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东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提要：
唐开元二十二年(734)的北庭都护刘涣杀突骑施市马使者阙俟斤事件，作为导火索引发了唐与突骑施的战争，是唐朝经营西域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这次事件的相关细节主要保留在王言材料之中。刘涣杀阙俟斤源于唐与突骑施此前冲突的历史和其身为边疆重将的职责，但和平时期杀死盟国使臣仍是过当行为。事件发生后，唐朝迅速采取斩杀刘涣并传首突骑施等一系列措施，以期维护边疆的和平局面。但突骑施以刘涣事件为口实，与吐蕃联合进犯唐朝，引发了影响数国命运的战争。王言材料保存了刘涣事件的具体原因和发展过程，构建起事件与此后突骑施进攻西域唐军之间的联系，记录了唐廷高层的真实态度和前后表态变化，使得今人得以透过正史中曲笔略写的迷雾，了解当时西域真实的战略形势。王言史料对唐史研究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刘涣事件是唐朝经营西域过程中极为重要的政治事件。开元二十二年(734)，唐北庭都护刘涣攻杀突骑施使者阙俟斤，不久后刘涣以谋反罪名被杀。刘涣的行为触怒了突骑施可汗苏禄，开元二十二年秋，这位西域雄主兴兵进犯，开启了开元后期西域战事的序幕。这场战争持续数年之久，将吐蕃、大食两大强国也卷入其中，最终导致突骑施灭国。战争改写了唐朝西北边疆乃至中亚的战略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涣事件作为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在唐朝经营边疆的历史中居于十分特殊的地位。学界对这场战争多有关注，有很多研究成果问世。王小甫先生认为这场战争是唐联合大食对吐蕃、突骑施联盟进犯的回击，打击突骑施是翦除西域动乱之源[1]。薛宗正先生认为刘涣杀使是中了大食的反间计[2]，事后唐朝表现克制，苏禄则被此前胜利冲昏头脑，与唐决裂，招来灭国之祸，唐朝联合大食夹击突骑施则是自毁长城[3]。郭平梁先生根据《曲江集》等文献，考证了刘涣事件和这场战争的一些细节[4]]。严世伟根据出土文书，考证了刘涣事件后突骑施军队进攻西州所取的路线[5]。这些研究丰富了我们对唐与突骑施战争的认识。但针对战争导火索刘涣事件本身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传世史书对刘涣事件的记载极为简略且遗漏了重要信息，凭此难以构建刘涣事件的真实面貌和其与此后唐、突骑施战争的联系。而保存在重臣张九龄文集中的数篇王言诏敕，作为当时唐朝与边疆将领及突骑施沟通的政治文本，则是更为原始的一手史料，其中保留了大量与刘涣事件有关的信息。这些王言的发送对象既有西域唐军高级将领和兵士百姓，也有苏禄这样的强邻首脑；
内容既涉及刘涣事件本身，也包含事件发生后唐朝对刘涣的定性及在西域进行的安排与部署，对其后西域形势的变动亦有提及；
王言起草者张九龄当时正是负责处理对外事务的宰相[6]，作者的特殊身份更凸显了这些王言材料的价值。可以说，这些王言提供了大量不见于史书的历史信息，是今天我们赖以了解刘涣事件和构筑其与其他事件联系最重要的文献依据。本文以这些王言材料为主要线索，辅以传世史料和出土文献，勾勒刘涣事件的大致过程及唐朝的善后措施，分析开元二十二年西域局势的变动及唐、突骑施由盟邦走向兵戎相见的历史过程，并由对刘涣事件的研究过程出发，探讨王言的重要意义及其在隋唐史研究中独特的史料价值。
刘涣事件是开元后期唐与突骑施开战的直接导火索，但正史中对此事的记载却极为疏略。两《唐书》仅《玄宗本纪》有“(开元二十二年四月)甲寅，北庭都护刘涣谋反，伏诛”[7]201，[8]138的简单描述。根据这条记载，我们只能知道刘涣当时官居北庭都护，死因是被诛杀，罪名是谋反，对具体细节则一无所知。今天我们了解刘涣事件主要是依靠由张九龄起草的一系列王言。
