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仙，林一卿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全球新冠疫情的持续反复、俄乌冲突的暴发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粮食危机的加深和地缘政治的升温等，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空前交织。全球生态主义思潮呈现出裂变蜕化与转型发展交叉并存的发展动向。研究这种生态思潮的变化动向，有助于从生态政治哲学的高度，明晰强化意识形态安全的方向，增强以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的政治自觉。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纪大疫情持续蔓延、全球气候变化不断加剧、地区冲突复杂多变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西方生态思潮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霸权主义等相互勾连，使意识形态的绿色化更加复杂，生态主义思潮出现了裂变蜕化的新动向，全球生态帝国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应对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中不断加深的表现。
（一）生态主义思潮的裂变蜕化
西方生态思潮的裂变蜕化主要表现为：一是施行生态霸权主义。为垄断高额利润，发达国家背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技术的国际要求，通过垄断和封锁生态技术施行生态霸权。同时，以武力和战争掠夺自然资源，通过废弃物转移占用国际公共生态空间，形成对他国社会—生态的破坏、剥削以及生态债务积欠。二是实行“榨取主义”，即通过大量采集南方国家未加工自然资源的活动，以低价进口、高价出口对南方国家进行双向掠夺。［1］“榨取主义”背离了全球谋求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的绿色发展潮流，加深了南北之间的发展鸿沟。三是虚构中国“环境威胁论”。通过疫情政治化与误读或“妖魔化”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等，诋毁和抹黑中国生态治理贡献，制造不客观不公正的中国“环境威胁论”，借此维护生态环境保护的“资本逻辑”，强化生态霸权，进而攫取更多生态利益。四是助长生态法西斯主义。一些种族主义者将生态环境问题与移民、难民问题相勾连，滋生出了“生态法西斯主义”［2］，即以生态为理由推行种族主义。当今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的盛行助长了这种生态法西斯主义思潮。2019 年3 月15 日，基督城清真寺发生了导致51 人死亡的枪击案。凶手自称为“生态法西斯主义者”。在凶手看来，为了拯救环境，杀死移民是正当的，即使这些移民的碳足迹和资源消耗远低于富国中的白人。这就是“仇恨的绿化”［3］。在新冠疫情持续的背景下，生态法西斯主义与极权主义、极端环保主义进一步勾连，导致一些人认为“人类才是真正的病毒”“新冠病毒是地球的药”，甚至要求对人口进行专制控制，以防止生态崩溃。
生态帝国主义、生态榨取主义、“中国环境威胁论”、生态法西斯主义等的泛滥，一方面意味着生态主义思潮的蜕变，另一方面深刻反映了绿色资本主义无法克服资本-帝国主义固有的矛盾，即占有私有化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消费无限化与资源有限性的矛盾以及经济全球化与利益阶级化的矛盾。纵然像美国那样把“美国优先”写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作为假想敌，也无法消解其“可持续资本主义”的焦虑和困境。
（二）全球生态帝国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疫情暴发以来，生态思潮在与政治勾连中蜕变出了所谓“新帝国主义”“晚期帝国主义”“人类世帝国主义”“全球生态帝国主义”等新形态。①参见贾学军.新帝国主义是更为凶险的帝国主义——福斯特对新帝国主义的经济与生态的双重批判[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8(6)：57-62；
牛田盛.人类世帝国主义是21世纪资本主义的灭绝阶段——福斯特对帝国主义的最新批判述评[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10)：76-84,96；
牛田盛.晚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历史终点[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6)：61-68.96；
刘魁.全球化危机与21世纪新帝国主义范式的哲学审视[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5-15，146.这些“帝国主义”的共同点在于争夺全球生态霸权，本质上指向“全球生态帝国主义”。
全球生态帝国主义是工业危机和生态危机加剧，西方社会精英对传统现代化、全球化信心丧失而导致“逆全球化”以及西方生态霸权诞生等背景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的。［4］它作为21世纪的新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垄断市场、垄断金融的资本-帝国主义和国际金融垄断帝国主义不同，具有鲜明的全球生态垄断性，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时代试图通过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生态霸凌、生态榨取等谋求生态垄断利润，实现生态霸权的帝国主义。它显现出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全球性生态难题施行生态垄断和生态霸权，控制和打压其他国家地区的生态法西主义本质。［5］其突出表现：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美—欧”为轴心推行一系列“美国优先”与“美国回来”的生态政治操作，试图用美国领导的西方中心模式继续主导全球生态治理秩序。二是在发展问题上，聚焦美国及其盟友的而非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全球生态帝国主义的奉行者一意孤行，施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让全球发展事业蒙上了尘埃，并导致各国间的“发展鸿沟”被拉得越来越宽，“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不再缩小反而持续扩大。三是抹黑和打压发展中国家。特朗普在上任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明确把中国作为“战略对手”，认为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诬称中国“试图构建同美国价值观与利益相对立的世界”［6］。
就实质而言，全球生态帝国主义是在全球范围内继续丛林法则，维护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之间征服、统治、控制等关系的帝国主义，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生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侵略扩张和打压而形成的，是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相联系的生态帝国主义。其本质与资本主义一脉相承，根源在于维护资本逻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度和意识形态，破解路径只能是也终将是生态社会主义。［7］也就是说，不消灭资本逻辑及维护资本逻辑的制度体系，不摈弃零和博弈思维，即使绿色资本主义再发达，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法西斯主义再变本加厉，全球生态帝国主义再强化，也难以避免资本主义必然衰亡的命运。
经过新世纪20多年的此消彼长，全球生态思潮不仅具有了鲜明的“中国印记”［8］，而且正通过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和生态治理的历史性贡献朝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
首先，面对威胁全球的气候和生态环境问题，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担负起远超自身应负的全球生态治理责任，引领全球的气候与生态治理。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仍坚持自己的减排承诺，走低碳发展之路；
在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后，中国又推动中美两国签署《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发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2021年，中国不仅推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的召开，以及“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达成，而且正式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和新目标新举措》《中国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阐述了2015年以来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的政策、措施和成效，阐明了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立场、理念和主张。2022年6月，中国生态环境部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加快了应对气候变化影响风险的步伐，突出了适应气候变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方向。
