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昊
（沈阳师范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中国文化延绵发展五千多年，淀积了独树于世界文化之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瑰宝，中国文化同世界上的其他文化比较具有独一无二的连续特性，根本原因就是其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核和生命力。几千年来，无论是内在动力还是外在因素促使中国文化所经历的不断延续发展，其实都是基于其对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的体现。这一过程是渐进式的，且处于一个持续的状态，而且每一个渐进都不是单纯的反复，都有其特定的发展规律，就是基于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体系下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认同。“非遗”正是这种信仰和价值凝聚于民间的体现，能够经历长时间发展却不断焕发生机活力，正是因为其能从自身的文化中获得自觉，并一次次重塑崭新的自信。
锡伯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在锡伯族身上我们能看到骑射文化、渔猎文化及农耕文化的多样性融合，留存了众多的非物资文化遗产资源。锡伯族主要分布在辽宁和新疆的察布查尔地区，属于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其民族习俗受满族影响较大，经过历史上的多次大迁徙，以及近现代的社会发展变迁，造成锡伯族“非遗”带有东北地区满族、汉族的文化特征外，还因为同新疆的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的文化交流，形成了有丰富内涵且独具特色的“非遗”文化资源。
在当前国家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非遗”传承保护的大背景下，众多的锡伯族“非遗”项目被挖掘并得以保护，“非遗”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得到政府的确认，项目的内容和形式方面取得较好保护。但是，在传承及创新发展的工作上还存在方法手段落后、传播方式单一、受众少等诸多的问题，尤其是在活态传承的过程中缺乏实践应用的创新，产品不符合当下大众审美的需求，生产模式和方法相对落后，缺乏现代社会的市场竞争力。“非遗”传承保护的目的是使其活化，“非遗”只有融入生活才能获得持续的生命力，其动力的根源来自于对文化内涵的再生产。无论是“生产性保护”还是“实践创新”的着眼点，都在于通过生产手段实现“非遗”资源的转化，进而推动其融入当代、服务生活。
“非遗”的日常化实践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关于信仰构建。中国民间的信仰和价值观就蕴含在几千年来积淀的“非遗”中。“民间信仰是发端于人类文明之初的普遍的文化（宗教）现象，历久弥新，一直是先民们日常生活的思想基础，与血缘、宗族等共同构成了传统村落的基本社会关系，孕育和承载着生生不息的村落文明”[1]。锡伯族的西迁节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西迁节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锡伯家庙祭祖，祭奠关公、索木达神、娘娘神等神灵祈求国泰民安、多子多福等。祭奠结束后，举办射箭、歌舞表演等活动。西迁节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同时与其他锡伯族传统文化元素交叠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近些年，西迁节的举办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域民族文化活动，围绕其蕴含的历史、文化、旅游等诸多元素和可能，地方政府在尝试把其打造成文旅融合的新平台，希望其能够释放新的能量，甚至成为带动地域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新动力。旅游文创产品是区域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组成，是地方文化传承、传递的重要载体。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将地方文化元素应用于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对欠发达地区的文化、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有着重大意义[2]。
文创产品的深层需求源于对文化认知的自觉体现。认识传统并实践文化的生命力，在文创活动中展开文化的交流与碰撞。通过文化的认知、交互、吸收，进而在纷繁复杂的文化活动中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让文化的精神融入文创产品的血液中去，从而促进全社会的“非遗”日常生活化构建。“在民众层面，民众的日常生活表现着一个时代的文化自信程度。或者说，每当政府和精英真正关注民众，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包括对传统的传承实践时，这个社会展示的是正确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些表现可以说明，在维系文化之根的基础上的创新才是有生命力和自信的真实表现”[3]。
锡伯族有其独特的民族信仰、文化、历史内涵，离不开其产生发展的独特地域环境，将“非遗”作为核心资源转化为文创产品，需要准确地定位其内涵价值，表现其文化特征，这就需要走进锡伯村落和“非遗”传承人群的生活工作环境，感受其民族和地域的独特魅力。例如，锡伯族同满族在生活习俗、地域环境、历史渊源甚至文字等方面都非常相似；