与刘涣事件相关的王言中，最为重要的一篇是战争爆发后发给苏禄的《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此篇是极为珍贵的蕃书文献，即以书信格式书写，用皇帝个人名义发给周边各部族、政权的王言[9]，也是现存对刘涣事件始末记载最为完整的文本，其以追述战争导火线的方式回顾了这次事件：
故阙俟斤入朝，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计议，即起异心。何羯达所言，即是彼人自告，踪迹已露；
然始行诛，边头事宜，未是全失。朕以擅杀彼使，兼为罪责，北庭破刘涣之家，仍传首于彼。[10]636
由该敕书可知，刘涣被以谋反罪名诛杀的原因是“擅杀彼使”，即在何羯达告密后擅自诛杀突骑施使者阙俟斤。结合“阙俟斤入朝”和后文“阙俟斤下，牛羊马数虽稍多”[10]636，可知阙俟斤率使团来唐至少有两重目的，一是觐见玄宗，二是带来大量牲畜与唐交易。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正常的贸易往来。刘涣为何要杀死这样一位使者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明确各个人物在这次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这次事件的主角至少有三位，即突骑施使者阙俟斤、告密人何羯达和北庭都护刘涣。
突骑施使者阙俟斤在汗国内应地位不低。“俟斤”是当时游牧民族头领常用的官号。突骑施汗国统辖西突厥故地，而俟斤正是西突厥制度中“代袭其位”的官号之一[7]5179，十姓部落中右厢五弩失毕的首领并号俟斤[7]5183-5184，铁勒亦有此号[11]1879。根据出土文书，北庭附近沙陀朱邪部首领朱邪波德亦号“首领阙俟斤”[12]。由这些案例可知阙俟斤地位颇高，可能领有部落，派他来唐，可见苏禄对这次出使的重视。
何羯达应是昭武九姓的粟特人。粟特人长于经商、交涉，精通多种语言，故往往为西北游牧民族政权充当谋士、使节。据《册府元龟》“(开元二十二年六月)乙卯，突骑施遣其大首领何羯达来朝，授镇副，赐绯袍、银带及帛四十匹，留宿卫”[13]11287可知，阙俟斤被杀后由何羯达继续率使团入唐，足见他在使团中地位很高，甚至可能是二号人物。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突骑施大首领”的提法。粟特人的“首领”可以作两重理解，一为商团的首领“萨保”，二是突厥化粟特部落的首领，如安菩号“六胡州大首领”。何羯达很可能兼而有之，即统率部落从事贸易，类似隋代东突厥的粟特谋主史蜀胡悉，胡悉之所以被隋朝诱杀，即因贪利而率部至隋边境贸易[11]1582。综上，何羯达在汗国内部和使团中应地位颇高，这是他能够取信于刘涣的关键。薛宗正先生认为，何羯达的母国何国早已为大食占领且伊斯兰化，此人很可能是大食的间谍[2]，告密目的即为离间唐与突骑施的关系[14]。根据传世文献，何羯达在使团中地位很高，大食将间谍安插到这种位置难度很大。且粟特人沿商路不断开拓新据点，很多人与母国的联系已非常薄弱。此人是否为大食间人，还需更为充实的材料方能判断。
事件的一号主角是北庭都护刘涣。作为唐朝在天山东部最重要的军政长官，统辖瀚海军劲旅和众多羁縻府州的北庭都护，刘涣显然明白诛杀突骑施使者的后果，但仍然做出如此惊人的决断，背后的原因值得思考。《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中只言“故阙俟斤入朝，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计议，即起异心”，对于“有隙”“异心”的具体所指并未言明，这是邦交辞令中常见的春秋笔法。但在发给唐朝将领官员的王言中，显然就不存在这种顾忌。写于战争爆发后的《敕河西节度使牛仙客书》中称：“而窥我边隙，图陷庭川，阙俟斤所以见诛，天下孰云不当。”[10]537直言阙俟斤的“异心”是“窥我边隙，图陷庭川”，即试图以出使、市马为名偷袭北庭都护府，这应该就是何羯达告密的主要内容。