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王晨林 湖北美术学院教师
湖北襄阳地区古时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也算是人杰地灵。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在此起兵反莽、三国时诸葛孔明作“隆中对”、北宋出“石圣”米襄阳、南宋岳武穆收复襄阳六郡之战大破金军，皆于此地。
襄阳在春秋时期，即已是楚国北方的一个大型军事渡口“北津戍”，据《水经注》《梁书》等史籍记载，三国初平元年，荆州牧刘表在襄阳修筑了新的州城对荆襄地区进行统一管辖。襄阳下属枣阳地区古为唐国，为楚国的属国，秦朝统一六国后始设蔡阳县，属南阳郡管辖。公元601年，隋文帝改广昌县为枣阳县，枣阳名始于此。枣阳历史上出了一位了不起的皇帝，便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太古石”原立于湖北省枣阳市城东北约四十公里的迎驾山西侧的路边。迎驾山位于湖北省枣阳市和河南省唐河县两地交界，据枣阳地方县志记载，迎驾山的名字由来是在此迎接汉光武帝刘秀圣驾回乡而取此名。汉光武帝数次从皇城洛阳回乡省亲必走此路，从东汉时期起便把迎驾山定为官道。据当地传说，此石名为“太古石”，作为县标而屹立于迎驾山古官道边，官民在巨石边迎送光武皇帝圣驾。此石高丈八，状若威猛坐狮，四面可观。质地为纯净的汉白玉石，历经千年风化，石皮沧古，沟壑百态。后几经变迁、易主，现藏于枣阳市古石雕博物馆的太古石苑。
笔者综合了各方收集的口头流传和文献分析，又对实物进行了考证和逻辑推理分析，本章节将从材、铭、型三个方面的考证，论证“太古石”之我见。
（一）材料考证
北京故宫建筑大量使用房山汉白石，汉白玉石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房山地区一样，古时南阳郡即盛产汉白玉石，汉白玉石一直到明清时期都是王宫贵胄追求的上等石材，汉白玉石的使用最少从汉代就已经大范围流行，湖北地区经常可以见到汉代至明清遗留的汉白玉石雕刻作品出现。但是，作为奇石、赏石，汉白玉石倒是不常见。所谓“汉白玉石”为何是“汉白”，或许是和汉代开始广泛运用有关。
南阳汉白玉石始为米白色泽，但经过多年的风化和岁月磨砺会发生石皮美妙变化，一般根据行家的经验和留存实物判断总结：石皮发黄追四百年，黑灰色可溯千年，石皮发红则越千年；
又有所处环境位置的关系，水中沙埋石皮发红，空气之中风化石皮发灰黑。古代赏石由于交通运输的不便，往往就地取材，而且将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进行人工修治达到审美上的高度一致性，这在古代赏石之中基本已经成为铁律，汉白玉石由于结构成颗粒状，所以经过千百年风化后容易剥落斑驳，年深日久且工浅者会模糊不清。但是，人为雕琢和岁月天作之合更显“天人合一”之美。
“太古石”经过千年以上的风化和蹉跎，棱角处已近圆浑，通身石皮呈灰红色泽。细观之下，石皮颗粒之细者已失，粗粝尽显，其石上多处铭文已涣散不清，只余五六处可辨。从材料和石皮上观，可至宋代，甚至直追汉唐。
（二）铭文考辩
其石上有多处隶书铭文，分布在石额和石基等多处，大多风化模糊不清，余五处可辨，依稀可辨铭刻为：一朝人王、天地，另刻：石王、未厰、不大、天、大等四五处铭文。此几处铭文工痕差别较大，石额处风化最为严重，可能年代最长，石座处如“不大”等处则相对比较清楚，或许为后代提刻。“一朝人王”或指一朝天子，“天地”二字其意为受命天地，即为人王，又受命天地，这样的气势皇帝莫属。
“厰”字在说文解字中有山崖下的棚舍的意思，也有加工场地的意思，“未厰”的语意可能是未经雕琢加工之意，同时又和“未央”一样属于汉代的用语习惯。这一切的指向或许和南阳起兵的光武帝刘秀有关！刘秀(公元前6年腊月初六—公元57年二月初五)，字文叔，南阳郡蔡阳县人，身为汉室皇族后裔的刘秀和南阳宗室子弟在舂陵乡（今湖北枣阳）起兵，推翻王莽的新朝，后灭赤眉、扫关东一统天下，公元25年六月，在众将拥戴下，刘秀即皇帝位，建元建武，史称东汉，刘秀是为汉世祖光武皇帝。
此石众多铭文中有“石王”二字，其通体高丈八，重近四吨，为整块单体汉白玉石，且年代久远，世所罕见。
（三）象形审美
