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贵
《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成名作。从这本著作的副标题可以看出，米德是在文化比较的视域内考察分析萨摩亚人成年过程中的心理。青春期是人迈向成年的必经时期，处于不同文化视域的青春期是否会有显著的差异性，是否都会有青春期叛逆现象的存在，是米德较为关注的地方。如果青春期叛逆是一种纯粹的生理现象，由疾风骤雨般的生理变化所引起，那么在不同的文化中都应该存在。如果青春期叛逆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么存在于西方文化的青春期叛逆在萨摩亚文化中就有可能不存在。萨摩亚文化中如果不存在青春期叛逆，恰恰能说明青春期叛逆不是纯粹的生理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现象的青春期叛逆，是什么因素引发的？对这些因素的审视给青春期教育带来什么启发值得探讨。
米德所讨论的青春期叛逆是在霍尔关于“青春期”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青春期叛逆的特点表现为孩子具有对权威的反叛性格，他们常面临内心的冲突，以及日常生活引发的紧张和压力。霍尔认为，青春期是每个人无法回避的调适时期，孩子的这些心理变化是由生理因素所引发。“这种心理学的青春期理论试图申明这样一个主题：即遗传决定的生理因素引起了人的特定心理反应。”［1］在当时，对于青春期叛逆的解释，弗洛伊德的理论也广为大家接受。弗洛伊德从人的本能出发解释人的全部社会行为，否认了人的本质具有的社会性，认为人类具有“本能的性的内驱力和被压抑的倾向”［2］。根据霍尔和弗洛伊德的理论，青春期叛逆的原因可归结于人的生理因素。那么，青春期叛逆纯粹是生理因素使然，还是文化因素促成，引发了米德的思考。
青春期叛逆是青少年发展时期出现的人格变化。米德开展萨摩亚文化研究的指导老师博厄斯认为人格存在文化塑型的问题。人格的心理特征会随着社会文化条件的变化而改变。这意味着不同社会文化条件的人格将有所不同。民族文化塑造的民族性存在差异性而不是优异性。沿着博厄斯的理论，米德认为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社会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往我们习惯上认为属于我们人性中固定成分的行为的诸多层面，现在一个接一个被发现只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可能的结果”［3］27。不同文化存在的社会环境塑造的青春期人格将有所不同，有的民族文化的青春期具有叛逆性，有的则没有。
米德得出作为文化现象的青春期叛逆的研究结论，她的研究对象是萨摩亚岛上的50名姑娘，描述分析这些姑娘处于青春期的生活，采用民族志叙述方式进行研究。她从三个层面进行研究，第一个层面是研究了“萨摩亚人的习俗、教育儿童的方式、社区对儿童的要求以及对性和人格的态度”［3］130；
第二个层面是研究了萨摩亚姑娘的经历、个性、冲突与调适；
第三个层面是研究了西方文明与萨摩亚文明比较下的选择教育观。为了描述解释萨摩亚人青春期的生活方式和心理变化，米德考察了青春期萨摩亚姑娘们生活的亲属关系、同伴关系、两性关系和特殊类型的越轨关系。萨摩亚姑娘们的同伴关系来源于同龄群体、社区和两性关系。萨摩亚文化中的同龄群体的同伴关系具有明显的内群体性。同伴关系的内群体性表现在结伴的多数是毗邻关系和亲属关系，表现出了明显的“帮派”特征。可以说，米德更多是从关系中的青春期考察分析萨摩亚姑娘们的叛逆性。每种关系的互动主体都是存在于特定文化中的人，每种关系都是在文化关系的框架内进行。米德围绕释放压力还是增加压抑来考察上述关系，试图通过描述分析萨摩亚人的亲属关系、同伴关系、两性关系并未给姑娘们带来压力，从而证明他们没有出现西方文明青春期的反叛、压力和冲突之类的特性。也就是说，米德是从关系视角来寻找分析萨摩亚人青春期叛逆的文化因素。
1.多源庇护的亲属关系