刘涣得到情报后迅速下令攻杀阙俟斤，以现在的眼光看或许失于轻率，但结合北庭的战略职能、突骑施与唐朝交往的历史和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他的决定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从北庭的战略职能看，防御突骑施本身就是其重要的任务之一。据《通典》，北庭节度使肩负的任务是“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15]，“斩啜”即突厥可汗默啜，代指突厥，可见突骑施与突厥、坚昆同为北庭节度的重点防御对象。开元十九年(731)，因唐与吐蕃的关系趋于和缓，与突厥亦通好多年，西域面对的军事压力有所下降，遂合四镇、北庭为一节度使。此时北庭防备突厥的战略意义已经不强了，蒸蒸日上的突骑施成为北庭的主要假想敌[16]。虽然使团以出使、贸易为名，但刘涣绝不敢放松警惕。接到何羯达密报后迅速行动，是符合刘涣和北庭战略职责的选择。
从突骑施与唐朝交往的历史来看，突骑施在刘涣眼中亦不值得信任。玄宗册封苏禄为忠顺可汗，后又册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女为金河公主，嫁予苏禄，册封与和亲之外，还通过绢马“互市”给予突骑施巨大的经济利益，以建立和维系两国的同盟关系。但边将中不乏反对者，例如曾主政安西的杜暹、来曜[2]。唐朝支付突骑施的马价往往远高于市价，突骑施还常以次充好或送来超过定额的牲畜，这种绢马贸易加深了四镇北庭的经济压力，亦加剧了边将对突骑施的不满。开元十五年(727)双方即以市马为导火索爆发激烈冲突。其时主政安西的杜暹因不满金河公主利用公主身份对其宣教[17]，扣押突骑施使者、马匹。苏禄一怒之下联合吐蕃来犯，“由是四镇贮积及人畜并为苏禄所掠，安西仅全”[7]5191。将领中本有反对突骑施的呼声，加之绢马互市中积累的矛盾和突骑施进犯的先例，使得西域唐军将领始终对突骑施保持警惕，这种信任缺失亦是刘涣选择诛杀阙俟斤的重要原因。
上述两个因素使刘涣对使团保持高度警惕，但北庭瀚海军兵强马壮，阙俟斤使团则以贸易为名，战力有限，若无一定证据，很难想象刘涣会轻信使团要袭击北庭，何羯达应该还提供了其他情报。另一篇王言《敕伊吾军使张楚宾书》中记录了刘涣杀死阙俟斤前后的一项举措，或可为我们提供答案。敕书是为回复伊州刺史张楚宾对如何处理进入伊州界的沙陀部的请示：“近得卿表，知沙陀入界，此为刘涣凶逆，处置狂疏，遂令此蕃，暂有迁转。”[10]528沙陀部原本活跃于北庭附近，据敕书可知，此次他们东入伊州，与刘涣有关。据“夏中盛热”知此敕发于开元二十二年夏，沙陀入境对伊州实是不小的变故，张楚宾必然第一时间向朝廷报告，则沙陀进入伊州应在当年四五月间。刘涣四月二十三日甲寅[18]因诛杀阙俟斤一事被杀，则他驱逐沙陀之事当与杀使大概同时。沙陀原居地“丰草美水”[10]528，适于放牧，必然不乐意迁移，刘涣应是以武力迫使其远离北庭。沙陀是北庭下辖的强大羁縻部族，与瀚海军相互呼应，是保障北庭安全的重要力量，刘涣不会无缘无故将其驱逐。这一反常做法与攻杀阙俟斤大致同时，不能不让人怀疑两者的关系。沙陀兵力雄厚，据记载，在安史之乱后北庭与中原隔绝时，其周边有沙陀部落六千余帐[7]5209，开元年间或许人数稍少，但亦声势可观。且沙陀与突骑施同为西突厥系统的游牧部族，文化上具备相当的认同基础。因此前出现过唐朝边将扣留使者、马匹的事件，突骑施使团的武装力量可能较此前遣使时有所增强，若再获得沙陀响应，就足以威胁北庭。何羯达告密时很可能提供了阙俟斤联络沙陀的证据，使团沙陀联络的举动加深了刘涣对阙俟斤“图陷庭川”的怀疑，从而决定攻击使团，又因为担心日后突骑施进犯仍引沙陀为援，为保障北庭的安全，故将其驱逐。
综上所述，北庭本负担防御突骑施的战略任务，此前冲突导致边军将领对突骑施不信任，阙俟斤率使团到达北庭，自然引发刘涣十二分警惕。这种情况下，使团重要人物何羯达来告密，称使团有袭击北庭的图谋，可能还提供了使团与强悍的沙陀部联络的证据。故刘涣迅速决断，攻杀阙俟斤，驱逐沙陀部，以保障北庭安全。从维持唐与突骑施邦交的角度，刘涣的做法或许不够谨慎，但以他身负的边防责任而论，采取这种行动有其合理性。
(一)刘涣之死
