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明
走向现代化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主题，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使近代中国首次以被动方式卷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浪潮之中。“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1]在此过程中，近代中国对现代化的最初感受鲜明地体现为殖民主义现代性的暴力逻辑，“落后就要挨打”成为近代中国初遇现代化的历史窘境。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近代以来求索现代化的实践主题，致力于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接续性探索，特别是新时代十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较之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提出的“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上述重要论断更加强调“全面推进”。其中重要的理论考量在于，当前更加侧重于从整体性层面出发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丰富理论内涵，进而在此基础上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筑更加系统的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是客观历史的存在，但可以从多元维度对其进行理论描摹。以往相关研究主要是以革命史的方式加以切入，即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继承近代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同时也肩负着推动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因而革命成为叙述中国共产党奋斗及其历史的核心词汇。当然，这里所言的革命既包含狭义层面的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的暴力革命，同时也包含广义层面的社会变革和改革等在内的社会革命。实际上，革命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现代中国的构造，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目标，这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主题的继承与发展。正如有论点所言，“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同现代化——引者注）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
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4]。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近代中国求索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并始终不渝推进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建构与实践选择，最终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一）现代化与民族复兴在百年党史中的“合题”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有其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特殊性。西方现代化主要是以“内生型”方式加以展开，是本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内部因素自我发展的产物。相反，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最初是在殖民主义现代性侵略的背景下被迫提出的，是一种“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5]。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在产生之初，不仅肩负了现代化的一般使命——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肩负着独具中国特色的特殊使命——通过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即在特殊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救亡图存”的任务，这深刻彰显了中国现代化的民族性特征。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从不割断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历史观。承继中国近代以来求索现代化的实践任务，成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实现民族复兴目标本身就是在“亡国灭种”生存性危机下被提出的，其内在蕴含着追求现代化的价值导向。
在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前途命运的历史叙事逻辑之中，现代化与民族复兴发生紧密关联，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叙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词汇。一方面，现代化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手段，因为只有通过现代化才能推进国富民强，摆脱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历史困境，进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另一方面，民族复兴目标本身就蕴含着现代化的内涵，因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构中，民族复兴的主要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明确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7]可见，在革命战争年代，实现现代化已经内在成为中国共产党关于未来理想中国建构和规划中华民族未来走向的主要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稳步推动现代化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民族复兴目标从理论的蓝图趋向现实的图景，现代化与民族复兴始终处于“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之中。
（二）从模拟西方现代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范式变迁
在近代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历史舞台上，形形色色思潮纷纷登场，期冀对中国究竟走何种现代化道路作出规划，但所有实践都无一例外以失败而告终，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短暂热闹喧嚣。“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8]究其本质而言，上述系列实践探索都主要是以“模拟”西方现代化的方式展开，未能将外来的理论模型与中国的现代化具体实际相结合，最终必然导致理论“水土不服”的尴尬。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其作为观察世界、改造社会的工具。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和社会历史发展面貌焕然一新，其不仅体现在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也体现在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实现了从被动向主动地转化，更体现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完成了逻辑“异轨”，即由原先模拟西方现代化的“全盘西化”，向自主性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范式转变。之所以能够实现上述历史性变迁，是由多方面原因所综合决定的。从现实层面而言，近代以来系列学习西方现代化探索的失败，使中国人开始思考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在此背景下，对于“全盘西化”的现代化道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9]。1933年3月，《申报月刊》2卷7号刊发了“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其中大部分文章都认为中国应当走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例如，张素民在《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一文中提出，“中国现代化应采取什么方式呢？个人主义的呢？还是社会主义的呢？我以为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individualistic capitalism）早已过去”[10]。而杨幸之在《论中国现代化》一文中更是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问题，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模型，资本主义已临“第三期恐慌”，而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加速步向胜利前途，“这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对照，恰是两个世界，两个历史范畴”[11]。
从理论层面而言，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中国人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强大科学指引。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化）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理论产物，其在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现代化巨大历史进步意义的同时，也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因其固有的制度性缺陷所带来的内在结构性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工业革命的高歌猛进，集中彰显了现代化的巨大历史解放性和进步性，诸如思想层面的启蒙意义——“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2]；
