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宏春，戴铁军
（1.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天津 300074；
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10；
3.北京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12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色，符合地球资源环境承载力要求，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反映了党的二十大报告高瞻远瞩、系统谋划，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路径，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文化是文明的精髓。人与自然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议题，生态文明建设本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意蕴。
1.1 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
在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人对自然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采取了不同态度，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依赖自然、顺应自然、开发自然、掠夺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等阶段的变化。
史前文明时期：人类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原始社会，对自然认识不清，人必须也不得不依附于自然界，人的食物和衣服采摘于自然界，人也任由自然界的摆布，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依存关系，“听天由命”是经典说法，世界各地存在的“图腾”就是例证。
农业文明时期：人类通过简单生产工具从大自然获得所需的一切，又要依赖自然，在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承受自然界的各种灾害袭击。耕作、水利和园艺出现后，农业成为社会经济基础；
在青铜器、铁器使用及农业、畜牧业出现后，出现局部生态环境问题。但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有限，人与自然关系处于一种被动适应状态，“靠天吃饭”是经典表述。
工业文明时期：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以瓦特发明蒸气机为标志，出现近现代大工业生产，人类自信心爆棚，信奉“人定胜天”，试图“征服自然”，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掠夺，既对大自然造成破坏性灾难，也招致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出现了能源危机、物种消失、环境污染、海平面上升等全球性环境问题。
生态文明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人类干预能力超过自然界的再生和自我平衡能力，自然反过来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开始反思传统发展方式，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的价值取向[1-2]。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形态及主要特点概括列于表1。
表1 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形态及其特点
1.2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及其方法论的论述非常丰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论与根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自然系统的多样、稳定和再生性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人的存在是自然系统的有机部分和发展环节。人的劳动使自然系统的结构、性质、形态发生变化，并形成原初自然、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构成的复合系统。人的有意识活动，“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人一旦脱离自然，将无法从事任何有意义的实践活动[3]。
人在同自然界的互动中不断掌握、同化自然，并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发展为一种现实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既是人类在长期劳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真实而具体的对象关系，还体现为人与社会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也是将自身与动物、与自然区分开的过程[4]。劳动不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也是人与人相互影响的过程。人通过劳动同自然界发生物质变换，劳动不仅塑造了人的身体，还使人们在共同活动中结成生产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要满足自身存在和发展需求，必然依靠或受限于自然环境、自然对象以及自然影响和制约。人与自然的冲突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的属性决定了探索自然乃至地球上一切事物的目的绝不可能在于自然和地球本身；
自然界不过是资本实现自身价值增殖的一个环节。只要能满足自身的有用性需要，资本可以冲破一切限制，“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如果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尊重自然，将受到自然的惩罚。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5]
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构成和整体要求，突出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路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工业文明到来后，科技进步和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带来的现代性及其后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意味着对既有文明形态的否定或超越；
也意味着人类文明发展出新的品质和更好的形态；
新的文明形态代表了历史前进方向，而且具有“全人类”超越的意义[6]。
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人与自然关系、生态建设提升至文明兴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强调“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7]。人类只有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8]我们应以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地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根基。
党的二十大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特点，也有中国的具体特色，并体现在处理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做法和经验上。
2.1 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曲线关系具有共同性
一般地，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坐标上，横轴用人均收入表示，纵轴用环境质量表示，构成了一个曲线图；
这种关系曲线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指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质量较好，或环境污染程度较轻；
随着人均收入增加，环境污染程度逐步加重，或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增长而加剧；
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污染到达临界点或“拐点”，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程度逐渐减轻，环境质量逐渐改善。对于这一规律，国内外有很多研究，既有批评意见也有不同改善。总体上这一规律是值得肯定的。
对污染物水平或污染程度，国内学者做了细分：在经济起飞前主要是传统的农业，“三废”排放量低于环境容量，环境质量良好；
随着工业化、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发展，污染物排放量迅速增加并超过自然净化能力，污染程度达到最严重。其后，随着经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增长方式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扩大转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诉求增加，加之环境保护投入加大和技术进步，环境质量逐步改善[9]，详见图1。
