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全有，李文洁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近些年来河南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出了一批成果，其中有涉及豫籍留学生及革命家群体的，如杨晓军的《豫籍留日学生与河南辛亥革命》[1]和《辛亥豫籍革命家群体与中共河南党组织的创建》[2]等；
有关于辛亥革命诗作的，如赵广军的《诗话与史话——〈清华集〉中河南辛亥革命诗作考述》[3]668-692等；
有研究开封起义的，如李南海的《河南志士与辛亥革命——以开封两次起义为中心》[4]577-592等。至于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需要强化。比如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问题，学界往往着意于开封起义作为河南辛亥革命的标志，而开封起义无论是发生时间还是规模都不具有领先位次，以至于河南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受到漫忽。然而，这只是就表象而言，若从实相来看，则又另当别论。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史料，重新审视河南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以期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河南辛亥革命虽是以开封起义为标志的，但事实上，在开封起义之前，河南就不断进行革命尝试，早期革命组织和新式报刊的创办，与后期革命的发轫构成了一个完整体。
(一)创建革命组织并策划起义
从19世纪末到1905年，是辛亥革命在河南的发端阶段。这一时期，革命的中心主要在新蔡，其革命力量主要是一批正在觉醒和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如阎梦松、刘积勋、刘纯仁、任芝铭等人。1900年，阎梦松考入开封武备学堂，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结识了众多致力于革命的知识分子，并于1902年与张应举、刘积勋等人成立秘密革命团体——“豫南学务研究会”，“以学务研究会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其实凡参加学务研究会者，大部是同盟会员”[5]75。
此外，刘积学在开封与车钺、王梅溪等人创办“半日学堂”，作为秘密革命机关，除教授普通课程外，还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培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骨干力量。但半日学堂仅存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就停办了，秘密革命机关也随之转移至开封武备学堂，阎子固、刘醒吾等十余人与刘积学在此密商革命计划，即“议定毕业后共投袁士廉翼长部下充下级军官，联合各部队，实行革命”[5]18。
不仅如此，一批豫籍留日学生也有力推动了辛亥革命在河南的爆发。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曾言及：“河南省革命之动机，实以该省留日学生为主脑。”[6]281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翌年，河南籍留日学生刘积学、阎效泉经中国革命同盟会总部书记曾绍文介绍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并开始相关活动。同时在日的还有河南籍学生张钟端，在日留学期间，张钟端加入了同盟会，攻读学业的同时从事革命活动。他们首先创办了一批教育机构作为早期的秘密革命组织，如刘纯仁于1907年于开封创办的中州公学、李锦公创办的大河书社等。同时为筹备河南革命活动，1908年东京河南同盟会支部派杜潜在开封中州公学创建河南同盟会分部，发起各县分会，秘密吸收会员，“借中州公学之掩护，活动甚力，不多时入会者200余人”[7]459。同盟会支部创建后，革命党人曾发起过多次偷袭军警活动，但都以失败告终。同盟会员自知自身力量弱小，在秘密壮大自身实力的同时，也将联合的目标转向了当时民间秘密会社力量，并策划了多次起义，但都未能取得成功。
(二)创建刊物以进行舆论革命
为促进革命思想传播，革命党人还积极参与创办刊物，并发表言论宣传新思想。1906年车钺等人创办《豫报》，以“改良风俗，开通民智，提倡地方自治，唤起国民思想为唯一目的”，为家乡立言，“专供我河南父老兄弟批阅，作扩充见闻之用”[8]435。但《豫报》的编辑和发行人员除进步人士、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外，还有保皇党人的加入，成分较为复杂，因而呈现出革命性不强、导向混乱的弱点，于1907年12月逐步停办，改创《河南》杂志。
