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郗，赵婧含
(外交学院 国际经济学院，北京 100037)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与2021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与“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这不仅符合古典国际贸易理论H-O-S框架下的理论预期[1]，也与开放经济下新增长理论的结论相一致[2-4]，其也被较多后发国家的经验所验证，例如：亚洲[5-7]、拉美[8]、发展中经济体[9-10]和中国[11-13]。但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不同国家在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之后，并不一定会取得同等程度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成效，或者说若想有效地实现“开放促增长”，可能需要先满足一定的限制性前提[14-16]。
针对这一问题，部分文献将关注点聚焦于一国实施开放政策时的宏观条件约束上，例如货币政策与汇率的稳定性[1 7]、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与资本自由流动能力[18-19]、国内资本投资的边际回报率[2 0]、国内法制系统的成熟度[21-22]、技术壁垒与产权保护、国内政治系统的稳定性[2 3]等，而进一步探究农业发展水平对一国开放促增长成效的影响的文献则相对较少。
以库兹涅茨曲线为代表的绝大部分研究成果显示，经济增长往往在结构上会体现为工业和服务业边际回报的增长，推动劳动力等要素实现从农业向工业与服务业的跨部门转移，继而优化经济结构，使得总体生产率上升，最终反馈于农业，农业生产率得到提升，使得农业发展呈现出U型形态。但从经验事实来看，这种观点存在着显著的局限性，即忽视了农业发展水平对于要素能否自由流动具有着关键性影响。例如在人均粮食产量较低尤其是存在饥饿状况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无法获得充足的营养与生存保障，土地等不可流动的要素也面临投入约束，这使得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要素并不能有效地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由此提出疑问，农业发展水平是否是有效提高“开放促增长”成效的一项充分条件？一国在实施开放政策时是否应该考虑其农业发展水平而采取循序渐进的开放战略？
本文试图在开放经济的新增长模型基础上，结合农业发展水平对要素流动分配有效性的内生作用，讨论农业发展水平对“开放促增长”成效的关键性影响，并进一步使用1995—2017年间WTO框架下102个会员国的面板数据，对农业发展水平影响“开放促增长”成效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进行计量检验。
(一)经典理论观点
从规范理论来看，“开放促增长”主要源于三个方面：其一来自于国际贸易与投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
其二来自于国际贸易与投资发展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学习效应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其三来自于国际贸易与投资发展的要素配置作用，即通过优化要素投入分配和提升要素产出弹性，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与总体生产率的提升。
而从产业层面来看，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若想实施“开放促增长”无外乎有两条途径：一是将具有禀赋优势的农产品出口；
二是通过对外开放促进本国工业化发展，并出口低附加值工业产品，实现产业价值链的国际化。经典理论一般认为，市场开放后，因为工业和服务业具有更高的边际回报，要素投入会向工业服务业倾斜，从而实现产出增长和生产率的快速提高。
(二)理论机制探讨
经典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认为，使一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其中一个重要路径就是产业结构从农业结构向工业化结构变迁。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各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通过专业化国际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实现国际范围内生产组织的效率最大化。因此，农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当然也可以通过进口农产品来改善要素投入约束，从而促使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向二三产业过渡以加快工业化进程。
然而在工业化进程中，充足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投入是必要条件，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水平无法满足自给自足的国民基本生活需求，则自然不会有充足的劳动力与土地要素从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这使得现实中可能存在相反的因果关系路径，或者说一国能够实现更有效率的工业化发展，必须首先依赖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升。主流经济学理论大多将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改革作为理想路径，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面临着不同的约束性前提条件，直接套用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以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只会“削足适履”[2 4]。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实现工业化发展之前就将一部分资本投入到农产品进口，不仅会使本国工业产业创新和技术进步原本面临的要素投入约束雪上加霜，也会使本国长期面临农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困境；
