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鲁
（军事科学院 军事法制研究院 北京 100091）
提 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编纂是伴随着人民军队的前进步伐而发展进步的，经历了萌芽时期、草创时期和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军先后编纂了6版综合性军语。在编纂过程中，紧跟军队发展步伐、始终突出姓军为战、组织实施“联合作战”、打造我军优质科研品牌，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我军特色和实践特色。进入新时代，我军军语编纂工作需要准确把握军队建设发展的新形势，积极适应深化改革的新变化，探索创新新版《军语》的类目框架、收词内容、载体形式和编纂机制，奋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的编纂业绩。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以下简称《军语》）是经中央军委批准颁发全军统一使用的综合性军语集，是军队的规范化、标准化军事用语集成。其所收录的是全军官兵必须掌握的综合性军语和需要了解的各专业军语，具有准确性、系统性、权威性、规范性、强制性，对于服务备战打仗，推进军队建设正规统一，具有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军语》编纂是我军军语编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军语》编纂的系统研究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自此，军内不少专家学者对《军语》编纂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一是探寻了《军语》编纂的历史和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如刘伶（1990：141～151）对1972年版、1982年版《军语》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行了研究，李庆山（1997）对《军语》编纂的历史、主要特色和发展的基本规律等进行了梳理。二是探讨了《军语》编纂的地位和作用。如原媛（2014：131～137）对历版《军语》发展变化的影响及启示进行了考察，杨鲁（2020a：5～10）对《军语》的品牌价值进行了研究。三是探究了《军语》编纂的体系、任务、内容、特点、程序、方法、标准和要求。如康视华（1980）对《军语》编纂中的分类、选词、释义和编排问题进行了研究，周大军（2008：27～31）对《军语》编纂中的“军语定义及其特征”等问题进行了分析，黄英、雷智勇（2009）对《军语》编纂的规范化标准问题进行了探讨。四是探析了《军语》编纂的创新发展。如李苏鸣（2010：97～103，310～316）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历版综合性军语集编纂的继承和发展变化情况，韩韧（2013）对2011年版《军语》编纂的创新内容和特点进行了研究，等等。《军语》编纂研究成果对《军语》编纂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在新时代、新体制、新要求下，深入研究《军语》编纂的历程、特色和创新问题，对于进一步梳理军语编纂理论和实践经验、有效提高军语编纂质量、不断推动军语事业创新发展，进而为我军备战打仗提供重要基础支撑，是十分必要的。
《军语》编纂是伴随着人民军队的前进步伐而发展进步的，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始终是服务我军作战和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军语》编纂大致经历了萌芽、草创、发展3个阶段，由此深刻反映了我军军语建设逐步发展、正规化建设水平不断提高的历史进程。
（一）萌芽时期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在进行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时，创造了具有我军特色的军语，也引进吸收了部分苏联红军军语等外军军语。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编纂成集。
建军初期，我军沿用了旧军队的基本军语，除了作战、军制、训练、后勤等传统军语以外，还曾沿用了一些旧军队的称谓用语。1932年8月，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的刘伯承选译了苏联红军的部分军语，名为《军语解释》，其中包括“兵团、部队、分队、机动、包围、迂回、突破、火力配系、疏开、展开”（陈石平，成英1988：431～432）等一系列涉及部队编制和作战行动的军语，在当时多是沿用旧军队军语以及借鉴日本军语的情况下，对学员了解现代军语具有启蒙作用。刘伯承在红军学校期间，还把过去旧军队称呼的“伙夫”“马夫”“挑夫”改为“炊事员”“饲养员”“运输员”，“号兵”改为“司号员”，“传令兵”改为“通信员”，等等，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建军思想。与此同时，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担任军事教员的左权，也编写了《军语解释》，主要内容有“基本队形、应用队形、行军队形、疏散队形、战斗队形等”（王孝柏2012：72），作为教材发表在瑞金出版的刊物上，对加强红军的正规训练，提高军事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专门对中国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战形式——“运动战”下了定义，并做了外延说明。这一军语释义和由此形成的有关战略战术思想，为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先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对敌组织实施运动战指明了正确方向。毛泽东还创造了诸如“军事辩证法”“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防御”“游击战”等许多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军语，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体现在现行《军语》中，历久弥新，熠熠生辉。毛泽东和刘伯承、左权等老一辈军事家的上述贡献，对我军军语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奠基性和指导性作用，也开创了我军军语编纂的先河。