第二，针对西方某些国家不断在他国发动的各种形式的“颜色革命”，中国以“发展”为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中国在参加2015 年第70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不仅提出了人类共同价值观，而且将“发展”纳入其中，以此捍卫各国人民的发展权。此后，中国多次向世界阐明“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国际社会应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必要支持，保障其正当发展权益，让各国人民共享发展的机遇和成果。面对时局之变和世纪疫情，中国坚持团结合作，以创新发展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以团结抗疫弥合“免疫鸿沟”，以“全球发展倡议”［9］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各国跨越“发展鸿沟”和“数字鸿沟”。
第三，以“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引领全球生态思潮的转型发展。“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遵循自然史与人类史相统一的历史规律和趋势，维护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以共建共享美丽清洁世界和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破除生态帝国主义逻辑，避免资本主义生产的致命危机［10］，推进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与人类文明进步协同发展；
以全球生态化、文明化为路径，致力于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11］291，合力保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11］302，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12］。这一观念的实践指向是共生共荣、合作共赢的全球生态发展和全球生态治理。
在中国思想、中国方案的引领和推动下，全球生态主义思潮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型和发展。一是面对抗疫中经济复苏导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反弹的局势，中国和欧盟等大多数国际行为主体坚持推动《巴黎协定》的贯彻实施。2022年6月，在德国波恩召开的气候大会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的第56届会议上，各国代表再次围绕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以及损失、危害等关键领域进行谈判，并就如何快速应对气候变化达成了共识。二是国际社会主流坚持全球生态治理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协同推进。比如，第四、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分别以“寻求创新解决办法，应对环境挑战并实现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加强自然行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主题，显示了既寻求创新发展又将自然置于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核心地位的取向。三是通过联合国大会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等，世界各国逐步认同“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理念和主张。
因此，在生态政治哲学视域下，全球生态思潮的动态演进表明，我们需要批判和抵制极端化利用全球生态问题的意识形态倾向，提升将生态理性与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创新发展相融合的生态政治智慧。
生态主义以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自然万物的福祉为根本出发点，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哲学基础，以生态优先、人权公正、基层民主、非暴力等为政治原则，致力于人类文明秩序的重构和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的建立。不过，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态主义在西方兴起以来，无论是作为“后现代”的哲学思潮还是“激进”的绿色政治思潮以及蜕变出的生态法西斯主义和全球生态帝国主义，始终以“生态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为价值立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解以及和谐美丽等价值观的确立。本文将从思想、价值、历史和改革发展的革命性等四个维度辨析西方生态思潮变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
（一）鼓吹“空白”“重构”，否定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石和思想指引。然而，当代西方生态主义思潮存在着以马克思没有关于生态危机的专门论述和理论为由，否定、解构或重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和把握。
具体而言，当代生态思潮包含着“浅绿”“深绿”“生态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等不同流派。其中，“生态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为理论基础，坚持生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主张用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生态价值观上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论争，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方面存在着有与无的分歧。“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重构”马克思主义。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性质和价值立场上属于反对资本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但是在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论、生态方法论和生态治理论等方面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存在明显不同。在全球生态危机不断加剧和世界百年变局的背景下，两者容易沦为否定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理论武器。
（二）鼓吹“生态中心主义”，滞碍“生态惠民”的生态价值观
“生态中心主义”作为主张“深绿”的“生态中心论”者和部分“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价值观，其共同特征在于把生态中心主义归结为事物的内在属性。前者主张“从价值中推进出义务来”［13］，从维护生态共同体的整体和谐出发树立“自然价值论”“自然权利论”，把人类作为自然共同体的“普通一员”［14］。后者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人类行为对生态系统本性的违背，要求把恢复生态系统本性作为解决危机的路径。因此，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容易使人们因陷入抽象的价值论争而忽视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也存在着削弱人的主体性的风险。同时，这种价值观偏离生态价值的“实然”关系即偏离人与自然之间需要和需要的满足、目的和目的的实现之间的关系，存在误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价值观的危险。特别是“因为他们纯粹是从自然的立场来界定生态问题，它关于自然的设想和人类行为都应该从适应自然法则开始”［15］，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使自身异化为生态法西斯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的理论工具的可能。
因此，正确认识“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需要正确把握生态价值观与生态价值的“应然”和“实然”关系，在生态价值观构建中明辨是非、善恶和美丑，坚持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价值观的辩证统一，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生态价值观引领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鼓吹“生态虚无主义”，虚化生态治理的历史公正性
