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昭荔
五四以来，妇女解放运动持续推进，新思想和旧传统之间呈现冲击与共存的复杂社会生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激发了国民的救国热情，促使社会各界对妇女职能与定位进行省思。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其中便有培养女性兼顾家庭与国家角色的用意。某种程度上说，传统道德伦理出现回潮。
抗战时期，国统区、根据地与沦陷区分立，在迥然相异的政治生态与文化氛围下，对号召妇女有独一无二性影响的“新女性”名词被注入不同的意涵，妇女运动与思潮出现异变和分流。在沦陷区，日伪通过儒家思想抵消革命影响、稳定统治秩序，旧纲常伦理大行其道。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伦理道德的重要承载者，成为被规训的对象。在家庭中承担“柱石”角色的妇女①《妇女们是家庭中的主角——不要忘了国民义务而轻率的离开家庭》，《青岛新民报》1940年4月4日，青岛市档案馆藏，D000310—00029—0002。，被迫在传统的路上走得更远。
青岛兼具开放与保守特性，自1897年开始先后被德、日殖民二十余年之久，夸张的说法称它“无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失掉中国型了”①君实：《事变前青岛的特殊的妇女职业》，《三六九画报》1940年第6卷第7期，第12页。；
另一方面，该地又汇聚了以逊清遗老、北洋政府旧官僚为主的保守势力，“守旧的观念，盘踞在本地人的脑筋中”②陈伯琴：《青岛杂述》，刘平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四编》（上），“浙江兴业银行《兴业邮乘》期刊分类辑录（1932—194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第194页。。这使沦陷时期青岛妇女史的图景复杂而多变，具有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妇女的研究集中于国统区和根据地，多从“解放”“动员”角度考察，沦陷区妇女的思想、生活及情感常被忽略。③关于日伪时期妇女政策及妇女生活的相关研究有：王宝凤《“满洲国防妇人会”探究》，《西部学刊》2014年第4期；
沈洁：《日中战争前后的“满洲国”妇女活动》，《历史评论》（日本），1996年4月；
吕美颐：《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沦陷区关于贤妻良母主义的论争》，李小江等著：《历史、史学与性别》，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3—180页；
魏晓丹：《论伪满时期“王道政治”下的妇女教化》，《大连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刘怡君、高乐才：《试析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妇女的控制》，《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2期；
顾文娟：《〈盛京时报·妇女周刊〉与伪满时期妇女教化探析》,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刘晶辉：《论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满洲国”妇女组织化》，《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3期；
巫仁恕：《劫后妇女：抗战时期苏州沦陷后的妇女生活》，《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北），第35期，2020年6月等。有鉴于此，本文以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为主，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为解读处于新角色与旧道德间的近代女性提供另一种可能。
近代青岛由僻处鲁东一隅的渔村发展为现代化都市，商业和知识移民大量涌入，成为南北精英汇聚之地。作为长期被殖民的城市，青岛是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场域。在20世纪青岛海水浴场，女士们常穿着“鲜艳夺目”的泳衣来往滩际，甚至有女子将“牙梳、唇脂粉盒、明镜，别储一橡皮囊中，临流化装［妆］”④《消夏通讯》，《旅行杂志》1931年第5卷第9号，第153页。。
这样时尚前卫的风貌随着日本侵华而发生转变。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为动员国民参战成立国防妇人会，鼓吹要发挥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日本传统“妇德”，“做国防的基础”，结合国家主义与贤妻良母思想的“国家母性主义”大行其道⑤胡澎：《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0、189页。。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将其移植到东北地区，首先在主要城市和满铁沿线要地成立妇人团体联合会，⑥刘晶辉：《关东军的“铳后援”——“全满妇人团体联合会”初探》，《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第107页。继而迫使伪政权建立统一的妇女组织。全面抗战爆发后，妇人会与军事侵略同步展开，青岛中国妇人会即是日伪妇女政策的衍生物。
1938年1月10日青岛沦陷。7天后，伪治安维持会成立。日伪意图通过恢复儒家道德稳定社会秩序，强调“凡欲强其国者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先使妇人修养其道德”，将规训妇女视为重要任务。3月5日，青岛中国妇人会成立。作为执行侵略者妇女政策的重要机构，青岛中国妇人会以“光复整个民族的旧礼教道德为依归”。妇人会推崇顺服、妇道，抹杀女性独立意识。当局敦促该会以日本国防妇人会为蓝本，学习其“奉公精神”，将抚育子女作为妇女第一要务①青岛中国妇人会：《青岛中国妇人会缘起》，青岛市档案馆藏，B0032—001—00125。，这才是妇女“真正解放的幸福”②《青岛中国妇人会昨举行成立典礼，全体职员均选出会则亦通过，中日各要人参加典礼极隆重》，《青岛新民报》1938年3月6日，青岛市档案馆藏，D000291—00072—0002。。
青岛中国妇人会标榜其为中国“首创之妇人为国服务机关”，从国家主义出发，批判近些年中国妇女协会“大都为解除妇女个人之痛苦而已”，导致妇女“无献身社会、效力国家先例”。可见日伪试图借力30年代中国妇女运动中的集体主义，突出妇女为“国”服务的职能。同时，日伪的妇女政策超越民族国家框架，在殖民主义体系下构建“大东亚民族”。青岛中国妇人会声称“基于东亚大道之本义，以打破旧来陋习，努力中国妇道上进，而图东亚民族之发展为目的”③《赵琪对下属训话底稿》（1939年），青岛市档案馆藏，B0023—001—00670。。