而新疆地区的锡伯族由于西迁离开东北地区200 多年，并同当地哈萨克、维吾尔民族产生文化的交流，其“非遗”就具有很强的地域色彩。这就需要仔细甄别和遴选其“非遗”中独特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元素，在文创设计中作以准确表达。
传统的“非遗”是建立在以慢为特点延伸出来的生活习惯和民风民俗上。现代较之古代，快速对比慢速，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日益凸显，慢慢就会产生“非遗”的优胜劣汰，很多传统的优秀技艺慢慢被淡忘，其中尤以民间技艺类“非遗”产品新旧间的落差最具代表[4]。近年，“非遗”相关产业呈现爆炸式增长，同时也引起“非遗”产业化过程中急功近利的行为，众多的“非遗”传承人群无法适应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冲击，在经济效益的冲击下无所适从，无法坚守自身的传统技艺和文化习俗，而使很多的“非遗”项目都面临发展的困境甚至传承的危机。由于社会需求的变化与市场的丢失，直接造成了传承人群的大量流失，其后果就是传统文化的没落。如何在当前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实践新的手段、探索新的方式，为“非遗”开发新的市场和受众，适应新的消费需求，构建新的文化认同，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而文创无疑给“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可能。就是要将市场经济、消费需求、文化内涵、设计理念等融入“非遗”文创产品的设计中，以准确适应不同地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在文创产品中注入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同时体现地域文化特色，凸显文化的地域和民族特性。
（一）文创是“非遗”资源的新文化创造
“非遗”资源创造性转化在于融合创新视角下新文化内容的出现，把“非遗”资源与创意结合，使其转化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文创产品，进而实现完整的由“创意”到“产业”的全过程，转化出真正的生命力。
诸多立足于传统“非遗”元素的文化创意，如白先勇先生创作的昆曲《牡丹亭》（青春版）、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取材于彩调剧和壮族传统民歌的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等文化创新实践，都在不断更新我们对于文创产品的认知，这些文化创意在创造一种新的文化的同时，也给众多的“非遗”赋予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把文创产品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加以研究和实践，对应的是，传统锡伯族文化是农耕（渔猎、骑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下形成的历史文化，而文创则是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下形成的现代文化。文创产品的文化意义首先在于它不单纯是经济行为，已经演化成文化行为，让人通过产品而改变自己的生态，与历史、文化相联系。
依托历史、山水、人文风情的实景演出、特色文化小镇、民间文艺之乡的建设围绕传统文化资源展开，让地域富于文化气息，同时有益于促进地方文化认同的凝聚。
“非遗”的完整属性中需要具有社会和自然的双重特性，但在现代文化创意的实践过程中，“非遗”往往不再被当作一个整体。而是通过不断地放大其自然属性中的某一部分，将诸多具象化的文化事象表述为一种形象、一种文化符号乃至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在当前文化创意盛行的社会语境下，探讨“非遗”资源如何被解构、被整合，又以怎样的方式与手段进行文化生产与再生产，进而获得脱离于传统生命轨迹的形象与身份，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课题[5]。
（二）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融合新体验
促使“非遗”文创的创新性发展除了社会、经济等因素外，“非遗”本身所固有的文化生态自觉性也是重要的发展因素。因为全球化的视野及新技术和手段的文化更新，“90 后”“00 后”的代际文化差异等因素，这种文化的生态变化也造成了传统文化叙事方式和接受模式的巨变。传统的民族神话、传说、戏曲的影视化、青年化、动漫卡通化都已经超越了当前文创的狭义概念，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化生产范式，是一种涵盖全社会的文创生产。针对当前锡伯语使用现状，一些锡伯族机构和组织用锡伯族语翻译动画，通过民族学校的语言课堂、地方电视台、网络等渠道播放，以期吸引青少年儿童。这些做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积累了经验，但也面临很多的问题，比如版权，但是更大的障碍是如何更深层地达到文化传播、传承发展的目的。《喜力妈妈的传说》之核桃孩系列动漫，这个系列作品包含有系列动画、绘本、小游戏等多种形式，选取喜力妈妈为切入点使用锡伯族民间故事核桃孩加以改编，并融入大量时代元素，使用汉语和锡伯族语配音，探索用锡伯族传统文化与流行动漫构建一条新的文化传播与传承的可能。这个创作过程就是建立在传统文化资源创新的基础上产生的，其原有的传统边界和样式与其他新文化模糊重叠，以一种全新的文化样式不断衍生展示其新貌，融入当代社会生活，进而获得了新的传承与发展生命力。
文创产品的核心是文化感和文化体验的融合。文化感需要结合现代人的市场需求，将独特的锡伯族“非遗”元素和文化基因转化为场景和故事，通过技术性和艺术性的融合创新，打造全新的体验，才是文创产品培育和发展的核心。
（三）核心技艺的品质之美