另一方面，长期进口农产品会给本国经济增长带来严重隐患，一旦农产品进口或工业品出口遭遇国际市场波动，正处于开放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国)将面临极高的粮食安全风险与经济衰退风险。部分学者提出一国必须要走合适的产业发展路径，才能避免跌入收入陷阱，从而实现较好的可持续增长[25-26]。或者说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合理路径要先实现农业发展，再经过轻工业发展，最后才进入重工业发展和高精尖工业发展。事实上，经典理论中“开放促增长”是没有要素投入配置约束的，然而这与现实不符。或者说，当存在要素投入配置约束时，经典理论观点便不再成立。而在所有的经济增长投入要素中，农业发展水平对劳动力和土地的要素投入约束是非常显著的。
从历史事实来看，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拥抱贸易自由化之前，已经在非自由化与不平等贸易中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
美加澳等后起之秀也依赖其天然的农业自然资源禀赋，较为容易地突破了农业发展的瓶颈；
而后发起步的不少发展中国家都接受了绝对市场自由主义的宣传，放弃了走循序渐进的产业发展路径而最终陷入困境。比如拉美国家和印度，在农业发展水平尚未能跨过门槛之前就匆匆打开本国市场加入国际分工，虽然短期内产出可能会有所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其既不利于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不能实现稳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反而有可能使得国内产业结构变得更加脆弱并陷入长期的收入增长陷阱。回看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得益于20世纪60—70年代农田水利与耕地改良的大规模建设、80—90年代育种技术及农化工业的巨大进步，农业生产率快速提升，使得我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前就已经跨过了农业发展门槛，而恰好中国在入世之后又实现了巨大的“开放促增长”效应。
综上可知，拥有要素投入约束的模型似乎更符合依据现实经验而产生的猜测，而“开放促增长”的成效也因为国家异质性和其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由此，我们提出了两条理论假说。
理论假说Ⅰ：一国农业发展水平对其开放促增长的成效具有调节效应。
理论假说Ⅱ：一国农业发展水平对其开放促增长的成效存在门槛效应。
(一)数据选取
世界贸易组织(WTO)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框架协议，加入WTO也被视为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因此我们选取了截至目前已加入WTO的164个正式成员国或地区作为计量检验的样本。由于部分经济体数据缺失严重，经数据清洗整理后，本文最终选取其中102个成员国作为抽样研究对象进行估计检验。研究数据来自WTO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库，FAO数据可得性显著，我们合并建立了1995—2017年间的宏观面板数据。
(二)基准模型设定
针对上述两条理论假说，分别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基准模型I)和动态门槛面板模型(基准模型II)如下：
基准模型Ⅰ：
GDPgrowthit=θ0+θ1GDPgrowthi,t-1+θ2Lgrowthit+θ3Hit+θ4GFCgrowthit+θ5GFCgrowthi,t-1+θ6INVratioit+θ7pCONgrowthit+θ8Zit+θ9OPENit+θ10c_lnpagit+θ11OPENit×c_lnpagit+ϑi+φt+ηit
基准模型Ⅱ：
GDPgrowthit=β0+β1GDPgrowthi,t-1+β2Lgrowthit+β3Hit+β4GFCgrowthit+β5GFCgrowthi,t-1+β6INVratioit+β7pCONgrowthit+β8Zit+λ1OPENit×I(lnpagit≤γ1)+λ2OPENit×I(γ1
在上述两个模型中，i、t分别表示国家和年份；
θ0、β0为常数项；
ϑi、υ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
φt、μ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ηit、εit为随机误差项。在基准模型II中，I(·)为指示函数，γ为估计所得的门槛值，γ1和γ2分别对应为第一个和第二个门槛值。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是为了方便描述模型结构才假定存在两个有效门槛值即使用双门槛模型表达，实际上能观察到的是双门槛效应还是单门槛效应需要进一步检验结果确定。
(三)变量解释
1.被解释变量
变量GDPgrowth代表实际GDP增长率，用来衡量各国的经济增长水平。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共由两组变量组成。