人员构成上，青岛中国妇人会贯彻精英路线，会长为邹淑芳（伪治安维持会会长赵琪之妻）、副会长为徐颖溪（伪治安维持会总务部部长姚作宾之妻）。另设12名理事，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称为“淮南三吕，天下知名”之一的吕美荪（中国女权运动先驱吕碧城之姐），其余均为伪官员夫人和教育界女性。④《青岛中国妇人会昨举行成立典礼，全体职员均选出会则亦通过，中日各要人参加典礼极隆重》，《青岛新民报》1938年3月6日，青岛市档案馆藏，D000291—00072—0002。在吸纳会员上，妇人会明确要“先注意上级社会及智识分子”⑤青岛特别市社会局、青岛特别市公函：《关于举行友军登陆纪念日及威海中国妇女会成立典礼的呈文、公函、指令》（1939年2月），青岛市档案馆藏，B0023—001—00622。。为使更多官员女眷入会，伪政权勒令各局职员之夫人姊妹等尽量加入，⑥《青岛中国妇人会申请书、通告》，时间不详，青岛市档案馆藏，B0032—001—00125。并将各中小学女教师完全纳入。
沦陷初期，青岛市区表面上非常平静，实际日军在胶东的“势力范围仅在沿铁道数十里之内，稍远之处游击队便活跃非常”⑦《青岛陷后惨状》，孙俍工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沦陷区惨状记：日军侵华暴行实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第194—196页。。为加强统治力，日伪以青岛中国妇人会为抓手，“使中日亲善的思想，深入于妇女界，而促成普遍的深入民间”⑧《负有中日亲睦使命，日华妇人会发会式 昨日在大饭店隆重举行，正副会长依次恳切致词》，《青岛新民报》1938年9月9日，第7页。。从会员身份可看出，骨干成员或凭夫贵或直接服务于伪政权，是最渴望政局稳定的一群人。前者多为生活奢靡的旧式官太太，后者则是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尽管身份不同，但她们均牵系上层社会及智识阶层的关系网络，可巩固伪政权的社会认同。这种精英路线也导致可吸收者有限的问题，故初期仅吸纳会员150余人。⑨《民国山东通志》编辑委员会编：《民国山东通志》第4册，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2002年，第2275页。之后，该会多次登报声明简化入会手续，对身份资格“并无丝毫之限制，亦无任何阶级观念”，凡赞成宗旨、月缴一角者均可入会⑩《中国妇人会日趋发展，各界妇女界咸愿加入》，《青岛新民报》1938年5月21日，青岛市档案馆藏，D000292—00076—0015；
《中国妇人会访问记，入会手续简捷并无阶级限制 交换中日语言乃当务之急，内部组织及职责一般分配（二）》，《青岛新民报》1938年5月27日，青岛市档案馆藏，D000292—00100—0020。，会员人数方得增长，在1941年初达到300余人。⑪《本报特写——青岛唯一妇女团体中国妇人会，为社会人群谋求福利》，《青岛新民报》1941年1月14日，青岛市档案馆藏，D000317—00042—0005。
青岛中国妇人会设有东镇区、西镇区、海滨区、大港区四支部，①《本市中国妇人会设立四区支部，本日午后二时开汇总会》，《青岛新民报》1938年4月5日，青岛市档案馆藏，D000291—00134—0010。涵盖青岛市区。它对会员的要求颇高，除认同伪政权，积极适应“新社会”、“觉悟过去之迷梦，以期民生向善及生活之改善”外，还应进行“相当之修养及训练”，继而参与公共活动、教养民众，实现所谓“中日之敦睦，及东亚和平”②《中国妇人会访问记》，《青岛新民报》1938年5月25日，青岛市档案馆藏，D000292—00092—0001。。从举办的主要活动中，不难窥得其性质和运动妇女的深意：一、举办联谊和文艺活动，包括中日妇人亲善会、妇人会会员精神修养会、会员野宴亲睦会、花道茶道座谈会、新年同乐会等；
二、宣抚慰劳，如参加气球标语制作、放映宣传电影、慰问“友军”、协助宣抚班等；
三、参与伪政权的政治集会，如青岛市民反蒋示威运动大会、“友邦”海军军旗制定五十周纪念日、参观“友军”阅兵式；
四、社会慈善和公共服务，包括协助施粥工作、筹办慈善游艺大会、办理棉衣施放、举办贫民救济和女子日语速成学校。③中国妇人会：《中国妇人会工作报告》（1939年3月17日），青岛市档案馆藏，B0038—001—00945。以上活动多为“亲善”性质，甚少关心妇女的切身利益，显示其并非所谓的公共服务组织，而是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政治机关。在青岛伪政权看来，妇人会“最著之事项”亦不外慰问友军、筹办义务剧等宣抚慰劳工作。④《赵琪对下属训话底稿》（1939年），青岛市档案馆藏，B0023—001—00670。
其实，青岛伪政权推行保守妇女政策并非仅凭政治力量，背后有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的支撑。妇人会纲领和活动计划均由日伪高级官员制定，有附和侵略者成份，亦不乏价值认同。他们是以原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为核心的北洋政府官僚，⑤伪青岛治安维持会委员有：赵琪、吕振文、姚作宾、周家彦、李德顺、陆梦熊、韩鹏九、尹援一、杨玉廷。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政权志》，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40页。在国民政府统治青岛后退出政治权力中心，内心对北洋政府仍有较深认同感。面对数十年来“妇女界识见增高，忽焉觉醒”之势，伪官员表现出深深忧虑⑥陆梦熊：《中国妇女之地位及其应守准则（二）》，《青岛新民报》1938年6月16日，第6页。，借用传统文化资源对抗国民政府提倡的妇女解放，重构伪政权及自身的道义合法性。
伪市长赵琪指出，中国先贤对妇女道德以三从四德为主，已证明其优越性，但欧风东渐使部分女性沾染恶气、忘却本来，故只有“力图挽救，庶可保持古风”⑦《负有中日亲睦使命，日华妇人会发会式昨日在大饭店隆重举行，正副会长依次恳切致词》，《青岛新民报》1938年9月9日，第7页。。伪治安维持会常务委员、妇人会顾问陆梦熊极力美化旧道德，重构“家庭正义”。他在妇人会会员精神修养大会上发表《中国妇女之地位及其应守准则》的演讲，批评国民政府在婚姻自由平等原则下，使婚姻法发生极大矛盾。如不承认妾的地位、不阻止离婚，以致丈夫不受法律制裁而逼妻离婚另娶，“糟糠之妻流离失所”，残忍至极！⑧陆梦熊：《中国妇女之地位及其应守准则（二）》，《青岛新民报》1938年6月16日，第6页。
陆梦熊继而提出妇女需遵守的四大准则：第一、道德准则。历代英雄豪杰的成功多得力于母教或内助，中国妇女应“追踪前贤，发扬光大”；
第二、有限度的求学。尽管陆氏提倡男女受同等教育，但“学之究竟在乎致用”，女子初等教育以上当视需要程度与夫家状况而定；
第三、勤俭治家。他批评官员眷属“不知中馈”“不谙针线女红”，认为目前妇女虽不能与男子同事生产，至少应减少丈夫负担，补其不足；
