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军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度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的发展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其社会影响、政治诉求、独立意识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不断分化，阶层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差异化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打破传统社会整合功能，扩展到更为一般化的阶层整合、功能整合和利益整合，有利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群体优势发挥，有利于提高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效能，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社会阶层特征是由自身内在属性或外部因素决定的，社会阶层作为客观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内在属性。由阶层内在属性决定的特征能够表现出持续稳定性，这样的特征可以称为本质特征。如果没有这个本质特征，该阶层也就不复存在。新的社会阶层的本质特征可分为共性特征和差异化特征，二者互为参照系。社会阶层所处的结构位置本身蕴含着社会政治功能特征的多种可能性，且随着市场化进程而嬗变和演进，其不同群体间的差异与群体内部的差异往往影响着社会政治功能的效果，因此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的差异化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面准确把握其不同群体间的差异与群体内部的差异，团结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更好地发挥社会政治功能。
新发展阶段对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差异化研究，对于从新的社会阶层不同群体分类施策，精准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大有裨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党内法规形式明确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包括：
“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1]四个群体。从数据统计分析看，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的差异化特征表现明显，差异化发展将是新的社会阶层的长期趋势。新的社会阶层是时代的产物，其群体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从事职业各具特点，内部分化多变，是一个复杂的彼此间差异较大的社会群体。新的社会阶层群体分为四类，每一大类又可分为若干小类，种类繁多，群体与群体之间，各群体内部都存在较大差异。
随着时代的发展，统一战线工作正在面临众多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形势严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作用不可替代，但在其发挥作用过程中，由于群体间的差异及群体内部差异等问题尚未厘清，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在开展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在新发展阶段，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差异性表象为何？如何针对新的社会阶层群体具体差异分类施策以提高统战工作实效？这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差异化不容忽视，各分类群体之间特殊性极强，且内部构成复杂，无视各阶层间的差异化会使统战工作缺乏针对性，从而丧失新的社会阶层应有的功能。在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时必须考虑其群体差异化特征，将不同群体的自身特点作为开展工作的关键点，关注他们的利益诉求，凝聚智慧。必须针对不同群体结合各自特点来分类施策、精准施策、组织起来，从而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高效开展。
为准确获取新的社会阶层差异化的相关数据，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和调研访谈等方式，考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的差异化特征与面临的困境，并提出对策建议。定量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22社会蓝皮书：202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和课题组开展的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差异化问卷调查，该调查由课题组针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差异化设计，调查范围跨地区、跨职业、跨平台，涉及广东、江苏、浙江、山东、黑龙江等多个省份。调查对象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四类群体。调查通过腾讯问卷平台发放，经过数据清理后，共获得有效样本2975个。课题组也设计了统战部门侧调研问卷，调研下沉至区、县等基层地区，这些问卷信息有助于了解各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情况以及各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相关措施和工作中的难点重点问题。
从数据统计分析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主要存在年龄结构、教育背景、职业结构、地域分布、利益诉求、政治参与等六大群体差异。
（一）年龄结构差异
综合分析现有数据和 “关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年龄结构差异情况” 的调查问卷显示，从新的社会阶层群体整体看，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年龄结构偏大，年龄在35岁以下的占38.2%，而35岁-45岁之间的比例占51.5%，45岁以上的占10.3%。这类群体从事企业的管理和核心技术的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技术研发、财务管理等工作，需要具有一定资历，该群体在企业发展中作用大、影响大，同时工作压力也大。他们对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有着重要作用。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都以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为主体，年龄在25岁-45岁之间的人数均超过50%，分别占56.4%和61.7%。新媒体从业人员年龄结构以年轻人为主并呈现出年轻化和技术化等特点，25岁以下的接近50%，占48.1%，特别是新媒体从业人员中的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新兴互联网科技从业人员等非常年轻。新媒体从业人员年龄35岁以下的占84.5%，整体年轻化、充满活力的特征尤为突出。
（二）教育背景差异
