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辉，吴 尚，陈 昱
（北京大学a.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b.软件与微电子学院，北京 102627）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技术革命下运输成本、信息成本、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推动国际分工由早期的产业间分工、继而的产业内分工演进为当今的产品内分工。产品生产过程突破了地理制约的枷锁，在全球范围内分离和再构，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网络。这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带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一国不再必须从头建立起完整产业体系，仅凭借专业化从事某一部门内的特定价值环节或任务就可融入全球价值链条中，获取经济全球化的收益［1］。
过去几十年中，全球价值链的快速扩张带动了世界经济繁荣发展。1995年至2008年间，基于贸易衡量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由35.2%提升至46.1%，基于生产衡量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由9.5%提升至14.2%①数据来源：《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2021：超越生产》（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Beyond Production），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gvcdevreport_bprod_e.htm，纯国内生产活动占全球GDP份额不断下降，复杂的全球价值链跨境生产协作成为推动全球GDP增长的主要力量②资料来源：《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测度与分析》（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7：Measuring and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GVC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gvcd_report_17_e.htm。我国也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逐步成长为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二，制造业增加值世界第一，货物贸易总量世界第一的新兴工业大国。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由高速推进期进入深刻调整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各国间贸易摩擦加剧，全球价值链转向停滞与收缩。截至2020年，基于贸易衡量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为43.8%，基于生产衡量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为12.0%③数据来源：ADB MRIO数据库，https：//mrio.adbx.online。许多既得利益的发达经济体为缓解或转嫁国内矛盾，巩固自身地位，一方面力促价值链中加工制造区段回流，另一方面抑制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而发展中经济体在原有分工中面临的地位、收益、机会不平等问题不断累积，严重制约其可持续发展。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更加剧了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隔离措施与供应链安全战略的出台，制约了各个国家（地区）之间产品与要素的流动，降低了其在原有价值链上的生产效率，加速推动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进程。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价值循环的枢纽，如何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新优势，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是当前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命题。基于此，本文将在分析全球价值链演进的最新趋势和特征基础上，归纳总结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中的主要驱动因素，从而明晰我国所具备的优势以及所面临的挑战，探讨如何主动把握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促进企业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助力世界经济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
全球价值链在经历了过去三十年的快速扩张后转向停滞与收缩。从全球价值链参与率来看，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各类活动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均显著增长。见表1。而近十年中，除商业服务活动基于贸易衡量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有轻微涨幅外，其余活动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均呈现下降趋势，在初级产品与制造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表1 各类型活动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变动情况
从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来看，以全球进出口贸易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为例，在全球金融危机前，这些经济体基于前向联系和基于后向联系的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均呈现扩张态势。见表2。而近十年中，这些经济体基于前向联系或基于后向联系的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或多或少地呈现缩减态势，反映出全球价值链的收缩倾向。
表2 全球代表性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变动情况
在全球价值链发展转向停滞与收缩的同时，以下特征得以彰显。
（一）区域化属性日渐增强
