舆图历观郡国，非不枵然大也，莫若庐山之高，其斯宜若小，然徒得臣熹而重。故凡五老之山水妙天下，政以四书之义理在人心，双朱轮奚所道哉，一白鹿足为重矣！何俗吏念不到此，使是邦为之薾焉。而臣少不如人，晩未闻道，必恭敬梓，无亦曰互乡之童，于乐采芹，要曾是文学之掾。夫何忧患，未遂瞻仪，于今十八稔而与世风波，终以二千石而识山面目，幸哉承学，主此藏书，兹盖恭遇皇帝表章六经，厉精庶政，意儒先所至，犹庶几邹鲁之遗，凡规式之垂，皆发挥河洛之秘，以故顿增于地望，谅惟简在于天心，乃者慨拊髀而思之，盖有不旋踵而栟去，使承其乏，见谓非材，臣敢不师仰仁贤，奉行宽大，岂曰前车覆后车戒，固无健决之能，将使懦夫立贪夫廉，则有典刑之在。”[3]己集卷一前表为代赵葵所作，以“谦抑尽忠”为立论角度，通过对比张浚、赵鼎、范仲淹、富弼之谋略功业，强调自己平淡无奇、难堪重任，然后表达虽才无所长，但愿竭尽忠诚报效知遇之恩。从被升迁的大臣的角度来说，其言慎其情诚，非常得体。后表为方岳自己到任南康军的谢表，立论角度为“崇文尚道”，开篇不谈自己，而是谈南康军因朱熹曾任知军并讲学兴学，而成为儒道文华荟萃之所，“双朱轮奚所道哉，一白鹿足为重矣”，以兴学白鹿洞之举赞扬朱熹彰显儒道之功；
“于今十八稔而与世风波，终以二千石而识山面目”写自己历经宦途，能到任此处十分荣幸；
“意儒先所至，犹庶几邹鲁之遗，凡规式之垂，皆发挥河洛之秘”则从皇帝的角度，写皇帝也赞许此地有邹鲁遗风，风俗仪典皆能得圣贤所传之精髓。此数句对仗工整用事恰切，表意精准文采斐然，如果将两表相比，可以说后表的艺术性更高。
同贺一人，方岳可以写得有区别，而文采不减。如《贺叶秘书》云：“宣室兴思，道山入直，独提麟笔，兼史氏之三长，寖近鳌扉，异元都之再至。毎叹南省第一人之选，胡为东藩半刺史之淹，盍归乎来，公论则尔，恨见之晩。上意可知，兹特起于借途，会立登于要路。某辱居榜下，毎在谈间，石渠天禄之得人，为斯文喜，岩暝林扉之留我，有老圃存。敢窃问于行期，容重陈于别悃。”[3]己集卷二《代贺叶秘书》云：“对扬芝玺，论选蓬山，扬雄之校秘书，恍惊昨梦，苏轼之可著作，甚称上心。贲然来思，升自此矣。恭惟胸吞云泽，手览斗魁，束三传而抱遗经，合是获麟之笔，不十年而起徒步，遄归浴凤之池，人皆曰然，恨见之晩。某旧亲谈麈，慨想颅犀，文不在兹，既为吾道之贺，君子至止，亦写我心之思。”[3]己集卷二这样的简劄，如果由普通文人撰写，连写两书，恐怕会词穷，但方岳不仅语言精工，而且渊雅博学，句句有典，且所用典故皆为与“秘书”职务或任职之地有关之典，若“道山”“麟笔”“史氏三长”“鳌扉”“元都”“南省”“蓬山”“石渠天禄”“凤池”等，其他若引扬雄、苏轼比况其才干，以“谈麈”“颅犀”渲染其风采，均极恰切，从表达仰慕赞赏之情来说，两封贺书可谓难分轩轾，同样精彩。
与担任相同职务、同在一地的官员往来，表达类似意思的书劄，也可以写出不同的状态。如《回张学正》云：“某与滁人游，琐琐愧一经之陋，有贤者在，琅琅记三箧之遗。蔚然秀峰，得此益友。恭惟某官，鄙学传于黄石，换仙骨于赤松。两上乡书，毎为子大夫之首，几年侯泮，久倾众朋友之心。惟领袖之非，难必纪纲之自肃。子帅以正，何嫌乎同队之鱼，人得而轻，则必有败群之马。欲觇所学，奚止于文，愿言淡墨之题，式快飞黄之迅，某自知其拙见谓之迂。冠者五六人，遄共诗书之乐，山行六七里，喜闻翰墨之香。不颂而规，乃予所望。”[3]己集卷四《回赵校正》(按：四库本作《回赵学正》)云：“某问讯二三子，雅闻赵日之温，缅怀六一翁，遄奉郇云之丽。士气振矣，我心写兮。伏惟某官，兰猗猗而自香，菊鲜鲜而独秀。少日雕虫之赋，慨壮夫之不为，今者伯鱼之诗，几古人之可到。靖惟吾道，匪在陈言，盖此心即尧舜之心，其所学必周孔之学，儒之为贵，君岂苟云。若徒疲精于摛章绘句之间，何以得意于含英咀华之外。斯文关百圣之统，觊明辨之，盛名题千佛之经，特余事耳。某了无器局，奚以范模，人之患在为师，其惟敛衽，古之学者为己，当共书绅。深幸得朋，毋忘规我。”[3]己集卷四这里方岳所与往来的张、赵二人均为滁州学官，这两封回劄，均以表达佩服对方学识高超、品行事业卓有成效为主旨，以求切磋规正为收束。但写来词句用典皆不重复，面貌各异，前者强调张学正为士子领袖，既善文而又儒风潇洒；