第四、对国家社会之准则。妇女如能分任教员、公务员等职务“固属利己利人之道”，如无机会“亦应随时随地为国家社会效力”，在慈善事业、公益事业等与妇女性质相近的工作上直接充任或间接辅助男子。显然，陆氏所提妇女准则是儒家化的，本质为夫权社会服务。但又不同于传统纲常伦理将妇女完全禁闭于家庭，而是通过现实的改良，增加服务社会的职能。最后，他指出如此之后，妇女“地位不平等，而自平等矣”①陆梦熊：《中国妇女之地位及其应守准则（三）》，《青岛新民报》1938年6月17日，第6页。。
伪政权同时将着装视为规训重点。新政权建立之初往往将衣冠、服色、发型予以改造，以塑造政治合法性。近代以来，着装西化成为国人服饰演变不可阻遏之势，传统服饰依旧具有较强象征意义，尤其在以恢复儒家文化和传统道德相号召的沦陷区。在伪青岛治安维持会成立典礼的照片中，八位委员有四位身着长袍马褂。另有一位身穿西式毛呢大衣的委员，仍内着传统长袍，颇有“中西合璧”特色。近代新式妇女推崇时尚前卫的着装风格，与日伪提倡的妇道极不相称，显然不符合此时的政治导向。伪市长赵琪时常在讲话中批评“沾染奢靡习气，只知道修饰应酬，不知管理家政”的时髦女子，告诫“这种现象，是很危险的”②《赵琪市长对所属的训话》（1943年1月8日），青岛市档案馆藏，A0018-001-00398。。陆梦熊呼吁女性学习日本妇女保持传统的做法，德性礼仪和服装发结“不肯轻易变更，以表示东方特别之精神”③陆梦熊：《中国妇女之地位及其应守准则（二）》，《青岛新民报》1938年6月16日，第6页。。
1939年10月北京发生轰动一时的理发师强奸妇女案，青岛伪政权借机大作文章。时任伪社会局局长姚作宾批评“妇女界自受欧化熏染后”，陷于皮毛之效仿，对固有文化道德“反多抛弃不顾”。理发店为招揽顾客，多雇佣“油头粉面”的青年人，对女顾客“抚摸梳洗”，乘机加以调笑，妇女的庄严和羞耻心无形中消减。至于烫染头发，姚氏认为以色相营业之妇女或情有可原，“家庭妇女似不应以妓女舞女等为模范”。甚而，伪社会局专门举办妇人剪发问题辩论比赛。④《良家妇女自尊自贵不应赴理发馆——京市发生理发师犯奸案后本市姚社会局长发表谈话》，《青岛新民报》1939年11月1日，青岛市档案馆藏，D000304—00007—0016。
日本侵略者对女性服饰的改变，以道德和端庄为指引，易被遵从，烫发现象在青岛妇女中明显减少。但相比于年长者，女学生热衷追逐潮流、渴望被关注，青岛各校女生中仍不乏烫发者。当局批评此举“费时靡费，既损学校风纪，又失个人庄严”，于1941年10月训令各校“从严纠正”⑤《青岛特别市教育局训令》第562号，《青岛教育半月刊》1941年第2卷第19期。转引自翟广顺编著：《半个世纪风雨——1891—1949青岛教育大事记述》，山东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年，第231页。。日伪对女教员的限制更为严格，如“不许烫发，不许穿有花衣服，不许裸腿裸臂”等⑥《青岛女性职业相》，《政治月刊》（上海）1941年第2卷第1期，第169页。。
经过伪政权的持续推动，青岛妇女界的保守风气渐趋浓厚。据时人观察，当地“妇女很少活动，只有逢着新年或节日，可以在街上或公园中看见她们穿着长得拖地的旗袍走过”，平时女工和主妇多是朴素的蓝布衫，20岁左右少女仍有缠足者⑦筱眉：《朴素勤劳的青岛妇女》，《家》1946年第9期，第6页。。而在沦陷北京，早在1939年小姐们便纷纷将旗袍缩减六寸，领口也“趋于西式的无领之势”，女性为突出“柔媚而动人”花费的心思甚多⑧启真：《妇女的新装》，《妇女杂志》（北京）1940年第1卷第1期，第15页。。一度以西化著称的青岛妇女之保守程度，远甚于其他沦陷区，这样的反差令人惊奇。
其实，在青岛时尚、摩登的浮光掠影之下，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近代商业移民城市青岛可谓是“华洋杂处”，江浙、广东及华北的精英人士占据社会的重要职位，带来趋新的思想观念与消费意识。然而，在看似欧化的青岛，文化传统的惯性仍使这座城市在“旧习惯潜势力笼罩下”。青岛近郊的乡村“不是褒扬孝女，就是褒扬节妇”。当江浙一带妇女缠足恶俗“完全绝迹”时，青岛女工中“十分之七八，都是缠足的”。本地妇女“红衣绿袴，棉厚胧肿，拖了辫子，拐起三寸小脚，扭扭捏搜［捏］走着”，夏天各处来青避暑的摩登女性则“穿了浴衣在路上乱跑”①《蓬莱仙都话青岛》，薛慧子：《今日之华北》，南京：中央书报发行所，1940年，第53—54页。。二者相比，“显得可以相差好几个世纪”。由于普通妇女平时不轻易出门，她们被经常抛头露面、引人惊叹的摩登女郎所“代表”，非常态的现象被大书特书后，淹没了绝大多数当地妇女的本相。②陈伯琴：《青岛杂述》，刘平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四编》（上），“浙江兴业银行《兴业邮乘》期刊分类辑录（1932—1949）”，第188、194—195页。
五四以来，妇女解放逐渐成为主流思想。政党在运动妇女中多以此为号召，似乎使这一趋势愈加稳固。在表象之外，传统文化对妇女的制约力量仍不容小觑，对妇女解放持审慎和怀疑态度的上层人士亦为数众多，他们在沦陷时期保守的政治导向下力量进一步加强。青岛沦陷后，一些逊清遗老和北洋政府旧官僚再次登上政治舞台后，原本根植于基层社会的传统意识跃升，成为沦陷区的主流话语。但它势必会受到拥护妇女解放的社会精英及知识女性的反对，如何在“新女性”话语中注入符合统治阶层利益的意涵，成为日伪的当务之急。
为重塑青岛妇女价值观，养成符合日本侵略者期待的贤妻良母，伪政权以妇人会为中心，紧锣密鼓地推选妇女模范。1938年10月底，青岛伪政权机关报——《青岛新民报》开辟《时代妇女介绍》专栏，很快即推出“贤妻良母”新模范。
伪市长赵琪的夫人邹淑芳被首先推出。她是一位典型旧式妇女，仅接受了“家庭教育”，16岁便嫁给赵琪。邹氏孝敬公婆，应付家事有条理，有传统女性的“美德”。同时，邹淑芳也像当时上层妇女一样，闲暇生活丰富，喜欢游泳、溜冰、打牌，常“去舞场消遣消遣，偶而［尔］的也去电影院走走”③《本市中国妇人会会长赵邹淑芳女士四》，《青岛新民报》1938年11月6日，第5页。。
几日后，邹淑芳好友、伪维持会委员李德顺之妻马洁宜当选为第二位妇女模范。她的生活更为“优雅奢侈”，看戏、抽烟、散步和养狗是其四大爱好。她尤爱养狗，“喜欢狗真的和她的儿女一般”，每天都要给四条狗吃牛肉、小米或牛奶、面包等。在记者描述中，马洁宜最大的优点是全力辅佐丈夫。她不过四十岁，比李德顺小三十余岁，平时将家务整理的井井有条。尽管马氏非常喜欢听戏，但在丈夫安歇时，即使广播电台放送非常喜欢的京剧，“也不肯为自己的喜爱而打扰她丈夫的安眠”。为经营自己和丈夫的公众形象，马洁宜也尽力做出改变。她很喜欢抽水烟袋，因在交际场手捧水袋烟不雅观，故改抽纸烟卷。④《中国妇人会理事李马洁宜女士》，《青岛新民报》1938年11月12日，第5页；
《中国妇人会理事李马洁宜女士二》，《青岛新民报》1938年11月13日，第5页；
《中国妇人会理事李马洁宜女士三》，《青岛新民报》1938年11月15日，第5页。
尽管邹淑芳、马洁宜外貌“十二分的新式”⑤之成：《漫谈：中国妇女的派别》，《妇女杂志》（北京）1941年第2卷第1期，第31页。，但就追求与精神层面无疑是传统妇女。相较之下，姚作宾妻子徐颖溪则是由新女性回归传统的代表。她曾是最前卫的女性之一，“好自由”、个性鲜明，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读书时“常常穿着男装，学武术”，与邓颖超等活跃在天津妇女界。毕业后，除任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总务副委员长外，她还组织妇女星期补习学校，担任天津第一妇女补习学校教员。徐颖溪抗争精神极强，通过不懈争取，在18岁时得以入学；