第一组是人均农业产值变量pag，其同时也是动态门槛面板模型II中的门槛变量。变量用净人均农业产值指数衡量，以表示各国当期的农业发展水平。净人均农业产值指数已剔除通胀影响并经过购买力平价(PPP)做出调整，从而确保同类商品价格在同一时间段内保持一致。此变量取自然对数形式c_lnpag(基准模型Ⅰ)①/lnpag(基准模型Ⅱ)加入估计方程。尽管我们在模型的设定中，使用了两部门经济结构假定，但是事实上经济结构是农业发展前提下的内生结果，所以并不能将经济结构作为因变量。在前面的理论逻辑讨论中，只有当农业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后，才能释放要素投入约束，从而在扩大开放背景下使得两部门经济结构得以良性循环，因此本文聚焦的因变量是农业发展水平本身。
第二组是一国对外开放水平变量OPEN。从宏观角度而言，对外开放主要包括贸易开放和资本项目开放两方面，因此，本文将把对外开放水平OPEN分解成对外贸易开放水平、资本项目开放水平两个指标，分别用c_TRADEratiogrowth(基准模型Ⅰ)/TRADEratio(基准模型Ⅱ)和c_INVESTratiogrowth(基准模型Ⅰ)/INVESTratio(基准模型Ⅱ)来衡量国家经济开放程度，从而单独检测贸易开放和投资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下面将分别针对两个模型进行解释。
在基准模型Ⅰ、Ⅱ中，TRADEratio(c_TRADEratiogrowth)为对外贸易开放度。既往文献中对如何度量贸易开放度存在较大争议，其最早是从研究对外贸易依存度开始的，但此指标具有一定局限性，受国家经济规模、市场规模、贸易开放等因素的内生影响较大，如Kuznets早在1960年就提出“小国比大国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更大”的观点,而后衍生出了很多新的测度指标，如实际关税率、道拉斯(Dollars)指数、修正的贸易依存度等。但经许和连和亓朋[2 7]对各指标进行实证对比分析后得出，外贸依存度相较于其他指标，在简单、直观的同时仍能够较好地刻画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与多数已有经验文献类似，本文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即对外贸易依存度指标来度量一国的贸易开放水平。
INVESTratio(c_INVESTratiogrowth)为投资开放程度。投资包括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两部分，所以此指标经FDIratio和OFDIratio加总求和得出。其中，FDIratio为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额占该国当年GDP的百分比；
OFDIratio为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额占该国当年GDP的百分比。
需要注意的是，在基准模型I中，选取贸易开放度及投资开放度的年增长率来分别表示当期国家对外开放水平OPEN。与导出c_lnpag相似，为避免回归结果受到极值影响并且同时避免在模型中加入交乘项后出现变量符号变异问题，分别对贸易开放度增长率TRADEratiogrowth和投资开放度增长率INVESTratiogrowth做去中心化处理后得出变量c_TRADEratiogrowth及c_INVESTratiogrowth。
3.控制变量
参考既往经济增长相关计量研究文献[27-31]，以及加入拉动经济产出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本文选取控制变量包括：
(1)变量GDPgrowthi,t-1为GDP增长率的一阶滞后项，考虑到经济行为相较预期具有滞后影响，一国经济增速的前期值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当期的国内经济增长水平[3 2]，所以加入自回归项以消除GDP增长的短期“惯性”。
(2)变量Lgrowth代表劳动人口增长率，用各国15至64岁的人口增长率衡量。
(3)变量H代表人力资本指数，表示受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投资，由受教育年限和教育回报率计算得出。本文用人力资本指数来反映各国的人力资本丰裕度即人力资本积累水平。Barro等[3 3]认为，人力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通常会伴随着较快的经济增速。此项数据来源于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应用不同年度、不同国家换算后的统一口径来进行数据的比较分析。
(4)变量GFCgrowth代表资本存量的增长。参照贺菊煌[3 4]，此变量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年增长率表示。
(5)变量GFCgrowthi,t-1为资本存量增长的一阶滞后项，同GDPgrowthi,t-1类似，一同列入模型作为工具变量。
(6)变量INVratio表示投资率，为当年在非金融资产上的净投资与GDP的比值。
(7)变量pCONgrowth为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年增长率[35]。
(8)变量Z根据解释变量对外开放水平OPEN所采用的指标不同而变化[3 6]，当解释变量为贸易开放度TRADEratio(c_TRADEratiogrowth)时，控制变量Z即为投资开放度INVESTratio(c_INVESTratiogrowth)，反之亦然。
(一)变量描述统计
经数据匹配与清洗后，最终获得计量检验有效样本观测值2 040项。其中变量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统计表
(二)基准模型I的估计结果与讨论
调节效应是指研究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否会受到调节变量的干扰。在基准模型I中，调节变量为一国农业发展水平，解释变量为对外开放程度，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水平。
基准模型I可分为两组：为了便于观察结果和进行讨论，在贸易开放TRADE组中，将去中心化后的c_TRADEratiogrowth代入OPEN，将c_INVESTratiogrowth代入控制变量Z；