此石形韵有别于明清之奇石观赏之风，显得浑然天成，豪迈之风更类似汉代茂陵霍去病墓前的石雕。汉代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石刻艺术更讲究天人合一之美，石雕往往就石之势，顺势而为，寥寥数刀，浑然天成。古代赏石往往存在人工修治，在不符合当时使用功能或审美的地方做减法，虽然“太古石”有“未厰”铭文，或许古人认为少修或者修得比较自然就是“未厰”之石也未可知，此石取天然石材为型，多处修治之痕迹，型如瑞兽醒狮，恢弘磅礴，暗合二汉审美神韵。“太古石立峰”状若瑞兽坐狮，是我们当代人的看法，中国实际上根本不出产狮子，中国最早的狮在东汉时期。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年)安息国王献狮子给中国，翌年月氏王献狮子，中国才有了狮子。所以应该称为瑞兽“狻猊”更为贴切，狻猊又称金猊，狻猊形状像狮，好烟火，又好坐。
苏东坡的《怪石供》叙：东坡用饼换了298坨怪石，有的像枣、栗子、菱角、芡实果，其中有一块石头像虎豹，眼鼻具全，东坡就封它做了群石的头领！这些苏轼说得很白，很明显的象形审美，即像其他事物，如像人神、瑞兽珍禽、山川五岳、云烟雪浪、灵芝老松等等，类似的例子在古代文献中举不胜举。所以，象形是审美的一种很有魅力的形式。其实对于每个人是根深蒂固的，就像孩童时代，必须要象形才能明确地感知，到了年长了阅历多了才慢慢具备了抽象的思维和审美。在这一点上，无论绘画、书法甚至音乐都是这样，都是由具象审美走向抽象审美，同时抽象和具象审美又是此消彼长，互为影响。
众所周知，米芾拜石是发生在宋代的故事，也是玩石者最为津津乐道的赏石佳话。安徽芜湖无为县米公祠有“石丈”，为石灰岩质太湖石，玲珑窍然。据《宋史·本传》记载：“米元章守濡须（无为县）时，闻有怪石在河濡，莫知其所自来，人以为异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为燕游之玩。石至遂命设席拜于庭下曰：‘吾欲见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为罪，坐是罢。”这便是米芾拜石的趣闻。
笔者前往安徽无为米公祠进行考察时，发现米公祠“石丈”的形韵与“太古石”竟然惊人的相似。二者在形韵上有极为相似之处，米芾又出于襄阳之地，或许这二石有所牵连；
而且米芾在游历枣阳时写《义井》中有“澄清太古泉，俯瞰寒人影”的诗句，说明他经常路过枣阳。或许见过屹立在湖北枣阳迎驾山古官道旁的“太古石”，爱石成癖的米襄阳便过目不忘，一直到安徽无为军做官时才见一块形韵类似的石头，于是乎产生了审美关联，才有了流传千古的拜石之举。我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太古石”是否和米元章有关，也未尝可知，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研究。
（四）“太古石”断代相关考证
前文所述“太古石”笨峰突起，绝无玲珑洞窍，似乎不适合赏石界所流行的“瘦透漏皱”相石之法，但“太古石”身披的多处古代铭文却告诉我们，古人有多么的重视它，以至于称为“石王”。下文我将通过分析一下“太古石”与“相石四法”的辩证关系，利用排除法，抽丝剥茧，从而找到与这座古石真正对应的年代归属。
1.“太古石”所引发对“相石四法”的审美辩证思考
赏石文化中有一直流传着“瘦、透、漏、皱”的四字口诀，称为“相石四法”。所谓“瘦透漏皱”的奇石观赏之风据说起于宋代米芾，但米芾流传作品未见端倪，宋代杜绾著《云林石谱》、明代林有麟著《素园石谱》皆也未见此论，也就是说现当代所流行的“相石四法”还需要更多的理性的辩证的思考。
与此论相似出自《渔阳公石谱》：“元章相石之法有四焉，曰秀、曰瘦、曰皱、曰透，四者虽不尽石之美，亦庶几云。”《渔阳公石谱》和《宣和石谱》各不过一二页的短篇，很多版本中作为宋代《云林石谱》的附属出版， 《四库全书提要》说此二文必非宋代杜绾所著，是明代周履靖刻板的时候串入的。渔阳公佚名无考，有说是南宋时人，也有说是元代人，但证据都不够充分。周履靖是明万历人，另外明代毛晋在《海岳志林》中也载“瘦、秀、皱、透”，从侧面证明，很有可能是明代人根据前人的经验进行的总结。后世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的题画：“米元章论石，曰瘦、曰绉（通皱）、曰漏、曰透，可谓尽石之妙矣。”虽然一字之差，但是相隔甚远，现在妇孺皆知且引为经典的所谓的“相石四法”也许是郑板桥引用错讹，或者说是添加个人见解的托古之言。