20岁得知父亲为她定下包办婚姻后，在威逼利诱下以死相抗，终得婚姻自由，经人介绍与姚作宾相识。①小岑：《改造途上的婚姻——徐姚结婚记》，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妇女联合会编：《天津女星社妇女运动史资料选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216—217页。
姚徐的恋爱颇为新潮高调。尽管相识不长，徐颖溪便应邀赴青岛逛游，“奇装异服，携手并肩，出入于茶寮酒肆”。有别于传统妇女的含蓄，徐颖溪在结婚典礼上大谈恋爱经过，表示“只要个性相同，条件亦合，一切都是不顾”②小岑：《改造途上的婚姻——徐姚结婚记》，《天津女星社妇女运动史资料选编》，第217页。，对未来生活也秉持将来无爱就分离的原则。③峙山：《在徐姚结婚时的讲话》（1923年4月1日），《天津女星社妇女运动史资料选编》，第220页。婚礼引起极大轰动，“轻年男女，趋之若狂”，谓为“真文明之极境”，保守者谓之“放荡过甚”。尤其是二人公开出版的恋爱影集，被讥以“俨然一部春画”。徐颖溪被归为不良妇女，姚作宾（时任北洋政府青岛交涉署交涉课主任）亦被斥为“儇薄少年”。山东省国会议员痛斥姚“玷污名器，腾笑友邦”，拟请国务院撤姚之职。④《前日新旅社之奇异结婚者》，《大公报》1923年4月4日，第6版。此后，被迫离职的姚作宾开始涉足商业，仕途几经沉浮，最终在日本侵华后成为汉奸。⑤关于姚作宾在这段时期的经历及其当汉奸的心路历程，参见郝昭荔：《汉奸的自我认知与思想改造：以伪青岛市市长姚作宾为个案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3期。
十余年后，在沦陷青岛，徐颖溪依稀保留着昔日风采，是一位“健美的太太”，“在妇女界中算是最伟梧的了”。但受丈夫和家事影响，她逐渐成为一名家庭妇女。因儿子患有重病，徐几乎每天将工夫用在照顾上，自己也患失眠症十年。心理的压力消耗着徐颖溪的身体，也消磨着青年时的志气。在日本侵占青岛后，妇人会正值用人之际，曾活跃在妇女界并拥有流利口才的徐颖溪受到日伪格外重视，只要妇人会有演讲，“那么代表一定是姚太太”。记者笔下的她对教育“极热心、极负责”，常帮助姚作宾写点教育文章，是一位贤内助。但这些均不是由自身发展导出，而是因姚的关系“不得不出来为妇女界的领袖”⑥《中国妇人会副会长姚徐颖溪女士一》，《青岛新民报》1938年11月8日，第5页；
《中国妇人会副会长姚徐颖溪女士二》，《青岛新民报》1938年11月9日，第5页；
《中国妇人会副会长姚徐颖溪女士三》，《青岛新民报》1938年11月10日，第5页。。
不难看出，上述三位“时代女性”的光谱主要集中于从夫和压抑自我。日本侵略者通过她们传递着遵从哲学，让妇女在安于现状中服从殖民统治。《青岛新民报》用较大篇幅详细描绘了三位伪官员夫人的服饰，她们均着素雅长袍、平底鞋，且不施脂粉，对发型的描绘尤为细致：马洁宜“将已烫过的头发，在后面梳一个髻”；
以前烫发的徐颖溪现在也“梳着一个髻”⑦《中国妇人会副会长姚徐颖溪女士一》，《青岛新民报》1938年11月8日，第5页。。这些文字的用意即是利用楷模影响，引导各界妇女相效仿。从政治宣传角度而言，伪政权塑造的妇女模范并不成功。如《青岛新民报》对马洁宜的报道中，其吃食方面“极讲究”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⑧《中国妇人会理事李马洁宜女士》，《青岛新民报》1938年11月12日，第5页。，对奢华住所的陈设着墨较多，隐约带有窥探性质，故当局只推出三位“模范”夫人便告停。
日伪宣传妇女模范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贤妻良母”。①20世纪初，盛行于日本的贤母良妻思潮传入中国后，迅速与女子教育思潮结合，“贤妻良母”成为流行词汇之一。五四时期，“贤妻良母”一度遭受主张妇女解放者的批判。30年代国民政府实行“新生活运动”以来，“贤妻良母”再度进入大众视野并引起热议。日本全面侵华后，为适应战时环境，日伪强调发挥沦陷区妇女服务家庭与社会的职能，对贤妻良母大力提倡。吕美颐：《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沦陷区关于贤妻良母主义的论争》，李小江等著：《历史、史学与性别》，第164—166页。对此，伪市长赵琪解释道：贤妻良母“并非专在家庭以内尽其职责；
凡国家社会方面，有可尽责之处，亦当竭力为之”。不难看出，这样的“贤妻良母”在国家和家庭职能上，与国民政府对妇女要求有相通之处，但又以日本妇女为学习对象。市立女中校长连索兰卿即表示要本着使中国妇女兼具传统美德与日本妇女精神的宗旨办学，以期“中国妇女将来俱有友邦妇女服务社会、贡献国家、主持家庭、教养子女、吃苦耐劳之良好精神”。②《期使中国妇女俱有友邦妇女美德，连索兰卿氏有此素志》，《青岛新民报》1938年9月6日，第7页。青岛伪政权对女子教育“向以养成贤妻良母为宗旨”③《女子对国家社会亦须同负职责，市立女中举行毕业典礼，赵市长各局长莅临致词》，《青岛新民报》1940年6月25日，第7页。，女学生成为日伪宣教重点。
为培养“东亚民族第二代”的亲日情节④《本报主办青岛女学生赴日使节团，由本市四女校中选派》，《青岛新民报》1941年3月13日，第7页。、“将来造成中国之贤妻良母之任务”⑤《本报主办青岛中华女学生访日使节团，全团人选日程均已规定，兴亚院及市公署为后援》，《青岛新民报》1941年3月19日，第7页。，1941年3月青岛伪政权派中学女生使节团访日。日本在中国派遣考察团赴日的行为早已有之，1930年便选派内蒙王公、喇嘛赴日参观，为“使知其种种设备之宏大，以为引诱蒙人之钩饵”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二五二次会议速记录（十九、十二、三）》，1930年12月3日，第31页。。九一八事变后，沦陷区内各行各业赴日团体络绎不绝，女学生赴日观光却为数不多，据说青岛中学女生访日使节团“在华北尚属创举”⑦《各方期待甚殷中之女生使节团首途》，《青岛新民报》1941年4月12日，第7页。。使节团成员的选拔较为严格，由伪教育局从几所女校中择派“品学兼优、日语课程成绩较佳”者担任。9名成员中，年纪最大者为21岁，最小的不过16岁，姚作宾之女姚希娴也在其中。使节团团长由伪《青岛新民报》日籍事业部部长担任。⑧《本报主办青岛中华女学生访日使节团，全团人选日程均已规定，兴亚院及市公署为后援》，《青岛新民报》1941年3月19日，第7页。在女学生访日前后，该报大篇幅刊登团员发表的当选感言、赴日游记、心得体会等。其中虽不乏政治表态和逢迎之语，也一定程度反映了伪政权下女性群体复杂且矛盾的心理。
能在众多女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当选者日后前途的敲门砖。安郁理当选后“欣幸之至”，称考察所得“可做将来研究学问的基础”；
