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元镇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竞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文化活动，但是，早在人类进化完成之前，动物身上就存在了产生“竞技”的因素，这些因素是生物学的，是动物世界就存在着的3项本能，即生存竞争的天性、本能的学习行为及幼时的“游戏”。
动物的这类活动是非意识的、缺乏目的性的，也是无组织的，不可能直接演化为与人类相同的竞技活动，然而，这些活动对远古时代人类“竞技”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竞技的本质动因是竞争。处于动植物状态中的竞争出于对物种生存与继续生存（繁衍）的“目的”，表现为与异类或同类对阳光、空气、水源、土壤、食物、配偶的争夺上，这是自然的选择，是优胜劣汰的过程，这些争夺不具有人类的社会意义。
通过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证明，人类的先祖是一种活泼的动物，并且还具有暴力倾向。猿类的暴力意味着人类具有残忍无情的一面，然而，尽管猿人是暴力的，但是它们的群体却有着强有力的控制和平衡能力。这种控制力之一就是可以对暴力进行发泄转化，使之成为“类游戏”“类竞技”的活动。
各种动物本能的学习行为是不同物种特性得以延续的基础，这种学习行为包括飞翔、奔跑、跳跃、投掷、攀登、支撑、悬垂等，以及各种群体活动时的配合协作，以满足生存的需要。
而动物幼崽之间的“游戏”、追逐与打斗，则是在训练它们的体力和生存技能，以应对未来凶险的生活环境。动物的这些活动，最终成为人类竞技活动的象征性前提。人类的竞技是否完全模仿了动物，还有待确认，但至少可以看到一些隐形效仿的痕迹。
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愚昧时代与野蛮时代，才进入文明时代。在前两个时代，也就是在未能创立文字系统之前的石器时代，原始人之间已开始出现“竞技”活动，这是竞技的萌芽，并成为他们生产劳动之余的主要文化活动形式之一。但是，这时期的竞技十分原始和蒙昧，反映出简单社会中人们蛮拙的身体需要和非常贫乏的物质条件。这一点从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文化学家对非洲和大洋洲一些至今尚处在氏族社会部落的记载中可以得到间接证明。
进入人类的文明时代，人们逐渐认识到要做成任何事情都必须依靠自己的身体能力与心智意识，于是，人们开始悟到身体的重要性，世界各地都不约而同地产生和发展了本质相近、结构相似的竞技活动。
在西方社会出现的古代奥运会，始于公元前776年，每4年1届，历时1170年，共举办293届；
比赛项目都与城邦政治下频繁的军事活动有关，主要为赛跑、拳击、摔跤、角斗、赛马、掷铁饼等。
几乎在同时代，出现了东方的体制完善的西周“礼射”，行 “礼文化”的中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仪规范、道德约束与典章制度，用以强制性地约束民众的行为规范与选拔官僚队伍。各级机构用射箭比赛这一直观可达的特定竞技方式，简单易行地实现了一系列政治目的，足以看出古代中国早期政治家们的高明智慧与文化胆识。
尽管东西方的竞技从一开始就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但就竞技活动的本身而言，必定有其相通之处，以下的基本特征千百年来未有本质的嬗变。
（1）竞技成为介于劳动工作与游戏玩耍之间的一种休闲文化形态，演变成一种独立的文化系统。其基本活动形式脱离了日常生活现实，可以说它类似文艺的表演，也可以将它类比为战争的搏斗。
（2）身体竞技所展示的竞争成为社会其他各项竞争的典范。这一特征满足了人们天性中的好胜心。好胜心的制胜对象是同类，对同类的野蛮争胜是武装征服；
对同类的文明争胜是多方面的，竞技则是其中最靠实、最有文化色彩的。它以文明的形式文化了、软化了竞争。它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是竞争合法化的必然。
（3）竞技比赛必须具有结果预先不可确定性，既难以预知，也不许用非体育方式操纵并提前定制。这是前一特征的必然延伸。竞技体育比赛不像其他文化活动必须按既定的乐谱、脚本、程式、设计来严格实现，其逻辑维系了竞赛的公平性和竞争性，是竞技文化魅力之所在。竞技的这一特征满足了人们的另一天性——好奇心。人类常将好奇心施于赌博与科学，而令人惊奇的是，竞技恰恰抵制了赌博，而热衷于科学。
（4）竞技比赛必须遵循公平原则，受到规则、裁判与仲裁等手段的约束。竞技的上述两条特征，必须受到法治的制约。制定竞赛规则的原则是容纳差异，而维护对等。它不承认参与者除身体、心理以及技术以外的任何不平等。一切可定量的比赛条件、因素都要力求做到双方，甚至多方的平等和无争议，而在此基础上决定胜负和名次。
（5）竞技比赛的结果是推出唯一优胜者，竞技的思想背景是英雄主义，竞技毫不掩饰地推崇英雄与精英。随着竞技比赛结果的不断更新，便不断产生新闻头条、历史传说与传奇故事，并世代相传。大批青少年成为竞技英雄的追随者与膜拜者。因此，社会必须高度重视竞技运动榜样的教育价值。