综上所述，“瘦透漏皱”的奇石观赏之风据传起于宋代米襄阳，但通过分析应该更多地源自明清时代的托古之言。比对苏州园林、沪上园林赏石之美态与太古石之型韵差别可谓南辕北辙。一个时代一个审美，文化背景的不可逃离性也映证在石雕赏石艺术之中，所以有别与相石四法的“太古石”应该早于明清时期，绝非明清遗留。
2.“太古石”年代判断
古代交通运输不发达，“太古石”通体高丈八，重近四吨，称为“石王”应当之无愧。从材、铭、形各大方面，此石无论审美、工艺、石皮氧化程度都不是明清之物。“相石四法”应该是明代开始有了雏形，到了清代才最终确定的一种对古代赏石的审美方式，以至于成为了一种程式化的审美标准。“太古石”为明清以前遗存，在审美上自然和此论风马牛不相及，不可机械地去套用。
解读铭文很明确的意识传达给观者，“石王”迎驾“一朝人王”，所有信息皆指向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根据枣阳当地流传太古石出迎驾山的传说，我们梳理一个顺理成章的年代推测：“太古石立峰”屹立于湖北枣阳迎驾山古官道旁，其有一种特殊的纪念碑式的功能，也承载着人们心中流传的美好向往；
通过其铭文显示其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有密切关系，其刻铭文时期应为上至东汉，下至宋代。所以“太古石”应为东汉至宋之间的古代赏石、供石文化的重要实物遗留。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太古石”保留东汉遗风，应为东汉至宋之间的赏石、供石文化的重要实物证据。所以，研究“太古石”年代同时也有必要对现行的赏石文化、供石文化相关理论进行重新溯源和重新梳理工作。
（一）对现行古代赏石理论突破性的意义
学术界有一个比较保守的说法，即“赏石源起于唐宋”，这个观点的基础支撑是唐宋有大量的赏石相关诗词文章流传后世，但在进行文献考证和实物研究情况下却出现多点疑问。比如北宋大文豪苏轼写于湖北黄州的历史名篇《怪石供》，开篇就写道：“《禹贡》青州有铅、松、怪石……自禹以来怪之矣。”《禹贡》属于名著《尚书》，虽托名为大禹所作，最晚也是战国至初汉时期成书。
以苏轼之才华，经史子集无不信手拈来，东坡先生其实已经很明确地告诉大家从上古、先秦时代就有赏石和赏石活动的文化现象。
唐人贾岛自号“碣石山人”，有诗流传：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古人认为“云触石而生”,故“石为云根”。宋代文人已经将奇石欣赏推到了举全国之力来为之的境界，大宋皇帝赵佶还导演了一场精彩的行为艺术“花石纲”，当时指挥花石纲的有杭州“造作局”、苏州“应奉局”等，奉徽宗之命为运石拆毁桥梁，凿坏城郭。《宋史》有记载花石纲之役：“流毒州县者达二十年”，可谓登峰造极。襄阳米芾之癣石，如痴如癫，米芾的“癫”，是他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体现在他的一切言行中。作为石痴，则表现在他爱石的一些与众不同的行为上。因为整日醉心于品赏奇石，以致荒废公务，好几次遭到弹劾贬官司，但他仍然迷石如故，丝豪无悔改之意，竟有米元章拜石之趣闻。
种种证据表明，赏石文化发展到中国唐宋时代是达到了历史文化的巅峰期，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巅峰都是有一定过程曲线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传统赏石、供石文化到了唐宋时期不是发端，而是高峰。所以，“太古石”为宋代以前古代赏石遗留的断代，是对所谓古代赏石“始于唐宋”的现行理论一次突破性的大胆尝试，同时又有理有据，实物佐证和文献考证互为印证，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和理论意义。这可能对我们的惯性式思维模式是一种突破，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审美样式，更具包容性、全面性。