（二）草创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军开始进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阶段，强调“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加强“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2010：39），建立正规的战备、训练、工作、生活秩序。规范统一军语随之成为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一项有组织的活动。
1.第一部综合性军语集——《军语汇编》
1951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训部编纂出版了《军语汇编》（初稿）。该军语集设置“陆军”“海军”“空军”3篇（类目），收词4650条，附笔画索引和常用度量衡一览表。这是我军第一部综合性军语集，反映了当时我军建设的状况和军事理论体系，填补了我军历史上没有成型军语集的空白，对之后的综合性军语集编纂修订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也标志着我军军语使用规范化的开始。
2.第一部双语种军语集——《军语画一》
1951年4月，军事学院在刘伯承院长亲自领导下开始出版《军语通报》。刘伯承强调：“军语画一不是单纯的技术工作，或单纯的语法修辞工作，而是统一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的一项重要工作。”（陈石平1992：115）经过5年多的统一整理、编纂，《军语画一》（初稿）于1957年1月出版。这是我军第一部汉、俄双语种军语集，设置“陆军”“海军”“空军”“防空军”4个部分（类目），收词2545条。与《军语汇编》相比，在分类上更细，也更为合理。《军语画一》的出版，在军事学院的教学和引导学员使用统一的军语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进一步规范当时全军的军事用语起到了积极作用（杨鲁2020b）。
（三）发展时期
1958年3月，军事科学院成立，中央军委赋予该院“统一军语及对军语详解”的任务。自此，军事科学院组织协调全军各有关单位编纂了1972年版《军语》①全称即《军语》。（军内试行本）、1982年版《军语》、1997年版《军语》和2011年版《军语》等。我军综合性军语集经历了从薄到厚，从简装到精装，从单一版本到全、简两个版本，从纸质版到光盘版等的诸多发展和转变，成为我军正规化建设的基本规范，军事文化软实力的显著标志，军事科研领域的优质品牌（杨鲁2019），在我军战备建设、作战指挥、教育训练和部队管理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规范作用。
1.第一部全军统一使用的军语集——1972年版《军语》
1971年，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军事科学院开始组织全军各有关单位编纂“一本全军通用的，以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训练为主的，以及政治工作、管理教育方面的常用军语”。1972年版《军语》（军内试行本）作为第一部全军统一使用的综合性军语集，在我军军语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该版《军语》设置17个类目，收词1348条，附计量单位比较表，对当时全军统一规范军语的使用和解释发挥了重要作用。1972年9月，经中央军委批准，该版《军语》印发至全军部队连一级分队。
2.改革开放后编纂出版的首部综合性军语集——1982年版《军语》
1982年版《军语》是在我军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开始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的新形势下诞生的，是在1972年版《军语》（军内试行本）的基础上编修而成，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规范了军队作战和建设所需要的军语，也是首次在综合性军语集名称上标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该版《军语》设置26个类目，收词5227条。其中，增加了关于局部战争、遏止战争和军事科技等方面的词目共3879条。该版《军语》在综合性军语集中首次编配随文图表，配图168幅。此外，还编制了词目笔画索引。1982年1月，该版《军语》经中央军委批准，首次由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颁发全军试行。
3.首次分为全本和简本的军语集——1997年版《军语》
1997年版《军语》为适应新时期我军建设的需要，在研究十多年国内外形势、科学技术、国防与军队建设等客观情况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对1982版《军语》进行了全面修订。在分类上做了必要的调整和修改，设置29个类目；
收词6562条，增收了大量新出现的并已相对稳定的词目，共3682条。该版《军语》的释文和配图也根据新情况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增补和修改，其中配图（表）182幅，同时增设了词目汉语拼音索引。该版《军语》在历版综合性军语集中第一次分全本和简本两种版本，简本从全本中精选出2141条合成军队基层官兵常用词目编成。全本发团级以上单位，简本发营以下分队。1997年9月，该版《军语》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颁发全军施行。
4.首次推出光盘版的军语集——2011年版《军语》