张钟端于1907年在刘青霞的支持下创办《河南》杂志，《河南》以“牖启民智，阐扬公理”作为办报宗旨，立足于时局，宣传革命。并邀请鲁迅等人为杂志撰稿，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08年5月第四期《河南》杂志出版并明确提出要革命的意图：“一纸请愿书，固为无效，即以多数舆论，多数政党而徒为是和平之行动，其要求亦必无功。故欲大告成功，完全以达其要求之目的者，则舍革命军而外，更无他道以处此也！盖吾为此言，吾非好为暴动而不惜流血之惨状也。吾实见夫非此不足以达此目的。此目的既不能达，则召此恶劣政府之残刻，施其荼毒，肆其淫威，今日此省数十万遭彼酷刑暴罚之惨，明日彼省数百万被彼刀锯斧钺之苦，加以放任国事，则列强环视，而亡种之祸又迫于目前而不可须臾缓。此诚我平民存亡之秋，出于万不获已之行为。盖与其坐以待亡，何如早自亡之为愈。况所谓革命者，不惟足以救亡，且即为振兴之一导线耶！”[9]297革命主张鲜明而热烈。
张钟端还亲自撰文，在《河南》上发表《平民的国家》《劝告亟行地方自治理由书》《蝶梦园诗话》《对于要求开设国会之感喟》等文，主张彻底之“平民的国家”，倡言：“今以此数千年专制之恶政府，挟其威，操其武力，以肆行漫无拘束之势，我平民一旦欲解其权，扫其威，使其与我平民相等……舍革命军而外更无他道！”[10]99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后人在对其评论时指出：“在清政府专制之下，非胆识具备者，不能发此论也。”[11]86流露出对张钟端的敬佩之情。
通过创建早期革命组织与新式刊物，“由此河南人民知识大启，始有种族革命之思想”[12]352，为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利于河南民众的思想启蒙。虽然学界普遍认为开封起义是河南辛亥革命开始的标志，但事实上，革命党人此前所做的努力确实不容忽视，这为后期革命活动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和舆论基础。总之，河南辛亥革命需要整体理解，不能单单以开封起义来论断河南辛亥革命的早晚。
辛亥革命是以城市起义为主要方式，而中心城市的起义又是重中之重，这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然而，中心城市之外的革命亦应纳入视野之中。在河南，除省会开封外，其他地方如洛阳、信阳等地以及豫陕边区等都或早或晚地产生了革命火种，形成了带有非中心城市起义的多样化革命方式。
(一)开封、洛阳、信阳等多中心革命网络
1908年杜潜从东京返回开封组织同盟会分部，以开封中州公学为据点展开秘密活动。杨源懋为校长，暴式彬任教务长，杨汉光等人为教职员，学生几乎全部加入同盟会。以后又于优级师范学堂、公立法政学堂分设秘密机关，筹划革命(1)河南省教育志编辑室：《河南教育资料汇编 清代部分》，河南省教育志编辑室1983年。转引自邹鲁：《河南举义》，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 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4-360页。。该校由此成了辛亥革命在河南的发难基地。
河南革命党人积极响应在全国组建革命力量的号召，于1911年春在开封筹办《国是日报》，于北京筹办《国维日报》。同年闰六月七日，同盟会员周德培奉命来汴，联络“仁义会”，组织“仁义革命军”，计划于七月十五日刺杀巡抚宝棻，发动起义。后因叛徒出卖，起义以失败告终。武昌起义爆发后，同盟会河南支部即在开封政法学堂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响应武昌起义的方案，后因新军二十九混成协协统应龙翔被宝棻扣押，导致计划失败[13]456。
计划失败后，革命党人又组织东、西、南、北四路起义武装，里应外合以期实现河南独立。东路以仁义会为主要力量，西路以洛阳王天纵部的绿林武装为主，南路以期占领南阳，北路谋毁黄河大桥，但因种种因素，都以失败告终。洛阳除王天纵部外，洛阳中学也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洛阳中学由杨源懋、刘粹轩等人创办，以办教育为掩护，策划革命，成为洛阳地区第一个秘密的革命活动据点[14]219。此外，在信阳地区，杨鹤汀创办的南阳公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南阳公学创建于1908年，杨鹤汀与同盟会员罗飞声及开封优级师范南阳籍学生共同创办。一面教书育人，一面联络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和学生，与武昌革命军秘密联系，并以《民报》《大汉报》为阵地，开展反清活动，在其影响下，该校一百五十多名师生先后加入同盟会，并购买洋枪上百支，准备待机起义，成为信阳一带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15]1。由是，革命火种不断蔓延，逐渐形成了以开封(中州公学)为中心的豫东地区、以洛阳(洛阳中、小学)为中心的豫西地区，以及以信阳(南阳公学)为中心的豫南地区，形成了豫东、豫西、豫南相联系的同盟会分会的革命网络[1]，革命力量几乎无处不在。
(二)豫陕边区革命