全球价值链分工究竟真正是全球性的还是倾向于区域化的，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前就已有争论。研究发现大多数供应链贸易发生在所谓的“亚洲工厂”“欧洲工厂”和“北美工厂”［2］，全球价值链在空间布局上逐渐形成了“三个中心”的结构［3］。而近年来，区域化特征越发显著。其表现在于区域贸易协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这些协议涵盖的主题可以分为“WTO-plus”和“WTO-extra”。前一类属于WTO当前授权的条款，其中，缔约方承担超出其在多边层面接受的双边承诺如关税的降低。而后一类包括那些处理当前WTO授权之外的问题的条款，如对劳工标准的承诺［4］。可以看出，区域贸易协定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各国基于自身利益对于当前WTO条款限定规则的自我扩展。就其规模数量而言，进入21世纪后迎来了快速增长，如图1所示。特别是2020年至今，逆全球化思潮叠加疫情冲击，使其增长态势愈发迅猛。截至2022年9月，全球仍有效的区域贸易协定累计达到354个。就其空间分布而言，在全球范围内，欧洲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最多，高达159份。东亚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次之，达到101份。北美洲的协定数量达到50份，排名第四①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WTO），https：//rtais.wto.org/UI/charts.aspx。协议的数量也可以佐证“三个中心”模式的存在，欧洲与东亚的协议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区域，其区域内部价值链条较为完备。
图1 区域贸易协定发展情况（1985—2022）
区域化特征还表现在区域内部和外部增加值份额的变化。以全球三大主要经济区域，东亚及东南亚、欧洲、北美为例，将其总出口分解为国内增加值、区域内增加值、区域外增加值三部分，1995年、2008年及2016年的结果如图2所示。在全球金融危机前，1995年至2008年间，东亚及东南亚、欧洲的区域内和区域外份额都有所增加，北美的区域外份额涨幅明显，体现出更多的全球化特征。而2008年至2016年间，东亚及东南亚的区域外份额由17.2%大幅下跌至12.5%②数据来源：通过OECD TiVA数据库整理计算，结果如图2呈现。，欧洲的区域外份额虽轻微上升，区域内增加值份额下降，但区域内份额仍然是区域外的两倍，北美的区域外份额下跌的同时，区域内增加值份额轻微上升。当前，区域外部份额的普遍下降体现出了区域内部联系的增强，但更多的作用力源自于国内。
图2 全球三大主要经济区域内外增加值份额变动情况（1995、2008、2016）
（二）无形资产作用愈加凸显
无形资产包括与研发设计相关的创新资源、计算机化的信息数据、品牌价值与公司特有人力资本和组织结构等，往往与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环节相关，其影响力与贡献度日渐突出，正成为全球价值链的竞争焦点。对无形资产的控制集中，将使反映全球价值链中不同环节所实现附加值分布关系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③“微笑曲线”理论由Stan Shih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全球价值链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三大环节：生产前端的研发设计环节、狭义的生产（加工制造）环节、生产后端的分销售后环节。前后两端的环节与中端的加工制造环节相比，可为产品带来更高的附加值，从而形成了一条由不同环节与其所实现不同附加值间关系组成的微笑曲线。的两端趋向更加陡峭。这一作用源自于：对标准、技术和品牌实施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法律强制的专有控制，全球价值链网络外部性和无形资产收益增加引起的自然垄断力量，无形资产沿全球价值链的不均衡分布产生的差异性租金，以及对产业链活动加强控制产生的创新优势［5］。
在过去的25年间，根据Brand Finance评估机构的估计，全球无形资产价值从1996年6万亿美元增长至2021年超过74万亿美元，实现了1 145%的天文数字般增长。纵使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近两年涨幅依然达到近1/4①数据来源：Brand Finance：《2021年全球无形资产报告》，（GIFTTM 2021 Global Intangible Finance Tracker-an annual review of the world"s intangible value），https：//brandirectory.com/reports/gift-2021。在全球价值链中，无形资产的价值创造显著高于有形资产，测算显示，2015年，OECD国家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无形资产收益占比为27%，为有形资产的1.5倍，并且这一比例在2000—2015年间呈现上涨态势［6］。无形资产在全球价值链不同环节的收益获取与该链条的驱动方式高度相关。其中，生产者驱动指由生产者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形成本地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主导企业往往是拥有技术优势、谋求市场扩张的跨国公司。购买者驱动指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外销售渠道的企业通过全球采购和OEM生产等组织起来的跨国商品流通网络，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主导企业往往是很少从事商品生产活动的大型零售连锁店或品牌商［7］。研究发现，对于诸如车辆、金属制品和其他运输设备等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而言，无形资产收益主要在生产前的研发与设计阶段取得，占比近60%（见表3）；
对于诸如纺织品、家具、玩具和其他制造业等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而言，无形资产收益主要在生产后的分销与售后阶段取得，占比约50%［8］。这说明了主导企业正是通过对无形资产的控制获取了价值链中的巨额收益。并且对无形资产投资越多的企业往往效益越优，根据麦肯锡的研究，在全行业范围内，顶级增长企业的无形资产投资是低增长企业的2.6倍，而这一比值在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中增加至5-7倍②数 据 来 源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Getting tangible about intangibles：The future of growth and productivity，https：//www.mckinsey. com/capabilities/growth-marketing-and-sales/our-insights/getting-tangible-about-intangibles-the-future-of-growth-andproductivity？cid=cl4c-cml&consentparameter=true&sid=f1222963-fa1b-4ad6-a37b-c259abfaef85。
表3 无形资产服务出口影响下贸易流与收入流的差距对比