后者强调赵校正诗艺精深且用心于传承儒道。虽是同类型的文章，这样的笔触，读来却不令人生厌。四库馆臣评价方岳：“才锋凌厉，洪焱祖作《秋崖先生传》，谓：‘其诗文四六不用古律，以意为之，语或天出。’可谓兼尽其得失。要其名言隽句，络绎奔赴，以骈体为尤工，可与刘克庄相为伯仲。”[4]1404这一评价与如上诸文相印证，可谓言不虚发。方岳骈文之佳，与他自身经历有很大关系，曾在赵葵幕中，常为代笔，历练成熟，后任官多职且交游广泛，酬酢往来，益显精工。由以上几则例子可以看到，无论大小书劄，方岳写来都得心应手，绝无重复忸怩之态，即便是代人应答之作，也能从事主的身份、地位出发，肖其声情态度，从容应对。
还有李刘(1175—1245年)，字公甫，号梅亭，崇仁(今江西崇仁)人，嘉定七年(1214年)进士，历官宝章阁待制。“刘平生无他事可述。惟以俪语为专门，所著有《类稿》《续类稿》《梅亭四六》，今皆未见。”[4]1396可见李刘的文章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所编文集也有多种，但后来皆散佚。四库全书收其《四六标准》(四十卷)，为其门人所编，明代孙云翼为作笺释。骈体文发展到南宋末年已徒具形式、平庸泛滥，但李刘所作“颇为隶事亲切，措词明畅，在彼法之中犹为寸有所长，故旧本流传至今犹在，录而存之，见文章之中有此一体为别派，别派之中有此一人为名家，亦足以观风会之升降也”[4]1396。李刘作为当时名家，类书编纂者自然不会忽略，从入选篇章中的确能看出其特点，如《春秋发举谢启》有云：“仰破屋而抱遗经，啧会心之无几，裹粗缯而随举子，嘻免俗之未能。邂逅吾味之偶同，摸索此君之小异。欲弃鸡肋，复美羊腔，人惊喝卢得雉之危，我抱志目中眉之愧。常谓选举所以笼豪杰，安知亦足销豪杰之心。场屋谓之兴贤能，或者疑为老贤能之术。士任重而道远，辰去速而来迟。邓高密愿效尺寸之心，笑人寂寂，禇彦回少过三十之念，便已嚣嚣。盖欲乘感会之风云，岂堪送潇洒之日月。某至愚不肖，甚贱且贫。每怀万物皆尘土之思，颇念吾道非旷野之物。五岁日记万言，实希踪杨文公之辞章，复妄意晏元献之科目。”[3]丁集卷四这一段用典较多，但能恰当地写出自己少年即有志于道，不忍自弃其才，且于困顿之中不坠青云之志。李刘交往广泛，与人赠答之作较多，多篇生日回谢启劄被收录，佳句频现，《谢都大贺生日词启》：“歌钟二四(按：四库本此处作“肆”，考察文意，此处“肆”意为组、排，用于悬挂的钟磬。应以四库本为确)，和谐魏绛之声。騋牝三千，教习开元之舞。宽望秋先零之念，赐阳春寡和之章。”《谢漕使贺生日诗启》：“笃车马笠之盟，不挟贵，不挟长。问斗牛箕之宿，无以名，无以怀。七言撮白玉之丹，一字重黄金之价。”[3]庚集卷三如与僧道往来，亦能巧用相关典实，《谢道士贺生日诗启》：“劳我以生，能婴儿之除涤。游方之外，笑老子之婆娑。”《谢禅僧贺生日诗启》：“拖泥带水，若为还我之未生。赏月吟风，更愧情人之相访。”[3]庚集卷三由以上词句皆可看出作者才华横溢、独具匠心，四库馆臣推重，要非无因。
王迈(1184—1248年)亦是当时作手，字实之，号臞轩居士，兴化军仙游(今福建莆田仙游县)人，嘉定十年(1217年)进士。调南外睦宗院教授，召试学士院，改通判漳州，应诏直言，为台官所劾，淳祐中知邵武军，卒赠司农少卿，有《臞轩集》(十六卷)存世。《新编通用启劄截江网》录其诗文较多，文皆骈体，但以气写意，少陈词庸俗之态。如《词赋再举谢启》有云：“伏念某箕裘晩出，门户早衰，缀文几至于呕肝，苦学惟知于尝胆。十年以前之志，岂信富贵之在天，累战不利之余，方知穷达之有命。开门授业，仰屋著书，谓若无所用于一时，亦将垂不朽于千载。属槐花之近目，陟觉激昂，认杨叶之旧穿，未知中否。赋不工于吐凤，墨误点以成蝇。设非以后场而见收，几乎为文衡之所弃。荆山之璞获售，合浦之珠复还。亲望因得以少宽，朋旧亦怜其才遇。”[3]丁集卷四此数句，写出了自己矢志求学之艰苦、科考不中之惶惑、收徒授书之辛劳、得考官甄录之喜悦，辞彩声情皆佳。《通孟大监》有云：“士平日大言，莫乘人之一障。公孤忠自许，屹然为国之长城。更州麾于房山岳水之区，驾使轺于秣陵繁昌之地。营垒用命，狞鹰虓虎之胆寒。边陲闻风，惊妖之影遁。元戎开大幕府，名胜为犹贤劳。二人同心，千里对面。一拔而得温造，如获鸾鸿。十反而访州平，视为龟蔡。虽才高赖以为列城之重，然名盛亦能来群儿之谗。”这一段夸赞一位封疆大吏品格忠诚及其边陲建功、擢用贤才等事，文辞典故恰当，更妙处在行文有气势，一贯而下。王迈少负才名，为人有气节，刘克庄赠诗有“策好人争诵，名高士责全”[5]101之句，今观其文劄辞情一致、文气畅达，亦可想见其人风采。
