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城
（中共唐山市委党校，河北 唐山 063000）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具有清晰的生成逻辑、丰富的理论内涵、深刻的价值意蕴，呈现出重要论述“从何而来”“内涵是何”“价值何在”的逻辑理路，形成了完整的“三农”理论体系。
（一）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三农”问题的观点是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之源。马克思认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1］28-29这句话强调了农业劳动在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消除城乡差别角度论述了农村问题。马克思分析了西方国家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要“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2］273，主张工农融合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农民的社会历史主体作用进行了分析。马克思通过对小农经济的产生及变化状况进行分析，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实现与农民阶级的合唱，否则“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2］769，不能取得持久的胜利。无产阶级要团结农民，必须要关心农民，“慷慨地对待农民”［3］501。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关于“三农”问题的观点是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之基。如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在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地改运动等。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农村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建立人民公社体制等方式，为开创农村改革新局面提供了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使中国改革率先从农村取得突破，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使农民逐渐富裕起来，农村面貌发生巨大改变。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得到不断深化，推动了农业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在继承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关于“三农”问题的观点的基础上，立足新时代“三农”发展实际，对新时代“三农”工作进行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
中国传统“重农”思想是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之鉴。中国“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创造了古代中国灿烂的农业文明。古人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源、富国之本。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4］113从国家治理角度强调了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北宋范仲淹认为农业生产能养民，富农才能富民，富民才能稳定社会，强固国家。习近平在《之江新语》《摆脱贫困》等著作中引用了大量中国传统“重农”思想典故，比如，关于农业生产，习近平曾引用《齐民要术》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5］关于农民重要性，习近平说：“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6］31-32可见，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吸收和借鉴了中国传统“重农”思想。
（二）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现实审视
1.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是着力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三农”领域较为突出，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当前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和最大的不充分，突出表现在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差距明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农业发展的质量不高，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不高、增收后劲不足，广大农民是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影响的最大群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一个系统性和整体性的问题，“三农”领域的突出问题关系着国家经济全局、社会稳定和农民的切身利益。解决“三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这一矛盾，满足广大农民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更高期待，这是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着力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2.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是解决新时代“三农”发展面临深层次问题的现实需要。多年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三农”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由于基础相对薄弱、“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阶段性等因素，“三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三农”发展又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农业方面，农产品结构亟须调整，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体系亟须构建。农村方面，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亟须补齐。农民方面，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亟须提升，农民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竞争力的能力亟须提高，农民就业渠道和整体收入亟须增加。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新时代“三农”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3.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是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要。“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对“三农”现代化提出了更高层次的新要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求统筹推进农业、农村和农民整体的现代化。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方出现短板，都会影响其他两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具有科学的系统性思维，要求我们要“立足于农业这个基础，农村这个战场、农民这个核心”［7］191，坚持统筹推进“三农”整体的现代化。从国家现代化整个大局来看，农业现代化是“四化”①“四化”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的短板，迫切需要补齐。
（三）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实践基础
在陕北的七年，习近平带领梁家河村民开展了修梯田、建沼气池等战天斗地的“三农”实践，培育了他浓厚的“三农”情怀。在河北正定工作的三年时间里，习近平结合正定县农业产业结构特点和毗邻城市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探索出一条“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新路，使正定县农业产值稳步上升，农村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福建工作的十七年，习近平的足迹遍布福建全省，眼界从一域扩展到全域，针对福建省农村市场化进程缓慢等难点问题，他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对福建省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科学举措，探索出一条农村产业化市场化发展新路。到了浙江，习近平从统筹城乡发展角度出发，实行“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推进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改革，提出“大农协”和“大农政”发展模式，使浙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在了全国前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顺应新时代“三农”发展新要求，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实现了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升华。