通过对无形资产的垄断，越来越多跨国公司成为“无工厂制造商”，控制外包的生产过程并保留其产品的所有权，强化了一种以外国合同制造商组装制造有形产品向国际客户出售无形资产服务的新商业模式。这种模式正挑战着当前传统贸易统计系统的适用性与有效性。以中美贸易为例，相关测算显示，2018年官方数据呈现美国向中国出口了总计405万美元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及手机，但2018年美国的苹果公司财报显示其在华销售额就高达519.4亿美元，见表4。一家公司的收入流与该行业的贸易流之比已超10 000倍，同样的现象也体现于服装和鞋类出口数据与耐克公司销售额中，这种荒诞的差距反映了无形资产服务出口在官方贸易统计中的遗失［9］。这是由于外国合同制造商完成组装制造后，直接将产品运往最终消费的国际市场，使得这些产品不需要跨越其所有企业的母国边境即可实现出口，“无工厂制造商”只需向海关申报制造成本，而产品所包含的无形资产增加值未曾计入任何国家的贸易统计数据。这造成了跨国公司参与全球化真实利得的隐匿，以及全球价值链活动的低估。
表4 无形资产服务出口影响下贸易流与收入流的差距对比
（三）发展模式分层与利益分配固化
当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参与了全球价值链，但其参与程度与所从事的主要任务参差不齐。欧洲和北美进行全球价值链的创新活动，东亚主要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先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而非洲、中亚和拉丁美洲则主要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商品贸易和有限的制造业。尽管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国家转型为更复杂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形式，如中国、印度以及东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由原先通过单一连接形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并处于低端环节，向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价值链转移，但却鲜见发展中经济体能转型从事创新活动的例子①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以贸易促发展》（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0：Trading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2437。以美国、日本、德国、英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仍通过对核心技术以及营销网络的掌控，主导着全球价值链的利益分配。
需要注意的是除显性的利益分配以外，事实上发展中经济体在参与全球价值链进行生产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生态环境方面的隐性投入。工业生产不可避免地带来对自然环境的负外部性影响。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为了降低环境规制的成本，将一些污染密集型产业从本国转移到亟需扩大产业规模的发展中经济体，使得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代替发达经济体进行污染排放［10］。另一方面，虽然领先的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对新兴市场的子公司有一定的环境指标要求，但随着它们的关系从全球价值链的一级合作伙伴转向规模较小的二级和进一步的合作伙伴，跨国公司对在新兴市场的子公司环境实践的影响减弱，企业可能出现过度的排污行为［11］。现有理论认为发展中经济体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时可以通过学习到先进技术来解决污染问题，但这与一国的产业发展水平和学习能力相关，只有当一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上升，产业水平足以支撑国家参与到更复杂的生产环节而不仅仅是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通过知识外溢学习掌握更多的清洁技术，才能有效减少污染的排放［10］。发展中经济体由于科技技术落后、资金缺乏以及国际贸易则的约束，被迫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嵌入价值链进行生产。
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影响因素多种，可归纳为技术进步、经济特征、政策环境等三大层面的动因。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21世纪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很大程度降低了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使得生产流程的细化分散与复杂跨境供应链的协调流转有利可图。全球各国间不同要素禀赋（诸如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基础上形成的生产率差异与成本差异成为企业选择离岸经营活动的重要因素。伴随着贸易自由化浪潮下关税的大幅广泛降低和各类特惠贸易协定的兴起，以及发展中国家普遍奉行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政策，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全球价值链快速扩张。然而，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技术进步、经济特征、政策环境等三大驱动因素都发生了逆转，新一轮技术革命引领生产模式与组织方式变革，劳动力成本套利模式渐进衰微与外国直接投资回报率逐渐下降，贸易保护主义回归与各国政策不确定性增强，共同推动着世界发展由“超级全球化”时代进入“慢全球化”时代，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
（一）技术进步：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全球价值链附加值分布
在每一轮国际分工的深刻调整中，技术进步都贡献了决定性的力量。当前，以工业机器人系统、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物联网、专业3D打印、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并加速应用，推动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将生产带向智能化、精细化、定制化的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是一系列技术的集合，其主要推动力可划分为两股浪潮：其一是引入新生产要素的数字化趋势；