杀死阙俟斤后不久，刘涣即以谋反罪名被杀。关于刘涣之死，正史中以“谋反伏诛”四字带过，王言和出土文献中则保留了较多信息。在其死亡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两人，一为宦官刘元尚，二为北庭将领盖嘉运。
刘元尚正史无载，事迹主要保存在墓志中[19]。他曾任大食市马使、骨利干市马使等，参与讨伐东北两蕃之叛，在东北、西北边疆都负责过重要事务，是一位办事经验丰富且深得玄宗信任的高级宦官。据志文，“北庭使刘涣躬行勃逆，委公斩之。又瀚海监临，宣慰四镇，兵士畏爱，将帅威摄”[19]，可见他是斩杀刘涣一事的主要执行者。刘元尚在刘涣死后才监瀚海军，结合他曾多次处理市马事务来看，最初他可能是作为玄宗委派接洽阙俟斤市马事宜的特使来到北庭。刘涣死后，刘元尚仍在西域停留了一段时间，“瀚海监临，宣慰四镇”，处理后续事宜。
另一关键人物应是在刘涣死后继任北庭主官的盖嘉运。盖嘉运是开元后期的重要将领，但文献中对其主政北庭前的经历几无着墨，可能是当地出身的军将，吐鲁番文献中出现的“盖嘉顺”[20]，从名字看或许即盖嘉运的族人。《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中提到“北庭破刘涣之家”，刘涣死后朝廷所发《敕北庭将士百姓等书》中也称“由是忠义奋发，凶丑就擒”，“皆是卿等，同心尽力，向国输忠”[10]533，可见刘涣被杀一事有北庭人手参与其中。盖嘉运在刘涣死后能够继任瀚海军使，应是此前已至高位，北庭诛杀刘涣行动的首脑可能就是他。
据王言可知，诛杀刘涣的命令出自朝廷。《敕西州都督张待宾书》表明西州都督张待宾曾向朝廷奏报过刘涣的不妥行为，所谓“卿诚深疾恶，初屡表闻”[10]525，他对刘涣杀使者逐沙陀的后果应有所预料。朝廷遂迅速发布了诛杀刘涣的命令，即《敕安西副大都护王斛斯书》中的“忠义之徒，复知密旨”[10]523。“密旨”的执行人正是刘元尚。在结束一系列任务后，刘元尚由从四品上的内侍升为从三品左监门卫将军，散阶升为从三品云麾将军，摄内侍省事，升迁幅度极大，正是皇帝的论功行赏。
在发给北庭将士百姓的《敕北庭将士(部落及)百姓等书》中，朝廷如此描述刘涣的罪行：
逆贼刘涣，不意含气，有此狂愚；
忽于夷途，坐生逆节；
奸谋虽起，狡数自穷。诱人不从，欺天斯甚。由是忠义奋发，凶丑就擒。虽则奴庸，何足比数；
然于荒徼，亦云除恶。皆是卿等，同心尽力，向国输忠。能协人鬼之谋，不贻戎狄之笑。[10]533
这段文字对刘涣具体的罪行并无着墨，多用“逆节”“奸谋”等带过，盖因刘涣并没有实际的谋逆之举。在勉励北庭将士时更提到因他们的“除恶”之举方能“不贻戎狄之笑”，此处的“戎狄”显然指突骑施，再次透露了诛杀刘涣本质上是为安抚突骑施而采取的应急措施。
关于刘涣事件，尚有一处值得注意。刘涣被杀前不久的四月乙未日(初四)，朝廷刚刚做出了“伊西、北庭且依旧为节度”[7]201的决定，即以北庭都护府和伊、西二州为主体重新设立北庭节度，与四镇节度分辖天山南北，而都护刘涣显然是新任北庭节度使的不二人选。从北庭都护到北庭节度使，地位和权限都有明显跃升。复设北庭节度是强化天山防务的需要，但也反映出杀使事件之前朝廷对刘涣还是非常信任的。可以想见，若无杀使一事，刘涣当有光明的前景。这样一位原本有望青史留名的大将，因为自己处事过当和唐朝维护边疆和平的主观需要，而在史书上成为谋反伏诛的叛将，实在令人唏嘘。
(二)唐朝的善后措施
由王言等材料可知，刘涣被杀后，唐廷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以应对刘涣杀使到被杀的一系列事件可能带来的影响。
对内，迅速采取措施稳定西域局势，安抚兵将和部族，消弭刘涣事件的后续影响。首先，重新任命官员，以熟悉当地情况的天子近侍刘元尚监瀚海军，以盖嘉运为北庭新任主官，利用刘元尚代表的天子权威和盖嘉运的军中威望安抚当地兵将，稳定北庭局势。其次，对刘涣做出叛逆定性并通告西域各唐军驻地，同时安抚军民之心。在《敕北庭将士百姓等书》中，朝廷肯定了北庭方面在诛杀刘涣一事中的功勋，“朕每以嘉叹，无忘于心”，从“所云有功，皆已优赏；