生态虚无主义是全球化进程中生态思潮与虚无主义相互渗透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社会思潮。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虚化生态危机，歪曲和遮蔽当代生态环境问题产生根源，在生态领域历史性地歪曲事实、颠倒价值根源，误导生态问题改善途径的思潮。［16］
当前，生态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一是无视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弱化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美化和修饰西方资本主义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功绩”［17］；
二是以古乱今，混淆古今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性质，认为生态环境问题自古有之，无法避免；
三是将生态环境问题归因于个体或贫穷落后［18］，实际是要归责于发展中国家，归责于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对环境破坏最严重的……都是发展中国家”［19］；
四是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态“空场”［20］。
生态虚无主义者对历史的虚化旨在甩掉生态治理的历史责任，否定国际社会达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进而使全球生态治理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丧失历史公正性。从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维度看，生态虚无主义与虚无主义一样植根于西方的现代性之中，而西式现代性“正在削弱维持人类文明的可能性”［21］。因此，其对全球生态治理的危害不可低估。在认识层面，遮蔽生态环境问题滋生蔓延的深层次制度根源，消解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础。在理论层面，以形而上学的逻辑和方法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进而消解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实践层面，因刻意强调个人和贫穷落后的影响而误导生态治理、环境保护的应然路径，影响国际社会生态治理的正确方向，歪曲个人和发展中国家为生态治理所做的贡献。
（四）鼓吹“绿色资本主义”，动摇生态文明建设的革命性
“绿色资本主义”是西方生态主义思潮在实践维度的体现，是“浅绿”“深绿”等生态思潮的实践转化，是维护“资本逻辑”和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改良主义。鼓吹“绿色资本主义”容易动摇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革命性的认识和把握，影响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推进。
就生态政治哲学维度而言，“绿色资本主义”的形成同“浅绿”“深绿”生态思潮的性质特征紧密相关，是两者共性思维在实践层面的“合谋”。“浅绿”和“深绿”生态思潮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之间的联系，脱离人类文明进步中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互动演变，忽视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影响，导致其信奉者提出的一系列理想型、激进式的“绿色政治”难以超越改良主义的政治意识。即使新的“绿色高潮”把一些国家的绿党送上了联合执政的高位①参见：郇庆治.生态主义及其对现实世界政治的影响[J].世界政治研究，2022（1）：26-32；
石晓虎.震荡与趋势：资本主义国家选举政治新变化[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3）：88-96.，也难以想象这种“绿色高潮”会使这些国家很快脱离“浅绿”而转向基于“深绿”的生态自治主义或生态无政府主义。事实上，屈从于“联合”执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本逻辑”，支持一种较为温和而实用的“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是当前多数参政绿党的共同选择。这意味着我们不可低估2019年以来由欧洲兴起的“绿色高潮”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例如，在2021德国大选中，绿党竞选纲领中的对华态度最为强硬，还“片面夸大中国在价值观方面的异质性以及在科技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力”［22］。
更为深层的是，在“浅绿”“深绿”影响下的“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回避了生态文明对现代工业文明内在“资本逻辑”的颠覆性，回避了标本兼治的生态治理和真正新文明创造的政治前提与思想文化基础是颠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对立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体系。这种颠覆性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革命性，意味着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必然包含着一系列伟大变革。
不同的生态主义思潮会导向不同的生态文明图景和实践进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代表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浅绿”“深绿”“生态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等生态主义思潮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理论品格，是引领当今生态主义思潮发展的科学指南。
（一）正本清源：坚持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所有生态主义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不同生态思潮理解和解决生态危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人类实践基础上的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并把解决人与人的生态利益关系看作是解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前提。这就决定了其哲学必然包含着对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进行批判的维度。因此，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高纲领”。长期以来，西方生态主义思潮在回答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仅仅从以人或自然为锚点的生态价值观出发加以审视。生态帝国主义则将自然完全视为人类的对立面。生态法西斯主义则把人与自然的矛盾极端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对抗，把自然完全作为人的“附属品”或施行法西斯主义的工具，其后果必将同时伤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往关系，最终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性演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在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同时，以坚持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为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态共同体”等理念，主张把自然看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要求将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限制在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内，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23］这不仅廓清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种种思维误区，还超越了西方生态主义思潮把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本体论，为全球生态治理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选择。