在投资开放INVEST组中，将去中心化后的c_INVESTratiogrowth代入OPEN，将c_TRADEratiogrowth代入控制变量Z；
去中心化后的国家农业发展水平以c_lnpag表示。
首先，由表2的豪斯曼检验结果可知，模型I的卡方统计量显著，说明有效估计量和一致估计量之间存在显著偏差，所以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I进行估计检验。
表2 豪斯曼检验结果
随后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分别对模型I的贸易开放组与投资开放组进行估计，得到总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基准模型Ⅰ估计结果
1.自变量参数估计结果讨论
由表3中控制年份和国家固定效应后的调节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可知：在贸易开放TRADE组中，贸易开放度增长率、人均农业产值以及二者的交乘项均显著为正，可见农业发展水平对贸易开放促增长的成效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而在投资开放INVEST组中，投资开放度增长率及其与人均农业产值的交乘项均不显著，说明人均农业产值对于投资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成效不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综上，由组1(TRADE组)结果可知，理论假说一得证。
2.控制变量参数估计结果讨论
对于两组中的控制变量而言，其显著性水平与相关系数符号皆相同，参数估计值大小相近，故将组1与组2合并进行讨论。
其一，劳动人口增长率Lgrowth、人力资本指数H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不显著，这与基于理想状态下的理论预期不同，很可能因为现实世界中，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随时随地发挥出劳动力或人力资本丰裕度的比较优势，具体因各国国情、政策制定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其二，非金融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INVratio对一国经济增长影响并不显著，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样本数据误差所致，另一方面也说明非金融资产投资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之间可能并不存在必然相关性，这对于实施开放政策的国家该如何应对金融周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资本存量增长率GFCgrowth、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年增长率pCONgrowth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资本积累与消费的提高可以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符合经典理论预期。此外，GDP增长率的一阶滞后项GDPgrowthi,t-1与资本存量增长率的一阶滞后项GFCgrowthi,t-1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说明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惯性”，也符合理论预期。
(三)基准模型Ⅱ的估计结果与讨论
事实上，门槛模型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广义的离散型调节效应模型，即基准模型Ⅱ可以看作是对基准模型I的进一步检验。基准模型Ⅱ中的贸易开放即TRADE组为组1，此时TRADEratio代入OPEN；
投资开放即INVEST组为组2，此时INVESTratio代入OPEN；
门槛变量均为lnpag。
1.门槛值的估计与检验
首先确定门槛数量，判断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对动态门槛面板模型II进行估计，得出相应门槛值，之后检验门槛值的有效性，从而得出有效门槛值。经估计得出的F值及经拔靴自抽样法(Bootstrap)得出的P值如表4所示。
表4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由表4可知，以人均农业产值(取自然对数lnpag)为门槛变量时，TRADE组的双重门槛在1%的水平下显著；
INVEST组的估计结果表明，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分别通过了10%和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根据上述统计结果，两组均拒绝不存在门槛效应的原假设，即表示一国农业发展水平对其能否实现“开放促增长”成效确实存在门槛效应，符合理论假说二的预期。
又考虑到组2中单一门槛检验的显著性较弱，因此，可以认为组1和组2均显著存在两个有效门槛值，双重门槛模型即为检验所得最佳模型，下文也将基于双重门槛面板模型进行分析与讨论。
两组的双重门槛估计值及相对应的95%置信区间如表5所示，贸易开放组与投资开放组分别存在两个门槛值。经换算可知，在贸易开放TRADE组中，两个门槛值分别对应的农业发展水平为人均农业产值达到96.48美元和120.93美元；
而在投资开放INVEST组中，两个门槛值分别对应的农业发展水平为人均农业产值达到112.18美元和124.94美元。将数值分别标注在农业发展水平(人均农业产值自然对数)的密度估计分布中，可见按照农业发展水平区分，可分为三个门槛区间，如图1所示。
表5 门槛值估计结果
图1 农业发展水平密度估计分布与双门槛:TRADE组(左)和INVEST组(右)
2.基准模型Ⅱ的估计结果讨论