1908年夏，张钫在巩县小学窑洞中与河南盟友王伯功、刘镇华等人召开秘密会议，这次会议为秦豫革命力量的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翌年，张钫、杨勉斋、刘粹轩等人又密会洛阳中学，其会商要点主要包括：“(1)传播主义；
(2)联络地方武力(刀客)；
(3)运动新旧军队；
(4)在伏牛山区设武力基地；
(5)全省东西南北铁路已通，郑汴间不易起事，洛阳、南阳西连川陕，地利可凭，应注重在豫陕边区发动革命。”[7]459这一主张得到了革命党人的一致同意，这次会议之后，张钫入陕西，杨勉斋、刘粹轩等人在河南分头进行革命活动。革命的火种蔓延至豫陕边区。
辛亥革命在陕西取得胜利后，张钫成为秦陇复汉军东征大都督，率领部队进攻潼关并向豫西挺进。河南革命党人即在豫西分头联络地方武装势力，与东征军会合，壮大东征军的力量与声势。
开封起义失败后，河南陆军第二十九混成协司令部陆军警察教练所第一大队长徐廷麟回忆开封起义时指出，“成功与否原非革命志士所计，而忠义感召，却鼓舞了无数英雄豪杰。十一烈士虽在开封就义，而各地革命志士继起者则愈来愈多。如嵩县石言(字又謇)，当时正在鸣皋小学任教，闻武昌起义，即本其爱国热诚崛起响应，与当地绿林豪侠柴云升、憨玉琨、张治公等往来联系，密谋起义未成，旋参加张钫所率之陕西民军东征军。后来镇嵩军之成立，亦多由于石又謇倡导参赞之力”[10]46。在革命力量的感召下，仁人志士献身革命，致力于河南独立。
当时的革命党人已认识到，河南郑、汴等重要城市的反动势力十分强大，在省城举事不易取胜，故反其道而行之，从清军防守较为薄弱的地区开展活动，虽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其勇于尝试的魄力却值得称赞。
综上可以看出河南辛亥革命非中心城市起义的基本脉络、概况。需要强调的是，中心城市之外的多样化起义路径或方式，对于我们全面认识、评判辛亥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直以来，学界对河南辛亥革命的研究多以关注开封起义、豫籍留日学生、以张钟端为代表的革命烈士等为主，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而对河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在辛亥革命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关注较少、强调不够，甚而认为河南地处中原的位置造成了社会各界的“见闻寡陋”[16]19，导致河南革命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响。事实上，河南“绾毂南北”的地理位置，是重新认识河南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关键要素。
(一)双方势力争夺的焦点
河南地处中原，“绾毂南北”，地理位置优越，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都需经过此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与革命党人亦同样重视对河南的控制，河南成为双方势力争夺的焦点。对于清王朝来说，河南是北京的屏障，同时又是镇压武昌起义的基地和后方，兵员、武器和各种物资，都可以从这里接济和中转[17]797。而对于革命党人来说，河南处于武昌到北京的交通要道上，如能起义并独立，不仅可阻断入鄂清军的后路，截断湖北和豫陕边境清军的后路，使之“不战而降”，且能拆除北京清廷的屏障，以成直捣黄龙之功。因而河南被革命党人视为“南北关键”，也成为清政府防止武昌起义军北上的最重要的战略支点。
河南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清廷与军政府相互争夺之地。尤其是武昌起义消息传至河南后，为防止河南民众起义独立，清廷加强对豫省的管控，命令河南巡抚宝棻解除应龙翔的兵权，同时令张锡元率领第58标清兵南下布防，严防革命军北上[18]118-119。而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在前期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下，多数河南民众早已对清廷失去信心，故河南全境起事已经有蜂起之势。《河南官报》25期载道：“豫属土匪蜂起，几于全境骚然。”[19]148面对此种情况，河南巡抚宝棻上奏清廷指出，“惟近汉阳克复，武昌未复，沿江蠢动，边境骚然，因之本省土匪乘间滋扰劫掠横行，几于无县无匪，虽经添招营队，仍属不敷分拨”[19]149，故而请辞回乡。而河南咨议局也投机革命，一时间有“河南咨议局独立之谣”[19]122。接受过革命思想熏陶的河南民众，纷纷支持起义独立。
清廷与革命党人对河南的相互争夺，足以说明河南在辛亥革命全局中的重要地位。
