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雨欣 苏明 陈佶玲
自2014年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以来，我国一直名列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20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经济体”排行榜前茅。2020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导向下，研究作为外循环主要因素之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后文称FDI）能否刺激国内消费这一内循环关键要素，有利于顺畅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衔接，助力实现双循环的良性互动。在“形成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视域下，FDI虽属需求侧，但其形成的生产能力却是供给侧的决定因素，研究FDI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利于探索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实现路径。
目前，关于FDI对消费直接效应的研究十分有限。尹希果、陈刚、付翔（2005）肯定了FDI是我国居民消费的Granger原因。罗良文、潘雅茹（2015）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发现“FDI能在不同时期促进东、中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但对西部居民影响不大”。陈金（2022）对双向FDI展开研究，表明二者协调发展对于城乡居民消费扩张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农村地区更为明显。此外，FDI所指向的经济全球化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结构的演化方向亦趋于一致（范金，2012）。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均认可FDI的消费需求拉动效应，但成果较少，时间较早。适逢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本文运用2008-2019年最新数据，从全国和东、中、西部区域层面展开研究，旨在为解决改革过程中的供需联动问题和开放发展中的内外联动问题提供政策建议。
部分学者指出，FDI并不直接作用于国内消费（隆国强，1995）。其对最终消费的影响，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进而提升国民收入水平而间接实现（杜江，2002）。现有研究也主要集中于FDI的经济增长效应而非消费扩张效应。因此，厘清FDI究竟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东道国居民消费，对于制定稳外资、促消费政策时，把准政策定位、畅通政策传导、提升政策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梳理已有成果，本文认为FDI对消费需求拉动效应的作用机制可分解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FDI的就业创造效应有助于夯实消费基础。FDI不仅新增就业岗位（张少为、王晨佳、吴振磊，2012；
张婷、高德婷、蔡熙乾等，2021）、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陈炎伟、张元钊、黄和亮，2021），还减少了所在行业的性别雇佣偏见（郑妍妍、李磊，2019）。就业数量、质量和公平的提升能够增加劳动收入，夯实消费基础。值得关注的是，FDI除就业创造效应外，还有就业损失效应、就业挤出效应和就业转移效应（张建勤，2005）。
第二，FDI的产业集聚效应有助于降低消费成本。FDI驱动我国产业集聚（冼国明、文东伟，2006；
凌晨、郑义、刘军，2013；
周材荣，2016）。一方面，理论表明，产业集聚引致的外部和内部规模经济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从而降低消费价格成本；
另一方面，产业集聚带动区域物流协同发展（乔志强，2009；
李春艳，2022）能够提高商品供应效率，从而降低消费过程成本。产业集聚通过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推动的市场机制健全和制度环境优化还有助于降低消费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被迫支付的隐性成本。
第三，FDI的区域协调效应有助于扩大消费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合理引导外资流向，有利于缩小区域间经济水平差距（罗余才、李功网，2000）、外贸水平差距（周玲、毛剑玮，2021）和城乡收入差距（郑磊、汪旭晖，2018；
戴枫、吕晓一，2018）。区域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民生福祉增进有利于将美好生活需要切实转化为现实需求，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培育消费新动能，打造消费新增长点。
第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推动消费升级。产业层面，FDI引入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技术溢出，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谢婷婷、李玉梅、潘宇，2018），改良商品和服务品质；
企业层面，FDI技术溢出的竞争示范效应能够有效推动企业创新（陈波、张程程，2022），打造商品和服务差异化优势。商品和服务的品质化、差异化发展既可以激发传统消费活力，又能够催生消费新业态，引领消费升级。
尽管各项作用机制并不互为前提，但其之间却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FDI驱动的产业集聚常与技术溢出效应伴生，而技术溢出效应不仅包含国际向国内溢出，也发生于国内发达地区向发展中地区的溢出，其又成为区域协调效应发生的动因。不仅如此，各项效应也存在时空异质性。如由于边际效用递减，FDI在沿海地区的就业创造效应越来越弱，甚至出现“逆转”（郭东杰、王晓庆，2013）；
门槛特征使FDI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各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周超、刘夏、黄显敏，2017）；
经济增长效应也受到当地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的制约（雷俐、李敬、刘洋，2020）。因此，研究FDI是否存在消费需求拉动效应及其地区差异十分必要。