其二是使用机器替代人力劳动的自动化趋势。它们分别通过不同的方式改变着原有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形状，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方式、地理分布和治理模式产生深远影响［12］。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进一步降低了信息成本、交易成本以及管理成本，有助于高效协调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拓展了全球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空间。例如，物联网系统可以更为稳妥精准地规划产能，合理优化生产过程，通过云储存与大数据分析可以实现各环节任务的专业化、模块化与标准化，支持企业进行分散业务管理。在线交易平台有力地联通了供需两端，将全球海量的用户群体与各色各类的供应资源汇聚一处，提供高质量的搜寻与匹配服务，使得贸易更为便捷、安全与高效。数字支付和金融技术的兴起亦助力于跨境交易和融资的进行。与此同时，数字化还增强了产品制造过程中的服务内容，显著提升了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份额。伴随着远程控制、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的进步，服务活动与服务对象可实现物理分离，服务离岸外包成为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新趋势。在数字化影响下，无形资产的重要地位日益强化，附加值分布向“微笑曲线”两端转移。在研发设计端，数字技术可以缩短研发人员与潜在使用者的沟通距离，促成研究与实际需求的紧密结合，使得创新得以精准化实施，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数字技术也可压缩新产品的开发周期，机器学习的应用弱化了产品设计所需的专业知识，降低了其研发设计成本。在营销售后端，由于数字技术促进了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消费者间信息全方位流动的集成供应链生态系统的形成，企业可以建立及时有效的库存计划，快速进行区域间货物调配，降低商品库存，从而节约管理成本。数字技术也可通过对销售数据的分析与刻画，实现更精准更低成本的营销，提供更有力更贴心的售后服务，破除空间限制，扩大运营范围。而中端的制造环节由于融合服务内容，使得工序延长，“微笑曲线”中心部分更为扁平（如图3所示）。领军的跨国公司依然会将知识密集型活动和数据密集型活动留在企业内部，以保持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力。尽管数字化发展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泛空间，但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平等问题与升级挑战却并不会因此减退。
图3 数字化影响全球价值链附加值分布改变对比示意图
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将削弱发展中经济体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进而，可能引致制造阶段回流发达经济体。研究发现，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机器人投资与离岸外包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13］。类似的研究发现回流与工业4.0指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4］。在自动化影响下，先进的工业机器人可以执行复杂的贯序集成任务，致使原先被分割的专业化活动得以重新捆绑在一起。跨国公司将对自动化领域进行更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但往往存在于母国，实现更加直接的治理。随着机器人逐渐取代低技能劳动力，中端制造环节的附加值有所增长，“微笑曲线”变得更加扁平。与此同时，与机器人应用相关的生产率提高会使整条价值链中的总附加值增加，“微笑曲线”进一步向上移动（如图4所示）。当然，自动化影响在行业间和国别间存在显著差异，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共同决定了制造阶段回流能否付诸于行动。目前，汽车和电子等行业已经呈现出增加工业机器人应用的趋势。纺织和服装等行业，机器人尚不足以替代劳动者。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自动化挑战着传统劳动力竞争优势发挥效能的空间。但对于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世界制造基地而言，已经拥有了大量工业机器人的库存，得益于相关技术支持，跨国公司仍有将生产留在原址的动机，制造业回流并不会快速而显著地发生。
图4 自动化影响全球价值链附加值分布改变对比示意图
集合了数字化与自动化的3D打印技术颠覆了原本全球价值链配置中寻求要素成本差异与规模经济的动机，创造性地开辟了一种以小规模、本地化为特征的分布式生产模式。与传统制造不同，一方面，3D打印压缩了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投入，使得企业的经营决策从追求效率的低成本转为追求市场的国际化。另一方面，3D打印可以在几乎不增加成本的基础上生产出各式各样的产品，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制造业的最低有效技术规模，使得企业的盈利模式不再依赖于大批量生产的规模经济，而得益于多样化定制的范围经济。3D打印中增加值主要来源于设计和编程阶段以及客户数据驱动的定制活动，其制造环节转化为一种高度商品化、低附加值的活动，并且由于技术不可分割性要求从原材料到产品统一成型，将推动全球价值链布局的缩短与分散。
（二）经济特征：要素禀赋优势再塑，市场规模作用凸显
要素禀赋结构、市场规模等经济特征同样是决定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与模式的主要因素。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要素禀赋是影响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关键力量，它塑造了不同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拥有丰裕自然资源的经济体往往具有高度的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发展中经济体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是其从事全球价值链中加工制造环节的立足点，通常表现为高的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与低的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较高的资本禀赋能够促进全球价值链的整合和升级，但对于资本匮乏的经济体而言，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克服资本相对稀缺的解决方案。以资本的跨界流动来寻求低成本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成为先前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的主要力量。然而，近年来，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这削弱了与发达经济体间成本差距的竞争力，从而降低了跨国公司离岸生产的动力。全球金融危机后，FDI增速亦明显放缓，2010—2019年间，全球年均FDI增速仅为0.8%远低于2000—2009年间年均增速8.0%的水平①数据来源：《2020年全球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0），https：//unctad.org/webflyer/world-investment-report-2020。新冠肺炎病毒的大流行更加剧了其下行趋势，2020年，全球FDI同比大幅下降42%②数据来源：《2021年全球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1），https：//unctad.org/webflyer/world-investment-report-2021，尽管2021年全球FDI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恐难持续这一增长势头③数据来源：《2022年全球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2），https：//unctad.org/webflyer/world-investment-report-2022。