（一）实践路向：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径，明确“三农”工作指向性
1.全面深化农业农村改革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注入新动力。20 世纪70 年代农村改革初期，农业家庭经营制度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生产力。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业家庭经营制度以“分”“散”为特点的劣势日趋凸显，农业土地经营粗放化、经营规模低下、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滞后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提出的“三权分置”改革构想，符合我国农业发展规律，推动了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释放了农业生产经营新效能，为现代农业多样化经营方式提供了动力，在经营方式上有效实现了“统分结合”，为农业现代化注入了新活力。习近平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根本靠深化改革。”［8］当前，我国农业主要矛盾已由供给不足转变为供需错位的结构性矛盾，迫切需要由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和效益转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引导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以科技为支撑，提高农业投入要素生产和配置效率；
以政策和制度供给弥补农业短板，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方向。
2.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注入新动能。习近平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9］，必须加快构建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求的科技创新体系，“真正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10］664，弥补农产品科技含量和农业生态环境短板，实现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跨越。习近平突出强调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要求“拿出攻破‘卡脖子’技术的干劲”［11］，破解科研和生产“两张皮”痼疾，重点突破生物育种技术，实现种源自主可控；
着力攻关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加大重要农机装备科技研发力度，补齐冷链保鲜、烘干储藏等技术短板，把农业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习近平科技兴农的重要论述为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路径，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哲学逻辑。
3.农业市场化组织化探索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拓宽新空间。中国“三农”发展实践证明，传统封闭式的计划机制是导致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机制是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习近平基于对市场机制的深刻认识，对农业市场化与现代农业发展进行了专门研究，明确要求农村干部“不能只抓生产、不抓市场”［12］。只有抓住市场化这一关键环节，使农业生产经营有效地融入市场并向市场化转变，才能加快转变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为农业现代化生成和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习近平针对农业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提出“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13］204，通过健全的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将农民组织起来，使分散经营的农户通过“抱团”形式形成竞争聚合力，有效抵御市场风险，降低进入市场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小农业与现代市场的有机衔接。习近平关于农业市场化和组织化的重要论述为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市场建设指明了实践路向。
（二）目标向度：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新目标，明确“三农”工作目标性
1.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战略目标。习近平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4］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从经济、生态、文化、政治和社会五个方面明确了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战略目标。第一，产业兴旺是重点目标，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前提和基础是产业兴旺。从农业发展上看，产业兴旺要加快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着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业由“传统边缘化”向“现代融合化”转型。从农民增收上看，产业兴旺要实现农民增收的内生循环，实现农民就地增收，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就业和收入盈增问题。从农村发展上，产业兴旺要实现农村自我造血新机能，给农村可持续发展带来新动能。第二，生态宜居是关键目标。生态宜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以改善乡村生态环境为重点，加快发展农村绿色产业，加大农村生态保护力度，打造“生态美”的乡村发展新格局。第三，乡风文明是保障目标。乡村文明建设是增强乡村凝聚力向心力的“铸魂”工程，为乡村可持续发展孕育精气神和真善美，推动乡村文化由“传统村落”向“现代重建”转变。第四，治理有效是基础目标。治理有效是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保障。“三治合一”①“三治合一”即自治、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农村的安定有序、和谐稳定提供了政治保障，推动乡村治理由“传统村治”向“德法并用”转变。第五，生活富裕是根本目标。乡村振兴中的生活富裕不仅指物质层面上的充盈，还涵盖生态环境良好、精神文化丰富、公共服务完善等综合全面美好的富裕。习近平把实现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地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推动发展成果由“城乡分化”向“共建共享”转变。
2.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代“三农”工作宏伟愿景。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城乡由对立走向融合，“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15］157。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始终是困扰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改革开放前，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安排下，国家采取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农业农村发展处于附属地位。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相继提出“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中国城乡关系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新阶段。这段时期，城市支持乡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支持的前提仍然是优先发展城市工业，农村的生活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城镇。造成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的重要原因在于城乡要素流动不合理，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没有得到完全释放，乡村发展能力持续下降。根本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必须破除阻碍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习近平强调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14］，“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素配置合理化、产业发展融合化”［16］。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科学研判我国城乡发展规律和变化特征，着力突破影响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要素、产业、空间、机制等瓶颈，创造性地阐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和路径，以要素融合为基础，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实现城乡要素合理流动；