图1 改进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本文作者曾经从行为心理角度描述了不同发展阶段，“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化关系[10]：“山”还是那座山，在欠发达阶段，人们为生存要“砍柴烧”；
在登山过程中，由于“饿怕了”，要乱砍滥伐；
在接近山顶时（相当于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人们看到“风景如画”，强调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事实上，保护“绿水青山”就是做大“金山银山”，破坏“绿水青山”就是损耗“金山银山”[11]。
习近平同志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从理念上提出认识的三阶段：“只要金山银山，不管绿水青山”，只要经济，不考虑环境，“吃了祖宗饭，断了子孙路”而不自知，这是认识的第一阶段；
虽然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但只考虑自己的小环境、小家园而不顾他人，以邻为壑，有的甚至将自己的经济利益建立在对他人环境的损害上，这是认识的第二阶段；
真正认识到生态问题无边界，认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生态建设成为自觉行动，这是认识的第三阶段[12]。
“先污染后治理”，是西方国家工业化时走过的路。伴随改革开放后的我国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现代化中逐步出现并解决的环境污染问题，在我国短期内集中爆发，呈现复合型、压缩性、累积性特点；
经过多年治理我国环境质量改善之快也是发达国家所没有过的。总之，我国环境质量经历了从良好、恶化到总体好转的变化，走了一条“跨越高山”之路。
2.2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与保护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3]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也是区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重要标志之一。
（1）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本质是责任到人。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的领导。生态环境关系我们党的宗旨使命，也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产生并发展壮大起来，在带领全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14]。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15]（以下简称《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自我们党诞生之日起，就带领中国人民经受了各种风险考验、付出了巨大牺牲，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
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5]。“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中国特色现代化治理机体和生命力，展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图景。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本质是将《环境保护法》中的属地管理责任到人，重点是“一把手”，是关键少数，并通过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来检验这一责任的落实效果。党的把舵领航，既可以防止政策执行走样、基层执行能力不够，又可以防止大量关停企业导致失业增加，埋下社会稳定隐患，甚至以新的问题取代旧的问题，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
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不断迈上新台阶。生态环境部门从组建之日起，特别是从国务院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开始，就试行齐抓共管、“一岗双责”的管理模式。1984—1998年，国务院设立环境保护委员会，主管副总理兼任委员会主任，每个季度召开相关部门协商会，国家环境保护局负责协调落实，成为“一岗双责”的雏形。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每年召开一次高规格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人口、资源、环保部门分别汇报相关情况，不仅体现了党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和重视，也在一段时间内收到了较好效果[16]。
实践证明，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只要“一把手”担负相应的政治责任，就能按照中央确定的精准治污、科学治污和依法治污要求，避免没有量化标准执法出现的“一刀切”“关了再说”等问题。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能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不断加强了党政领导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坚强领导。
（2）依靠先进理念引领，不同发展阶段解决不同的环境问题。
环境保护是我国最早与国际接轨的领域，清洁生产、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理念和实践引领我国的环境保护。从苏联援建的156项重大工程中安排综合利用项目，到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乃至“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反映出我国在理念上的与时俱进，经济发展不能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能不顾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毛泽东同志把除水害、兴水利作为治国安邦的大事，先后提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等号召，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启了新中国初期防洪、灌溉、疏浚河道等水利事业；
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出“绿化祖国”“实现祖国园林化”的号召，体现了系统思维和为人民服务的情怀[17]。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的相互影响驱动了理念创新，反过来又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科学指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资源环境容量能承受的限度之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后，1973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通过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使环境保护有据可依。1978年在《宪法》中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条款。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的32字方针中，“综合利用，化害为利”是循环经济的核心；
“依靠群众，大家动手”是公众参与的本土化；
“保护环境，造福人民”则是生态富民的最初版本。1983年底将环境保护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第三次全国环保大会明确三大政策和八大制度，奠定了我国环境保护制度基础[16]。
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入我国。1992年6月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后，中共中央9号文发布“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1994年3月发布《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加速我国经济发展，解决环境问题的正确选择”。1997年可持续发展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1998年党中央提出“退耕还林、封山绿化”，向全国人民发出“再造秀美山川”的号召。2002年，江泽民出席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国大会时指出，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目标才能得到实现。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2008年，《循环经济促进法》出台，要实施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方针，实现“从摇篮到摇篮”的全过程循环发展[17]。
以可持续发展、清洁生产、环境质量管理标准ISO1400等的推进为引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以及环保模范城、生态工业园、生态文明示范市等的试点示范，引领全社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开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局面。