劳动力成本套利空间的缩小以及全球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使得外国投资收益逐渐降低，导致了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放缓。不仅如此，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影响生产过程中要素使用的相对重要性，一方面，将弱化低技能劳动力的地位，增强资本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将强化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从而，重塑各经济体间的要素禀赋优势，以全新的生产逻辑重构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的配置不仅取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禀赋差异和生产成本，市场规模也是其中重要影响因素。从供给端来看，庞大国内供应商规模基础上形成的完整产业配套，一方面有助于降低前期投入成本，缩短投产回报周期，从而提高企业盈利效率。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搜寻摩擦，以便在生产中断时及时替换国内供应商，从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进而满足日益紧张的贸易局势与不确定性国际政策格局下全球价值链对于韧性与稳定性的要求。从需求端来看，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助力下，许多企业为适应多变且竞争激烈的市场，选择以需求为导向，开启柔性生产。全球数字化平台可收集交易数据，使用大数据算法分析与估测消费者需求，进而指导供应商的生产决策，从需求端推进全球价值链重构。2013年，WTO同OECD开展的联合调查显示，市场需求规模仅次于要素禀赋成为影响跨国公司进行不同环节全球布局的第二大因素［15］。由于价值链中不同环节对贴近市场需求的敏感度不同，两端的研发设计及营销售后等高附加值环节相较于中端的加工制造环节，更需要深入了解需求偏好，密切跟踪信息反馈，因此，更要求接近消费市场［16］。随着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自身市场规模占国际市场规模比重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有意向将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包括研发创新等活动，转移至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消费需求增长与升级引致的本土市场规模扩大，会吸引价值链中附加值高的环节配置到国内，进而给予其实现价值链攀升的宝贵机遇。
（三）政策环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规则调整
由贸易自由主义向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环境大掉转，很大程度影响了全球价值链的走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高涨，诸如出口补贴、许可证限制、外商直接投资限制、公共采购中国内条款的增加等监管措施和非关税壁垒的出台，致使贸易扭曲总体激增。根据全球贸易预警平台数据，2009年以来，各国政府每年新出台的保护性措施数量就明显高于自由化措施数量，两者间差距逐渐拉大但两者占比仍保持相对稳定，如图5所示。2018年以来，保护性措施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进一步强化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仅2021年新出台的保护性措施就达1 970项，为同年新增自由化措施的6倍之多。众多研究表明，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具有放大效应，它动摇了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基础，造成巨大的福利损失［17-19］。全球价值链中跨越国界从事高度专业化的任务，意味着贸易壁垒的多次发生，将显著增加贸易成本。与此同时，针对任何经济体的保护性措施都会沿着供应链扩散渠道对其价值链上所有贸易伙伴产生连锁反应。保护性措施严厉时还可能导致供应链的中断，这将激励企业出于安全性与稳定性考量重组其供应链，一方面，对外国供应商的合作关系持谨慎态度，可能诱发部分活动转移回本土；
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组合，从而分散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导致全球价值链向本土化、多元化方向发展。
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同时并举，谈判制定双边或区域自贸协定层见叠出。发达经济体想要通过国际经贸规则调整，以更严格的产品进口质量、设计、安全、环保等进入壁垒或者快速变化的产品升级换代要求，迫使作为代工者的发展中经济体本土企业持续地向发达经济体引进更为先进的生产设备或关键零配件，限制发展中经济体高知识密集度产业的创新发展空间。而发展中经济体想要进一步实现价值链攀升，甚至成为价值链的管理者，需要进一步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消除国际经济规则碎片化，充实国际经济规则体系［20］。世界各国围绕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国际合作主导权展开激烈的竞争。获得经贸规则的制定权，一方面，可以使得该国企业更容易抢占贸易的先机，成为价值链条的治理者；
另一方面，也能提高国际贸易的门槛，对相应产品与技术创新进行打压，阻碍其实现价值链位势的攀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协议便是各国争取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的重要协定，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带来了重要影响。而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发起“一带一路”的全球经济合作平台，既能够给自身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促进大区域更频繁的经济交往与合作，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又能够在当今国际经济格局下为发展中经济体谋求更为公平和包容的发展机遇，是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和演变的重要举措，将为全球价值链重构提供有力的支撑。
（一）机遇与挑战