数据和调查问卷显示，从新的社会阶层群体的受教育背景看，知识水平较高的是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和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相对不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在新的社会阶层中整体学历最高，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占85.5%。有数据统计，在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中，律师行业从业者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在80%以上，注册税务师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94%，还有学历是100%大专以上，比如房地产估价师、会计师等等。他们职业资格要求较高，多数需要通过专业资质考试或认证。新媒体从业人员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74.9%，新媒体从业人员专业性较强，多数属于专业技术型人才，但也有一些网络主播、网红学历较低。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具有大学学历及以上占69.5%，拥有较高专业知识和技能，大多数都在体制外、党外，不少人是海外归国人员。这一群体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老大哥，从教育背景看，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24.9%，大专学历在改革开放初期已经算是高学历。自由职业人员群体内部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差异较大，具有大学学历及以上占61.5%。
（三）职业结构差异
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的职业结构看，职业流动性较大的是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和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自由职业人员职业发展变动性较大，工作稳定性差，流动性强，调研中发现自由职业人员3年内更换过工作的达60%以上。该群体职业地位呈金字塔分布，处于顶端的人群为少数人群，往往收入高、名气大，但更多的人处于底部，多数人收入不够。新媒体从业人员职业流动性大，3年内更换工作的占53.7%，平均每人更换工作1.82次。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平均每人换过1.77份工作，过去三年换过工作的占44%。从收入情况看， “关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年收入差异情况” 的调查问卷显示，年薪在10万元以下的约占37.1%；
年薪在10-20万元的约占34.3%；
年薪在30-40万元的约占6.3%；
年薪在50-100万元的约占4.6%；
年薪在100万元以上的仅占0.5%。从调查问卷分析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收入差距较大，差异化明显。新的社会阶层群体与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大，各群体内部收入也存在较大差别，从调研和个别访谈看，新媒体从业人员岗位差别大，收入差距大，有的月均收入高达数万元，有的只有几千元。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内部构成复杂，差异性明显。各类组织发展很不平衡，不同行业或领域的中介组织或社会组织之间、同一行业或领域的中介组织或社会组织之间，甚至同一个中介组织或社会组织之间，其群体内部人员的人才结构、收入待遇、地位影响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
（四）地域分布差异
从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地域分布看，群体分布不均衡现象明显。不均衡现象与中国经济发展总体布局基本一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分布在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大约集中新的社会阶层全部人数的70%。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7社会蓝皮书》提到新的社会阶层分布情况，中国社科院根据来源于北上广三地6000多个样本的调查进行推算，北京、上海、广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规模分别为8.4%、14.8%、13.6%。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主要城市比较集中，如深圳、杭州、苏州、南京等地，而黑龙江、甘肃、青海、贵州等欠发达地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数量相对较少。从全国来看，广东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数量占比最大，山东、江苏和浙江省占比也较大。据广东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统计，截止2020年底，广东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超过1358万人，其中90%以上都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其中广州约200万人，深圳约380万人，佛山约160万人，东莞约100万人，惠州约45万人，珠海约38万人。山东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800万人，其中党外知识分子约370万人。四川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450万人。江苏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500万人，南京市约140多万人，苏州约140多万人。2021年浙江省委统战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浙江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有470余万人，占比也较高；
湖南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超过300万人，分布行业在非公有工业、非公有商业和非公有教科文卫事业较多，合计约260万人，占湖南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总数的80%以上。从全国来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数量相对较少的省份，有黑龙江、贵州等。2021年黑龙江省委统战部公布的数据显示，黑龙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有105.6万人，其中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约47.2万人、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约17.8万人、自由职业人员约10.8万人、新媒体从业人员约10.6万人，了解掌握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仅有3000多人。贵州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有180余万人，占比也较少。
（五）利益诉求差异
从新的社会阶层四类群体的利益诉求看，关注点各有侧重。
“新的社会阶层利益诉求差异情况” 调查问卷显示，选择关注社保、医疗、养老、市场监管、版权保护等方面的自由职业人员占比最大，占58.9%。可见，自由职业人员利益诉求主要集中在职业发展和权益保障上，他们对完善社保、医疗、养老等方面政策期望值较高；