对基准模型Ⅱ进行分组估计，得到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λ1、λ2、λ3(λ1"、λ2"、λ3")分别表示第一、二、三门槛区间中，农业发展水平对贸易开放(投资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解释水平。为方便讨论，可以合理认为第一、二、三门槛区间分别对应一个国家的低、中、高农业发展水平。
表6 基准模型Ⅱ估计结果
由表6可得，总体而言，对外开放水平(包括贸易开放水平及投资开放水平)对国家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国家所处的农业发展阶段不同会使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出现差异，且对于贸易和投资而言，在不同门槛区间内的促进作用方向并不一致。
在TRADE组中，当一国农业发展水平处于第一和第三门槛区间时，即分别对应低农业发展阶段和高农业发展阶段时，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而当国家处于第二门槛区间(即中等农业发展水平)时，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此时影响系数为0.013 3，即对处于第二门槛区间的国家而言，贸易开放提高一个单位，将会导致本国长期平稳经济增长水平增加0.013 3个单位。
在INVEST组中，当国家处于第一门槛区间，即对应低农业发展水平阶段时，投资开放对经济增长不具有显著影响；
而当国家农业发展阶段进入第二门槛区间时，投资开放随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影响系数为0.068 1，即投资开放水平增加一个单位将使长期平稳经济增长水平提高0.068 1个单位；
随着一国农业发展愈发成熟，国家农业发展水平进入第三门槛区间即达到高农业发展水平阶段时，影响系数由正变负，投资开放对经济增长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抑制效应，但其显著性水平以及影响系数的绝对值均低于第二门槛区间。
综上可知，无论是贸易开放还是投资开放，都只有在国家处于中等农业发展水平即第二门槛区间时才会对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理论假说二得证。可以见得，就贸易开放而言，对于自然资源禀赋不足的国家，必须要在农业发展水平达到一定临界值(即跨过第一个门槛)之后再实施贸易开放才会取得良好成效；
而当农业发展水平跨过第二个门槛后，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并不显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时国家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而非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
投资开放相比于贸易开放有所不同，在农业发展进入第三门槛区间后，对经济增长反而起到负面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本文对农业发展水平的量化界定使用了农业平均产值来作为代理变量所致。在所有样本中，存在大量农业自然资源禀赋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然而由于过早地实施投资开放政策，使得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大范围被国外资本控制，例如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大幅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开放农业与自然资源投资，致使相关基础产业基本被跨国资本控制，失去了通过调节要素投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潜力空间，继而使得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长期失衡，对经济增长反而不利。此外，投资开放对产业冲击的影响相比贸易开放更大，例如中国在加入WTO后实施了油料加工产业的投资开放，致使该产业超过70%都被外商投资控制，本国相关产业却急剧萎缩。
上述研究结果对于现实的启示意义是，一国应当在农业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再实施贸易开放，而且自然资源禀赋高的国家应慎重实施相关产业的投资开放政策。
为了对开放促增长受农业的影响程度有更深入的认知，我们进一步展开结构分析，实施不同分组的稳健性检验。
(一)关税水平作为工具变量
如前文所述，以对外贸易依存度来测度贸易开放水平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内生性问题②，而加权平均关税水平相比之下内生性较弱，主要因为一国加入WTO以后关税水平会保持相对稳定，不会因为短期内进出口量的变动而产生剧烈波动，受经济体系内部因素影响较小。所以，下文用加权平均关税水平作为测度开放指标OPEN的工具变量，对原基准模型I进行估计，得到TARIFF调节效应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其中人均农业产值以及交乘项均显著为正，可知农业发展水平对贸易开放促增长的成效具有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符合理论预期。此外，其余控制变量参数的显著性与符号同原估计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证明基准模型I具有较好稳健性。
表7 TARIFF组调节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二)非关税壁垒作为工具变量