经济层面的机器化生产——在资产阶级统治不到一百年时间内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多、还要大；
社会交往层面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辟以及所谓“世界历史”的生成。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化因从本质上服务于资本无限增殖的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使得“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3]。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勾勒了人类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非资本主义可能性空间，即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方案。这种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的科学性，在苏联现代化建设巨大历史性成就中得到进一步彰显，而这毫无疑问对处于现代化探索“黑夜”的中国先进分子而言，提供了一种“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多样化选择。从此，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明确规划。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接续探索与民族复兴图景的清晰呈现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理解主要是从工业化维度加以展开，工业化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此时因为革命战争现实任务所限，现代化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关乎未来的理想愿景而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构想之中。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就指出：“在抗日结束以后，可以预断，中国工人阶级的努力和贡献将会是更大的。”[14]而这里所言的更大贡献集中表现为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可以说，推动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成为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重要目标设定。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首要前提在于解决政治解放问题，即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统一政权。因为只有从根本上解构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非对称性压迫关系、取得民族独立地位，才能摆脱依附西方现代化的被动姿态；
只有实现人民的自由和解放，才能为现代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劳动力支持；
也只有建设统一的政权，才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大政治领导力量和统一的市场支撑。而上述系列重要目标的实现，只有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最终完成，这是中国共产党为现代化扫清政治障碍、构筑根本社会条件的重大战略规划。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展开了大规模现代化建设，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实现了现代化由以往理论设想向现实实践的转变，并且开启了由原初“全盘学苏”向“以苏为鉴”的现代化建设模式转变。例如，毛泽东1957年明确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15]，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对现代化道路探索过程中主体性自觉与自主性意识的生成。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科学诊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6]，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突破以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打破原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相对封闭环境，借助全球化浪潮、引入市场和资本等因素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承继中国共产党人之前相关探索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例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困扰中华民族数千年之久的绝对贫困问题，推动“我国发展站在了更高历史起点上”[17]，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步入新的历史起点，即在实现客观物质层面现代化目标的基础上，开启推进精神富裕和国家治理、国家安全等层面的现代化发展新方向。又如，在充分总结以往实践经验基础之上，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认识，提出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等全新重大理论判断。“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18]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续探索，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开辟及其在现实实践中展现出的显著成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入不可逆转历史进程最为根本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当前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层逻辑所在，即中国式现代化因其具有的比较优势和显著成就，使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备了可能。
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导向现代化的道路，人类现代化的一般特征深刻彰显在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之中。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形态中脱胎出来所呈现的本质特征，关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表征着一种不同于以往传统社会的全新社会存在样态的出现。实际上，现代社会的开启，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工业革命的推动作用。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指出，可以从全新词汇的历史性生成角度出发，描摹现代化社会的存在样态，诸如“工业”“工业家”“中产阶级”“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具有现代意义的词汇，实际上提供了观察现代社会的重要窗口。“如果没有这些词汇（即没有它们赋予其名称的那些事物和观念），如何去估量发生在1789—1848年之间这种革命的深远意义？”[19]进一步而言，可以通过若干标识性概念或话语来勾画现代化的一般特征，诸如经济层面的工业化、机器化大生产，思想文化层面的启蒙化、理性化，政治层面的民主化，交往层面的普遍化、全球化，等等，上述因素都构成了彰显现代化一般特征的重要维度。
从哲学上来说，从来没有抽象的绝对普遍性，普遍性必须通过具体方式加以表现，“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20]。就现代化而言，现实层面也并不存在一种所谓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现代化方案，现代化的一般特征也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需要在具体的现代化实践中加以具象化呈现。例如，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表现样态中，实际上也内在深刻折射出现代化的一般规定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1]。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具体展开层面呈现出多样性特征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党的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
近代以来，在中国仁人志士推进现代化的曲折探索历史进程中，一个带有时代性特征的问题被集中提出，即中国究竟应当选择何种现代化道路。因为在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背景下，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之间发生了本质性关联，即一方面之所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22]，恰恰是因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缺失；
另一方面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必须推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升级，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正如有学者在概括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主题时所指出的那样，“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23]。实际上，能否实现现代化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族能否独立自存的重要标准。在近代中国探寻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中，以往系列探索性实践都未能从根本上找到一条通往现代化的科学道路。“1949年以前，中国的现代化尚未迈出多大的步伐，对准现代化目标的各种政策皆是短命的，且常常被证明是难以付诸实施的。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的混乱中崛起的共产党人，为中国确定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他们的胜利是中国的转折点。”[24]缘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实践能够从近代中国众多现代化的方案中脱颖而出，并成功开辟现代化建设的新图景？关键要从作为现代化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主体本身加以探寻。