（6）竞技比赛的参与者具有代表性，他们身后站立的背景可能是班组、单位、社团、地方，也可能是政府、军队、国家，甚至是大洲。在人类萌发竞技活动的初始阶段，这种身体能力的较量局限在狭小的地域范围里，仅在同一人种、同一民族之内，甚至仅是同一族群中的个体之间差异的较量。在竞技运动高度国际化的当代，随着竞技比赛国际地位的拉高，竞技已经成为对国民进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7）竞技比赛必须在特定的场所与环境中进行，从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场到当代中国的鸟巢、水立方，美国的NBA赛会……虽形制格局互不相同，但其本质功能是相近的，运动员在其中比赛，会感到安全，技能得以施展；
观众在其中观赏，会感到欢乐，情绪得以宣泄。
竞技是为了寻求差异、制造差异、表达差异的。没有差异结果的、皆大欢喜的竞技会扼杀竞技的文化内涵，出现大量“并列”名次的比赛是因为出了作弊的麻烦。显示出差异才是竞技真正的价值所在。竞技时所采取的一切遵循公平公正原则的措施，都是为了维护差异的合法性。竞技中只允许展现身心要素造成的差异，而其他因素，如人种、肤色、政治观点、学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别是不允许摆在桌面上的。
各种比赛的赛制、项目设置、分组方法等，都是为了合理地制造差异；
各种裁判规则、裁判手段，都是为了区别出真正的差异；
隆重的颁奖仪式，则是对差异结果做人为的肯定；
当得分或进球相同时，要用加时赛，甚至点球大战，以获取最后的差异。
竞技运动的国际化与高水平化，使许多运动员的竞技水平越来越接近，于是不得不求助高科技，如将秒表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三位，将冲线运动员的动作解读在高速摄像的镜头里，短道速滑要使用24台摄像机监控每一人每一刻的动作，越来越多的球类比赛要使用鹰眼……
不同人种、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不同训练体制；
不同教育、科技水平下的不同训练思想与方法，都会产生比赛结果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会让聪明的管理者反过来去改变产生差异的背景。
差异是文化交流的前提，无差异用不着交流，有差异才产生相互学习的可能与需求。文化交流不仅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也是促使不同人群和谐相处、相互团结的吸引力。竞技运动之所以被人们视为团结的象征，恰恰因为在这样场合里，人们在相争，在示强，在用差异表达强大，在用差异求得强者之间的团结。
竞技的差异是有限度的，不是越大越好，44∶0的足球比赛，既没有文化价值，也失去体育竞技的意义。因此，研究差异的存在、差异的价值、差异的分寸，对把握竞技运动的发展方向与价值，或许是个有益的视角。
竞技运动是非生产性的，在漫长的初始阶段，它基本保持了游戏的品格，到20世纪的后半期，它迅速向工作化、制度体系化、职业化、商业化转化。大量的经济投入、强烈的政治关照、狂热的媒体卷入，使竞技运动自身演化成为强势文化，成为选拔强者的示范性工具。
那么，是什么内因把竞技运动强化起来，使之成为社会选拔强者的一种文化模拟呢？
因为竞技运动选择了一种最易于沟通、最少争议和歧见的国际性语言——肢体动作，使它最适合作为一种世界性文化，对各种民族文化进行统摄、融合和比较。
在战争年代，一些国家的竞技运动受到军国主义的影响，竞技运动对强者的选拔，得到恶性膨胀。世界进入冷战对峙时期，奥林匹克曾以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作为分野，在对抗中推动了竞技运动的强化。应该看到，民族主义是20世纪国际竞技运动的主要潮流和基本背景。高水平竞技运动与民族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包含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愿望。
竞技运动在民族意识方面的强化，必然导致民族凝聚力的深化。一些多民族国家与移民国家尤其希望从竞技运动中找到凝聚民族的向心力。例如，篮球、棒球、橄榄球、冰球等运动项目奠定了美国强者形象的基本标准；
足球运动固化了拉丁美洲国家摘去殖民化后的不同民族形态；
板球运动整合了澳大利亚，而这个国家曾是一盘散沙的英国罪犯流放地；
中国乒乓球和女排的成功，使中华民族在十年浩劫后重整衣冠，重振精神。
竞技运动中迸发出的强者，与战争英雄、政治精英、科技强人不同。他们虽产生于文化领域，但选拔的模拟示范作用不容小觑。它贴近年轻人的生活，少有距离感。人们看待他们不会像对待战场强者一样心生敬畏，不会像对待科技强者一样觉得高不可攀，不会像对待商场强者一样让人暗生怀疑，也不会像娱乐圈强者一样流于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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