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旺
（苏州图书馆，江苏苏州215000）
隋代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对后世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苏州历史发展而言，大运河的开通影响深远，可以说奠定了苏州“人间天堂”的城市地位。关于大运河对苏州发展影响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很多结论对于运河沿线城市同样适用，无法说明为什么苏州会在众多的运河沿线城市中脱颖而出，也就无法彰显苏州的城市个性，因此有重新讨论的必要。
苏州境内的运河属于隋代大运河中江南河的一部分，江南河后世又称江南运河、浙西运河。需要指出的是，在隋代大运河开通以前，苏州至今常州、南京以及浙江杭州、绍兴的水路交通就已经畅通，如《世说新语·任诞》记载西晋时贺循从会稽入洛、《宋书·王华传》记载刘宋时期孔宁子从建康归会稽，均曾泊舟阊门，不过当时借助的大多是天然河道。大业六年（610），隋炀帝“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1]隋代的江南河应为在旧河道的基础上经过较大规模的拓宽、疏浚和整治而成，使其能与通济渠、邗沟相配套，适应运河“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的航运需要。[2]江南河开通后，由今镇江，经丹阳、常州到苏州，再至浙江嘉兴、杭州的水路主航道更为畅通便捷，江南河沿岸的这些城市均因此加强了和北方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地纳入了全国统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
相对于沿岸的其他城市来说，大运河的全面贯通对苏州的影响更加深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隋唐以前，太湖以东的湖泊河流众多，不少地区还是汪洋一片，和太湖并无明显分界，今吴淞江的入海口尚在今上海青浦的沪渎一带，唐代时入海口仍宽达20里。隋代江南河整治开通时，据后人推测，“当时开浚河道，其深阔者固无处加工，至浅狭浮涨处，其土必堆积两旁，想塘岸之基始于此”。[3]也就是说，隋代沿太湖东部开挖拓宽十余丈的水道，挖出的泥土便堆在运河两旁，成为此后修筑吴江塘路的基础。
大运河开通后，南北交流频繁。唐中期以后，江南成为唐王朝最重要的财赋来源地，大运河是沟通南北漕运的主要线路，可以说是唐王朝的经济生命线，“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4]但在平望至苏州之间的运河正处于太湖水入海的通道上，水面宽阔，风浪很大，致使南往北来的漕运船只经常沉没。为了解决漕运中的风涛之险，元和五年（810），苏州刺史王仲舒在运河与太湖之间修筑了从苏州到平望数十里的长堤，时称“吴江塘路”。吴江塘路实际上就是江南运河苏州平望段的西堤，后世屡有修缮。[5]吴江堤塘向西与頔塘相连，向南延伸到嘉兴，最终形成了以平望为交汇点，呈“人”字形分布：自平望向北到苏州，是古塘（长洲县七里桥至吴江县观澜浦，9里）、石塘（吴江县观澜浦至澈浦铺，12里）、官塘（吴江县澈浦铺至八坼大浦桥，12里）；
自平望向西至吴兴南浔为荻塘（吴江平望镇至湖州南浔，90里）；
自平望向南至嘉兴是土塘（自吴江平望镇安德桥至嘉兴县王江泾，30里）。上述五塘的建立，标志着太湖东面与南面，已经完全被挡水堤岸连接，运河遂与太湖隔开而自成系统，发挥着航运交通和输水、调水的功能。吴江塘路的修筑，将太湖与湖东洼地隔离开来，加速了堤岸外侧沼泽区域的淤涨，为湖东洼地的深入开发创造了条件。此前太湖水东出入海，所过之处的浅滩受湖水涨落的影响，形成季节性的沼泽地带，湖水的起伏变化，致使大片的洼地积水而荒弃。此后由于吴江塘路的修筑，湖水东去就被束缚在一定的范围内，不仅促进了太湖东岸沼泽地带的开垦，同时由于湖堤的阻挡，沿湖区域也因湖水的长期冲积而淤积出广阔的湖滩，在唐五代以后相继被辟为良田。[6]正如〔乾隆〕《震泽县志》所述：“向时湖塘之外即为太湖，今塘外浮涨成田者……涨久为茭芦之地，又久为种稻之田。”[7]太湖东部的浅水低洼地带渐渐变成可耕作的土地，扩大了苏州的发展空间。
大运河开通后，包括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在内的战乱造成了大量的北方移民沿着运河涌入江南城市。与其他江南城市相比，苏州因为有着不断增长的耕地，政府和民间在此基础上不断的屯田、圩田活动吸引更多的移民迁居其间，使得户口飞速增加。在唐代天宝以前，苏州税户数还不及润、常、杭等州，与湖州基本持平，经过安史之乱后，到大历十三年（778），苏州就升为江南唯一的雄州，在人口数量上已经雄居江南各州之首。北方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为后世苏州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江塘路示意图（来源：黄锡之《太湖障堤中吴江塘路的历史变迁》）