衡量国家的贸易开放水平，除了对外贸易依存度、关税等指标，还可以使用非关税壁垒(Non-tariff Measures, NTM)相关指标来进行测度。为使本文的结构分析更具完整性，并进一步将非关税壁垒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关税壁垒可能受贸易流量的内生影响问题，下面引入两种非关税壁垒的代理变量，分别代入开放指标OPEN，并对基准模型I进行稳健性检验。两组代理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③，测算方法有所不同，分别表示受非关税壁垒影响的贸易额及产品种类所占总体的比例，记作NTM Coverage ratio④和NTM Frequency ratio⑤。因为受制于非关税壁垒测度数据的可得性，无法采用平衡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所以对模型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得到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非关税壁垒调节效应模型分组估计结果
观察表8可知，在两组中，人均农业产值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不同的非关税壁垒指标得到的估计结果也存在一定差别。组2交乘项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已知一国非关税壁垒越强，其开放水平也就越低，交乘项系数为负值即表明农业发展水平对于贸易开放促增长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相比之下，组1并不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表明在非关税壁垒的测度中，用受非关税壁垒影响的产品占总产品种类的比例来衡量非关税壁垒更为合适。此外，其余控制变量参数估计结果与原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再次证明原基准模型I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三)工业化程度分组估计
由于一国实施“开放促增长”战略的具体路径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依赖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尤其表现为需要将要素投入分配从边际产出较低的农业转向边际产出更高的二三产业。对于工业化程度不同的国家而言，农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很可能会对“开放促增长”的成效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因此对样本中所有WTO成员国进行工业化程度分组后再次开展结构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世界银行公布的2007—2017年各样本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均值作为工业化程度划分标准，并观察样本国家的分布(如图2所示)后按照集中程度，将其中工业化程度比例小于20%的国家划分为低工业化国家，比例介于20%至30%的国家划分为中等工业化国家，比例大于30%的国家划分为高工业化国家。随后对三类工业化程度分组进行基准模型I的TRADE组调节效应估计，得到估计结果如表9所示。
图2 样本国工业化程度分布散点图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9 工业增加值分组估计结果
观察表9估计结果可知，在低工业化与中等工业化国家组别中，交乘项估计结果并不显著，说明两组中农业发展水平对“开放促增长“的成效均不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而在高工业化国家组别中，农业发展水平对“开放促增长”的成效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说明一国实施开放促增长战略必须依赖于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农业发展水平跨过相应门槛后能够释放更多的要素投入，另一方面工业化的进程也会反过来促进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形成良性循环。由上述估计结果可知，原基准模型I在样本国进行工业化程度分组后仍然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本文从既往研究与经验现实不符的局限性出发，发现要素投入约束对于“开放促增长”的成效存在影响，进一步讨论并提出了农业发展水平对“开放促增长”成效存在着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两条理论假说。随后针对两条理论假说分别建立了调节效应模型(基准模型I)与动态门槛面板模型(基准模型Ⅱ)，并使用了1995—2017年102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有效面板数据进行了估计检验。
在基准模型中，贸易开放和投资开放分组的估计结果均符合理论预期，两条理论假说均得证，即一国农业发展水平对其能否实现开放促进增长存在双门槛效应，并且对贸易开放促增长的成效具有调节效应影响。具体而言，只有当农业发展水平跨过第一道门槛后，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增长才能取得显著成效，当农业发展水平继续提高，跨过第二道门槛后，开放促增长的成效会相对减弱。随后，本文对原基准模型进行了结构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其一，使用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作为贸易开放的工具变量对原基准模型I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估计结果与原基准模型估计结果保持一致，证明原基准模型较为稳健。其二，将样本国家按照工业化程度分组对原基准模型I进行估计，发现只有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组别中，农业发展水平对开放促增长才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这说明“开放促增长”的理论机制主要是通过对外开放后，产业结构中工业化加速发展来实现的经济增长，而要素投入能否从农业部门转移投入至工业部门则是先决必要条件。