（3）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以发展思路和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现途径。生态环境问题在发展中产生，也要在发展中加以解决；
国家政策重点与时俱进，既有计划分步骤解决问题，也创新发展理念，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并重，再到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建设生态安全屏障，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构建了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发展和保护协调的体制机制。
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前提。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只顾发展而不顾生态环境保护，也不能只顾生态环境保护而不发展。只有经济发展，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经济发展需要生态环境作基础，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无法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需要资金投入，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难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不顾资源环境容量，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容纳，经济社会发展难以继续。我国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有些地方却片面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导致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因此，我国提出“三同步”“三统一”规定，要求在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的同时保护环境；
以后相继在重点流域重点区域环境治理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关闭小造纸等“15小”污染型企业；
强调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保护的有机统一，从根本上融合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17]。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竞争力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生态环境标准淘汰落后技术、产品与产能，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开展生态设计，建设绿色园区和绿色工厂，培育新动能、新经济、新业态。积极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循环经济一头连着资源，一头连着生态环境保护，先后发布《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循环发展引领行动》和《“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以变废为宝、化害为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优化能源结构，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从68.5%下降到了56%；
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规模稳居世界第一[18]。一直将提高能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发展非化石能源和增加森林蓄积量作为约束性指标，近十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2年降低26.2%，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5%的经济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1月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2021年10月在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必须守好生态保护这条红线，走一条更高质量、更为公平、更加安全、更可持续的现代化之路。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污染防治攻坚战、“30·60”双碳目标等成为热词，美丽中国建设渐入佳境[19]。
（4）利用国家计划资源，集中力量解决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既是中国的特色之一，也是32字方针中“全面规划”的有机延伸。纳入规划计划有多个层次：一是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
二是编制出台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三是编制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
四是编制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规划等。
1982年，我国“六五”计划改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环境保护成为独立篇章；
此后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均覆盖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WTO）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加快，能源钢铁化工等的快速增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增加。“十一五”规划纲要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单位GDP能源消耗下降比例作为约束性指标，并分解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十二五”规划纲要纳入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资源产出率等指标，污染物总量控制范围扩大至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将减少8%、10%、8%、10%作为约束性指标。“十三五”规划纲要纳入大气质量、水环境质量等约束性指标；
“十四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基本沿袭了这些要求[20]。
从“十一五”开始，国家编制实施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主要包含节能、资源综合利用和污染物减排等领域目标指标。“十一五”期间，环保设施与电厂脱硫设施建设规模超过建国以来的总和，政策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严格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考核，地方加快了环境工程建设；
二是以脱硫电价为代表的经济政策，激发了电厂建脱硫工程的积极性。“十二五”期间的电厂脱硝工程建设加快，随后的雾霾多发引起社会对“脱硝工艺”的争论。
实施“十一五”到“十四五”环境保护规划和专项行动。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要求到2020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21]。2021年11月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发布，认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问题仍然突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艰巨，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因而需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宽广度，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22]
“九五”开始，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制定出台《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十三五”以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专项行动出台实施。与此同时，工业、农业农村、海洋、林草等领域规划计划，也涵盖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内容。总之，通过规划设定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举措。
（5）问题导向，解决影响群众健康的紧迫环境问题。