《新编通用启劄截江网》选文以南宋中小名家文章为主，实际上说明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们的文章对于世俗社会来说更加适用，应用更为广泛，他们是“当时名家”，类似于今天很多畅销书作者或网络文学达人，畅销书或网络文学在未来岁月并不一定会成为经典，但在当下迎合了民众的需求。在当时亦如此，一流文人的文劄书启水平很高，多数在行文、用典、言事方面有自己的独特性，甚至能以高妙之笔把自己真切的人生经历也表达于应用文劄之中，民间实在难以摹仿。比如宋六家虽以古文知名，也有很多精彩的骈文应用书劄，但显然与民间实际需要相距较远，典型者莫若苏轼，如其《谢量移汝州表》：“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
惊魂未定，梦游缧絏之中。憔悴非人，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已死；
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6]656这样的骈文无人不叹其对仗工整、贴切入骨，但试问几人模仿得来？社会中的普通人仅需流畅通俗、文句有精彩之处、与中下层生活情况贴近的文劄即可，方岳等人的作品正符合流畅、切合事实、便于应用、便于模仿的特点。而这样的特点反过来也表明这些作家的创作取向与世俗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事实也是如此。比如方岳、李刘、王迈等人皆曾为官，也做到了中上层官员，但观察其文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缺乏独到的学术与国事见解，除王迈《臞轩集》中有两卷关于汉代的史论外，方岳《秋崖集》、李刘《四六标准》中无“论”体。一般来说，面对儒家道统的传承，多种学术流派的竞争，主流大家往往有论说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或者直接有解说经典的作品，北宋大家皆是如此。南宋一流文人也是如此，除去专门的学术著作，就文集来说，朱熹《晦庵集》(一百卷)中有论《书》《易》《礼》等经典，以及讲论各流派、各名家学术，辨析各种理论问题与概念的文章，所占篇幅多达十卷。吕祖谦《东莱集》(四十卷)，有八卷论及宗法、婚礼、葬仪、祭礼、学规、官箴、读史等问题。陆九渊《象山集》(三十六卷)中有《易说》《论语说》《孟子说》等，还有多卷涉及具体儒学问题。此外面对偏安局面、宋金战和等问题，南宋大家的文集中一般均有经世治国的系列性研究文章，如杨万里有《千虑策》[7]3413-3540，包括《君道》《治原》《国势》《论兵》《人才》《刑法》《民政》等多篇，辛弃疾有《美芹十论》[8]1-58《九议》[8]69-94，陈亮前后有《中兴五论》[9]17-24《上皇帝四书》[9]1-16，叶适《水心别集》[10]631-829煌煌十六卷系统探讨了治国方略与实施策略等。中小名家持身为官也基本以儒道为主，但在学术上多无专精领域，基本没有专门研究性、论述性的文章。对于国事，也是遇到朝廷下诏，遇到具体事件，或者自己本职所应涉及者，则上书论奏，并无系统性的思想。可以说，他们更面向于具体事务，更面向于世俗社会，这当然是需要与必要的，也成为他们创作的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