西方文明以家庭作为基本单位，而家庭是以双亲和子女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萨摩亚人的村庄以“户”为单位，这种“户”由多源的关系构成，有血缘关系、姻缘关系、收养关系或者与称为玛泰的头人或者他的妻子的关系。多源关系的存在让处于青春期的萨摩亚姑娘们处于松散而又受到众多保护的状态。一户的亲属成员较多，萨摩亚姑娘自然处于这些亲属的注视之下，然而这些亲属也是姑娘们的保护者。萨摩亚地区实行血亲庇护制度，如果户中的哪位亲属让姑娘们觉得压抑难受的话，她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搬到其他能让她感到满意的亲属家去。这种制度让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不同的户中。长期改变生活的居住场所，可以减轻来自亲属的约束，降低依赖感。［3］59亲属角色在萨摩亚人看来，“可以对他提一系列的要求，赋予他各种责任”［3］61。萨摩亚人将仁慈的品格看得很重，如果拒绝要承担的责任，就会被人认为是丧失德性，缺乏人情。萨摩亚人的松散亲属关系，让处于青春期的姑娘们避免长期受制于父母的管制。当姑娘们觉得亲属给自己带来了压抑就可以选择改变住所，到别的能让她满意的户中居住。这与西方文明相较，西方文明中的家庭生活让孩子们难以随心所欲地改变住所，跳出被局限的家庭场域。而且，萨摩亚姑娘可以向众多亲属提出帮助的请求，亲属们要承担帮助姑娘们的责任，否则就会被人视为丧失德性。多源的关系是多向度的保护，人处于这种多向度保护之中，既可以自由选择居住的地方，也可以得到众人的保护。
2.作为教育手段的舞蹈
米德认为，萨摩亚人将舞蹈视为一种教育手段，对姑娘们的社会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这种重要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冲淡了消极情绪和降低了对羞怯的敏感性。舞蹈并非仅仅是作为特定场合表演的仪式活动，而是姑娘们尽情享受、尽情飞舞的社交性娱乐活动。这种轻松愉悦的活动让姑娘们暂时不再处于被支配地位，不再处于被动接受的姿态，而是可以选择站在舞台的中央，没有了论资排辈，只有尽情地欢跳。舞蹈对降低姑娘们羞怯的敏感性也具有特定的意义。“这种在早年生活中适应公众目光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在小伙子身上表现得比在姑娘身上更为明显。”［3］120舞蹈的教育性作用说明：萨摩亚青春期的姑娘们并非没有被支配，并非不会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并非没有羞怯的敏感性。但是，社交性舞蹈的存在让处于不同等级阶层的人能够在同一个舞台尽情地欢舞，能适应公众的眼光尽情地表达自己。舞蹈的存在释放了长期被支配、压制的心理。
3.对待生活的谬素态度
人际交往关系的态度往往影响着人际关系的样式。严肃较真的交往态度，让人往往感觉到一种压迫感。在西方文明中，很多青春期问题的产生正是源于父母的教养方式。民主型、专制型还是放养型，影响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质量。谬素态度是指萨摩亚人“习惯于接受一种完全模棱两可的回答”［3］124。米德指出：“只要我们想想他们生活中不受他人干扰的成分是多么微乎其微，就可以明察这种态度对个人的保护作用究竟能有多大”［3］125。户中的多源亲属的存在让每个人都处于众多他人的注视和要求之下，每个人的价值取向都有可能不同。如果萨摩亚人没有这种中庸的方式，那么将难以应对来自不同人的要求。这种无可无不可的中庸态度让处于青春期的姑娘们不会轻易与他人发生冲突。西方文明是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文化，个体在面临多元选择的文化时，由于价值观之间的内在冲突，容易让个体处于内心价值冲突的境地。萨摩亚文化的人却因为有这种谬素的态度，即使价值观间相互冲突，即使两个人的意见相左，也不至于会引起内心的冲突和外在的人际关系冲突。因此，米德是从谬素的人格态度的视角出发，解释了萨摩亚文化的青春期较少冲突的原因，以及西方文化的青春期存在较多冲突的来源。“由于萨摩亚人能够以一种随和的态度对待人生，由于他们对任何冲突、任何过于强烈的情境都能顺利地回避，这就使萨摩亚文明不仅与美国文明，而且与绝大多数原始文明形成了鲜明 的 对 照。”［3］184除 了 人 格 态 度 方 面 的 原 因，“在个人与社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重要的、习以成俗的关系，这也许是萨摩亚人很少发生冲突的最重要的原因”［3］152。萨摩亚文化是一种相对比较宽容的文化，还表现在对越轨者“离经叛道”的行为，也就是不为萨摩亚当地文化所允许的行为都能得到当地传教士所建立的教育机构的鼓励。
1.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源，青春期的家庭教育要自由开放