问题导向是环保工作重点的选择原则。列宁曾说过，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我国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战略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有水快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到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到党的十九大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23]。1998年实施的“一退三还”是环境政策转折点。“跨世纪行动”“零点行动”“向污染宣战”“蓝天保卫战”“中央环保督查”等，均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动员[23-24]。
我国最初的环境污染治理，从一些城市的黑臭水体治理起步。20世纪90年代，淮河污染引起社会关注。我国提出到2000年污染物排放总量冻结在1995年水平，实现环境功能区达标和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一控双达标”）；
严格控制新上项目新增污染物排放，所有新上项目增加的排放量由同一地区其他污染源等比例消减；
并开始实施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滇池、太湖、巢湖）和二氧化硫和酸雨控制区（两控区），后又增加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的污染治理工程（简称33211工程）。根据国务院部署，1997年12月31日零点前实现淮河流域所有重点工业企业废水基本达标排放，否则关停并转不达标企业。进入新世纪，面对一段时间内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垃圾围城、农村环境等民心之痛、民生之患问题，相继实施了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工程以及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满足群众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的诉求[16,20]。
改变传统的污染治理思路和方法，是形势使然。传统的污染防治是“末端治理”，常常是将污染物的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不仅要反复治理，而且也“费而不惠”，必须加以改变。在环境管理上，我国开始由政府的单一行政管控，到以命令控制为主、市场化手段为辅，再到命令控制与市场化手段并重的变化。在污染治理思路和措施上，由末端治理向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由浓度控制向浓度与总量控制相结合转变，由分散治理向分散与集中控制相结合转变，以适应环境保护形势变化的需要。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要求将协同增效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以促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和用地结构的优化调整，推动落实工业企业提标改造、燃煤锅炉整治、机动车提升排放水平等措施和要求，加快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和推广应用，用发展环保产业的办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为总抓手，解决同源存在的能源生产消费、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6）源头严防，过程严控，责任追究，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
实施机制的内在逻辑是，某件事情由谁来做、做的依据是什么、做的结果如何监督评价考核等。构建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损害严惩、责任追究制度，在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以形成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相互促进的长效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环节，从源头抓起，融入节能减排、生态环境保护、绿色低碳等发展理念方法，突出绿色创新与设计、绿色制造与生产、绿色采购与物流、绿色服务与销售、绿色消费与回收循环利用等，构筑“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产业体系，绿色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现途径[20]。
主管部门能力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法规逐步健全、中央环保督察持续实施，确保了中央出台的政策措施得到有效实施。从城乡建设部中独立出来后，成立国家环保局（1988年）、国家环保总局（1998年）、环境保护部（2008年，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生态环境部，保证了生态环境部门直接参与国家的政策协调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工作。
法制化进程加快。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集中力量制定了森林法、草原法和环境保护法等一批重要法律。1979年2月，《森林法（试行）》通过，确定每年3月12日为植树节；
1981年12月，《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通过，规定植树造林是公民义务。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经历制定、修订和补充等阶段。1979年9月，《环境保护法（试行）》通过。1983年后，水、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法》等颁布实施。1989年12月后，修订了环境保护、大气和水污染防治法，出台了固废、噪声污染防治法等。进入21世纪后，大气、水、固废、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相继修订，还制定了《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规，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更加完善[16,20]。
制度逐步健全。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相继出台，确立了生态文明“四梁八柱”制度[25-26]。国家发改委等联合出台《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建立健全自然资源、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全面节约、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监管等制度，并提出并实施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排放权许可、河长制、湖长制等制度[27]。2018年5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更提出生态文明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治理结构的要求[28]。
督察保证了政策落实落地。建立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按照督查、交办、巡查、约谈和专项督察程序，实现31省份全覆盖，对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行业进行专项督察。2006年设立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东、华南六大督查中心，作为派出机构，检查环境保护政策措施的执行效果。强化追责问责，特别是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实施，启动多轮中央环保督察，严肃查处生态环境保护违法案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7）大家动手，发动群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并付诸行动。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离不开宣传教育。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世界环境保护的最初推动力量来自基层民众的环境觉醒，没有公众参与就没有世界环境保护运动。1985年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开展“6·5”环境日宣传活动，1990年首次公布《中国环境状况公报》，1993年启动“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成为我国公众参与和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途径。2005年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成为公众参与决策的标志性事件。2007年第一次实时发布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公众了解到环境质量及其对健康的危害。
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树立。建设美丽中国，需要不断增强全民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需要动员全社会以实际行动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积极投身生态环境保护，在点滴之间汇聚起生态环境保护的磅礴力量。我国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逐步形成。随着生态环保意识日益深入人心，并上升为全民意识和自觉行动，从自己做起，从家庭做起，从小事做起。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文化和氛围，并形成相应的人文情怀[20]。
