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苏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呈常态化出现的传播现象——网络谣言，伴随着疫情的发生而滋生、蔓延。从疫情引发的谣言舆情事件可以看出，网络谣言是以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为主要传播载体，蓄意编造出具有普遍关注价值的信息来引发公众产生情绪反应，使之得到迅速传播。
谣言既出，危害即生。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泛滥，污染了网络信息传播环境，扰乱了网络舆论秩序，在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其治理的强烈诉求。如何应对涉疫谣言、做好辟谣工作，已成为主流媒体新闻舆论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提出了谣言的定义——缺少具体资料证实真实性与准确性的讯息，并提出了谣言流通量公式：R=I×A，即“Rumor（谣言）=Importance（重要性）×Ambiguity（模糊性）”。这个公式表明：谣言与事件的重要性以及证据的模糊性（亦称“证据的暧昧性”）成正相关，即事件越重要、证据越模糊，谣言产生的效应就越大。显然，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成为社会关注度极高的重要事件，利益相关者众多。包括自媒体在内的各种传播主体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疫情信息发布传播的形式与内容千差万别，动机不一、心态各异。比如，草根自媒体的“个体化叙事”和“选择性观察”，事件图景“移花接木”的视听呈现等，表现出十分明显的“证据的暧昧性”。
疫情期间，各种形态的媒体以多种方式发布、传播疫情信息，人人都可成为传播者，这种泛主体化的疫情信息传播极易滋生谣言。从各种渠道流出的谣言以网状传播模式进行病毒式传播，并迅速蔓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例如“双黄连口服液能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谣言在社会上传开之后，线上线下的双黄连口服液很快脱销。这种谣言的内容本身所具有的迷惑性（证据的暧昧性），很容易让缺乏科学认知的网民进一步转发、传播。
此外，还有民众的心理机制影响因素，即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民众的心理必然会处于恐慌、焦虑、不安的状态，出于对自身核心利益的关切（问题的重要性）而有着强烈的表达欲望，这种表达欲望体现在自媒体传播上，则会在事实选择上极易以一种非理性的逻辑（证据的暧昧性）来呈现，使谣言的产生有了足够强烈的心理动因，以此来寻求利益相关者的安全防护与焦虑情绪的心理解压。
谣言的流通量公式（R=I×A）表明，当“重要性”和“模糊性”的任何一方趋向零时，谣言也就不会产生，或产生了的谣言将会灭失。这个公式揭示：要想终止谣言传播或灭失正在传播中的谣言，就必须及时披露事件的真相，使事件关注度（I）消退，使证据的模糊度（A）趋于零，从而实现“谣言止于真相”。
（一）涉疫谣言传播力形成的撮合因素
网络谣言区别于传统谣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让受众陷入其蓄意制造与传播的内容而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以模糊对其他方面信息的关注，从而忽略事件本身的可靠性，其传播者之众、受众之广、重复度之高、影响力之大，让“以假乱真”的信息影响着受众的心理、改变着受众的态度、搅动着社会情绪。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催化剂的网络谣言，在承载信息的同时因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而极具鼓动性，能迎合受众、击中社会情绪，从而得以迅速传播与扩散。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形形色色的网络媒体以各种方式传播的谣言，正是以“流量变现”为目的，以击中公众的敏感点为目标，使之尽可能地被放大、被炒作。此类谣言传播表现出显著的特征：依靠短视频传播的迅速性、社交媒体传播的便利性传播虚假信息，且全域视角、多媒呈现，形成强大的传播力，已成为热度极高的新的传播现象。
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形成强大的传播力，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
1.技术赋权，准入门槛降低
在技术加持下，社交媒体平台和短视频平台被赋予了充分参与社会信息传播的权利，使之有了更大的媒介接近权，可以直接进行信息的生产、发布与传播，为谣言的滋生提供了极大便利。
2.流量逐利，驱动信息编造
在流量诱惑下，能刺激用户情感的谣言信息会带来高互动率，在“流量变现”逐利驱使下，平台中的自媒体便有着极强的动机——对选取的图片或截取的画面进行指向性误导解读、争议性诱导关注。例如，以短视频碎片化内容拼接操作来迎合受众的偏好，不惜截取利用一些图片、画面按其心理预期来进行别有用心的叙述与阐释，引发受众关注。