2011年版《军语》仍保持综合性、通用性为主的特色，在1997年版《军语》基础上，根据军事实践的新发展和现实需要，设置26个类目，收词8587条，配图（表）195幅。其中，新增词目4630条，这些词目鲜明体现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创新发展，反映了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的迫切需要，展示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的崭新成果（杨鲁2019）。所有词目均标注了英文译名并增设译名索引，这在综合性军语集的编修历史上是第一次。此外，还首次研制推出了该版《军语》光盘版，使之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部电子版军语集。2011年12月，该版《军语》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联合颁发全军施行。
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军军语编纂工作紧跟军队发展步伐，始终突出姓军为战，组织实施“联合作战”，打造我军优质科研品牌，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我军特色和实践特色。
（一）紧跟军队发展步伐
准确把握军事发展的新趋势，积极适应军队作战、建设和改革的新变化，在军语内容和形式上敢于突破、有所创新、不断发展，是几十年来我军军语编纂的一个基本特色（杨鲁2013）。以综合性军语集框架修改完善为例。1957年版《军语画一》，在1951年版《军语汇编》设置“陆军”“海军”“空军”3篇（类目）的基础上，将1955年8月由防空部队正式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的这一军种，增设为1个新类目。1972年版《军语》则在“海军”“空军”和陆军的5个兵种共7个军兵种类目的基础上，同时增设了“军队建设”“战略战术”“进攻”“防御”“指挥”等10个新类目，改变了此前只设军种类目的情况，“《军语》体系初步形成，并做了明确区分：即既有合成军队共同用语，也有各军兵种、专业性用语”（李庆山1997），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初军队作战和建设的时代特点。1982年版《军语》在1972年版《军语》的基础上，增设了9个新类目。其中，增设的“空降兵”“防化学兵”“基本建设工程兵”等类目，反映了我军合成兵种的增加和合成化程度的提高；
将“导弹·火箭·核武器”类目修改为“导弹·核武器·航天器”类目，反映了军事斗争向太空延伸的趋势。1997年版《军语》在1982年版《军语》的基础上，将“进攻”“防御”类目，调整为“战争·战略”“战役·战役法”“战斗·战术”类目，反映了我军作战理论的发展；
同时增设了“第二炮兵”“防空兵”“陆军航空兵”和“国防科技”等类目，反映了我军军兵种建设的新发展、新展示和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战斗力的新要求。再如，在设置2011年版《军语》框架时，考虑到军队在非战争条件下面临的危机与突发事件处置情况和任务的增多，新增了“危机与突发事件处置”类目；
考虑到总装备部于1998年成立后，我军领导体制的重大调整改革和各总部机关职能划分的实际情况，新增了“装备工作”类目；
按照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推动军队正规化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的需要，新增了“军事法制”类目；
着眼于陆军军种建设的发展趋势，并在《军语》中体现我军4个军兵种的完整性，增设了“陆军”类目；
根据我军积极发展全方位的对外军事关系，大踏步地走向国际舞台，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实际，新增了“军事外交”类目。
（二）始终突出姓军为战
突出军事特色、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始终是我军军语编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战争是“国之大事”，军队的基本使命就是准备和实施战争。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能打仗、打胜仗”（中共中央宣传部2016：244），反映了军队履行职能的根本要求，是军队的头等大事。“《军语》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作战用语需要，即包括相当的作战用语词量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我军《军语》正是按照它本身这一最重要的使命来进行编写的。”（李庆山1997）在《军语》编纂中，始终把备战打仗用语作为重要内容。如：1972年版《军语》“以统一军语的使用和解释，以便于作战指挥和战备训练”为目的。1982年版《军语》“适应合成军队作战和训练的需要，充实了与合同作战有关的用语”，增加了“合成军队”“合同作战”“合同训练”“合同战术”“合成预备队”等许多新词目。在1997年版《军语》编纂时，我军已完成了从合同作战到联合作战认识的转变，提出要增强军队联合作战能力。该版《军语》收录了“联合作战”“联合战役”“联合指挥所”“联合演习”“联合保障”等许多与联合作战相关的新词目。2011年版《军语》紧密结合我军立足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以一体化联合作战为基本作战形式的新要求，新增了“作战（综合）”等类目，同时增加了许多含“战”的新词目，如“信息化战争”“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破击战”“非接触作战”“网络战场”“新型作战力量”等。全书所收录的8587个词目一共使用汉字1454个。这1454个汉字的使用次数从1次到1229次不等。其中，出现次数大于1000次的只有一个字：“战”，多达1229次（原媛，杨晓黎2014）。
（三）组织实施“联合作战”