依据上文划分的三类驱动因素以及全球价值链的变化趋势，可以进一步分析我国在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在技术进步层面，我国科技创新由过去的跟跑为主转向并跑伴随局部领跑，特别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中努力把握先机，已在多领域跻身全球前列。截止到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45.5万亿元，总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2013—2021年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3.6%①数据来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07/t20220708_405627.htm。截至2022年7月底，我国5G基站累计建成开通196.8万个，5G移动电话用户达到4.75亿户，已开通5G基站占全球比例达60%以上，登录5G网络的用户占全球比例达70%以上，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网络②数据来源：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https：//www.miit.gov.cn/gzcy/zbft/art/2022/art_43b82cab10da42c2a086486b616257dd.html。当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诸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全球性超大数字平台，在有效搭建全球贸易数字中枢的同时，也通过面向用户的平台服务收集数据，进行储存、分析、处理与应用，可形成数据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把握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主动权。但同样应清醒地意识到，在数字化浪潮下，我国城乡间区域间数字鸿沟持续凸显，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依然步履维艰，数字治理体系缺位下市场垄断、税收侵蚀、数据安全等新问题接踵而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对我国数字经济领域进行一系列围堵打压，构成了多重挑战。
2.在经济特征层面，我国的机遇来自于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消费市场［21］。从供给端来看，自2010年起，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③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2-07/26/content_5702895.htm。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为健全的国家，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所有工业门类［22］。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高、抗风险能力强，可为全球企业提供更加低廉、便捷、通畅的生产与服务，亦可更好地适配未来全球价值链配置中安全性的考量。虽然我国拥有全部工业门类，但尚不能独立生产某些门类内最顶尖的核心产品。国内企业仍然面临前沿核心技术缺失，对外依赖度高的问题。以芯片行业为例，目前，我国的中低端芯片基本可以自给自足，而高端芯片则长期依赖进口。2020年，集成电路进口数量为5 435亿个，进口总额为24 207亿元，同比增长14.8%④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102/t20210228_1814159.html，是国内进口规模最大的行业之一。制造业“大而不强”问题突出，原因在于前沿创新不足。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模仿创新已达瓶颈，要树立自立自强意识，加快自主创新进程，突破核心技术。从需求端来看，排除疫情冲击，只考虑其发生前的增长趋势，自2009年到2019年，我国居民年最终消费支出的增长率均维持在6%以上，其中2019年增长率为6.43%，远超美国（2.19%）、日本（-0.3%）、英国（1.1%）、德国（1.57%）等其他发达经济体，且在总量方面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第二位⑤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E.CON.TOTL.KD。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我国2021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0 823亿元，同比增长12.5%。按照年平均汇率计算，总体规模已达到美国的九成。此外，得益于我国开始发展电子贸易平台，2021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12.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经达到了24.5%⑥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201/t20220117-1826441.html。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网上零售需求的增长趋势稳固，预计未来将继续助力我国内需市场的扩大。虽然在消费规模上我国作为拥有巨大人口优势的新兴市场，后劲十足，但是在品牌营销方面面临较大的挑战。一方面，品牌影响力、市场占有率以及全球领导力不足；
另一方面在产业规则和标准制定方面话语权不足。2020年，世界品牌500强企业中，美国占据204个，为世界第一品牌大国，法国、日本、中国和英国分别有45个、44个、43个和40个品牌入选，属于世界品牌大国的第二阵营⑦数据来源：World Brand Laboratory，https：//www.worldbrandlab.com/indexnew/worldbrand.htm。美国上榜的主要公司涵盖了互联网（亚马逊、谷歌）、计算机软件（微软）、计算机与通讯（苹果）、餐饮（麦当劳）、服饰（耐克）、零售（沃尔玛）、日化（宝洁）、制药（强生、辉瑞）、金融（摩根斯坦利）等多个行业。中国的品牌主要集中在能源（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建筑（中国铁建、中国建筑）、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互联网（腾讯、阿里巴巴）。相对于美国的全面开花，我国的世界知名品牌覆盖的领域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背靠国家支持的传统行业，而在日常消费的餐饮、服饰、零售以及日化产业以及计算机软件、通讯、制药等知识密集型产业方面的品牌影响力依然不足。
3.在政策环境层面，我国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为世界各国提供一个广阔的国际合作平台，推动更大范围的国际跨区域合作。这成为当前我国尝试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协助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截至2021年底，中国已经同147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①数据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随着大批重点合作项目落地实施，“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已经基本形成，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产业链供应链融合程度明显提升。2013—2021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从6.46万亿元增长至11.6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从25%提升至29.7%；