惩恶劝善，实在于兹”[10]533可知朝廷此前已经对有功人员进行了封赏。对奏报刘涣失当的西州都督张待宾，朝廷发敕赞曰“边事动静，皆尔用意，即朕无忧也”，同时传达了对刘涣事件的定性，“刘涣凶狂，自取诛灭，远近闻者，莫不庆快”[10]525。类似的王言还发给伊州刺史张楚宾[10]527-528和安西副大都护王斛斯[10]523。对刘涣的行为作出官方定性，同时褒奖有关人员，可以最大限度消弭刘涣事件的不良影响，安抚西域各地官员军民。第三，对如何安置被刘涣强迫东迁进入伊州境内的沙陀部族做出指示。在《敕伊吾军使张楚宾书》中提到：
今刘涣伏法，远近知之；
计沙陀部落，当自归本处。卿可具宣朝旨，以慰其心；
兼与盖嘉运相知，取其稳便。丰草美水，皆在北庭；
计必思归，从其所欲也。卿可量事安慰，仍勿催迫；
处置了日，具以状闻。[10]528
沙陀本是保卫北庭的重要力量，其东迁使北庭实力大减，也给伊州增添了压力。北庭放牧条件优于伊州，沙陀自身乐于返回，朝廷也希望沙陀继续作为北庭的武装力量。朝廷对沙陀回迁一事极为重视，除让张楚宾宣旨安抚之外，还令北庭长官盖嘉运与伊州协同，保证沙陀平安返回北庭。考虑到沙陀为刘涣所逐正是惊弓之鸟，又令善加安抚，不得催促行程。足见朝廷对沙陀部的重视及在处理刘涣事件善后问题上耗费的心力。
对外，主要是修复与突骑施的关系，力争边衅不起。刘涣杀使并非无因，但这一激进举措确实让唐与突骑施间的关系更加岌岌可危，一旦开战，天山南北都将卷入连天战火之中。唐在敕书中以“不贻戎狄之笑”来肯定北庭将士诛杀刘涣的做法，亦可见维护和平局面的决心。唐朝为安抚苏禄，防止战端重开，做了相当程度的努力。安抚措施中最重要的一条，即“仍传首于彼”[10]636，将刘涣首级送至突骑施作为交代。这样极端的表态方式既是为了突出唐廷的歉意，也是表明杀使是刘涣的个人行为，唐朝无意开启战端。同时，事件因市马而起，涉及实打实的经济利益，唐廷在这方面也准备做出补偿。《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中言“可汗向若有礼，以理论奏，阙俟斤下，牛羊马数虽稍多，欲为补答，亦何足难？惟费一州庸调，酬还则已大多”[10]636，可知若突骑施未在当年进犯，唐廷对答应突骑施的交易请求是有心理预期的。此类交易本是唐朝让利维系同盟，这次使团所带牲畜数量又超过唐廷预期，唐朝有意买下这批牲畜，即是准备以大额经济补偿来维系和平。无论是将刘涣传首汗廷，还是预备答应突骑施的市易请求，可以说唐朝明确表达了无意扩大争端、希望维护和平的态度，堪称典范的危机公关。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刘涣杀突骑施使者是极为棘手的冲突，但朝廷并未做好战争准备。这点可从玄宗发给西北将领的王言中得到佐证。刘涣被杀后不久，玄宗发给安西副大都护王斛斯的敕书中说：“突骑施北来不窥隙，会须审察，至竟如何？蕃中人来，未可轻信。但当抚养士卒，而临事制宜，必先保全，以此为上。”[10]523“突骑施北来”，很可能是突骑施在王斛斯镇守的四镇方向有所异动。朝廷指示王斛斯随机应变，以保全为上。同年夏末发给河西节度牛仙客的敕书仍是正常的慰劳内容，并未对西域可能的变故做出指示[10]529。王斛斯节制四镇，直面突骑施威胁，牛仙客控制河西走廊，负责西域唐军的补给，若此时唐朝对开战已有所预期，应指示他们进行针对性布置。足见唐朝并未充分预料战争爆发的可能。这一方面是唐朝相信谨慎且迅速的危机公关能够有效地规避战争，另一方面则源于唐朝对边疆局势的愿景。对唐朝而言，当时更重要的边患是东北两蕃。开元十八年(730)，契丹大臣可突于杀死唐朝册立的首领李邵固，率领契丹、奚投向突厥。骁勇的东北两蕃与强悍的漠北霸主联合，极大威胁了唐朝的边疆安全。开元二十一年(733)，可突于联合突厥大败唐军于榆关都山，左卫将军郭英杰、裨将吴克勤战没，六千余人被杀。东北的连年战争牵扯了唐朝大量精力，唐朝绝不希望面临两线作战的境遇。这样的愿景影响了唐朝在边疆问题上的决策，即尽量与西部强邻维持和平局面，从而全力经略两蕃。无论是开元二十二年(734)六月唐朝派遣李佺往唐蕃分界的赤岭立碑，还是在刘涣事件发生后未在四镇和伊西北庭做出备战姿态，都是在这一愿景下采取的行动。
然而，事态发展并未如唐所愿。随着突骑施国势的强盛，和此前在对唐朝、大食作战中有所斩获[3]，苏禄的野心逐步增长，不甘自居低于唐朝的地位。吐蕃在东线与唐朝约和后，转变扩张方向，准备图谋西北的勃律，从而插手中亚。苏禄的野心和吐蕃的计划一拍即合，就在刘涣事件同年，苏禄迎娶吐蕃王姐卓玛类[21]为可敦[7]5192，两国建立了更为巩固的联盟。当年秋，苏禄大举犯边，唐与突骑施再次兵戎相见。