丛秀华在欣喜和荣幸之余，“自恐不能担此重任”⑨《本报主办访日使节团，各团员当选后之感想》，《青岛新民报》1941年4月1日、4月3日，第4页。。之所以如此，应与殖民当局畸重的期待有关。青岛伪政权对女学生访日一事寄予厚望，多次召集伪市府要员对女学生讲话，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所长多田武雄表示，若使节团完成使命，对“全华北全中国之女性，亦将大有裨益也”⑩《各方期待甚殷中之女生使节团首途，全团昨分访中日各机关辞行，各长官接见均有恳切之训示》，《青岛新民报》1941年4月12日，第7页。。
故而，团员们自觉拔高出访日本的意义。年纪最大的祝画澄指出：“我们终日只读日本书籍，学说日本言语，要想彻底明瞭日本民族的伟大，也很不易，既不明友邦的真像〔相〕，更如何能达亲善提携的境地呢？”故中国人到日本游历观光，“实是目前一件极重要的事情，更是推进东亚新秩序当先履行的步骤”①《本报主办访日使节团，各团员当选后之感想》，《青岛新民报》1941年4月9日，第4页。。林素真认为，日本“足资我国借镜仿效者甚多，而尤以女性之精神，最为我辈所钦仰”，表示会将观察所得贡献于青岛女性，使未赴日者，“亦得了解友邦情形”②《本报主办访日使节团，各团员当选后之感想》，《青岛新民报》1941年4月2日，第4页。。
从4月15日至5月1日，使节团马不停蹄地奔波于东京、横滨、名古屋、奈良、京都、大阪、神户、别府等市参观游览。日本为使节团特别安排了中日女学生交欢会、赴妇人团体学习等活动。③《本报主办青岛中华女学生访日使节团，全团人选日程均已规定，兴亚院及市公署为后援》，《青岛新民报》1941年3月19日，第7页。在参观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寄宿生宿舍时，女学生见宿舍内“清洁整齐”，对“日本女性的勤美”印象深刻④《本报主办青岛女学生访日使节团日志（续）女学生联欢，异国之友竟一见如故》，《青岛新民报》1941年4月27日，第3页。。此外，使节团还赴陆军医院慰问伤兵，由团员向伤兵献花并致慰问词；
日方亦有代表“畅谈于中国作战时受伤之‘荣耀’史”⑤《女生使节团抵东京后赴各处参观，谒东京市长递使命书》，《青岛新民报》1941年4月22日，第7页。。在日兵残缺身体的展示和情感渲染下，女学生被纳入到日本的政治立场之中，扭曲的政权认同更加坚固。
出访任务结束后，在伪政权和妇人会的推动下，女学生使节团马不停蹄地在青岛广播电台、市礼堂等场所作演讲报告，向民众描绘日本作为“东亚先进国”，“政治良好、科学进步、工业发达”、风景优美的图景。团员李葵文高度赞扬日本人的忠君爱国之心，用“近邻的悲喜就是我的悲喜，国家的忧患即是我的忧患”形容日本国民性。在与本国情形相对比后，她指出“时下年青的我们只看见想到目前的事，完全为表面好的和美丽的东西迷乱着，总当仿效日本的气质早早的反省，下决心改善才好”。此间她感触最深的是“妇女言语的优美”和起居应酬的得体⑥日华女学院李葵文：《日本国民之印象——使节团报告会讲演词纪录之五》，《青岛新民报》1941年6月1日，第4页。。这些见闻感悟经女学生之口描述渲染，结合官方及舆论界对日本的美化宣传，更易使听众信服。《青岛新民报》对女学生使节团进行了一个多月追踪报道，将宣传效果最大化。
通过对妇女楷模和贤妻良母的宣传，日伪旨在从意识形态上形塑妇女，将其完全纳入殖民主义框架之中。那些身处日伪权力体系的女性心理更为微妙复杂：一方面，作为既得利益者，她们享受着当局赋予的职权或便利；
另一方面，她们也需自我约束甚至否定，尤其是受过新思潮影响的新女性。尽管其在内心深处未必认同日伪妇女政策，但行动上不得不摇旗呐喊。这种分裂性也存在于许多知识女性的精神世界中。幸而，当时报刊留下了时人对青岛妇女的诸多讨论和记述，为探讨日伪妇女政策在舆论界及知识女性间的反响带来可能。
1940年，日本占领青岛已有两年，人心显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变化。一方面，中共在山东的发展蔚为大观，物资封锁使沦陷区受到极大冲击，青岛物价飞涨、社会矛盾加剧；
另一方面，日伪统治渐趋常态，对社会的严控稍微降低。《青岛新民报》副刊《新声》遂提议对过去做“一个清算”，为大众“发现一点疾苦，描述一点悲痛”①《一九四〇年度文学上应走的路途》，《青岛新民报》1940年1月1日，第23页；
编者：《一年的清算》，《青岛新民报》1940年1月1日，第23页。。舆论环境相对宽松后，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不断增多。参与讨论者来自各行各业，多用化名，便于阐述真实想法，观点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当时，中国妇女解放思潮已传播20余年，妇女已然被分为新旧两派。学校妇女、职业妇女、革命妇女一般被认为是新女性；
贤妻良母派、少奶奶姨太太、乡村妇女自然属于旧式。但时人也观察到，新旧两派之间并无明显区别，“半新不旧”“像〔相〕貌新而精神旧”抑或“像〔相〕貌旧而精神新”者大有人在，认定妇女的新旧极为困难②之成：《漫谈：中国妇女的派别》，《妇女杂志》（北京）1941年第2卷第1期，第31页。。复杂的形势使保守者斥多数妇女沾染恶习，令趋新者感慨妇女解放的步伐停滞不前。
在青岛，日伪的保守妇女政策与男权主义者观念契合。后者持续为之辩护，进一步在生活细节上规训妇女。笔名为“狂宙”的作者谴责妇女“往往怀着悍妒的心理”，主张将“妇道”作为妇女的人生标准。妇女应具备“殷勤、诚恳、对事慎重的态度”，此外还要“敬从公婆训诲、和睦邻里、夫妇亲睦白头终老、妯娌和气”及正确教养子女，如此方能家庭圆满和谐，实现“妇道”③狂宙：《妇女们在家庭里应持的态度》，《青岛新民报》1940年10月10日，青岛市档案馆藏，D000314—00036—0005。。名为“夫”的论者发表《妇女在家庭中如何待人接物》一文，同样以儒家思想阐释妇女对待家人、亲友和邻居应有的态度和方式。④夫：《妇女在家庭中如何待人接物》，《青岛新民报》1940年3月14日，青岛市档案馆藏，D000309—00089—0004。
日本主妇被树立为“现代女子典型”。在男权主义者看来，她们具备节俭、勤劳、礼貌、和蔼、温柔的品德，⑤《日本的主妇》，《青岛新民报》1939年12月2日，第3页。从早到晚无不在紧张的整理家务，不像中国主妇“只计算一天如何的快乐过去，尽情的享受安逸”，其美德“实在不是一般摩登主妇们所能比拟的”。她们对家庭经济的支配节俭而有计划，对子女过错以“很婉转的正当理由来训导”，不像中国妇女一样谩骂苛责；
尤其是对男人的态度温柔体贴，“使丈夫疲劳之身，得些安慰的愉快”，“待人接物更是彬彬有礼，落落大方，使一般的戚友们和睦可亲”⑥《日本主妇为现代女子典型》，《大青岛报》1939年5月7日，第3页。。显然，持此论调者希望在对比中促进中国妇女醒悟和回归。
在反对妇女解放者中，除去那些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之“最顽固的”，便是主张女子有知识但要有旧道德，让妇女做贤妻良母的“次顽固的”一批人。后者“最得一般人的同情”⑦宁生：《五年来中国妇女的进步》，《青岛民国日报副刊合订本》1930年第2卷第4号，第24页。。吴若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他认可拥有知识的女子可以“到社会上干一场”，不过前提是“终生独自活动，不受婚姻的束缚”，“上帝造女性并不是叫她们独立，而仍是叫她们结婚”，既然妇女只能守在家里做男子的内助，那么独立问题便无意义可言。在其看来，女子教育的目的是造就通达优秀的贤妻良母，“使男子没有后顾之忧而可以放胆的大展鸿图罢了！”⑧吴若：《回到家庭去吧》，《青岛新民报》1941年4月3日，第5页。妇女解放为部分男性带来的就业与家庭焦虑可见一斑。另一持类似观念的论者道：“在现社会里，当然还是男子‘中心社会’”，妇女则是“文配家政”的主角。妇女要肩负家族繁殖和增多国民的责任，继而执行“教养”的义务。因此，妇女千万不要忘了国民义务“而轻率的离开家庭，离开国家社会的基本防线”①《妇女们是家庭中的主角——不要忘了国民义务而轻率的离开家庭》，《青岛新民报》1940年4月4日，青岛市档案馆藏，D000310—00029—0002。。