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1 613亿美元，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为当地创造了34.6万个就业岗位，而沿线国家在华投资设立企业3.2万家，实际累计投资712亿美元②数据来源：中国网，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打通内外贸，构建双循环”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http：//www.china.com.cn/zhibo/content-78226289.htm.。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有能力推动“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可以带领价值链上各国一同在世界经济舞台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然而，在通过构建我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同时，也应注意到欧美发达经济体试图通过新的经贸协议进一步提高贸易标准，我国需要面临世界经贸格局变化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
（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中国应对
1.统筹发展和安全，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
现代化的产业链供应链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要素。当前，世界发展已经由“超级全球化”时代步入“慢全球化”时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以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持续冲击，致使原本高度依存、行之有效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受阻，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诉求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增添了显著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深修内功，稳健发展，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以自身产业体系发展的确定性抵御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下应对机遇与挑战的不二法门。
一要“补链”，补齐短板弱项。积极发挥新型科技举国体制的优势，协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任务，依托行业龙头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补齐我国在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领域的短板弱项，重点突破诸如集成电路产业的光刻机、通讯装备产业的高端芯片、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的轴承和运行控制系统、电力装备产业的燃气轮机热部件、飞机、汽车等行业的设计和仿真软件等重点行业中关键环节的“卡脖子”瓶颈。
二要“固链”，巩固现有地位。坚定不移地走好制造强国之路，筑牢发展根基，持续挖掘“制造大国”的竞争力，警惕转型过程中过早出现“去工业化趋势”［23］。要充分彰显我国产业体系的完备性优势，用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能力、完整高效的供应链体系、优势互补的产业集群，持续奠定我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现实基础。要加强培育我国吸引全球价值链配置的驱动因素，用持续推进的基础设施升级、营商环境改善、统一大市场建立、高技能劳动者培养等，弥补我国逐渐丧失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同时，对于不再具备发展优势条件的制造业相关产业，依托我国区域发展梯度差异，强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建设，引导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而非直接向海外转移。在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稳定性的基础上，也助力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
三要“强链”，锻造新技术领域长板。把握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机会窗口，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当前数字技术的加速应用正改变着全球价值链生产流程中附加值的分布格局。我国应抓牢数字经济发展先机，一方面，通过掌握新技术主动权进行产品创新、流程优化、在线市场搭建等，向“微笑曲线”中高附加值的两端攀升；
另一方面，通过智能生产抵消部分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劣势，降低加工组装部分的成本。为有力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应继续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对5G基站、千兆光网、数据中心和云计算中心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前置建设部署，培育滋养数字经济发展的沃土，助力我国从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向低碳、节能、高效的发展模式转变。应着力搭建并维护数字化平台，同时，相应地加强监管，保护消费者数据隐私，防止数字平台的垄断，充分发挥其大规模数据的优势，为生产者与购买者提供一个更加便利高效的在线市场平台。
2.融通生产与消费，塑造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成本竞争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但受制于内需市场的发育不足以及生产方式的低水平扩张，国民消费与本土生产间存在较大程度的脱节。一方面，来自国内的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高端化的消费升级需求向海外溢出；
另一方面，留在国内的消费需求尚不足以支撑本土企业创新升级的成本，大批本土企业依附于跨国公司，从事加工贸易生产。这种单纯依靠低成本要素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方式，从现实条件制约及长远发展效益来看都难以为继，我国既无法通过生产者驱动的链条学习核心技术推动工艺革新，也难以利用消费者驱动的链条获取营销网络促进品牌形成，致使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24］。