(二)《鄂军政府檄河南文》等文告突出河南重要地理位置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于同月发表《鄂军政府檄河南文》。檄文先是指出了河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即“豫省民气，勇悍若斯，而大梁又为四战之地，京汉铁路，交轨于湖北，倘能与我同心协力，趁此时机，河南守其枢纽，湖北壮其声援，西则陕西，北则山西，东则山东、安徽，不难一鼓而应也。……且地处中区，尤当知夷夏之大防”。同时也呼吁河南同胞奋起反抗，“思亡国之宿耻，右助湖北，共成义举”，筑城伟业，“不有后至之羞乎”[20]37！同年11月，湖北军政府发布《“中华民国”军政府布告全国文》：“本政府用是首举义旗，万众一心，天人同愤，白麾所指，瓦裂山颓。故一二日间，湘、鄂、赣、粤，同时并举；
皖、宁、豫、陕，亦一律响应。”[20]9呼吁包括河南在内各地民众奋起反抗清政府统治。
河南民众受此影响，群情激昂，广泛印制并散发同盟会会员刘积学所撰写的《河南讨满洲檄》《河南留日学生讨满清政府檄文》。这二则檄文以激昂的文字控诉了清政府的罪行，号召民众“其各奋起，莫再迟疑”，实现“打倒满清，推翻专制，建立民国，欢乐无极”的愿景[9]276。
《鄂军政府檄河南文》等文告对河南的呼吁、动员，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河南地理位置之重要。
(三)时报评论其重要位置
1911年10月26日，同盟会在上海的机关报《民立报》发表社论，该社论首先论证了河南与湖北重要的位置关系：“然鄂、豫之关系，犹不止此也。北出襄、樊，直向宛、邓，则南阳、汝州之间，不足以限戎马。东出黄、蕲，进夺五关，而光、蔡一带，即在囊中。西出郧阳，横行伊、洛，则洛、陕诸城，不难立定。又况霍山之兵，应于东面；
汴京之城，危在旦夕。由是以谈，鄂豫之关系，岂非唇齿之密切哉！”[21]“唇齿”二字深刻道出了河南与湖北在地理位置上的密切。
其次，该社论更是从古至今极言河南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请更征诸古之言形胜者，河南据洛阳之险固，资大梁之沃饶，表里山河，提封万井。河北三郡足以指挥燕、赵，南阳、汝宁足以控扼秦、楚，归德足以鞭弭齐、鲁。遮蔽东南，中天下而立，以经营四方，此其选矣。是知河南者，得之则足以制东南之死命，不得则不足以图中原。虽古今时异势殊，不能拘执成法，然禹域大势，恒在西北，一旦有之，成功自易易也。”[21]将河南的地理位置在革命中的作用凸显无疑。
综上而言，河南以其贯穿南北的地理地理位置，使得河南辛亥革命史在整个辛亥革命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纵然前期革命党人已进行诸多革命准备，但以开封起义为标志的河南辛亥革命仍旧以失败告终。这主要是河南不仅处于清廷封建势力的控制之下，同时还处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的严密控制中，双重控制下的河南，其革命难度可想而知，这也是全国其他省份少有的。
(一)封建势力顽固，专制为虐
辛亥革命前，河南封建势力就十分强大。1901年清廷实施新政藉以强化专制统治，河南从1903年在全省招募壮丁改编绿营与省防营，并于1904年推行巡警制度，这些成为河南当局强化专制统治、镇压人民反抗的重要举措。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上下哗然，河南作为北京的屏障，“河南安则京师安，河南危则京师危”，为防止革命军北上，清廷立即令河南巡抚加强河南守卫。宣统三年九月初五日，内阁总理大臣寄河南巡抚宝棻上谕中写道，“御史麦秩严奏，豫省为京鄂枢纽，亟宜清土匪以遏乱萌一折。著宝棻按照所奏各节，切实防范，认真搜捕，以靖地方”[22]370。接到指令的宝棻立即将河南协统应龙翔禁闭起来，使其不能问军中事，并将其撤职。在北洋军南下时，还配合捕杀河南“爱国会成员”。同时还让标统张锡元带领五十八标南下布防险要之地，堵截武昌革命军北上[23]82。封建势力笼罩于革命党人的周围。
同年12月，宝棻因病奏请开缺，随之上任的巡抚为袁世凯的亲信齐耀琳，倪嗣冲为布政使司帮办军务，两人的上台使河南反动势力更加强大。齐耀琳为报答袁世凯提携之恩，因而只知有袁，不知有清，竭力反对革命，派汉奸柴德贵镇压革命党人的起义活动，并对省内各地的革命形势尽力镇压，一时间河南出现“鹤唳尽虚惊，鹰扬恣饱掠”的虚惊和专制恐怖局面[3]677，并于12月24日晨6时，下令杀害了张钟端等十一位革命义士，只有负责撰写起义宣言的省优级师范学生彭禹廷侥幸逃脱，起义宣告失败。
(二)北洋势力强大，革命力量不易进入
河南作为袁世凯的老家，也始终处在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官僚集团的严密控制下，革命党人不易打入。
甲午战后，袁世凯小站练兵编练起“新建陆军”，势力逐渐强大，并逐渐成为北洋军阀官僚集团的首领，不论是国内地主买办阶级还是帝国主义都对其格外倚重。武昌起义后其他各省相继独立，清廷为阻断革命军北上的门户，不得不重新启用袁世凯，并任命其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很多亲信都是河南籍，与河南的反动统治阶级和上层人士，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并且在河南军政各界都拥有较大的潜在势力，如河南巡抚宝棻是袁世凯的门生、齐耀琳则是其亲信。在袁世凯接管清朝军政大权后，对于河南的各种反动势力，都是一副强效兴奋剂。在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后，河南的各级官吏和立宪党人却始终跟随袁世凯反对革命。这就使得河南革命党人所面对的敌人，不仅较之南方各省远为“强大”，而且也更为顽固[24]105。