《军语》编纂是一项涉及领域广、参与单位多、工作周期长、标准要求高的较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军队作战和建设的方方面面，涉及军委（原总部）机关、各军兵种等大单位以及军队院校、科研院所等，也涉及各专业领域和诸多知识门类。依靠全军各有关单位的智慧和力量攻关，组织实施“联合作战”，形成整体合力，是我军军语编纂工作的一个鲜明特色。《军语》的编纂自始至终得到军委（原总部）机关的重视、关心和指导，都有军委（原总部）机关职能部门、军兵种机关等大单位以及军队院校、科研院所等全军各有关单位的积极参与，凝结了军队建设和作战的理论、实践经验。例如，1982年版《军语》编纂，军事科学院经请示军委同意，组织协调三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委直属各学院、沈阳军区司令部，以及南京、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大连、西安、桂林、昆明陆军学校等全军近40个单位参加编纂工作。又如，为确保1997年版《军语》编纂任务的圆满完成，成立了由三总部机关人员和军事科学院有关领导等参加的编纂工作领导小组。军事科学院还专门成立了编纂组，并邀请了三总部、各军兵种和国防科工委等有关单位的专业研究人员共百余人参加撰写、编审。编纂过程中，多次征求了军委、总部机关有关职能部门、军兵种领导机关，大军区及有关部队、院校、科研机关等近百个单位的意见，反复修改完善。再如，2011年版《军语》编纂工作在全军军事术语管理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四总部、各军兵种、军事科学院等所属34个有关单位的数百名专业人员参加编纂工作。通过周密计划、科学调配，做到分工负责、密切协作、优势互补、全军动手、合力攻关，圆满完成了编纂任务（杨鲁2013）。
（四）打造我军优质科研品牌
质量是军语的生命。几十年来，在《军语》编纂过程中，全军各有关单位始终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意识，把质量要求贯彻到编纂工作的全过程和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精心组织、精心撰写、精心编审、精心出版，潜心磨砺，千锤百炼，把《军语》逐步打造成为享誉全军的优质科研品牌。例如，为确保1982年版《军语》的编纂质量，军事科学院将经过全军各编纂牵头单位审查把关的释文稿进行编辑加工，印发全军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挑选出一些重点难点的词条，刊登在《军事学术》等全军发行的报刊上，公开征求修改意见。又如，在1997年版《军语》编纂过程中，课题组认真贯彻落实“三准一精”（分类要准、收词要准、定义要准，定义要精）的编纂质量要求，先后到大军区和省军区机关及院校、集团军等14个单位进行调研，召开座谈会20次，从中了解1982年版《军语》在实际使用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听取大家对军语编纂工作的意见建议。在词目总表编制过程中，集中时间对当时新增的6700余条词目，逐词进行研究，提出增删、调整、定名、排列等具体意见。随后，与各类目编纂人员进行对口协商，并召开由各类目特约编审人参加的词目总表编制协调会，进一步协商研究、修改完善，确保词目总表的编制质量。该版《军语》编纂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在对词条送审稿进行审查把关时，提出其中一些词条存在释义不准确、同义（语）反复、过于精简、缺少内容、体现新情况和高技术战争内容不够，以及释义之间不均衡等问题，编纂课题组逐条研究、落实修改意见。再如，在2011年版《军语》总审过程中，全军军事术语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先后聘请110多位资深专家参加，历时一年，组织审查词条9100余条。在总审过程中，以抓质量为主线，依据《〈军语〉编修方案》和《〈军语〉编修体例》，对各类目词目释义进行了逐类逐条逐句逐字的审查，重点审查释义涉及政治性、学术性和保密等问题，从整体上把握处理好体例规范、内容准确、词目排列符合原则、词目汉语拼音和英文译名准确、图表按照要求等质量要素，并对有关学术问题做了反复研究讨论和认真细致修改，大大提高了总审稿的质量。正是由于追求一流、打造精品，1997年版、2011年版《军语》分别获得了全军军事科研成果特等奖和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优秀成果奖特别奖的殊荣。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军事学术话语体系”①王士彬《习近平向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授军旗致训词出席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解放军报》2017年7月20日第2版。等一系列新要求，为推进我军军语编纂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根据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的要求，新版《军语》编纂工作即将全面启动。这是进入新时代编纂的第一部综合性军语集，编纂工作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着眼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的需要，着眼反映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的需要，坚持在继承基础上创新发展，坚持科学、系统、准确、实用的编纂原则，坚持“统一领导、全军动手、专业对口”的工作方针，编纂出适应时代发展、体现我军特色，具有权威性和法规性的新版《军语》，为服务备战打仗，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重要基础支撑。
新版《军语》编纂应在继承借鉴历版《军语》编纂特色的基础上，科学创新类目框架、重视创新收词内容、努力创新载体形式、探索创新编纂机制。
（一）科学创新类目框架
《军语》类目框架是组织《军语》编纂的重要基础和基本依据。应着眼构建适应时代发展、具有我军特色的军语体系，服务新体制下备战打仗的需要，在继承2011年版《军语》类目框架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军事实践的新发展新变化新成果，遵循科学、系统、创新、规范、实用等原则，设置新版《军语》类目框架。应注重聚焦实战、注重创新驱动，根据军队领导指挥体制重塑、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优化、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深入推进的实际，突出体现“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新时代要求，同时参考借鉴新的作战理论体系和联合作战法规体系、新的军事科学体系和军事学学科体系、有关军种军语体系和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体系，对上一版框架的总体结构进行全面调整：增设新的类目、保留稳定类目、修改过时类目、删除陈旧类目。如增设“战备工作”“战区”“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等新类目，突出备战打仗这一主责主业，反映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的完善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建立健全。通过类目框架的创新，鲜明体现习近平强军思想和新时代军事战略思想、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体现所要面临的具有智能化特征的信息化战争新特点，反映军事领域的新发展、新要求，展示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新成果新变化。