一是锻造了现代化的坚强领导力量。现代化的发展并不是无主体的自发过程。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率先开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关键在于资产阶级作为新兴政治力量的强力推动。马克思曾指出：“一句话，它（资产阶级——引者注）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5]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势力都以某种方式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作出过规划，但所有探索都无一例外走向失败。问题的关键在于，近代中国关于现代化的系列探索都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量，无法面对并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系列复杂问题和挑战。在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首先需要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难题，这是推进现代化实践的根本前提。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力量要么因为政治立场偏狭、要么因为指导思想含混，而无法承担上述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确立了追求现代化，进而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并且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一以贯之担负起上述历史重任，展现了推进现代化最坚定的决心、最强大的政治引领力和社会组织动员力。
二是探寻了现代化的科学指导思想。以往中国大地上的现代化探索都主要是在救亡图存直接目的驱使下的“西法模仿”[26]，寄希望直接将西方现代化方案平移到中国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已经深刻证明照搬西方现代化的拿来主义根本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科学洞察了西方现代化的内在结构性矛盾，正确预见了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替代性方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前景。资本主义现代化因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会走向最终的结构性内爆。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对劳资矛盾关系的根本性超越，也是对生产方式新的结构性变革，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内在矛盾的克服和价值反拨，彰显了一种更高的新型现代化的内在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以具体化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找到了在经济文化水平相对比较落后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指导，又充分关照了近代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复兴融合的特殊历史境遇，凸显了经典作家现代化理论一般规定性与本民族具体实践特殊性的有机互动。
三是建构了现代化的正确战略规划。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将现代化视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目标，革命与现代化处于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之中。革命是实现现代化的中介和载体，而现代化则构成了革命的重要目标。可以说，百年党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并推进现代化的历史，现代化叙事构成了百年党史历史叙事的重要范式。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的探索体现出一以贯之的鲜明特征，一张蓝图绘到底，展现出实现现代化最为坚决、最为彻底的历史意志。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属性
在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主要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从时间上来看，西方社会首先开启了走向现代化的探索。资本是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逻辑起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的逻辑中轴。资本的本性是无止境追求剩余价值的增殖和利益最大化，资本逻辑的现实化过程即表现为作为资本人格化象征的资本家无限推动价值增殖和自我膨胀的过程。资本成为统治一切的抽象力量，成为某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所谓绝对权力，成为促进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马克思深刻剖析了由资本所推动的西方现代化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即资本使得抽象成为统治，现实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异化，即一种非人的力量成为主宰社会的统治性力量，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人都只能以畸形片面化方式服从于物的统治性地位。“资本逻辑以异化的普遍性掩盖了现代化的多样性，使资本扩大化成为现代化的典型样态，制造了一种先验设定的生产关系图景。”[27]马克思系统阐释了西方现代化的内在系统性矛盾，消解了西方现代化的非历史性和神圣性，重新将历史性内涵赋予西方现代化之中，即西方现代化不过是一种具象化的现代化道路，其必然会被更高现代化方案所取代，因而打破了笼罩在西方现代化上所谓绝对神圣化外衣，进而在此基础上为未来人类社会走向更高层次现代化勾画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新道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以及近代中国系列模仿西方现代化实践失败与苏联现代化实践成就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道路的规划必然导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理论修饰，而是具有丰富理论所指的具象化规定，其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内在本质特征。
一是关于现代化出发点的根本区别。西方现代化的出发点是资本逻辑，而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方面充分肯定资本“文明的一面”，同时又对资本“不文明的一面”表达了最为彻底的批判。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出发点是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可以用现实经验观察到的人，而非处于离群索居状态中的抽象的人。将具体历史的个人视为现代化的出发点，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逻辑所导致的西方现代化“只见物不见人”的误区，人在社会主义语境下成为掌控现代化的真正历史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28]。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围绕资本的中轴而转动，而是始终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具象化层面而言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是关于现代化内涵理解的显著差异。西方现代化以工业化革命为先导，随着生产力水平突飞猛进及其所形成的无意识崇拜——工业、技术成为衡量一切所谓进步的标尺，现代化被规制为基于技术积累基础上的所谓理性进步过程。但随着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原先作为推动现代化动力的启蒙理性开始走向自身的反面，工具理性成为衡量和统治一切的绝对抽象力量，理性构筑了束缚自身的“铁笼”。因而，在西方现代化的深层次逻辑之中，现代化原本基于人的主体性中轴而展开的丰富性内涵被人为遮蔽，取而代之的则是技术的不断提升和物质的不断丰裕，而原先作为历史性主体的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则不断面临着被边缘化和主体性失落的冲击。相反，中国式现代化以不断满足人的发展需求为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推动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实际上深刻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即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从根本上是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根本目的。因而，在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视野中，现代化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一封闭的概念，而是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其不仅关涉客观层面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解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建构，而且也关涉主观层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特别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富足等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丰富多元的理论内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全面辩证的态度把握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其中，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实际上，上述五大特色深刻折射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性。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基于对现代化内涵的全面理解，也是对民族复兴目标认识的全面深化，更是对实现民族复兴战略途径的全面谋划。