在前两部分中，笔者回顾了刘涣事件的细节、事件发生后唐朝的善后措施及突骑施方面的反应。通过回顾过程不难看出，今人所能得到的刘涣事件的相关信息，主要来自开元名相张九龄起草的一系列王言。刘涣事件和唐与突骑施的战争都爆发于张九龄任相期间，郭平梁先生指出，张九龄起草敕书中所载突骑施相关史事“多为正史所失载”[4]；
陈建森先生亦指出《曲江集》中关涉唐、突骑施战争的王言可补两《唐书》《资治通鉴》之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22]。王言对刘涣事件的记载同样如此。可以说，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刘涣事件及其与西域局势变动的关系，正是仰赖王言。王言实为支撑唐史研究的传世文献材料中重要的一宗，本节将结合王言中对刘涣事件的记载，分析王言对保存传世史书不载的历史信息的独有价值，以见其对唐史研究的意义。
(一)构建事件整体面貌
从第一部分对王言中所载刘涣事件细节的梳理中，可见王言是构建刘涣事件整体面貌最重要的依据。第一，王言提供了现存文献中最完整的一段有关刘涣事件的叙述，即《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中“故阙俟斤入朝，行至北庭有隙……北庭破刘涣之家，仍传首于彼”一节。这篇敕书是开战后唐朝发给突骑施的正式交涉文件，此段文字即是唐朝方面对刘涣事件过程的完整官方表述。这段文字的意义在于完整叙述了刘涣事件的经过，即突骑施使者阙俟斤行至北庭生“异心”，被何羯达告发，为刘涣所杀，唐朝则因刘涣擅杀使者将其诛杀。事件的经过和刘涣获罪的原因被寥寥数语清晰勾勒出来。如果没有这篇王言，而只有两《唐书》中“北庭都护刘涣谋反，伏诛”的记载，后人很容易将刘涣事件错误认定为一次边将叛乱。《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中这段追述，为我们接近刘涣事件的面貌提供了一副骨架。第二，《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和其他王言材料还从别的方面保留了事件相关信息。例如，《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中“阙俟斤下，牛羊马数虽稍多，欲为补答，亦何足难”数句，证实使团驱赶着大量牲畜，有交易目的；
《敕河西节度使牛仙客书》中点明阙俟斤所怀“异心”为“图陷庭川”，即意在袭击北庭；
《敕伊吾军使张楚宾书》中记述了刘涣逼迫沙陀东迁的反常举动；
《敕北庭将士百姓等书》等记述了事件发生后唐廷的善后措施。这些信息使得我们对事件的认知更为全面。王言是我们了解刘涣事件最重要的材料支撑。
(二)建立与其他事件的联系
王言对刘涣事件研究的另一关键作用在于，帮助我们将刘涣事件还原到历史情境中，建立起该事件与其他事件的联系。正史中的刘涣事件仿佛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即开元二十二年四月北庭都护刘涣谋反被杀，我们无从知晓此事与其他事件的联系，更不知道其引发了唐与突骑施间绵延数年的战争。史书中对这场战争的缘起亦无着墨。两《唐书》仅《玄宗本纪》言“(开元二十三年十月)突骑施寇北庭及安西拨换城”[7]203，“(开元二十三年)十月戊申，突骑施寇边”[8]138，《资治通鉴》作“冬，十月，戊申，突骑施寇北庭及安西拨换城”[23]。事实上，这只是战争期间突骑施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王言则告诉我们突骑施的攻势早在开元二十二年秋即已发动[4]。刘涣事件与这场战争的联系，也是因为王言材料才得以为近人所知。《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在回顾了刘涣事件经过后又言“可汗纵有怨望，亦合且有奏论，朕若不依，举兵未晚；