（一）模型构建
结合前人关于FDI对当地消费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本文提出两点理论假设。
假设一：FDI会对当地消费起到推动作用。
假设二：不同地区的FDI对当地消费的拉动作用具有差异。
为验证上述假设，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i为省份；
t为年份；
Lnconsumei,t为被解释变量，是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数化处理。LnFDIi,t为核心解释变量，是外商企业投资总额的对数化处理；
Controli,t为本文选取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增加εi为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异质性，δ为控制时间变化不随个体变化的时间干扰项，μi,t为随机扰动项。
式（1）缺少对内生性和地区异质性的考虑，因此在对上述（1）估计时，结果是有偏且非一致的。本文将在固定效应模型中进行地区异质性分组；
同时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解决内生性问题。
（二）变量说明
由于西藏自治区以及港澳台地区数据缺失严重，本文采用我国30个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变量及其来源如下。
1.被解释变量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consume。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国内企业直接将商品销售给个人、社会集团的消费品的总额，是国内消费需求的最直观的表现指标。为避免伪回归，消除异方差，对consume进行取对数处理，使数据更平稳。
2.核心解释变量
选择外商企业投资总额（百万美元）FDI。外商企业投资总额是衡量外商投入的重要指标，其为发展跨国公司的重要投资额。同样对FDI取对数。
3.控制变量
物价水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传统理论表明，物价水平对消费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失业率（unemployed）。经济下行往往伴随较高的失业率，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导致居民减少消费。
城市化程度：每万人拥有公厕情况（ln_toilet）、市容环卫专用车辆设备使用量（ln_san）。环卫设施通常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推荐而逐步完善，居民消费水平通常也随着城市化的提升而提升。
交通基础设施：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量数（ln_bus）。该指标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化的重要体现，也是衡量各个不同区域居民消费模式、规模以及产业生产方式、成本等的重要内在驱动原因。
表1 主要变量定义及说明
（一）基于全国层面的实证检验
表2采用ols回归，模型（1）报告基准回归结果，FDI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在模型（2）、（3）、（4）中分别加入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以及控制变量。模型（2）依旧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模型（3）、（4）系数出现显著下降，说明遗漏变量使得系数被高估。虽然在模型（3）中核心解释变量不显著的情况，但是在陆续加入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依然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依旧证实了外商投资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同时本文注意到模型（4）中CPI与失业率的系数为负，与预期基本相符，且失业率在10%的水平下显著，以及城市化的衡量指标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对居民消费也存在显著影响。
表2 基于全国层面的实证检验
（二）内生性问题及工具变量估计
理论上，某地区依托大市场优势可能更具有FDI吸引力。即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则ols-fe的估计结果有偏。随后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进一步估计。
1.工具变量选取
2SLS估计中，工具变量分为两类：其一，寻找一个外部工具变量，参考傅元海，林建威（2021），基于各省1995年的外资投入情况构造工具变量；
其二，以滞后一期的核心解释变量作为当期值的工具变量，在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中，这是一种很常见的选取工具变量的方法。
1995年FDI占GDP的比重。参考工具变量的选取规则，要求工具变量严格外生、与内生变量高度相关并且具有排他性。本文借鉴傅元海，林建威（2020）的做法，将1995年外商投资占当年地区GDP的比重作为外商投资的工具变量。1995年，我国初步形成对外开放区域，《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也在同一年发布，为吸引外资带来蓬勃动力。因此，1995年外商投资占GDP比重对未来外商投资的吸引有相关影响。考虑到当年外商投资占GDP比重为不随时间变化的量，本文参考大多数文献的做法，引入各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进行调整，将外商投资占GDP比重乘以每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作为最后的工具变量。汇率是国际投资的影响因素之一，但是一国汇率往往并非一个省份可以控制，对各个省份来说可以视为外生。
FDI的滞后一期。在现有文献基础上，采用滞后一期的FDI作为当期的工具变量。滞后期的外商企业投资与当期值有较强的相关性，通过当期值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而当期的消费增长对前一期的外商企业投资则没有影响。这可以解决反向因果关系。但是，这种工具变量策略并不能有效地解决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问题。
2.回归结果
引入工具变量后，回归结果如表3模型（1）对回归进行工具变量相关检验，在模型（1）的过度识别检验中，p值为0.5177，不拒绝“所有工具变量都是外生的”原假设；