（二）对传统赏石文化审美功能的研究意义
“太古石”虽形如坐狮，但更多的是一座“石山子”，同属于象形审美。它之所以屹立于古官道之旁是具有极强的地标属性，或者说是纪念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纪念碑式的功能。中国古人功能和审美是密不可分的，从古代文献和古代文物上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建筑、绘画、雕塑、工艺品、日用品都是功能和审美紧密的结合体。在使用功能的同时达到审美认同作用，如“太古石”这类赏石山子更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和文化精神的共鸣。下文将从“山”形审美的角度来分析梳理，找到“太古石”所处的文化位置。
世界上大部分的民族都有关于山的传说，中国人自古便有山之情结。三山五岳令人向往，特别是文人墨客都希望耕耘砚田书海时也神游“山野逸境”，“山野”气息也成为文人气质的代名词。上古时代人们或许相信山能孕育万物，《山海经》中可以看到：山为天下之刚、山与神同宗，山岳乃神之居所，乃通天之道。
汉晋之际博山炉又为王侯、士大夫们提供了一个烟雾飘渺的幻想媒介，汉代盛传海上有蓬莱、博山、瀛洲三座仙山，据《两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工丁缓善做博山炉，能够重叠雕刻奇禽怪兽以做香炉的表面装饰，博山炉工艺之繁，远远超过后来出现的五足或三足香炉。1971年青州出土北齐线刻画像石，其中“商谈图”中商人身后随从手捧一盆赏石，石状玲珑剔透，呈现山形。有专家断为“珊瑚”，可是细看不类珊瑚更似青州玲珑石；
即便真是珊瑚，站在古人的理解层面上，肯定不会认为珊瑚是动物化石，其实还是石头、还是山！
大量考古实例足以证明，“山”形审美为代表的赏石文化、供石文化，无论是如何赏、何处供，其起源应该远远早于唐宋，下限不晚于战国至汉代，而很可能是上古时期既已有之。随着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才慢慢由图腾祭祀活动、庙堂神祇走进庭院、书斋案头，甚至成为文房器具、文人怀袖雅物。这里对“供”字的理解应该是灵活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的，由“神供”走向“清供”。
由此可见，传统赏石文化、供石文化的发生发展经历了先秦时代至魏晋时期漫长的萌芽过渡期，发展到唐宋时代在文人士大夫的推动下进入巅峰期，而“太古石”雄伟壮观的气质，以及前文所论的各个方面都表明它所处的文化周期正是在发展期与巅峰期之间，所以和明清时期程式化的审美标准相比显得格格不入。“太古石”也为我们开启了更为高古的赏石艺术的大门，使得我们能够有机会窥见唐宋前古人雄浑磅礴的审美趣味。将来随着理论的拓展和研究的多样性发展，或许还有更多古石身世之迷等待我们去解开。
中国赏石、供石文化源远流长，但学术理论研究现状不尽如人意，这其中既有认识上的片面性影响和文化断档的因素存在，又有传统赏石文化本身的一些构成因素含混不清的自身特点所共同造成。所以，本文通过对湖北枣阳“太古石”的各方面研究，为传统赏石文化研究提供较为有力的实物佐证和丰富的文化调研、文化分析的同时，更试图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和逻辑关系。希望能开启一扇文化的千年之门，更多地为后来研究者提供启发思考。
古物有用度之美，有考据之乐。具实而考，具理而梳其一乐也；
横向勾连，互为映证其二乐也；
推陈出新，考据立说其三乐也。今天对于此石也只是一个开始，还有很多解释不清的地方和畅想成分，有待今后的进一步考证和调研。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如有新的发现作为证据，来推翻我现在的说法，倒也是快事一桩。真相的唯一性可能往往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我们只能无限地接近真相，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