绿色消费成为居民优先选择。推广高效照明等绿色节能产品，鼓励全社会选购节水型水龙头、节水马桶、节水洗衣机等节水产品，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力度，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创建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商场、绿色餐馆等行动，合理控制夏季空调和冬季取暖室内温度。使用节能家电、就餐中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少用一次性餐具等，摒弃过度消费和用后即扔的不良习惯，广泛参与垃圾分类活动，绿色消费、低碳出行成为广大居民的自觉选择，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正在形成。绿色消费拉动生产过程的绿色化，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8）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
开展国际合作，包括从国外引进先进理念和技术、利用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的技援项目推广相关技术、利用国外低息贷款进行环境保护工程建设等；
另一方面，从本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开始，注重讲好中国故事，宣传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进展。作为引进国外先进理念的代表，《寂静的春天》《小的就是美的》等国外关于环境保护的启蒙性科普作品被翻译成中文；
作为引用国外先进技术的例子，我国最初的环境保护措施和工程建设，也都借鉴了国外的成熟做法和经验。
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开始向生态文明迈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并非不要既有文明的成果，如我国的许多优秀文化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而今仍然是醒世良言，而要逐步淘汰落后的、不良的文化糟粕。换言之，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并非不要物质文明、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是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同。在资本理性逻辑下，西方国家以文明冲突打破文明格局的相对平衡，试图建立文明与制度“同质化”世界，“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29]中国倡导的生态文明，兼容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特点，以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为世界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案例。
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案例，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大会，并发出中国的理性声音。习近平主席以全球视野、人类胸怀推动治国理政迈向更高视野、更广时空，参与气候变化重大外交活动，为《巴黎协定》达成、签署、生效和实施做出历史性突出贡献；
从“内促高质量发展、外树负责任形象”的战略高度提出，应对气候变化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这不是别人要我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以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30]。
中国的相关实践也引起国际组织的重视。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库布其生态财富创造模式和成果报告》被郑重推向世界。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发布；
2017年12月，把荒漠变林海的塞罕坝与库布其一起被联合国环境大会授予“地球卫士奖”[31]。联合国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大加赞许：中国用实践证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人类共通的生态文明理念[19]。
中国式现代化，将生态文明原则、理念和目标融入到现代化建设各阶段各方面，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给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要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表明，现代化既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也不存在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唯一性，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每个国家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19,32]。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注重借鉴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先进经验，也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与时俱进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则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浓墨重彩。
3.1 生态文明建设增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
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一度成为我国的文件表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现了一系列历史性变革，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经过“四个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等阶段探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33]。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始终是党代会的重大课题。
天在不断变蓝，水在逐步变清，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2021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87.5%；
全国空气质量指标PM2.5平均浓度从2015年的46微克/立方米降到2021年的30微克/立方米，成为全球大气污染治理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由2012年的61.7%提高到2021年的84.9%；
岸绿水清、鱼翔浅底的景象初步展现。地更绿了。2021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4.02%，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续保持“双增长”。沙化土地重点治理区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不仅体现在数据上，也体现在自媒体晒“蓝天白云”照片成为日常等方面[34]。
生物多样性得到逐步恢复。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重大生态工程深入推进，森林蓄积量连续30年保持“双增长”；
积极推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越来越多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得到更好保护。十年来，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大熊猫野外种群增至1800多只，亚洲象野外种群增至300只左右，云南野象旅行团北巡，“微笑天使”长江江豚频繁亮相，藏羚羊繁衍迁徙，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麋鹿重新建立起了野外种群等，生物多样性的恢复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学标志[19]。
3.2 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中的位置益发重要
突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经历一个整体性设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五位一体”等的完善过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奠定了根本性制度基础；