在弱工具变量的检验中，F统计量为24.908，远大于10，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模型（1）系数比表2中模型（3）大，考虑到存在的遗漏变量偏误，在表3的模型（2）中加入控制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过度识别检验p值为0.4231，F统计量为24.6518。外商投资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并且城市化水平与用失业率表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消费均显著相关，系数符号均符合预期。失业率越高，伴随居民消费的下降；
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居民消费水平随之上涨。
表3 加入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三）基于区域层面的实证检验
为探究区域性差异，本文将我国地区划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外商投资对当地的居民消费的影响会因为地区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进行地区层面的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5。
表4 我国东中西部省份划分
表5模型（1）、（2）、（3）分别对应东、西、中部地区。结果表明，只有西部地区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且系数值大于东、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外商投资在促进居民消费的效益中具有承东启西的特点，其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表现为优于东部次于西部，但中、东部FDI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下均不显著。可能由于在西部大开发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下，西部地区与周边及欧洲国家的国际交往不断深刻，与此同时人力资本快速积累以及经济发展加速推进，西部地区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相比其他地区而言具有显著优势。东部地区外商投资系数低且在10%的水平下不显著，可能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不需仅依靠外商投资招商引资，而是存在其他推动经济发展、扩张居民消费的支柱型产业。
表5 基于地域层面实证检验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一，改变样本容量，删除具有争议性的2008年-2009年的数据，以2010-2019年为研究时段重新进行估计；
其二，为了克服被解释变量衡量指标可能存在的误差，因此更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
1.改变样本容量
考虑到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存在可能会对我国居民消费产生影响，本文重新选取2010-2019年作为新研究样本期进行回归，再次检验外商投资对国内消费的影响，结果如表6中模型（1）。模型（2）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模型（3）最大似然估计。对比得出，外商投资对国内消费的影响依旧呈正向显著相关。
表6 更改样本容量实证检验
2.更换因变量衡量指标
考虑到外商投资对国内消费的影响存在地区溢出效应，即同时对A、C两地进行外商投资，C地存在的相关优惠政策（例如免税店等，A地无），吸引A、C两地居民均在C地进行消费，由于A地居民促进C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升，但A地居民在本地的消费可能因此减少。即A地的外商投资，对A地居民的消费的增长未落实于当地，同时C地的消费增加不止来源于本地居民。因此便出现，A地的外商投资增加，但是对当地消费的促进作用似乎不够显著，但事实上，外商投资对消费的促进依旧是存在效果的。
本文上述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国内消费的衡量指标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导致上述外商投资空间溢出问题的存在，因此重新进行被解释变量衡量指标的选取，将“人均消费支出（元）”作为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通过人均消费水平的变化，避免上述外商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
表7中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替换为人均消费水平，外商投资对当地消费的促进作用依旧正向显著，系数略小，外商企业投资对人均消费水平的影响较弱。基本印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后，F检验值为24.6518，不存在弱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p值为0.423，符合外生性假设。最后，最小二乘法的系数估计与最大似然估计系数基本不变，进一步论证模型的稳健性。
表7 更换因变量衡量指标实证检验
（一）结论
本文基于2008-2019年各省份宏观数据，深入分析了FDI对于当地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
从全国范围来看，FDI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FDI与消费的联动，反映出供给侧与需求侧、外循环与内循环的联动。
从地区差异来看，FDI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FDI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最为显著，中部次之，东部最弱。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决定了其作用受当地资本存量影响，东部资本存量最为充足，西部最少；
二是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相对高级，与FDI所代表的产业更多表现为竞争性而非互补性。
（二）不足
本文在数据的搜集与选取上，可能存在数据不足等情况影响变量的选择，以至没有充分考虑其它内生因素的影响，例如某城市贫富差距、国家宏观政策等，导致控制变量的选取不充分、不全面，衡量指标选取不够准确；
在模型建立上，本文尚未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讨论FDI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空间联系以及关联性，以至可能存在的空间依赖性将导致结果的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