综上可知，只有在农业发展水平跨过一定临界值(即第一个门槛)之后再实施市场开放战略，才能取得促进经济增长的预期效果；
若在未跨过农业发展水平的第一个门槛之前就匆匆加入国际分工，很有可能会导致国内产业结构愈发脆弱，以至于长时间内很难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更不能实现稳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所以对于农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仍需坚持一定程度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限制，采取产业保护主义来大力发展本国产业，促使本国尽快跨过农业发展水平门槛，再逐步放宽限制。
毫无疑问，中国是“开放促增长”比赛中的佼佼者。然而从对外开放水平来看，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也不能位居前列。根据世界银行贸易数据库显示，虽然入世后中国平均关税水平已从15.3%下降至7.37%，但仍然在全球248个经济体中位居第216位。而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发布的全球外资限制指数显示，中国近五年均处于全球限制指数最高的前十位。在刘仕国等[3 6]对世界各国对外开放指数的测度中，中国也仅居于129个经济体中的第39位。中国的例子表明，开放程度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需要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寻找出最合宜的开放水平，渐进性地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才能更好发挥出开放促增长的成效。换言之，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绝对的自由市场或是完全开放并非都是理想的战略选择，相反，坚持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适度开放与稳步开放才是最佳路径。
不可避免地，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性，有待未来进一步展开研究。其一，受制于样本数据可得性，一些国家尤其是部分次发达国家宏观统计数据披露不全、缺失较多，经数据清洗匹配后数据量有所下降，尤其是次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本文论题具有重要意义，部分数据缺失可能使得样本代表性与估计无偏性受到影响；
其二，在基准模型I中，投资开放组的估计结果并不能完全满足理论假说一的预期，这可能是因为关于投资开放度的指标测算存在难度，用于实际产业投资的跨境资本流动难以追踪，长期资本流动与短期资本流动也难以完全分离，因而在投资开放促增长问题上仍有很大研究进步空间。但总体而言，本文从经验现实与经典理论不符之处出发，在基于要素投入分配约束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视角，对“开放促增长”的规范表达与经验研究均进行了扩展，为发展中国家循序渐进地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提供了新的研究证据。
注释：
①C_lnpag为经去中心化处理后的lnpag，去中心化处理的目的在于避免回归结果受到极值影响并且同时避免在模型I中加入交乘项后出现变量符号变异问题。
②严格来说，国际经济是全局内生系统，其中所有变量均为内生变量，所以即便是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等指标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生变量。但是可以合理地认为一国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变化相对较为缓慢，受该国国际经济活动之外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治理因素影响，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近似看作外生变量。
③世界银行关于非关税壁垒的测算总共包含下述几大类别，A :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B :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C : Pre-shipment inspection and other formalities; D : Price control measures; E : Licences, quotas, prohibitions and other quantity control measures; F : Charges, taxes and other para-tariff measures; G : Finance measures; H : Anti-competitive measures; I :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J : Distribution restrictions; L : Subsidies (excluding export subsidies under P700); O : Rules of origin; P : Export related measures.
④NTM Coverage ratio=NTM affected trade/Total Trade.
⑤NTM Frequency ratio=NTM affected product/Trade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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