3.圈层传播，情绪传染迅速
在网络时代的圈层化传播环境下，由于网民的信息辨识素养较低，为谣言传播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由于疫情背景下网民对于网上流传的各种事件信息更多的表现为围观的心态，极易因情感偏好而进行圈层化传播，使得涉疫谣言的扩散范围更大。
在以上三方面因素的撮合下，网络谣言的传播与扩散，让受众产生情绪反应，使被感染的社会情绪不断扩散并迅速传染。
（二）涉疫谣言传播力形成的议题设置
“敏感性”议题设置情形下的涉疫谣言，会迅速击中公众情绪而形成舆论热点。这就是基于“敏感性”议题设置下的谣言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分析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网络谣言的传播形态可发现，很多谣言都是以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平台为主要载体进行传播的、具有较高关注度的故事信息。例如，疫情暴发后的疫情扩散（防控措施）、情绪安抚（死亡病例）、市场供应（生活秩序）等方面暴露出的问题，极易引发矛盾冲突而触动受众敏感点、击中社会情绪，使得不实或虚构的疫情信息形成了被放大、被炒作的条件。这些涉疫谣言中，大多数以“有图有真相”的方式向受众呈现非真实事实情节的“社会现象”，其中的“自述型”视频带有强烈的煽动情绪，通过虚张声势、夸大渲染的方式聚焦民众切身利益，以此为暴发点来引发舆情。
上海网络辟谣平台对涉疫视频谣言进行梳理时发现，有的是假声音配真画面，玩的是“开局有画面，故事全靠编”，迷惑网民；
有的是拼凑毫不相干的新闻画面，并配以“同期声”，玩的是“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忽悠受众；
有的是“亲身”讲述不真实的事，玩的是“现身说法，信不信由你”，骗你没商量……诸如此类的“自述型”视频，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具有极强的煽动性。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谣言传播的议题设置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以涉防控“敏感性”议题设置制造谣言
这类谣言特征是：“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即配上经过处理的具有普遍关注度的图片或视频，以此叙事，传播虚假信息，散布涉疫谣言，形成关注能量。
2.以涉民生“敏感性”议题设置制造谣言
这类谣言特征是：“假借官方说事，让你信以为真”，即借用官方发布会图片或视频，嫁接与之毫不相干的信息内容编造“权威发布”，别有用心地“移花接木”，恶意造谣，制造恐慌，形成关注能量。
3.以涉名人“敏感性”议题设置制造谣言
这类谣言特征是：“有图有真相，看上去很真”，即制作与传播内容毫不相干的“假名人”图片或视频，以增加谣言的“可信度”，并通过别有用心的解读，形成关注能量。
4.以涉官媒“敏感性”议题设置制造谣言
这类谣言特征是：“官媒播报，不会不信”，即蓄意编造“重要信息”，伪装成“官媒发布”，引起公众猜测，形成关注能量。
当今的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传播者。在多元化、全域性的复杂传播环境下，主流媒体应承担构建健康的传播生态、形成热点信息传播制衡的责任，特别是在疫情背景下面对谣言泛滥要澄清谬误、明辨是非，承担“社会心态解码”功能。涉疫谣言舆情应对作为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主流媒体提出了更高要求。
主流媒体由于其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严肃性、专业性、权威性以及公信力、传播力、影响力，具有独特的优势，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可以有效开展涉疫谣言的辟谣工作，遏制谣言的滋生与蔓延，减少谣言带来的负面影响，引导社会舆论正向发展。
面对病毒式传播的涉疫谣言，主流媒体增强处突能力、实现有效应对的途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时度效，精准开展辟谣
“择时”“适度”“高效”是主流媒体有效应对网络舆情的三个关键。疫情背景下，主流媒体的辟谣工作在更专业地把控舆论导向方面表现尤为突出。通过快速介入、精准发布、持续跟进、高效回应，做到适时引导与适度引导相结合；
对形成舆论热点的舆情事件给予聚集性关注，积极主动发声，高频高效应对，打压谣言生存空间，阻断谣言扩散蔓延，将舆情引流至平稳状态，有效地引导了舆论的正向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主流媒体在谣言舆情应对中的积极作为，实现了与政府同频共振、精准高效地开展辟谣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拓展空间，提升应对时效性