（二）注重创新收词内容
收词是《军语》编纂工作的重要环节，对之后的释文撰写及审稿工作都有重大影响。收词后形成的词目总表是新版《军语》编纂工作的基础和进行释文撰写、审稿的基本依据。军语能够敏锐地反映国防和军队建设、军事斗争准备的新发展新变化。《军语》每一版修订的直接动因就是跟上时代发展、跟上斗争实践、跟上建设步伐，及时选收军事领域涌现的新词新语。因此，在新版《军语》收词过程中，应与时代同步，准确把握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发展，军事斗争准备的新变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新趋势，及时选收反映军事领域变化的新词新语。具体而言：第一，要把习近平强军思想内容作为首要选词对象，鲜明体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聚焦能打仗、打胜仗，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全面加强军队党的建设等强军思想体系的内容。第二，要把备战打仗的相关概念作为主要选词对象，鲜明体现新的战争形态、新的作战领域、新的作战原则、新的作战类型、新的制胜机理、新的作战编成、新的作战力量、新的作战样式和新的作战方法等内容，努力构建满足打赢具有智能化特征的信息化局部战争的军语体系。第三，要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作为基本选词对象，鲜明体现新的领导指挥体制、新的组织架构、新的力量体系等内容。第四，要把新的军事法规制度表述作为常用选词对象。新版《军语》作为法规性军事术语集，应与新的军事法规制度相衔接，及时收录其中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使新军事术语与新军事法规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三）努力创新载体形式
传播载体是军语普及使用的重要平台。当前，以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通信和网络技术、软件和系统集成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给军语传播载体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数字时代的今天，需要通过信息化技术的支撑，努力创新军语传播载体形式，积极适应广大军语使用者阅读方式的改变，不断提高军语普及使用的效率。具体而言，要充分利用数字平台、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研制新版《军语》电子版，研制军用手机移动客户端，以此使军语使用者在军用电脑、手机的屏幕上就能阅读使用军语的电子版本，确保军语的传播使用更加方便、快捷，更好地满足信息时代全军广大官兵对军语阅读使用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开发扩展为包含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动画等在内的军语多媒体形式。
（四）探索创新编纂机制
编纂机制是确保军语编纂工作有序进行、顺利运转的组织方式。经过多年的积极探索和不断实践，我军《军语》编纂工作已基本形成体系化设计、工程化实施、常态化发展的机制（杨鲁2017）。其中，体系化设计包括搞好编纂顶层设计，强化军语体系构建。工程化实施包括科学制定《军语》编纂工作规范，严格遵循《军语》编纂工作程序，认真组织《军语》编纂工作协调，有效提高《军语》编纂工作效率。常态化发展包括以需求为牵引，以增新求突破等。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进程中，全军军语工作的管理体制也相应进行了调整。在新体制下，军语编纂工作需要跟上改革大势、跟上建设步伐，创新发展“三化”工作机制，继而使《军语》充分发挥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一是推进军语编纂体系化设计日臻完善，按照聚焦备战打仗、兼顾建设管理的原则，创新完善《军语》类目框架，进而带动新版系列军语编纂体系建设。二是推进《军语》编纂工程化实施更加科学，要进一步完善“小核心大外围”的《军语》编纂组织模式，大力加强编纂队伍建设，探索创新《军语》编纂工作的任务赋予机制、审定发布机制、协调机制、保障机制等。三是推进《军语》编纂常态化发展步入正轨，要适应新时代新体制新任务，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开展深入调查研究，进一步探索创新《军语》编纂常态化工作的发展目标和实现路径，推动常态化工作有所突破（杨鲁2017）。
进入新时代，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重构人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军事政策制度，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我军依据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要求，坚决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面对新时代新变化，新体制新要求，我军军语编纂工作必须积极适应新体制、认真研究新情况、科学把握新特点、积极探索新规律、有效解决新问题，努力做到在继承中创新、在编纂中发展，奋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的编纂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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