上述言论早已被新女性视为陈词滥调，但在日伪保守妇女政策的影响下，又被男权主义者重提。在沦陷区，关于强化妇女贞洁的言论常见眼目。有“妇女导师”之称的北京《妇女杂志》即督促妇女“守处女性之尊严，守身执玉”②黄佩华译：《处女性与结婚资格之问题（续）》，《妇女杂志》（北京）1941年第2卷第1期，第67页。。贞操观背后有劝导女性忠诚、顺服的意涵，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以破除贞操观为鹄的，为新女性的身心解放排除后顾之忧。日伪对妇女贞操的强调，被接受新思想者视为倒退，言辞激进的文章亦被登载，与伪政权唱起反调。
李云认为贞操观是经“传统社会和占有欲”双重累加而成。由于男人在旧式婚姻中视妇女为私有，“倘然自己的妻子被人侵占，他因为嫉妒而迁怒到妇女身上”，故“说她不贞操”。作者不满于当前社会仍保持浓厚的旧道德观念，甚至受过高等教育洗礼的年轻人亦是如此。李云认为结婚后始能有性行为是错误思想，结婚只不过是恋爱的一个阶段，“贞操与否并不在于仪式”，进而呼吁道：“贞操是旧礼教的产物，现在是应该打破了这种错误的观念。”其实，日伪对女子贞操的重提及限制，逆向激发出知识阶层更强烈的反感，甚至婚后的贞操观亦被推翻。在李云看来，由恋爱步入结婚的妇女若与丈夫丧失感情，和其他男性发生了性行为，可以选择离婚；
旧式婚姻中的妇女和丈夫无感情，对于她的通奸不能算是不贞；
寡妇“为了欲的发泄而和男人有性行为，实在不应该受传统观念的社会的非难”③《妇女的贞操——是被传统社会和占有欲形成》，《青岛新民报》1940年3月28日，青岛市档案馆藏，D000309—00202—0004。。
李云主张的两性关系甚至可以不受婚姻束缚，在当时沦陷区可谓惊世骇俗。另一位女性笔者“瑛”同样对女子贞操持宽容态度，认为旧有贞操观不合人情、太无人道，实在是“戕杀女性”。道德不是虚伪和单面的，寡妇“与其做暗中不规则之行动，不如直接痛快改嫁了人”。与李云不同，瑛认为再婚应具有社会性，观点也相对和缓：改嫁的条件是“要年青、要家穷、要无翁姑、要无子女”。否则，除非改嫁者今后仍能“负一部的责任”④瑛：《妇女贞操问题》，《青岛新民报》1940年1月11日，青岛市档案馆藏，D000306—00085—0005。。
其实，传统与现代观念间的鸿沟并非不可逾越，它们的表达常呈现暧昧与混沌状态。对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头脑中的传统观念或许因新思潮影响而沉睡，但并不意味着消亡，它往往潜移默化地存在于思维方式之中。“姝妹”以为，“现在女权渐见抬头，受教育是和男子同样有了机会，那么，我们该努力的求得平等地位。”尽管她指出当下教育问题极为重要，否则女权不会提高，其中却有传统观念作祟。究其原因，不受教育的妇女不仅被舆论鄙视，甚至“不能获得丈夫”。她将妇女自力更生的动力归于找寻良偶。看到女生孜孜求学，“姝妹”深觉“可喜之极”，提出“国家”兴亡、匹妇有责的口号，主张女性要做新民中的新妇女⑤姝妹：《新妇女教育问题》，《青岛新民报》1939年4月20日，青岛市档案馆藏，D000154—00042—0021。。这其中亦含有日伪奴化宣传的渗透。
当然，男性知识分子中不乏支持妇女施展作为者，但他们更多地以导师面目出现。“润生”提议妇女应抛弃个人主义立场而为解除大众痛苦奋斗。他批评知识妇女大多脱不了虚荣的“奴隶观念”，实现自我价值的极少；
为妻者将制造孩子视为唯一天职，把时间耗费在装饰上，毫无进取之心。“润生”进而慨叹：“不满于家庭的樊笼而挣扎的娜拉时代，似乎成为过去的历史陈迹”，希望现代妇女认识到不为前途谋出路将永远是虚荣的奴隶①润生：《现代的妇女们》，《青岛新民报》1940年9月5日，青岛市档案馆藏，D000313—00016—0004。，劝导利己的知识女性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减轻家庭负担。这种观念也受妇女解放中集体主义的影响。
对于新旧妇女孰优孰劣的问题，有人持调和立场。抗战爆发后，社会变迁、人口流动进一步削弱了传统大家族的权威，道德约束力相对弱化，“两性关系变得活泼而复杂”②吕芳上：《另一种“伪组织”：抗战时期婚姻与家庭问题初探》，《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北），第3期，1995年8月，第120页。，这促使知识分子努力改良妇女工作。“常人”认为，中国妇女自古遭受压迫，相沿成习，颇难改革，一般受过教育的女子力图解放，不过也是搬运东西洋妇女思想，能切实了解的“寥寥无几”。他比较道：就学识而论，市镇或村庄是旧妇女的世界，新妇女确实有“所长”；
在家务方面，旧式女子视之为天职，能够“措置裕如”，而学校出身的女子做主妇后家政经验极为浅薄；
关于离婚，旧式女子因缺乏能力则欲望容易满足，一般不会离婚，当然其“任男性随意的虐待”也“是女界极大的耻羞”，而“新妇女的骄矜、轻佻、旁若无人，拿一点浅薄的学识，动即声言离异，也是不可为训的”。反复对比后，他只能提出新旧妇女“去其所短，利其所长”的折中意见③常人：《新旧妇女的比较》，《青岛新民报》1940年8月8日，青岛市档案馆藏，D000312—00028—0002。。
妇女应该走向“解放”还是“回向厨房里去”？相关言论竞相提出，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观念交织碰撞的复杂场景。但“无论是保守也罢，过激也罢，结果只是让一般女性们彷徨歧途，无所适从”。④《本刊主办职业妇女座谈会特辑》，《民民民月刊》1944年第1期，第9页。其实，青岛的都市享乐者和穷苦民众虽“各走极端”，却无不“悲感着战火的余痛”，面临着“家园财富的斫丧”及“生命的彷徨失所”之威胁⑤《一九四〇年度文学上应走的路途》，《青岛新民报》1940年1月1日，第23页。。当日本将战争的负担转嫁于沦陷区，民众敏锐地感知到家庭生活的压力明显增大。青岛妇女对现实的无力感持续加重又无处纾解，犹如步入障目的森林。
1942年8月26日，北京《妇女杂志》在青岛召开妇女名流座谈会，为妇女解决困惑并规划前途。为展示“青地各阶层妇女的生活动态”，青岛伪政权推选13位妇女代表参会。她们中最年长者为年过六旬的吕美荪，最小的是正在日本读大学、被视为“为女界谋幸福”的储备军姚希娴。职业方面，从事教育工作者5名，既有德高望重的中小学校长，又有代表新生力量的青年教师；
公务员3名，分别是伪市署咨议王俊龄、广播电台的李淑芳和伪市长秘书夏志娴；
另有以操持家务为主，同时在鲁大公司兼职日语翻译的范丽娜。⑥《青岛妇女名流座谈会》，《妇女杂志》（北京）1942年第3卷第10期，第12—15页。