苏州城东有娄江、吴淞江等入海河道，一直以来就是沟通苏州城和海外的交通要道，故杜甫有诗云：“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8]吴淞江入海口的沪渎，本是六朝时期修筑的防止海寇的军事工事，如晋末孙恩之乱及梁末侯景之乱时，叛军都曾借道沪渎从海路出入今苏州城。隋唐以后，沪渎成为苏州对外交往的重要门户。皮日休有诗云：“全吴临巨溟，百里到沪渎。海物竞骈罗，水怪争渗漉。”[9]大运河开通后，苏州成为运河沿线的枢纽城市，物资汇集于此后，不但可以通过运河南来北往，还可以通过苏州的娄江、吴淞江等河道入海，沿海路北上南下。同时海外的人员和货物到苏州北部的港口后，也可以通过这些河道进入苏州，并通过大运河运抵四面八方。晚唐吴人范摅记载，“登州贾者马行余，转海拟取昆山路，适桐庐。时遇西风，吹到新罗国。”[10]商贾马行余计划由登州浮海，取道昆山路，转赴桐庐（今浙江桐庐），应是海行至昆山附近的娄江口或吴淞江口，溯娄江或者吴淞江而上，至苏州，转道运河、钱塘江，而至桐庐。可见在唐代中后期，苏州的海运和内河航运已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
北宋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卷上记载：“吴郡，东至于海，北至于江，傍青龙、福山，皆海道也……闽粤之贾乘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之市。”为杜绝走私，北宋时期甚至在苏州的北部沿海设官巡逻，“所以戢盗贼、禁私鬻也。”[11]〔嘉靖〕《太仓州志》亦载：“凡海船之市易往来者，必经刘家河，泊州之张泾关，过昆山，抵郡城之娄门。”[12]由于转口贸易兴盛，在娄江、吴淞江入海口处渐渐形成了不少港口市镇，后世苏州北部的浏家港即是因此发展为著名港口。清代苏州的娄门仍是通江达海的重要门户，康熙年间的名士顾嗣立曾题写“江海扬华”匾额悬挂其上。
可以说，大运河开通后，苏州成为大运河沿岸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和出海通道，成为海运和漕运的交汇城市和江南地区的交通中心，这是运河沿线其他城市不具备的独特优势。
由于大运河干线从苏州城河西段经过，苏州城西区域得益最多，城市的发展已经突破了城墙的限制。苏州城西的阊门正对着沿山塘、上塘的运河河道，胥门正对着胥江河道，故明清时期，阊门、胥门以及枫桥、上塘、山塘等地极为繁华，尤其是阊门，被称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民间也有“金阊门、银胥门”之说。而苏州的其他城门，由于不在大运河主干道上，发展相对比较缓慢，和阊门、胥门一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大运河的贯通，使苏州城市的发展突破了城墙的限制，拓宽了苏州城市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加深了后世苏州城市发展的不平衡。
大运河还促进了苏州沿线市镇的发展。隋代以后的历代官府均重视运河的管理，在运河沿线设立驿站、钞关等机构，这些机构所在的望亭、浒墅关、平望等渐渐发展成为运河沿岸经济繁荣的市镇。如平望在隋唐时期尚是“淼然一波，居民鲜少”，自南而北，只有塘路“鼎分于葭苇之间，天光水色，一望皆平”，因此得名为平望。但唐代以后，由于驿站的设立，平望就渐渐发展成为大运河上“烟火万井，商旅千樯”的繁华巨镇。同时，为了服务于南来北往的行人，在运河的干流和支流上，建起了越来越多的桥梁、寺观等设施。运河便利的交通，也促进了一些市镇专业市场的形成，如枫桥的米市、盛泽的绸市均是如此。苏州的市镇大多都位于运河的干流和支流沿岸，这些星罗棋布的市镇，成为后世苏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民国时期的頔塘旧影（苏州市吴江区档案馆 供图）
由于大运河的开通，经过苏州的外地文学家灿若群星，吟咏苏州运河风物的文学作品也不计其数，从不同的视角，抒发了不同的感触和思绪，运河流经的望亭、浒墅、枫桥、虎丘、郡城、横塘、石湖、松江、垂虹桥、平望等地均为描绘的重要对象。名列“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南宋著名文学家杨万里曾多次来往苏州运河，在其《诚斋集》中仅吟咏平望一地的诗歌就有7首之多。在吟咏苏州运河风物的诗词中，单在唐宋时期，就有李白的《苏台览古》、白居易的
《登阊门闲望》、杜荀鹤的《送人游吴》、张继的《枫桥夜泊》、陈尧佐的《吴江》、米芾的《垂虹亭》、贺铸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姜夔的《过垂虹》、吴文英的《点绛唇·有怀苏州》、蒋捷的《一剪梅·舟过吴江》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成为传唱千古的苏州形象广告，苏州小桥流水的水乡风貌、山温水暖的自然风光、温文尔雅的民俗风情、多姿多彩的岁时节令等，也通过这些诗文流传四方，名扬天下。
综上所述，隋代大运河的开通，不但便利了苏州的交通，而且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为苏州增加了大量的耕地面积和人口，加强了苏州海陆联运的城市地位，并使苏州的城市发展突破了城墙的限制，促进了沿线市镇的发展，增加了美誉度和文化内涵。由此可见，苏州能成为著名的“人间天堂”，大运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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