而乃总无来状，即起凶谋，侵我西州，犯我四镇，连年累月，马死人亡”[10]636，明确指出苏禄兴兵是以刘涣事件为借口，且从“总无来状”看，突骑施是在并未对唐遣使抗议的情况下不宣而战，或许是唐朝周密的善后措施让突骑施无法在文书往还层面占得先机，也或许是为了防止唐军加强防范。可以说，刘涣事件的特殊地位，即其作为导火索引发了唐与突骑施间的战争，是通过王言得到明确的。这方便我们将刘涣事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更清晰地把握其特殊地位及对西域战略形势的影响。除了与战争的联系外，王言还提供了刘涣事件与一些其他文献记载的联系。例如，《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中提到了告密人何羯达，《册府元龟》则记载何羯达在当年六月率使团朝见玄宗，得到了封赏。没有王言，则《册府元龟》所记只是一条与“刘涣谋反伏诛”无关的孤立信息，经由王言在其中构筑联系，就可以使我们对刘涣事件后突骑施使团的动向和何羯达的身份有进一步的理解。综上，刘涣事件与其他历史事件的联系，同样是经由王言文献才得以明确的。
(三)披露朝廷的真实态度
刘涣事件发生后和两国战争爆发后等不同时期的王言，揭示了在不同情境下唐朝对刘涣事件及刘涣本人性质认定的变化。事件发生之初，唐朝迅速将刘涣定性为谋反的“逆贼”[10]533，以期平息突骑施怒火，“不贻戎狄之笑”。此时发给西域诸将的王言中对刘涣的评价极为负面，如：“刘涣凶逆，处置狂疏”[10]528；
“刘涣凶狂，自取诛灭，远近闻者，莫不庆快”[10]525；
“且闻伏法，自取诛夷；
狂愚至深，亦何足道”[10]523；
等等。足见在为刘涣事件善后的过程中，唐朝的官方表述对刘涣本人及其采取的各种行动显然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对刘涣的“罪行”则以“凶逆”“狂愚”模糊带过，笼统定性为“谋反”。这样的定性与当时唐朝试图息事宁人，以期消解突骑施怒火，力争不起边衅的愿景是相一致的。战争爆发后，唐朝的口径为之一变。在《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中，已言“何羯达所言，即是彼人自告，踪迹已露；
然始行诛，边头事宜，未是全失”[10]636，认为刘涣杀阙俟斤并非妄为。在给河西节度牛仙客的敕书中，更是直称“阙俟斤所以见诛，天下孰云不当”，突骑施以此为辞兴兵是“不思己过，仍敢我仇”[10]537。在此时唐朝的官方表述中，刘涣杀阙俟斤是边将的职责所在，同时认定阙俟斤确有异谋，突骑施有过在先。这与刘涣事件善后阶段对该事件的定性已截然相反。这种改变或许是为了在两国开战的背景下抢占话语主动权和道义上的优势地位；
或许相较于为确保边境安全、平息突骑施怒火而做出的谋反定性，刘涣并无“不当”而突骑施“有过”的定性才更符合唐朝内部真实的态度。王言揭示了唐朝官方话语中对刘涣事件和刘涣本人性质认定的动态变化，为我们理解当时的战略形势和两国关系变动，准确把握唐朝方面的真实心态，提供了一个珍贵的侧面。
(四)纠正史书中的曲笔
王言保存的大量刘涣事件相关信息，让我们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在王言等一手材料中保存了不少刘涣事件的相关记载，在传世史书中却变成了“甲寅，北庭都护刘涣谋反，伏诛”这样语焉不详的面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试着从传世史书的史料来源和形成过程进行一些分析。现存的传世史书中，最早如此记载刘涣事件的是《旧唐书》的《玄宗本纪》。根据黄永年先生研究，《旧唐书》自高祖至文宗的本纪是根据实录撰写或直接抄自国史，而国史又本于实录，所以这部分本纪实际上是实录的节本[24]，则传世史书对刘涣事件的记载很可能来自唐朝官修实录。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玄宗一朝的实录共有三种，张说和唐颍共撰的《今上实录》记事只到玄宗开元初年，对刘涣事件的记载更可能出自今失撰人名的《开元实录》和元载监修、令狐峘撰《玄宗实录》[8]1471-1472。