以产业融合为关键，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以空间融合为载体，统筹城乡发展空间，推动城乡空间协调发展；
以体制机制为保障，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城乡融合渗透；
构建了互惠融合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了城乡共生共荣、共同发展。
（三）价值旨归：维护亿万农民群众根本利益，明确“三农”工作人民性
1.坚持人民立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最现实的利益需求，回答了“三农”发展“为了谁”的问题。在推进“三农”工作中，习近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以人为本的“三农”理念主要体现在层次递进的三个方面。第一，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贫困问题是世界性难题，消除贫困是实现农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当代中国农民贫困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习近平以“精准”为准则，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三大主题，构建了识别、帮扶、管理、考核四个精准扶贫工作体系，以扶贫的可持续为任务，在建党百年之际消除了绝对贫困，打赢了脱贫攻坚战。第二，实现广大农民在内的共同富裕。习近平指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要富。”［10］658农民致富的核心是形成增收长效机制。习近平始终围绕农民增收富裕这条主线，沿着“精准脱贫—全面小康—共同富裕”实践轨迹不断延伸，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稳定农民土地承包权，深化农村土地改革，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改革中形成了农民增收的持久动力，赋予了农民更多的财产权益，带领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实现“摆脱贫困—生活宽裕—生活富裕”的跃升。第三，促进农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三农”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农民”的问题，促进农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习近平所指的小康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小康，根本目标是在和谐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强调的共同富裕是物质和精神的全面富裕，不仅注重农民物质层面的“富口袋”，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富脑袋”。在物质层面，为其增收提供政策、资金、项目等保障，不断提高农民物质生活水平；
在精神层面，坚持扶贫与“志智”双扶相结合，激发农民群众实现富裕的志气和智慧，确保其实现稳定可持续的富裕目标。新时代共同富裕要从物质和上层建筑两个维度在经济、生态、文化、政治和社会等方面为农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最大可能性。
2.坚持人民主体，回答了“三农”发展“依靠谁”的问题。“三农”发展“依靠谁”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逻辑起点。习近平强调“三农”工作的核心是“解决好人的问题”［17］，“农村要发展，根本要靠亿万农民”［16］。农民作为新时代“三农”发展的主体，全面提升农民的主体性，变“要我发展”为“我要发展”，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在推进“三农”工作中，习近平坚持人民主体的“三农”理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提升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创造性。当前，在现代农业产业经营体系建构过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现代规模农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滞后。习近平指出，要“构建职业农民队伍，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人力基础和保障”［10］680。事实证明，只有解决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变中的各种短板，用现代科技信息资源给农民全面赋能，提升农民自我发展能力，构建懂技术、懂管理、懂经营的职业农民队伍，才能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创造精神，激发农业现代化发展内生动力。第二，提升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自主性。为确保乡村和谐有序，习近平提出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14］新要求。在乡村治理中，只有充分发挥农民的自主性，才能将“三治合一”的治理效能落到实处。在自治中，要增强农民参与自治的能力和方法，赋予农民更多自主决定权，凸显农民主体地位。在法治中，要培育农民的法治精神和法治思维，引导其通过法治途径参与乡村治理。在德治中，要发挥农民运用道德规范日常行为的受动性，强化道德舆论的引导和监督，使诚实守信、遵守公序良俗成为农民的内在要求。第三，提升农民振兴乡村生态、繁荣乡村文化的积极性。建设美丽乡村离不开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的环保意识和具体实践。只有着力培养农民环保意识，不断提升农民振兴乡村生态的积极性和主体性，才能实现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目标。农民是乡土文化的传承者、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的“铸魂者”。只有不断提升农民繁荣乡村文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优秀的乡土文化和道德规范，充分吸收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的精神内核，才能实现乡村振兴中“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新气象。
3.坚持人民共享，使广大农民群众共享“三农”改革发展成果，回答了“三农”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的问题。农民占我国总人口的大多数，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共享发展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农民作为我国贡献大、数量多的重要群体，能否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是决定改革发展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指导推进“三农”实践中，始终坚持共享发展理念，以乡村振兴为引领，全面促进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从全民共享看，不是个别群众抽象的共享，而是全体人民具体的共享。一方面体现在产权制度层面，在产权制度上保障最广大农民群众的土地权益，赋予广大农民群众更多的土地权能。另一方面体现在扶贫方面，脱贫攻坚的胜利使全体贫困农民如期脱贫，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全面小康。从全面共享看，农民全面地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在经济上，让农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在政治上，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新格局，维护和实现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权，保障农民各项政治权利；
在文化上，全面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
在社会上，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水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在生态上，改善农民人居环境，提升农民居住品质。从共建共享看，这不是简单的成果共享，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建共享。总而言之，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农民始终是主要的参与主体与共享发展主体。
（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三农”问题的观点
在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习近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三农”问题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三个不能”“三个必须”①“三个不能”，即任何时候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三个必须”，即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