从代表名单可看出，青岛伪政权的妇女工作已发生转向，职业女性成为推崇对象。贤妻良母仍被宣传，侧重点已明显不同，徐颖溪仍以有才干有学识、“服务社会治理家务有条不紊”⑦《中国妇人会副会长姚徐颖溪女士一》，《青岛新民报》1938年11月8日，第5页。的形象活跃于妇女界。勤俭持家的伪总务局局长谢祖元之妻谢玉如则取代邹淑芳、马洁宜等生活奢华者。谢氏没有孩子，仅操持着一个两口之家。她不施粉黛、不设仆人，家庭用度节俭，亲自挽篮买菜。对此她称“非常满足”，“想想流亡不得温饱的同胞，已经够福气了”。谢玉如还谦虚地表示，自己力量有限，“所以唯有从事家事了”。这不禁使人“惊异局长夫人如此和蔼可亲”①《青岛妇女名流座谈会》，《妇女杂志》（北京）1942年第3卷第10期，第13页。。通过徐颖溪和谢玉如，伪政权试图重新构建职业、奉献、简朴的女性形象。
此转变与日本所处战争环境恶化不无关系。随着日本投入兵力增多，劳动力短缺情况日益严重，妇女不得不走出家庭，从事繁重劳动。姚作宾在1941年赴日时发现，农、工、商由童工、老人和妇女操持着，小女孩已“有成人服务的能力”②姚作宾：《日本视察谈》（1942年1月13日于青岛市礼堂），青岛商会翻印分赠。。同时，沦陷区的情况亦不容乐观。1941年后，青岛金融紊乱、物价飞涨愈加严重，全市存粮一度仅够支撑5个月，伪官员亦“直接感受生活的压迫”③青岛特别市社会局：《青岛特别市社会长姚作宾建议解决城乡物资交流金融统制及以盐换粮问题的呈》（1941年2月26日），青岛市档案馆藏，B0023—001—00813。。青岛中国妇人会陷入窘境，“薪给所入不足存活”，多次向伪政权上书请求救济④青岛特别市社会局：《关于中国妇人会请援案发给该会员役年终奖金的呈文》（1941年12月），青岛市档案馆藏，A0020—001—00215。；
工作几近停滞，“只不过创办识字班和日华学院”等较为基础的工作⑤《青岛妇女名流座谈会》，《妇女杂志》（北京）1942年第3卷第10期，第15页。。
为动员民众配合战时体制，青岛伪政权提出“崇尚节约、力戒奢华”的口号⑥青岛盐务局：《关于公务员不准妄谈职外之事宜的通知》（1941年11月2日），山东省档案馆藏，J112-09-0006-010。，提倡家庭改良，规劝上层妇女亲操家务，“以便省去仆役，简省浮费”。舆论界开始批判“终日花天酒地，专以娱乐消遣为宗旨”的都市主妇，谴责其将子女教育付之学校，家庭琐务委之仆人⑦本立：《家庭中的有闲阶级》，《青岛新民报》1941年4月3日，第5版。。正因如此，谢玉如进入伪政权的视野。她既可为上层女性立榜样，又可拉近与贫寒家庭妇女的距离。范丽娜对谢氏非常钦佩，她认为中国多年来上流社会“爱奢侈贪安逸的程度实在使人吃惊，若都真能像谢夫人那样地刻苦耐劳不计地位驾驭乘势，中国的家庭前途就颇堪期待了”⑧《青岛妇女名流座谈会》，《妇女杂志》（北京）1942年第3卷第10期，第16页。。
在抗战中后期青岛民众生活日渐窘迫的环境下，单靠一个人的能力来养活家口，“实在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妇女只得自食其力，分减家庭负担⑨《职业女性群象》，《政治月刊》（上海）1941年第2卷第1期，第169页。。1939年青岛市妇女有工作者达43.7%，识字率则为16.3%，⑩据统计，1939年青岛女性人数为205699，其中有职业者89977人，识字者33444人。青岛特别市公署总务局编：《青岛特别市公署行政年鉴》（1939年），“警察”，青岛：华昌大南纸印刷局，出版时间不详。说明从业妇女大多从事对文化水平要求不高的工作，薪酬较低。辛勤劳作的职业妇女成为当局树立的典型便不难理解了。除中上层职业妇女外，伪政权宣传的新女性包括电话接线生、看护及助产士，还有纱厂女工、卷烟公司女大班等。⑪《青岛女性职业相》，《政治月刊》（上海）1941年第2卷第1期，第169页。
沦陷前，青岛人家最常见的是“儿子拉车、妻女业女红、夫从商、幼儿拾煤的家庭”，又因青岛外国工厂多，喜欢雇佣劳力低廉的妇女，故一家人可“尽劳力借以积蓄习惯”致富。沦陷后，青岛贫富差距加大，“富有的趋向奢侈淫乱”，各娱乐场所“皆有满谷现象”，“可谓二十年来青岛未有之畸形状态”。当时一般职业几乎全被男子占据，普通妇女难以胜任体面的妇女职业，故能找到工作者多从事艰苦工作，“从小学教员、医院看护士，一直到工厂女工人、店员、女招待，每一个场所的空隙都充塞满了”①红珠：《职业与妇女》，《青岛新民报》1940年9月5日，青岛市档案馆藏，D000313—00016—0003。。媒体慨叹青岛妇女就业情况“较其他各都市落后得多”②君实：《事变前青岛的特殊的妇女职业》，《三六九画报》1940年第6卷第7期，第13页。。一些妇女迫于生活压力从事特别工作，女招待、“烧花烟姑娘”等新职业兴起。“烧花烟姑娘”负责为土膏店招揽生意，不需要多少知识，工作亦轻松，“每月收入高于官厅高级职员”，导致部分小学教员兼此副业③《青岛妇女名流座谈会》，《妇女杂志》（北京）1942年第3卷第10期，第14页。。还有底层妇女迫于生计而失足，青岛“秘密卖淫的勾当，竟成为现社会一种习见的生活”④红珠：《职业与妇女》，《青岛新民报》1940年9月5日，青岛市档案馆藏，D000313—00016—0003。，类似平康里妓楼的娼妓场所在青岛约有两千多家。当时甚至有“青岛的女人，好的很少！”这样极端的说法⑤《都市之另一角落，大鼓场素描，歌姬以莺喉媚态求生存》，《青岛新民报》1941年4月4日，第7页。。关于这些底层特殊职业妇女的经历，极少有人关注。在当时新文学作品中几乎被遮蔽，或作为陪衬及“控诉”内容呈现，“在语言难以光顾的黑暗中永久沉沦”⑥杨联芬：《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216页。。
以青岛妓女遭遇为题材的《海上虹霞》一书，令这些底层妇女有“发声”的机会。《海上虹霞》是武侠小说家王度庐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写实作品，最初连载于《青岛新民报》，成书的1941年恰是青岛妓女等特殊职业妇女问题突出的时期。该书讲述了世家小姐小卿与车夫柳贵私奔至青岛，后被赴南洋发财的柳抛弃，沦为暗娼。三十年后，她与富商柳贵甫（柳贵）再度相遇，二人儿女亦发生爱恋。当此事及小卿身份被柳发觉后，他痛斥其不守妇道、妓女之子勾引大家闺秀。最后小卿的“爱情”幻灭，生命随之消陨。作品反映出妓女不仅遭遇男权的压榨，还有来自传统观念的阻力、社会现实的打压。小卿的命运，也是青岛底层妇女生活的缩影。
女性对同性的遭遇更能感同身受。青岛知识女性对底层妇女的境遇愤愤不平，指出“女子在作贤妻良母的时期并不好过为人女的时候”，妇女的自觉自救“太迫切”“太需要”⑦红珠：《谈谈乡村妇女生活》，《青岛新民报》1940年7月4日，青岛市档案馆藏，D000311—00016—0003。。有人直接向当局喊话：“那些提倡叫女人作贤妻良母的人将给一个怎样的答复？你们保管叫所有的女人的丈夫都有工作做么？不但有工作做，而且还足以维持他们的家庭么？”⑧君实：《事变前青岛的特殊的妇女职业》，《三六九画报》1940年第6卷第7期，第13页。
社会危机及愈发严峻的战争形势，促使青岛伪政权不得不调整妇女政策。1944年2月当局在《民民民月刊》召开“女子应该往哪里去”为主题的职业妇女座谈会，提出以职业妇女为中心目标，再推广到普遍的妇女问题。5位职业女性和1名女高中生与会。她们围绕女子求职困难、未来出路、从事职业的意义及如何改善等问题展开讨论，一致认为当下环境女子求职困难，“能使女子得到完全的经济独立的职业还很少”。伪市长秘书夏志娴聪颖能干，却因“女秘书”一职，深受与伪市长姚作宾的谣言困扰，“有说不出的苦处”。即便如此，她仍主张女性对就业迎难而上，要“不顾一切的去干”。出人意料的是，在场的职业女性虽赞同女子到社会上做事，但更看重家庭责任，强调“不能完全丢掉家庭中的事”，建议“女子能够回到家里去，那么顶好是回去”⑨《本刊主办职业妇女座谈会特辑》，《民民民月刊》1944年第1期，第9—12页。。尽管此时伪政权已不再强调偏重于内的“贤妻良母”，但它仍在中上层妇女中有一定影响力。