（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的现代化
近代中国对现代化的直观认识是工业化，因为从人类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工业化构成了现代化的先导和最初呈现方式。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是以工业化直接指代现代化，并且将工业化视为实现国富民强、民族复兴的重要前提。比如，毛泽东明确提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29]。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突破从单一工业化的维度理解现代化，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规划。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探索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关于现代化内涵的理解更加全面辩证。
第一，辩证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历史条件。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历史条件，推动14亿多人口步入现代化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历史任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客观存在，国内矛盾复杂多变、国际局势风云突变，特别是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无疑进一步增加了实现全体人民步入现代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从另一方面而言，恰恰是因为现代化客观条件的特殊性及其带来的巨大挑战，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实践的伟大意义。倘若从整体上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价值和意义评估的话，那么，引领14亿多人口走向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无疑在人类现代化的整体版图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可以说，离开中国的实践支撑，人类现代化的版图是不完整的，因为中国是作为最大的后发民族国家代表进行着后发式现代化探索；
缺少中国的经验贡献，人类现代化的理论资源库是不充分的，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无论从规模的巨大、还是问题的复杂抑或是经验的丰富，都为拓展人类现代化理论提供重要版本。海外有学者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道路具备成为当代实现现代化样板的可能性，特别是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榜样意义更大[30]。因为西方现代化的话语霸权，后发民族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既希望加快发展”与“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之间的深刻矛盾。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实践，既是客观的困难也是巨大的机遇，既是复杂的问题更具重大的价值效应，其对于进一步彰显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丰富图景、证明多元现代化理论的现实生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意义。
第二，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未来理想生活的构想，党矢志不渝带领中国人民通过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不断趋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中国式现代化因内具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使其不会重蹈西方现代化基于资本逻辑所必然催生的贫富两极分化不断拉大的覆辙，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价值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教训十分深刻！”[31]。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不公、两极差距拉大，是资本主义内在结构性矛盾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32]只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凝聚最为广泛的政治共识，汇聚最为磅礴的历史伟力，营造最为稳定的发展环境。
第三，协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现代化不是无主体的自发过程，人是现代化的主体。人的需求是丰富多元的，不仅具有基础性的物质层面需要，而且还有更高层次的精神层面追求，这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如前所言，西方现代化因资本逻辑所限，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人的主体性不断走向失落的过程，其结果是人受物制。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受制于雇佣劳动制度，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畸形地生存。“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33]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因其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始终围绕人的中轴而转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衡量现代化和社会历史进步的终极标准。“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34]可见，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理解绝非单纯从技术层面或物质层面加以展开，而是围绕人的丰富多元需求推进现代化实践。一方面通过解放发展生产力，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提升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因为离开了客观物质性奠基，所谓现代生活的美好图景只能是空中楼阁。另一方面，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具备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进一步推动现代化的精神层面追求具备了更加现实的可能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发展，必须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切实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建设步伐。
第四，正确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导致现实物质生产过程及其社会关系产生深刻异化，而且也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发生深刻矛盾。自然界原本是人的无机身体，人一开始是作为自然的从属部分而存在着。“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35]随着资本逻辑所推动的工业化进程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工业技术进步所释放出的巨大力量，人类对技术理性产生了无止境崇拜，“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36]，自然成为被无止境攫取的对象化存在。西方有学者也指出，资本主义蕴含着两重危机，即经济危机与自然危机，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危机会导致生态问题，而生态问题（包括环境及社会运动对这种问题所作出的反应）反过来又会导致经济问题[37]。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后发现代化类型，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汲取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矛盾突出的深刻教训，并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正确对待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明确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原创性命题，从命运共同体视角出发深刻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共产党勾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之一。