但得益于前期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而实现的经济迅猛发展，我国形成了日益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锻造了完整且规模庞大的工业体系。能够将发展的立足点转移至国内，把生产和消费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生产和消费间的良性互动。消费市场规模扩张的背后蕴含着消费需求的增长与升级，这成为产品实现的保障，通过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推动企业进行自觉或不自觉地技术创新。市场规模扩大所形成的规模经济可以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增强产品的差异化程度，提升企业竞争力。整个行业规模扩大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性与专业化分工也可以提高整个行业的生产率和降低成本，进一步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开展。由于庞大市场规模的吸引下大批企业进入了同一领域，又可形成竞争效应。企业之间为了获得稳固的市场份额或丰厚的利润空间，不得不展开激烈竞争，这促使企业自身进行技术升级。与此同时，在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下，生产体系得到了扩张与升级，从而可以满足更为庞大、更为多元、更高质量的消费需求，再度扩大消费市场规模，形成循环互动机制。
强化国内经济循环的主导作用，通过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有力促进本土核心技术的创新、工艺的提升、品牌的形成，通过生产革新创造、引领、满足更多新层次、宽领域的美好生活需求，从而破解原有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低端锁定”的困局。同时，以我国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完备的产业配套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在我国经济领域集聚，构建一批“以我主导”并“为我所用”的价值链、创新链与产业链。这也正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要义。
3.联动“引进来”与“走出去”，形成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
目前，全球经济存在以中国为枢纽点的“双环流”体系，其中，一个环流位于中国与北美和西欧等发达经济体之间，另一个环流位于中国与亚非拉等发展中经济体之间［25］。可从这一特征事实出发，以“一带一路”为重要抓手，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相结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国际经贸合作新规则，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促进世界各国都能共享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成果。
一方面，在我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循环中，凭借强大生产体系，与资源丰富、但工业化程度相对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经济体形成优势互补。中国可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与成功运营管理经验的分享［26］，在降低发展中经济体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门槛的同时，带动更多中国商品、中国品牌、中国企业“走出去”。通过与发展中经济进行互联互通、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在价值链的下环流中，我国可以从事之前由发达经济体把控的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高端服务性活动，积累国际化品牌口碑，以海外业务收益投入新一轮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中，形成正向循环，破解“低端锁定”，进一步助力我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促进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
另一方面，在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循环中，依托广阔市场空间，可以将先进生产技术、人力资源和管理经验“引进来”。虽然考虑到我国目前庞大的劳动力群体和地区间发展的差异，仍可继续承担全球价值链中加工制造环节，模仿与学习其生产技术、设计理念、营销体系、管理理念等，进一步整合优化自身产业结构，提高落后地区制造业比重与发展质量。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市场规模优势，而非劳动力低成本或自然禀赋丰富，虹吸全球先进技术、资源，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价值链的上环流中，选择一种以市场吸引“逆向创新”的策略，把握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基于贴近用户需求考量，向最终消费地转移价值链高端的研发设计等活动的宝贵机遇，促进研发中心在国内建成，通过与本土企业合资合作的方式带来更为明显的知识溢出效应。进一步通过“集聚效应”“竞争效应”促进本土企业从事创新活动，从而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总而言之，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危与机同生并存。要顺势而为，主动求变，方能化危为机，开辟新局。我国应积极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主动权，基于自身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消费市场，重塑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合理利用全球“价值双环流”中的枢纽地位，不断扩大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影响力，引领国际经贸合作规则向更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构建。在新一轮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中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以及制度性话语权，助力本土企业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促进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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