对于市场监管、版权保护、知识产权、职称评定、维护合法权益等方面较关注。选择关注社会责任、社会治理、参政议政等方面的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占比最大，占59.2%。可见，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多数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积极向上，社会责任感较强，具有服务社会的专业优势和职业精神，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大量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四个群体中社会公共事务参与度最高的，特别是律师等群体参政议政愿望强烈，议政建言能力较强。选择关注互联网、网络话题、自媒体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占比较高，占53.8%。新媒体从业人员更多关注互联网及新生事物，整体有较强的创业创新意识，思维活跃，勇于开拓。内容管理人员对网络话题和突发事件高度敏感，善于通过议题设置和技术手段快速反应。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的关注点相对分散，选择关注政府政策、制度的占比相对较高，占38.4%。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因受雇佣企业，开展有序政治参与程度往往取决于企业主的支持程度。同时，他们对自身财富存在不安全感，担心政府政策会压缩发展空间、既得利益受损，因此特别关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制度构建。综合分析数据表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利益诉求与其职业和所从事的行业现状直接相关，所关注的问题也大都集中在此，各群体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差异较大。（见表1）
表1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利益诉求差异情况调查分析
（六）政治参与差异
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的政治参与看，其群体差异化表现为政治参与度、渠道和难度的差异。随着新的社会阶层日益壮大，其政治参与积极性高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呈较高的认同度，政治关注度高，但群体差异较大，也存在政治观念淡漠的现象。
“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差异情况” 调查问卷显示，选择 “经常参政议政” 的占37.4%；
选择 “偶尔参政议政” 的占42.9%；
选择 “从未参政议政” 的占19.7%。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的差异化原因一方面在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对政治的关注度存在差异，具有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政治身份的政治参与度较高，没有政治身份的相对政治参与度不高；
另一方面是政治参与的渠道仍然存在一定问题，渠道不通、平台不多也是影响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调查问卷中，选择 “政治参与渠道畅通的” 占62.8%；
选择 “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的” 占15.3%；
选择 “说不清的” 占21.9%。整体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进行政治参与的渠道有较大区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平台主要在人大、政协、工商联、青联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等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频率和效果较好的多集中在四类群体中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成员等具有政治身份的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但更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诉求与政治参与不对等，很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政治参与的愿望但政治参与渠道不够畅通。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呈现出差异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科学分析把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差异化的成因，应从经济社会转型、社会分层、社会机制、财产来源、政治立场等因素进行客观分析和判断。
（一）经济社会转型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差异化的影响
无论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间差异还是各群体内部差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差异化与我国经济转型密切相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差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和异化。经济社会转型是指经济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阶层分化是指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导致原有社会中的阶层发生分化，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间的差异也源于此。从逻辑上说，经济转型决定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是经济转型的反映和体现，但是社会转型对经济转型具有反作用，对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就经济社会转型与社会阶层分化异化的关系看，经济社会转型决定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异化，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异化的客观物质和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及其交换过程，反映到观念上就是自由、平等、人权和民主的观念。因此，没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有人权、自由、平等和民主观念的普遍产生，也不可能有阶层的分化和异化。对此，西方学者认为，市场经济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是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形成新的社会结构,以及产生新的社会阶层的客观基础。就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看，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社会阶层固化为 “两个阶级，一个阶层” ，与其相适应的是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严重制约和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对于其弊端，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僚主义、家长制、 “一言堂” 、命令主义和特权思想盛行，以至于 “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同对经济、政治、文化都实行中央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可见，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体制的集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和发展， “两个阶级、一个阶层” 迅速分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从最初的 “六种人” 到 “四大群体” ，数量规模不断扩大，差异和分化也逐渐加大。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互联网和自媒体的迅速发展，互联网新兴职业从业人员裂变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差异化不断加大。