（二）治理发展：坚持生命至上与人民至上的统一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然关系统一于人与自然相交往的生存与发展进程，统一于以人民为实践主体的生命、生产、生活、生态良性互动的可持续活动。只有坚持生命至上与人民至上，才能使生命、生产、生活、生态在人类的文明创造中生生不息，真正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抽象价值论争，开辟环境与发展相辅相成、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良性转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路。
由此，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中，我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污染治理、脱贫攻坚、重大风险防范到重大疫情防控，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面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的相互交织，“鲜明提出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24］53，与“资本逻辑”主导下施行“躺平”和“鸵鸟政策”、奉行“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事实表明，只有坚持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才能使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才能使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创造世界脱贫奇迹，才能使人民在生命安全得到保障的同时拥有了蓝天、碧水和净土。正是由于坚持从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的高度出发，坚持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爱国卫生运动、社会经济发展，才取得了疫情防控的战略性成果。［25］正是坚持了生命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统一，才使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实现了良性转化，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抽象争论。坚持生命至上与人民至上，既是我国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必须坚持的价值立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区别于绿色资本主义、生态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三）低碳高质：坚持碳达峰碳中和与高质量发展的统一
坚持碳达峰碳中和与高质量发展的统一，是中国坚定走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道路，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是中国以自身发展贡献全球生态治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维护地球家园生态安全、引领生态思潮前行方向的战略决策。
高质量发展是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矛盾运动出发，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作出的重大研判，是对全国各地区和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发展的总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系统观念，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道路是高质量发展。［26］这意味着“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24］371，是内在于我国自身发展需求，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迫切需要，是践履《巴黎协定》、保护地球家园、推动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绿色复苏”、为全球绿色转型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的重大决策［11］252-253。
低碳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需求交互作用的结果。低碳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事关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和中华民族复兴大局，其目标的如期实现不可能一帆风顺。例如，“双碳”目标推进中出现的“碳冲锋”“一刀切”“运动式降碳”等错误倾向和急功近利的做法。对此，必须坚决纠正，并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24］215。
（四）贡献引领：坚持建设美丽中国与美好世界的统一
长期以来，“全球性思考，地方性行动”亦或“地方性思考，全球性行动”是生态主义从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世界日益结成“地球村”的实际出发提出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统一的行动主张。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大疫情、地区冲突相互交织的背景下，生态法西斯主义和全球生态帝国主义的泛滥与兴起，不仅有违生态主义思潮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统一的主张，而且有悖于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互动加深的趋势，存在动摇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绿色复苏”的生态基础、加深全球资源能源粮食等危机的危险。世界可持续发展面临更多因政治意识形态蜕变而带来的不确定因素。
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美丽中国建设的“两步走”战略目标，持续推进环境污染治理，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以“三生”共赢的美丽中国样态呈现在世人面前，为共建地球美好家园作出更大的积极贡献。同时，站在美好世界建设的高度，坚持中国永续发展与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统一，以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经验为全球生态治理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重要借鉴，促进生态主义朝着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统一的方向迈进。
综上，生态思潮的新动向表明，生态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正在分化、裂变。西方生态思潮在百年未遇之大疫情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交织中，与“浅绿”“深绿”倡导“弱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以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初衷渐行渐远，与“生态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为了与地球和平共处或为了人类共同福祉而呼吁“生态革命”或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背道而驰。生态理性日益被资本理性或说资本逻辑所消解，绿色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前景更加突出。与强权政治、民族主义、极端环保主义相结合的全球生态帝国主义、生态法西斯主义等开始盛行。这意味着在“资本逻辑”主导下，人类无法在现实和终极的意义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真正和谐。“在当代全球化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军事帝国主义’还是‘经济帝国主义’都体现为显而易见的‘生态帝国主义’，都意味着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和生态环境的无度破坏”［27］。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参与、贡献和引领正在使全球生态思潮朝着和平、民主、包容、合作、平衡、共赢的方向转型发展，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等在维护多边主义、维护各国自主发展权利、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实践中得以发扬。当然，若要把一个可持续的美丽清洁世界留给子孙后代，各国更需团结合作，携手克服各种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严峻挑战，持续作出应有的“绿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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