“非遗”文创最重要的应用领域就是传统“非遗”手工艺产品的文创化，手工艺的多样性决定了标准的不确定性，有必要厘清“核心技艺”的概念，邱春林对于传统手工艺视角下的“核心技艺”解释是：“有关手工艺的知识经验，在民间最普遍的存在，形式是主观的，纪实性的，因材因时因地而异的，这里头人的因素、时间因素、空间因素、物质因素都是影响手工艺质量的变量。手工技艺的本质不是工具所蕴含的技术性，而是个体的技能技巧，尽管变化是手工艺的常态，但对于任何一门传统手工艺而言，变中总有相对不变的因素，否则就既没有什么传统可言，也没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我把这种相对不变的内核称作决定某门手工艺独特性的‘核心技艺’。”[6]由此可见，手工技艺品质价值之美是其不变的核心，这是进行文创转化必须坚持的基础。
锡伯族刺绣具有较为鲜明的中国北方渔猎及迁徙文化特征。主要用于服饰等日常生活用品，图案多以表达吉祥意义的牡丹、仙鹤等动植物为主。当前，锡伯族刺绣因传统的手工刺绣市场低迷，机绣被大量使用，机绣的产品多用于普通服饰、手提包、装饰画、香包、家庭日用，制作快、价格低，产品结实耐磨损，作为一种普通生产手段，机绣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更多涉及核心技艺层面的如描金、串珠、镶嵌、彩漆、雕花等工艺，则必须依靠手工来完成，而这一部分正是锡伯族刺绣传统技艺的精髓。但我们依然看到机绣所体现出的社会价值，无论是手工还是机绣，精雕细琢的品质都是前提，所谓带着温度的匠人精神正是在这一针一线中体现的。在科技不断进步发展的环境下，如何区分机械生产与手工制作的界限，机械工具的使用要保留在“工具”的范畴，切不可盲目无边界使用，在相对的条件下如何保留核心环节的手工之美。尤其是在一些以手工艺为核心的文创产品中，要坚持保留手工制作精雕细琢的技艺原则。
每一种工艺所包含的文化是不同的，都具有其独特的地域或民族特性。其制作及使用的习俗和它们所生存的社会空间，所蕴含的独特传统文化和世代口口相传的技艺，技艺是载体，其所载的文化才是其本质的核心。“文化是文创的灵魂，文创是文化的载体。手工艺是能够让人们触摸到的传统文化，能够体验到的人文历史，在服务生活和社会教育上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但传统手工艺长期被知识产权所忽略。通过与文创设计的结合，传统的时尚美学让现代人得以分享。在手工艺文化资源IP 转化的过程中，文化是核心，设计是最为具体的落地形式。”[7]
（四）打造经典的民族符号
锡伯族传统图案是经过千百年历史和文化积淀下产生的，是锡伯族传统文化的经典视觉符号。伴随锡伯族的发展，几百年来几次大的民族迁移，同其他各民族不断交流融合，使得他们吸收了东北地区满、汉、蒙及新疆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而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且独具民族设计美学思想内涵的锡伯族传统图案。在各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中，只有将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征的视觉符号植入文创产品中，才能使其成为传播文化的桥梁，彰显民族特色，这些设计实践对弘扬民族文化，建设当代社会精神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8]。
文化的生长有特定的土壤，又在不断适应新的时代，每个时代都在利用新媒介让文化呈现出一种新的形式。“互联网+”背景下产生的多种数字媒体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让文化延续到我们生活中是文创的使命，也是文创的方式和理念。将新技术作为文创的媒介就是让文创和互联网生活建立密切联系，新媒介和文化内核融合的文创，不仅使信息传达变得更高效，也使体验文化的过程更有趣味性，寓教于乐，寓文创于乐[9]。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媒体已经密切地融入我们的衣食住行中，成为现代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基于移动互联网的 APP 、“U 化博物馆”、“抖音”及各种自媒体传播方式和手段不断拉近个体与群体、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交流，其即时性、趣味性、个性化让信息传播的传递更加精准且便捷。
新媒体与文创的融合不止于技术层面，更应是一种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互与融合，而其文化属性的融汇碰撞就可能产生新的文化形态，给“非遗”文创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土壤，同时又拉近了传统与现代的距离，使其更好融入生活。
“非遗”与文创的创新转化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需要寻找适合的定位形成恰当融合。首先，在项目的选择上，锡伯族“非遗”项目数量众多，种类多样且内容丰富，这就需要适当的选取，适合且适当是关键；
其次，在创作中要确定先后和主次的关系，基于现代设计体系的文创设计要以“非遗”文化内涵为核心，而绝不是简单的复制使用，时刻坚持以“非遗”为先。正如：“表面看上去我们在帮助传统民艺探寻新的发展路径，其实是民艺在给我们不断地提供心灵的滋养；
不是民艺缺失现代性，而是我们的现代文化断层太严重。难点是掌握文化话语权的人们如何甘当客体，与手艺人共生发展。”[10]
锡伯族“非遗”是记录锡伯族集体记忆的集中体现，这种记忆是一个动态发展并不断累积的过程，在其中会观察到新传统产生的痕迹和影子，这种创造的过程，是文化的创新及不断衍生创造的过程，包含了新文化的产生。这一过程也从单一民族文化的领域进入地域文化共同体之中。在这一过程中，要关注传统的“非遗”文化被解构甚至消解及如何被重构和创造，这也是“非遗”资源进行文创转化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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