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建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大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能否应对好这一大变局，关键要看我们是否有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
关乎世界、时代、历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全面的、长期的、巨大的，也是有其自身规律、逻辑的。应对这样的大变局，必须立足国际形势变化的大格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重大风险防范的大前提来统筹发展，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略来谋划工作。要做到这些，必须具有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
应对变局，首先要有识变之智。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万事万物无不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当变局尤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时，关键在于必须有识辨、判断的智慧，看清可能带来哪些机遇、风险和挑战。马克思、恩格斯说过：“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就告诉我们，任何变局都有利有弊、有危有机，弊中有利、危中有机。中华民族素有兴利除弊、化危为机的辩证思维和传统智慧。《道德经》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庄子·则阳》载：“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孙子兵法》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正是有了这样的思维和智慧，中华民族才将一次又一次危难转变成了前进发展的契机和动力，展示了化危为机、转败为胜的壮丽风景和独特魅力。今天，只要我们具有这样的思维和智慧，善于看到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内在逻辑和必然趋势，就一定能够从不利因素中找到有利条件，从危机困境中看到成功希望，进而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应对变局，还要有应变之方。变局作为一定时期、一定阶段的一种状态和趋势，通常会按照其固有规律演变和转化。但这种演变和转化，往往离不开外力的干预和推动。战争史上，许多化险为夷、扭转局势的制胜战例，无一不是胜战者随机应变、以变促变的结果。从经济领域看，历次危机几乎都是传统发展之危、科学发展之机。当经济危机发生时，经济规律总会自动产生调节作用，新的机遇往往会应运而生。若能及时把握、有效应对，就可以获得变革性发展。比如，新冠疫情给旅游、交通、航空、餐饮、商贸等行业造成极大冲击。但与此同时，医药、保健、纺织、化工等行业的市场需求陡然增加，无人零售、无接触配送等新商业模式悄然兴起，一些适应人们新的卫生养成和交往习惯的消费需求也随之产生；
即使是受影响比较严重的行业企业，也利用这个时机抓紧“充电”，练好内功，蓄势待发。
应对变局，更要有求变之勇。最好的防守是进攻，先手出击、主动求变，无疑比消极防守、被动应对的后手之举高明得多，有利得多，也有效得多。如果说识变、应变是一种被动行为的话，那么求变就是一种以攻为守、以变制变的主动作为。应对变局，使其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也不会轻而易举地成功，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进取、主动作为，勇于创造、顺势而为。这次疫情虽然对传统产业行业造成了极大冲击，但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兴基础建设的风口期却提前到来，对新的经济增长产生强劲而持续的推动。对此，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与新产业、新基建相关的工作部署，有关部委、省市和企业闻风而动，有些城市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基建、新消费、新产业、新都市等“系列行动计划”。这既是对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创新，也是对新的发展机遇的创造。可以预期，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必将在疫情后快速崛起，形成新的强劲经济增长点。如果各行各业都能勇于主动求变，善于捕捉和创造机遇，就一定能够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明者应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明察秋毫、洞若观火的卓越智慧，需要精准施策、措置裕如的高超方略，需要敢于斗争、勇于求变的非凡胆魄。这是真正的时代大考，我们唯有竭诚努力，才能交出合格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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