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后，伴随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来的西方腐朽思想、利己主义等，邓小平同志强调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为防范苏联和东欧的“和平演变”在中国重演，1997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要求。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05年2月胡锦涛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党的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把“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写入总纲，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报告单列篇章，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永续发展。2018年，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实现了党的主张、国家意志和人民意愿的高度统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实践指导、工作推动提供了基本遵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实践指引。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一位，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的一条重要方略，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当中的一项重要理念，污染防治是三大攻坚战中的重要一战。2021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在“四个一”基础上增加一个一：美丽中国是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的一项重要目标。“五个一”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彰显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19]。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人类文明形态的最新成果，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蕴，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对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的全新思考，也是对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方式、举措的系统部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准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所作出的重要论断。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有着本身的历史逻辑[19]。
4.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1）从历史逻辑看。
历史车辆滚滚向前。人与自然关系演进呈现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特点，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史。生态环境变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直接结果，也会明显影响人类文明的兴衰演替。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当人类尊重自然、合理利用自然时，自然能为人类提供必要的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当人类要征服自然时，自然会报复人类。“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从历史启示的角度；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从现实需求的角度；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未来愿景的角度，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什么必要的历史逻辑[19,35]。
（2）从理论逻辑看。
人与自然关系是辨证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一体性”原理，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承认自然界存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约束和限制，必须守住生态安全底线。“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为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破解了现代化与自然系统平衡的对立；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破解了人与自然的对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破解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立，展示了生态文明建设为什么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什么必需的理论逻辑。
（3）从实践逻辑看。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先行现代化国家“末端治理”的教训，有着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的共同特征；
更有中国特色，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需要持续稳定的生态系统支撑，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乃至人类文明的道路选择，走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坚持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阐明了我国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为什么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实践逻辑，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19,35]。
4.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续写了世界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书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绚丽新篇章，中华大地正展现天蓝地绿水清的亮丽景象。
第一，实现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36]。人类迈向现代化，国情不同，起点不同，路径不一。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是“先行者”，“西方中心主义”的路径和认知因而大有市场，也有着强大的制度性现代化话语权，尽管资本导向和利益至上的治理模式催生了社会撕裂、生态失衡等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式现代化的路径依赖，克服了西方现代化固有弊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全人类现代化提供了人民至上的现代化新模式、新选择。
第二，实现了对人类文明悖论的纠偏。“修昔底德陷阱”“文明冲突论”等思维和观念在西方盛行；
尤其是“修昔底德陷阱”几乎成为西方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铁律”，遮蔽了现代化国家文明形态的互补性及合作多赢的可行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中国式现代化，融入了“和而不同”之“同”、“美美与共”之“共”等优良传统中华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性反思和自觉超越，以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三，实现了共同价值再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37]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共同富裕、博爱、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体现了开放、包容、共商、共建、共享的崭新价值；
实行主体责任和共同责任，实现本土和世界、个性和共性的价值统一，为构建全球治理结构、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有效路径；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改变了民主、自由等价值主要由西方注解和支配的状态，拓宽人类共同价值边界；
倡导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共享的价值追求，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实践伟力[36]。