按照教育的发展阶段论，青春期前的教育主要是由家庭完成。家庭教育奠定了学校教育的认知基础和情感基础。青春期的叛逆根源是家庭环境，父母关系质量直接影响了孩子对社会关系的感知和认知。父母的教育方式民主开放，孩子就会在爱的自由中展开对自我世界和外在世界的探索。父母用爱与责任引导孩子建构自我，孩子则会在经验的世界中拥有爱与责任。反之，父母的教养方式专断自闭，则孩子将会在专断的世界中重塑父母的意见，直到长大后成了你。父母在专断的意见中引导孩子容易让孩子处于较为狭窄的世界中。父母只有在真理的世界中引导孩子认识开放的世界，感受世界的开放性，感受多元价值的并存，才会使孩子在多样性的开放世界中，汲取自我成长的有利因素，避免以父母的认知为自我的认知，以父母的意见为自我的意见，而是以自我的审视所寻得的意见作为自我成长的见解。萨摩亚人的血亲庇护制度和亲属的责任意识，给我们教育的启发是父母在子女的教育中，一方要扮演关怀维护的角色。当孩子做错了事，父母一方要责备的时候，另一方要充当关怀安抚的角色。当孩子真诚地提出了成长的请求，父母应该认真给予考虑。在理性思考的前提下，有意识地满足青春期孩子的发展诉求。与之相背离的现实是，有的父母在青春期的孩子面前，交替式责骂孩子，对孩子的正当诉求置若罔闻。久而久之，父母的角色形象在孩子的心目中就成了一名管制者，给孩子带来的更多是压迫感。
2.青春期的孩子需要社交性娱乐，要创造适宜性的社交场域
舞蹈在萨摩亚人的文化中更多象征了人与人之间的娱乐性交际。人处在正规性的制度文化和非正规性的娱乐文化之中。正规性的制度文化让人按照一定的社会规则进行社会交际，更多时候完成的是学习与工作的事务。非正规性的娱乐文化更多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正规性的制度文化象征着人的理性文化，一切行为与规则都在理性的指引下进行。人在理性的制度文化中工作与生活，遵循一定的规定和流程进行。但是，有时过于工具性的制度理性文化像铁笼一样罩着人们，人们只能在铁笼中按部就班地生活。西方文明的青春期孩子正是处于正规的学校制度文化中学习，严格遵循学校的管理规定，尤其是要面对竞争十分激烈的学校文化。竞争性的学校文化不讲究等级制的论资排辈，但重视竞争分数的高低，重视成绩的排位。青春期的孩子处于这种过度的竞争文化中，必然增加了压抑性的文化。这种压抑性来自必须牺牲掉个人的娱乐生活时间，将私人的娱乐时间服务于学校的学习生活。并非所有青春期的学生都遵守制度文化，他们会选择一种反叛的态度对待学校文化。非正规性的娱乐文化象征的是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文化。人的情感文化需要人情感的合理释放，人的情感文化是对正规制度文化的补充。舞蹈只是萨摩亚人合理宣泄情感的一种方式，除了舞蹈这种社交性的娱乐方式，其他能够合理释放人的情感的方式都可以在教育中合理采纳。在学校教育的场域，理应重视学生的第二课堂活动，特别是文体活动。在体育的激情、美育的欣赏和劳动教育的体悟中释放学生的激情，促进不同阶层的学生共同合作，共同完成教育的自我塑造。
3.青春期的孩子需要平和态度，要创造和谐而有张力的关系
青春期的孩子常处于反叛、冲突、紧张、压力的状态中。不论是哪一种状态，青春期的孩子都是与他人处于对抗性、非理性、压抑性的关系中。这种对抗性的反叛与冲突，非理性的语言暴力或者肢体暴力，情绪的压抑式紧张、不安，让教师或者家长常因与学生或者孩子“一言不合”就激化关系。因此，青春期的孩子需要教师或者父母的平和态度来创造和谐而有张力的关系。“平和”的“平”是对青春期的孩子平等相待，以平等的态度交流和探讨。相较于“平”而言，有的父母或者教师以“高”或者“低”的姿态来与孩子互动。过“高”的姿态容易给孩子带来“你听我的”压迫感；
过“低”的姿态则容易失去作为教师在知识方面的权威性或者父母在生活方面的引领力。“平和”中的“和”是和气待人，尊重他人，不蔑视他人。根据米德的研究，萨摩亚社会充满了普遍的随和性。萨摩亚文化中的姑娘们长期处于“户”中众多亲属的注视和指导下，姑娘们没有选择一定要遵循哪种意见，而是选择了一种中庸式的生活态度，从而避免了因为价值冲突或者意见相左产生的人际冲突。青春期的孩子自以为长大了，十分有“主见”。面对孩子们自持的主见，父母或者教师应该谦和地对待孩子，耐心听取孩子的观点和看法，细心地引导孩子去分析“己见”，在不同见解的比较中学会分析、筛选出合理的观点。米德认为，“我们的青少年之所以感到困难重重，主要是因为存在着互相冲突的行为准则，以及这样一种看法：每个人都应当作出他（她）自己的选择。”［3］212面对多元的价值文化，每个人要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就要先学会选择。不能学会选择，终会因为要选择而不能选择或者选择了自己不满意的而焦虑、不安、压力，甚至是反叛。要避免这些不良状态的出现，青春期教育就要引导孩子们学会选择，以会选择来对抗因为不会选择带来的焦虑和不安，对抗因为选择错了而带来的压力和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