职业妇女的婚姻也是与会者争论较多的问题。从当时社会风俗来看，“一般的男子都不愿自己的妻子的学问超乎自己以上”，使妇女对婚姻与事业陷入选择困惑。任职于青岛物资物价委员会的徐应麟指出，“职业妇女应该结婚，因为男子的事业亦需要自己妻子的帮助”，事业与家庭可得兼顾，此种建议却是站在男性视角阐发。男司会（《民民民月报》编辑主任）则直言：“职业妇女千万不要结婚，如果一结婚，那么她的一切就都完了”；
如果妇女希望结婚，就不要再去工作。不难看出，社会对妇女就业仍有极大歧视。而这种歧视有时也来自女性。夏志娴对好打扮的同性持有偏见，认为任用女职员要有选择性，“那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职员根本就不要用她”①《本刊主办职业妇女座谈会特辑》，《民民民月刊》1944年第1期，第13—14页。。
改善妇女职业是当时“一个最大的社会问题”。与会者虽对从事妓女、舞女等职业的妇女采取抵制态度，也深知让她们从良极难，“目前是办不到的”，“低级职业妇女只有往低级走”成为无奈的社会现实。她们指出，只有国家建立工厂、医院、托儿所等公共机关收容并救济才是此问题的解决之道，②《本刊主办职业妇女座谈会特辑》，《民民民月刊》1944年第1期，第14页。伪政权显然无力作为，“应该往哪里去”始终困扰着沦陷区妇女。
抗战后期，青岛伪政权期望运动各界妇女共渡时艰，不断解构和重构“新女性”，赋予符合殖民统治的意涵：女公务员须肩负国家社会之责，尽量参加社会活动，“以养成其团体生活习惯”；
学校妇女要“彻底明瞭建国理念，积极参加各种自治”，发挥革新自救精神；
家庭妇女须改良不良习惯及嗜好，充实现代生活知识技能“以负担助夫理家、教育子女之重任”；
对于劳动妇女，帮助其提高生产知识、谋求生活福利；
“婢妾娼妓及流离失所之妇女”，应促其明瞭自身地位及自救、奋起之途径③华北妇女协会青岛分会：《华北妇女协会青岛分会一九四四年度工作要纲草案》（1944年），青岛市档案馆藏，B0023—001—01395。。日伪在摈弃受众群体有限的精英主义妇女路线后，冀图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妇女群体制定符合其身份和需要的妇女政策。在旧伦理之中，“新女性”又被赋予舍己为公的元素，且更加具体化，不再是普通妇女遥不可及的空中楼阁，但依旧难以达到日伪预期的果效。
为“发动妇女运动协力战争以期树立革新势力”，华北伪政权尝试对沦陷区妇女统领指挥。1944年10月，华北妇女协会青岛分会正式办公④华北妇女协会青岛分会：《关于华北妇女协会青岛分会正式办公的函》（1944年10月1日），青岛市档案馆藏，B0038—001—01165。，青岛中国妇人会遂告结束。前者开放性极强，规定凡18岁以上有户籍、“思想纯正、赞成会宗”者，经会员2人以上介绍得为会员，享受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可对会务发表意见并请求困难援助。妇女工作的精英路线不再适用，新的妇女组织转而遵循“妇女运动须尽量利用各种技术深入各阶层以期扩大其地域”的方针，期望在农村地区开展工作⑤华北妇女协会青岛分会：《华北妇女协会青岛分会简章及妇女职员入会公函》（1944年11月6日），青岛市档案馆藏，B0038—001—01169；
《华北妇女协会青岛分会一九四四年度工作要纲草案》（1944年），青岛市档案馆藏，B0023—001—01395。。对乡村妇女的重视，显示着日伪对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的妇女运动之歆羡。但因时局关系，华北妇女协会青岛分会的妇女政策并未付诸实践，仅在1944年12月开展针对女职员的战时营养与国民健康问题演讲会等一般性活动。⑥华北妇女协会青岛分会：《关于举行营养知识普遍传播讲演会的公函》（1944年12月9日），青岛市档案馆藏，B0031—001—00171。随着抗战胜利，青岛伪政权的妇女工作随之结束。
余 论
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妇女运动逐渐从个人主义过渡到集体主义，即由“私”向“公”的领域转变。国民政府在“新生活运动”中提倡“新贤妻良母”，鼓励妇女为家庭和社会负双重责任，动员妇女参与战地服务团、妇女救国会等后勤组织；
在敌后根据地，中共将劳动妇女和革命女性树为典型，在各地开展妇女生产运动。整体而言，日本侵略者同样重视妇女的作用，采取举办群体活动、规范着装举止、推出女性模范、养成贤妻良母等形式塑造妇女的政治认同，但又有特殊的发展路径。
在沦陷区，日本侵略者的施政方针起到纲领性指导作用，但也为伪官员留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妇女方面也不例外。日本占领青岛后，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急遽变化，历次革命中被淘汰的旧群体再度登上政治舞台。他们打出恢复纲常礼教、匡正人心的旗号，挖掘传统家庭伦理中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让女子“回家”、重申“妇道”。不难发现，在妇女解放思潮的表层之下，传统观念的暗流依旧强大。日伪仍以极具现代性的“新女性”号召妇女，却通过解构，剔除其中的反叛意蕴，加入旧伦理的约束。生活于青岛的妇女，有与其他沦陷区女性相似的经历。同时，较早被殖民的沿海都市青岛在现代化与开放性的特质下，又笼罩着保守的面纱。这样的错乱与多歧性，使其成为观察近代妇女运动轨迹的独特样本。
女性心思细腻敏感，偏重感性，同时富有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传统妇女受家庭和生活所累，往往造成自我压抑和个性禁锢。而近代新女性离家后，相当一部分人走向“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旧路。抗战期间，国家危机愈加严峻，妇女问题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在广大沦陷区，日本因侵略者身份，无法调适女性主义与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同殖民主义、传统和现代观念的矛盾，更不能从调动妇女朴素的爱国情感出发，对中国妇女实现普遍的动员。在畸形的政治生态下，知识女性或不愿投敌事伪，或在男权社会中难以立身，底层女性的生活困境亦未得到解决。而抗战时期中共之所以成功调动广大妇女的革命热情，很大程度源自引导妇女进行情感转向，将她们从彷徨自艾、狭隘的自我世界中解放出来，使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归于一途。在此过程中，妇女既获得生活所需，又被崇高的理想使命所激励，公与私的界限渐渐模糊，革命化的家庭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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