4.3 努力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我们，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引领中国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全球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继续贡献中国力量。
推动绿色发展，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发展，坚持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研究表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已进入中后期，虽然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在南方的一些城市，一旦遇到台风暴雨，“城中看海”成为特有现象；
城市的“适老性”“适儿性”改造刚刚起步，还有一些城市的建筑仍然是“砖混结构”，刚脱贫地区群众碰到新冠等“黑天鹅”事件仍有“返贫”可能。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和2050年的分阶段现代化目标；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能没有发展，绿色发展是必然选择。绿色发展不是不要发展，而是不能以资源环境为代价获得一时一地的发展，不能以环境污染为代价获得发展的数量和速度，而要实施全面节约战略，以高质量发展支撑高质量保护，以高质量保护增加高质量发展的成色[38]。要倡导并推进绿色消费，拉动生产方式绿色化，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源头减少废弃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发展与污染的“脱钩”。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推动草原森林河湖湿地系统休养生息，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提高城乡人居环境质量，提高人民生活和福利水平[19]。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国依然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这就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提供了可能。要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基本遵循，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建设、应对气候变化。虽然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一些城市大气环境污染仍未得到有效治理，一些城市黑臭水体“依旧”，对环境污染机理的认识尚不清晰，如一些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仍未摆脱“气象影响型”的这一定性，缺乏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认识大气污染这一问题，因而需要深化，至少在监测和评价指标上区分出雾霾天气对PM2.5的影响，而不必花力气“与天奋斗”。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把降碳放在减污之前，既反映了把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强度作为总抓手的现实需求，又凸显了降低温室气体强度和总量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协同治理，要点是重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手段是目标协同、任务协同、政策协同、监管协同，领域是工业、城乡建设、交通、工业园区、农业农村，途径是多领域深度耦合和产业配套。协同治理不是“一刀切”而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降低治理成本，提高发展质量。要攻克“废物是放错地方的资源”的技术瓶颈，基本消除城乡地区重污染天气和黑臭水体，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切实改变环境质量，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有机统一。
坚持以人民对美好环境的诉求为导向。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未来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大自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人在自然中诞生，也依赖自然而生存和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这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把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改善民生的着力点和发力点，要像保护眼睛一样守护绿水青山，展现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在生活水平提高后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诉求，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性制度。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为人民所共享。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市场经营开发等手段，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等的利益机制，以不断提高“绿水青山”守护者的收入水平。只有生态环境保护者、修复者获得应有的收益，才能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生态富民才能兑现，经济社会发展也才具有可持续性。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顶层设计已经面世，国务院关于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和相关部门、行业、地方的行动方案相继出台，给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行动指明了前进方向，划出了重点任务，明确了相应措施，关键在于落地落实。作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和消费国，能源是碳达峰碳中和的重中之重。在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双碳”目标，既要保障能源安全，又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特别要因地制宜，而不能“一刀切”“运动式”。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虽然我国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在下降，但煤炭的实际生产和消费总量一直在上升，对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无疑是“雪上加霜”。从现实出发，要研发煤炭的低温裂解、二氧化碳转化为一氧化碳的途径，加强现有煤电厂的“三改联动”，以提高煤电入网的灵活性。要依旧煤炭原料化和材料化利用途径，研发碳基材料功能，并拓展市场，形成“利用炭少排碳乃至不排碳”的能源生产消费模式。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形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电力体系；
加强智慧能源建设，重视温度对口、多元互补，提高能源结构低碳化水平。节约集约，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在能源消费端，要推进钢铁、石化化工、建材等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支持“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绿色发展；
讲好中国故事，用实际行动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美美与共”的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范例。
步入生态文明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让中国式现代化展现更强大吸引力、说服力、感召力。让我们携手奋进，立足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不断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猜你喜欢 中国式环境保护现代化 环境保护品牌研究(2022年29期)2022-10-15边疆治理现代化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1期)2022-03-16中国式民主环球人物(2022年5期)2022-03-07环境保护中水污染治理措施探讨建材发展导向(2021年15期)2021-11-05——评《中国现代化论》">中国现代化何以起飞和推进——评《中国现代化论》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2期)2020-02-18不要让中国式焦虑，废掉了你的孩子海峡姐妹(2018年7期)2018-07-27基于环境保护的城市污水处理中国资源综合利用(2017年4期)2018-01-22中国式教育的“逆袭”华人时刊(2017年23期)2017-04-18国内外环境保护的经验、做法以及给我国的启示中国市场(2016年12期)2016-05-17中国式性感舒适广告(2008年9期)2008-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