第五，清晰擘画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道路。如前所言，资本逻辑是西方现代化的出发点，为满足资本无止境价值增殖目的，一方面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原料市场，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对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又需要建立广阔的商品倾销市场。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言，“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38]。而建立世界市场的重要中介，就是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其以赤裸裸的枪炮作为先锋。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开辟，在展现所谓资本“先进文明”的同时，所呈现出的是一幅幅血和泪的悲惨历史图景，即在殖民主义的差序性世界体系之下，广大后发民族国家只能以依附方式被迫卷入殖民主义现代化的潮流，在其中感受到的只能是历史主体性意识的失落与被动挨打的历史困境，即马克思所言的“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9]。殖民主义和现代性实际上处于“联姻”的关系之中，二者在资本逻辑的操控下实现了理论上的“合谋”，共同导致西方现代化以暴力排他性的方式呈现自身的历史逻辑。相反，“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40]，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近代中国饱受西式殖民主义现代化暴力逻辑的侵袭，对后发民族国家现代化道路独立选择的艰辛与苦难深有感触。因此，中国现代化问题意识生成之初就具有鲜明的内在特殊性，即学习西方现代化进步意义与超越西方现代化暴力逻辑的双重结构。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基因中具有深刻的和合文化，诸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协和万邦”等就是“万物一体”和谐理念的生动彰显。和谐的处世理念实际上是“存有连续”“天人合一”观念的价值表达，即天、地、人、物、我处于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关系之中，造就了中华文明宽容平和心态和动态统一式中庸平衡的方法论[41]。“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42]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秉持胸怀天下的情怀，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加以通盘考虑，所提出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命题，并不包含任何政治或经济附加条件，而是寄希望通过扎实推进自身现代化建设，积极助力人类现代化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作为一种全面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丰富。因此，由中国式现代化所推动实现的民族复兴目标，也必然蕴含着多元丰富的内涵，呈现出整体性的目标导向。
第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复兴梦想的整体性超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人民对中国梦和民族复兴内涵的认识经历了曲折发展过程。1932年11月，《东方杂志》发起“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的征文活动，向社会各界征集两个问题的答案——“（问题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问题二）先生个人的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43]1933年新年，杂志刊发了“新年特大号”，收集了142人回复的244个梦想。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关于国泰民安的美好梦想难以实现。中国共产党承继了近代以来求索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通过对基本国情的科学诊断，为实现梦想构筑了科学路径，并且对梦想本身的理解也更加科学全面，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目标的内在关联。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三个关键词，实质上是对一种理想化状态或美好愿景的描绘，但具体以何种具象化标准对其进行衡量，则需要在求索民族复兴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深化认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将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之间的历史目标相关联，深刻勾画了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以来困扰中国社会百余年之久的民族复兴问题；
另一方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能通过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途径，这已经由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所证明。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即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增的“全面”这一修饰语，体现了党对民族复兴历史目标的全新认知。
第三，民族复兴目标内涵的整体性与全面性。“全面推进”意味着对民族复兴内涵的认识更加深入，即从整体性维度出发展开全面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单纯的物质财富积累或军事实力增强的外在显性过程，而是蕴含着更加丰富、更加多元的内涵，否则难逃一般西方大国崛起或复兴的老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十分全面，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多维内容于一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手段，内在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方方面面的丰富规定性。因此，理解民族复兴的内涵不能单纯从物质逻辑出发，而要从更加整体、更加全面的综合性维度加以把握。因为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物质财富的增加、国防军事实力的提升，是西方传统现代化的一般逻辑，也是西方大国崛起或复兴的固定模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基于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基础上的意识觉醒，对西方大国以殖民主义现代化方式崛起的模式保持着天然警惕与拒斥态度；
同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范式的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所勾勒的民族复兴图景并不是重蹈西方殖民主义的老路，而是有着鲜明本土风格和特征的民族复兴新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蕴含着以和平发展方式所构筑的坚实物质基础，也蕴含着超越物质逻辑基础上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即从“文明蒙尘”到“文明复兴”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通过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新文明的再造与现代化的客观实际紧密关联，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资产阶级形而上学抽象文明观，为从现代化的扎实推进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了广阔空间。因此，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中介载体的民族复兴目标是一个全面综合性概念，是物质性基础锻造与新文明重塑的辩证统一。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性，直接决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内涵的全面性；
也正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扎实推进及其显著成就，从根本上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第四，民族复兴战略安排的全面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需要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44]。上述重大原则实际上关涉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坚守的政治底线——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必须聚焦的重大问题——以人民为中心和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培育的精神状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指明了科学前进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勾画了科学的战略安排。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科学规划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更科学规划了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关键时期的未来五年的具体目标。这意味着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目标的规划，既有长远的愿景预设，更有扎实的现阶段考虑，深刻体现理想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集中凸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充分统筹了当前与长远、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辩证关系。
概言之，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叙事逻辑中，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之间产生了深刻历史性互动和融合，二者共同构成了百年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叙事的逻辑主线。新时代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内涵的全面理解，也体现了对民族复兴目标多元丰富内涵的全面把握。只有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坚持全面系统推进现代化实践，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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