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等论断，把“三农”作为“三位一体”整体范畴进行考察，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来认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强调：“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10］658习近平立足“三农”工作新的历史方位，创造性地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方针，对农业基础地位有了新认识和新理解，对“三农”重要性的认识实现了由“基础地位”向“优先发展”转变，明确了新时代“三农”工作从“城市和工业优先倾向”转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取向。在城乡关系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聚焦在经济视域，习近平则站在城乡两种文明共融、传统与现代共存、人与自然共生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城乡融合理念，推动城乡关系由“分离分治”向“融合一体”转变。“城乡融合”是对新时代城乡关系的新定位和新谋划，是对新时代城乡发展趋势的精准把握。在农民主体地位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围绕“农民解放”展开，习近平则把农民主体地位从“农民解放”提升到“农民发展”，既要把农民从体制困境中解放出来，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又要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农民在物质和精神等各个层面实现共同富裕。
（二）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问题观点的新飞跃
习近平对新时代“三农”工作进行整体规划后，形成了完整的“三农”理论体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三农”理论的新飞越。在战略布局上，以“四个全面”统领“三农”发展。习近平在聚焦“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了“三农”工作总目标由“农业现代化”向“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变。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三农”发展活力，习近平强调：“做好新形势下‘三农’工作的关键，在于向改革要活力。”［18］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制度创新。在改革中，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推动我国“三农”发展动力由过去“行政主导”向政府和市场“总体势能”转换，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激活了“三农”要素活力。全面依法治农从法治层面为农村发展、农村社会治理、农民合法权益提供了法治保障，推动了乡村治理由过去“传统自治”向“德法并用”转变，实现了“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飞跃。全面从严治党为“三农”发展提供政治保障。农村党支部是推动“三农”发展的领导核心，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为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提供了政治保障。在发展理念上，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三农”高质量发展。坚持创新发展，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实现“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的飞跃；
坚持协调发展，推动“三农”向产业协同、经营主体协同、城乡空间协同转变，实现“城乡一体”到“城乡融合”的飞跃；
坚持绿色发展，以生态文明引领美丽乡村建设，实现“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的飞跃；
坚持开放发展，提升农业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农业贸易互利共赢；
坚持共享发展，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推动广大农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实现“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的飞跃。
（三）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在战略地位上，习近平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高度，把“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的战略位置，准确定位了新时代“三农”强起来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间的关系，以“乡村振兴”推动“民族复兴”历史使命的实现。在发展目的上，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价值导向，以满足最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发展途径上，以重塑新型城乡工农关系为突破口，把城乡融合发展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在发展任务上，把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持续增产增收、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推进“三农”发展的三大战略任务。在发展动力上，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为动力，着力破解阻碍“三农”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新时代“三农”发展提供有效制度供给。在依靠力量上，充分发挥广大农民主体作用，依靠亿万农民实现乡村振兴。在领导力量上，突出强调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关键在党，按照党管农村工作的要求，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推进新时代“三农”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四）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引擎
中国共产党百年“三农”实践表明，做好“三农”工作是关系国家现代化实现进度的基础性工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农”现代化进程实现了历史性进步，但“三农”的现代化程度仍远远滞后于城市和工业。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加快推进“三农”全面实现现代化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19］这一论断表明，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农业农村必须要实现现代化；
民族要实现复兴，乡村必须要振兴。新时代“三农”发展必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同行并进，推动“三农”与国家同步实现现代化，让“三农”强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围绕推进“三农”全面实现现代化目标，坚持“三农”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一并推进，坚持“物”与“人”现代化同向同行，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重要引擎。
（五）为解决世界“三农”问题提供重要借鉴
中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成功实践，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乡村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成功样本，为解决世界“三农”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世界范围看，“三农”发展困境是世界性难题。一些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也曾经历乡村工业化引发的农村人口流出、劳动力高龄化、农村土地荒废和环境污染等乡村衰落现象。从发展中国家看，印度、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也都先后出现了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业边缘化等农村衰退现象。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简单复制西方发展模式，最后导致乡村急剧凋敝，国家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践证明，西方“三农”现代化道路并非发展中国家“三农”现代化的最佳选择。在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指导下，中国探索出一份不同于西方“三农”现代化模式、符合中国国情的“三农”现代化方案，打破了世界范围内“乡村衰落”的现代化魔咒，使中国“三农”呈现出日益蓬勃的繁荣景象，实现了对西方“三农”现代化模式的超越，为解决世界“三农”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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