（二）社会分层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差异化的影响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差异化与社会分层直接相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内部的差异和再分化就是社会分层的直接表现。经济社会转型是社会分层的客观基础，前者决定后者。社会分层是经济社会转型的主观基础，对经济社会转型具有重要反作用，推动或者阻碍经济社会的转型。一般来说，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新的社会阶层四类群体中经济实力逐渐强大的群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必然要求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这是导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利益诉求和政治参与等方面出现差异化的根源。从历史角度看，产生于市场经济中的新的社会阶层，经过差异化发展，推动传统社会走向了现代社会。反之，产生于市场经济的新的社会阶层滞后发展，将延缓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步。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有深刻论述。恩格斯指出，社会的经济进步，一旦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力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扩大其范围。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过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规律。伴随着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也逐渐产生并发展壮大起来，并有力推动着经济社会转型。从经济领域看，新的社会阶层存在和发展，打破了传统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经济主体间的竞争态势和市场竞争环境，促进了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分配结构的调整和完善，扩大了改革开放，培育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从社会领域看，由于每个人拥有的资源和自身条件存在差异，通过市场获取资源的方式、途径以及最终占有的资源份额的不同，导致人们经济地位的差异，使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呈现出动态的急剧变化，原有同质性的社会内部产生分化，便有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的差异化。新的社会阶层从最初的个体劳动工商户阶层逐渐产生分化出包括个体劳动工商户在内的六个新兴社会阶层，再到主要包括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四大类群体，不断推动着社会的整体变动和结构性变迁。从调研数据显示，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总量超过1.5亿人[2]，并且规模在逐年扩大，无论是在人数还是在实力上，新的社会阶层都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举足重轻重的力量。
（三） “二元体制” 与新的社会阶层的 “无组织” 状态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差异化的影响
新的社会阶层差异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二元体制”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处于体制之外，处于 “无组织” 状态，这成为新的社会阶层分化、差异化的重要因素。目前虽然在体制内其职能依然保留较多，但覆盖的人群在减少，传统的单位功能在弱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就是体制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依托单位制的体制内社会成员与依托市场体制的体制外社会成员并存的二元体制。大量的体制外社会个体没有畅通的政治参与渠道及连接国家体系的职能身份。对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来说，他们所依托的 “两新组织” 党组织建设起步较晚，工作基础比较薄弱，性质与功能相对单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远离单位，生活在新出现的与从前所不同的组织关系和制度环境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长期处于体制外的位置，导致一直以来缺乏有效对接体制的组织化通道，特别是自由职业人员。所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一方面经济相对独立，能力比较强，拥有较多知识和技能，视野宽阔。另一方面，在资源获取、权利保障、政治生活、公共参与中，他们又处于个体化、无序化的无组织状态，这使得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差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鲜明特征。所以， “二元体制” 和新的社会阶层自身的 “无组织” 状态是影响新的社会阶层差异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我们党历来有一个好办法，就是组织起来。”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共同之处，同时群体差异化特征明显，各分类群体之间特殊性又极强，且内部构成比较复杂，无视各阶层间的差异化会使统战工作缺乏针对性，从而丧失新的社会阶层应有的功能性。针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差异化特征，分层次开展统战工作，也有利于促进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有规模、有层次的科学架构形态。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内部层次性尤为重要，缺乏层次会造成社会虽稳定、但总体发展缓慢的状况。统战工作的中心就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服务是统战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有重点、分层次地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对统战工作的必然要求。为此，在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时必须考虑其群体差异化特征，将不同群体的自身特点作为开展工作的关键点，关注他们的利益诉求，凝聚智慧。必须针对不同群体结合各自特点来分类施策、精准施策、组织起来，从而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