在谣言露头之时，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方式迅速介入、强势干预。利用主流媒体的微信、微博、客户端等新媒体，及时发布公众关注度较高的权威信息，提供可靠信源、传播疫情信息、展现事实全貌，有理有据、全方位地回应公众重大利益关切。
2.注重亲和力，增强应对互动性
通过疫情防控领域具有高认可度的专家学者来开展辟谣工作，提升真实性、亲和力。同时，开展网络互动，让主流媒体、专家和网民等共同参与，扩大谣言治理的“合作圈”。
3.注重透明度，增强应对信任度
在实现疫情信息即时公开报道的同时，增加信息的透明度。以准确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发布真实可靠的涉民生等公众高度关注的信息，充分保障公众知情权，让真相得到传播，让谣言受到抵制。
4.注重可视化，提升应对接受率
通过制作辟谣专题海报、动画短片、短视频等，提升内容可视化，以受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播疫情信息、宣传防控政策、普及健康知识，引导公众科学认知，消除心中疑惑。同时，以准确的语言表达、丰富的信息内容来实现辟谣信息的精准传播和有效到达。
（二）构建联动矩阵，形成遮断效应
随着2018 年8 月29 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的正式上线运行，辟谣平台越来越多，辟谣力量越来越强大；
报纸、广播电视台等传统主流媒体与互联网企业共同加入“官方辟谣”,致力网络谣言综合治理，已初步形成传播力强、影响力大，覆盖多终端、多账号的联动辟谣矩阵。这些平台通过发布手机海报、制作剧情条漫、开设辟谣专栏等方式，引导广大网民增强辨别是非能力，营造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的良好氛围，形成谣言传播的遮断效应。
上海发生疫情期间的舆情专报显示，从疫情发生、发展到控制的过程，信息传播都体现了明显的特点——全域视角。期间，主流媒体的新闻信息发布平台强力发布的短视频类疫情信息，聚焦封闭状态下生活物资保障、群众生活状况、复工复产情况等，全方位持续跟进、全域视角传播信息，让真实信息在最短时间占领舆论空间，有效避免了谣言的滋生和传播。与此同时，主流媒体的新闻公众号纷纷开设辟谣专栏，高频发布诸如“关于上海疫情，这些都是谣言！”之类的信息，并配发警情通报等，对社会上出现的谣言进行密集式辟谣，达到良好的辟谣效果。
（三）控制主流话题，引导舆论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公众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产生了极大影响，公众因情绪刺激产生的恐慌反应的强烈程度，体现在舆论声量和热度上。面对疫情背景下的网络谣言，主流媒体必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议题设置上控制主流话题，在尊重新闻规律的前提下，通过改变传播方式、转变传播语态来控制舆论导向的偏移，从而改变舆论格局。
全民舆论时代的发声力量决定舆论的讨论方向。主流媒体在开展辟谣工作中增强发声力量、控制主流话题时，应掌握“两个等式”原理。
1.“议题设置=舆论源头”
新闻媒介可以反映、代表、引发舆论，也可以引导舆论的方向。新闻媒介设置的议题可衍生为公众关注的问题，因此可以成为舆论源头。这是媒体潜在的影响，也是其作用于舆论的一个重要手段。
2.“主流意见=优势意见”
信息是公众意识形成的基础，通过持续不断的信息流作用于公众的认识来引导舆论，让公众形成意见态度的过程受到媒介信息环境的制约。
当今，主导舆论场和设置议题的主角已在悄然发生变化。主流媒体在抗击疫情宣传报道中，成功地实现了信息传播与舆论把控，有效地实现了疫情背景下的舆论场主导。疫情期间，主流新闻网站的新闻热点更多地体现在公共话题的活跃度上。例如，众多商业网站高频度地呈现这样的醒目标题：“党媒辟谣：……”“党媒发文称：……”“党媒发文批：……”等等。如今，在众多的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上，党媒“国家队”占据着优势，从新闻标题呈现的“亮度”到内容表达的清晰度，从新闻表达的语态到信息传达的语境，从网络界面的全媒体呈现到传播内容的价值取向，都十分接地气、识烟火、贴民心。
疫情期间党媒的新媒体矩阵的突出表现引人注目，在复杂多元的传播生态环境中成功地实现了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例如，涉疫谣言的调查与核实、查办与惩处等，均成为新闻热点，从第一时间的信息披露，到最终的论定，党媒占尽优势。例如，对于谣言涉及的敏感话题和舆情事件的介入、讨论、阐释、分析，党媒均成为了网民最受关注的信息接受渠道。
疫情期间表现出十分显著的传播现象——在热点事件、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很多独家新闻都来自党媒的新媒体平台。这种现象充分表明：在疫情背景下的舆论斗争中，强势介入、强势发声、强势引导的突出表现，让主流媒体深刻改变着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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