唐朝的实录是史官根据王言、起居注、各部门记录等一手材料写成的，令狐峘修撰《玄宗实录》时，因安史乱后起居注亡失，还曾搜访诸家文集，“编其诏策”[7]4011，整理王言作为依据。可见《玄宗实录》编写时，史官不仅能看到张九龄等人撰写的王言资料，还能看到其他今天已不可见的一手材料，加之距离刘涣事件年代较近，对事件的了解应是十分清晰的，而实录对刘涣事件的记载却语焉不详，这显然并非是史官不知详情，更可能是一种刻意为之的曲笔，究其原因，是为了掩盖刘涣事件是开元二十二年唐与突骑施爆发战争的导火索这一事实。刘涣身为唐朝边将，在得到突骑施使团将要袭击北庭的告密后，诛杀使者，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虽是可以理解的选择，但斩杀来使终不免失当之嫌。若照实记载，并点明突骑施进犯时以刘涣事件为借口，则显得唐朝在和平时期斩杀他国来使有过在先，突骑施寇边则情有可原，官修史书中若采取这种书写方式，对于唐朝和玄宗本人的形象都是不利的。史官的书写方式极为高明，先将刘涣杀使随即被诛杀等复杂事件略写为语焉不详的“谋反伏诛”，再隐去突骑施在刘涣事件当年秋即兴兵犯境的事实，直接书写次年十月突骑施更大规模的进犯，即“寇北庭及安西拨换城”。通过这种方式，官方历史叙述中刘涣事件与突骑施进犯两事的关联就不复存在了，仿佛刘涣只是开元二十二年谋反身死的边将，开元二十三年(735)的突骑施寇边也只是一次师出无名的入侵，唐朝和玄宗本人的形象由此得到了维护。可以说，如果没有一系列王言流传至今，这段史家煞费苦心的曲笔很可能会成为我们认知中的历史真相，对刘涣本人和唐、突骑施战争的认识，都将出现巨大的偏差。
综上所述，这批由负责对外事务的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珍贵王言，是我们了解刘涣事件最重要的文献基础，不仅提供了刘涣事件的完整过程和大量细节，还构建起了刘涣事件与其他事件的内在联系，记录了唐朝对事件定性的前后变化，帮助我们打破了传世文献中由史官曲笔隐讳构建的假象，更为接近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境。
开元二十二年的刘涣事件，是唐朝经营西域里程中的一处重要节点。刘涣因何羯达告密而攻杀突骑施市马使阙俟斤之举，固然有失草率，但结合北庭的职责、唐与突骑施之前的冲突及阙俟斤使团的某些举动，刘涣采取紧急措施亦有其合理性。在刘涣被宦官刘元尚和瀚海军将士杀死后，唐朝为平息苏禄怒火、维系西北和平局面采取了很多危机公关措施，包括将刘涣定性为叛逆并传首突骑施汗廷，以防止事态扩大。但因为苏禄的野心与吐蕃的图谋，这些善后措施最终没能阻止战事的爆发。推动这次事件发生后唐与突骑施双方一系列选择的，是大区域内的整体战略形势和双方的利益诉求。刘涣事件作为一个导火索，直接引发了其后唐与突骑施之间持续数年的战事，将吐蕃和大食也卷入其中。这场战争为雄强一时的突骑施汗国奏响挽歌，也为唐朝西北武功的盛极而衰埋下了伏笔。
刘涣事件的相关信息几全赖王言而得以保存，再次彰显了王言的史料价值。两《唐书》中只存只言片语的刘涣事件，是依赖王言才能留存其大致的历史面貌。传世史书尤其是正史的编写过程，其实是从第一手的文献记录出发不断做减法的过程，最终方能形成记叙精练、体例严整的史书。这其中，或力求精练，或有意曲笔，舍弃了大量的历史信息。而王言作为当时政令运行、传达的第一手材料，本身就是历史情境的一部分，故更具实时性，保留了大量不见于正史的内容，更提供了后世人撰修的史书所无法提供的时人视角。王言具有官方性，向我们展示了朝廷对事件、人物的定性与态度。几篇时间相近、内容相关的王言，更能通过其连续性揭示某一历史事件中事态的动态发展。具体到刘涣事件，王言材料如实记录了朝廷的态度变化、军政部署和与地方文武官员、民族政权首脑沟通的过程，帮助我们接近当时的历史场景，更好地把握刘涣事件的全貌及其与后续事件的内在联系。在唐史研究中，王言文献的价值，值得更进一步重视和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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