此外，与其他各省依靠新军起义为主不同，河南新军系由袁世凯小站练兵后招募豫人所编练，故新军力量也处于袁世凯的掌控之中，无法与其他各省一样为革命作出应有的贡献，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河南革命的不易成功。
处在清廷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的双重控制下，河南发动革命的难度可想而知，但革命党人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勇于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值得推崇。
在河南辛亥革命的历史上，涌现出了无数的革命烈士，其中既有张钟端这样的优秀领导者，也有很多无名者，他们为河南的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河南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
以开封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其结果虽以失败告终，但其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河南地区除拥有十分浓厚的封建势力外，作为袁世凯的老家，北洋势力也十分强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河南辛亥革命者能够突出重围，培植出革命的火种并逐渐壮大，这对于一个深居内陆的省份来说实属不易。首先，对于河南本省来说，辛亥革命的爆发沉重打击了河南旧有的封建势力，“查辛亥革命，为推翻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政体之一大革命，结束过去之陈腐政治，创开将来之新局面，实为中华民族新生命史上之开始，其意义至为重大”[25]。其次，对于全国革命力量来说，河南辛亥革命的爆发壮大了全国的革命力量，为南方革命党人进入北方打开了门户，有力支援了全国的反清革命。
(二)彰显出河南革命者的英勇无畏精神
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都纷纷响应，作为“绾毂南北”的河南来说，为响应全国的革命势力，以张钟端为首的辛亥革命者也在河南地区举起了辛亥革命的大旗。为发动起义，开封同盟会的部分会员曾召开秘密会议，联络民间武装。尽管起义计划经过秘密部署，但还是在起义前夕被清军巡防营通令柴德贵得知，最终起义以失败告终，参与辛亥革命的人员部分被捕，还有部分人英勇就义。面对封建势力和北洋势力的双重威胁，辛亥革命者“发难起义，欲求成功，当然是不可能的”[26]。但其精神令人钦佩，正如1935年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在举行辛亥革命公祭演讲时所说，“当时十一烈士及曾与十一烈士同役举义诸同志的忠义正气和勇敢壮烈的精神，直可以动天地，泣鬼神，其光辉，实足照耀千古”[26]。对河南革命者的英勇精神给予肯定。十一烈士就义后，其碑文对其这样评价：“爱新秉国，虐焰煊赫。统传十世，年历三百。光复旧邦，义取乎革。大张挞伐除稗秕，时不济兮势不与。誓慷忾以报国，岂见义而袭取。”[27]3指出辛亥革命者是为国就义，对其给予了较高的称赞。
(三)促进了民主思想的进一步传播
河南辛亥革命虽以失败告终，却为河南后期的民主革命奠定了重要基础。以《豫报》《河南》杂志为中心宣传阵地，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对于启发民智、促进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具有重要意义。大批革命组织的创建也为后来的革命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力量基础，大批革命党人从辛亥的浪潮中走出后，转而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加入中国共产党，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还有部分革命党人则投身于实业，创建了大批工厂，在河南境内掀起了一股兴办实业的热潮，为河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五个方面，我们认为河南辛亥革命影响大且深远，历史地位不容湮没。百年已过，辛亥革命的历史依旧熠熠生辉，并一直在中原大地上绽放光彩。百年以前，辛亥豫籍革命家群体，在以河南为中心的政治舞台上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其结果虽不尽人意，但其宣扬民主革命的实践，对河南之后的独立奠定了重要基础，为近代河南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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