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吉成，王李轩，李小刚，张振波
（西安公路研究院有限公司交通环保与低碳技术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65）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陕西关中地区长期居于全国交通中心区域，当时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辐射全国的交通网和萌芽于周、完备于唐的驿运制度[1]，这也使得陕西拥有十分丰富的古代交通设施遗存遗迹，这些历史遗存遗迹既是宝贵的交通文化遗产，又是交通旅游文化资源，它记载了几千年来的人员流动、商品流通和信息流转，也承载了知识、思想、观念和文化的交流与相融。这些交通文化遗产既有以古鉴今的现实意义，又有厚重的人文精神，是陕西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交旅融合的发展背景下，交通文化遗产既是文化资源，也是旅游资源，充分挖掘、保护和利用交通文化遗产资源是对交旅融合最好的诠释。《交通强国建设纲要》要求[2]：加强重要交通遗迹遗存、现代交通重大工程的保护利用和精神挖掘，讲好中国交通故事。2020年1月，交通运输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提升交通运输发展软实力的意见》[3]指出，要提升文化感染力，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交通文化。周伟认为[4]，交通文化遗产是交通故事的肥沃土壤。在“交通+旅游”新业态、新模式下，魏巍等人[5]认为，公路与文旅的融合发展能推动公路文化建设，促进路域经济社会发展。郑涛等人[6]从红色文化传播视角出发，认为川藏公路文化旅游发展中要充分利用沿线的红色文化资源，传播好红色精神。当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在公路建设中融入当地文化元素，提升文化在公路景观中的表达，但对目前我国交通行业本身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缺乏挖掘梳理、开发利用等方面研究。本研究在明晰生态文明和交通文化遗产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以陕西省黄河流域内的古代交通文化遗产资源为例，对其现状进行梳理分析，并提出挖掘保护、开发利用的对策建议。
人类文明发展先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原始文明又称采猎文明，始于石器时代，当时生产力十分低下，人类在自然界面前十分渺小，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
农耕文明又称农业文明，此时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人类对地球环境的影响仅限于农业生产活动发生的生物圈，谈不上污染和破坏，总体来说，影响不太大；
工业文明是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机器使人类得到进一步解放，人类开始征服自然，造成了污染和破坏，影响圈层扩大到地球的生物圈、水圈、土壤圈和大气圈。目前，全球性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说明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需要开创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因此诞生了生态文明。它是人类对工业文明的负面影响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为宗旨的文明形态，其核心思想是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同发展。人类文明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文化形态，生态文明建设不能缺少文化作为灵魂，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有科学技术、制度、财政、工程建设等方面的支撑，还需要有文化方面的支撑。
交通文化是指作为社会客体的交通运输系统所具有的文化色彩与文化功能，它是以交通、交通资源、交通技术为支点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7，8]。贺云翱认为[9]，交通文化遗产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且保存到今天的与交通及其相关活动有关的一切文化遗存。中国的交通文化遗产在时间上应包括史前先秦时期至近现代的交通运输遗产，以及由交通催生的文化线路、文化景观等遗产体系，包括全国范围内与历史上交通运输活动相关重要的物质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文献类遗产。作为世界上五千多年文明连续发展的大国，中国交通文化遗产数量巨大、体系博大、历史悠久、内涵深厚。从交通行业角度“用好考古、历史及文化遗产研究成果，向全世界讲好中国交通故事”，对形成中国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10]。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国家的强盛，最终表现是文化的强盛，因此，交通文化建设必然是交通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交通文化遗产是整个交通行业生态文明建设、交通文化建设和交通强国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古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体现在道路、驿站、桥梁、栈道、渡口等方面，陕西黄河流域境内的古代道路修筑历史悠久，一些古代道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成就了当时的“交通伟业”，还形成了华夏文明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文化。秦直道和古驿道是古代道路的典型代表。
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建直道。秦直道自秦至隋唐一直沿用，是当时中国北方经济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重要纽带和桥梁。秦直道整体路段在宋代以后开始废弃，现今秦直道陕西境内的遗迹遗存主要分布于淳化县、旬邑县、黄陵县境内，沿途残留有秦汉建筑、烽燧、兵站、驿站等遗址。在2006年和2013年，秦直道起点遗址和秦直道遗址延安段分别列入第六批和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直道对于中国古道路考古、中国秦汉史、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史、佛教传播史和交通史，乃至对黄土高原及沙漠草原地区环境变迁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在古代，秦岭是横亘在国都长安南部的巨大天堑，千百年来，劳动人民不断通过凿山修道的方式来翻越重山叠嶂，达到汉中、蜀地。这些古驿道也叫古栈道，无论是西汉的立国、王莽的败亡，还是东汉消灭陇、蜀地方割据势力，以及诸葛亮数次伐魏及曹魏灭亡蜀汉等活动，这些古驿道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翻越秦岭的古驿道有6条，分别是陈仓道（宝鸡至汉中）、褒斜道（褒谷口至斜谷口）、傥骆道（傥水河口至西骆峪）、子午道（子午镇至洋县午口）、库谷道（库峪口至安康）和武关道（蓝田至武关）。如今在秦岭河谷中仍可见到这些古驿道的遗迹或局部重建段。这些古驿道不仅使远离长安的汉中、成都盆地成为周秦汉唐王朝的战略后方，更是将地处偏远的西南地区带入大汉文化圈。
在古驿站方面，明代时陕西共有165个驿站[11]，但目前有较为完整遗址遗存的只有骆口驿，骆口驿是傥骆道上重要的交通邮驿和军事关隘，其位置在周至县骆峪乡骆峪村。驿城城区七千多平方米，城中有两百余间官房，分为驿馆、客舍、货栈、兵营、邮亭、库房、马厩等。
在古桥梁方面，目前挖掘到遗址遗存或维修利用的有5个，分别是东渭桥、西渭桥、塔寺桥、古龙桥和灞桥。东渭桥位于高陵县耿镇白家嘴村渭河南岸，是唐代渭河三桥之一。其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是我国古代桥梁建筑史上一个里程碑。东渭桥遗址，现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渭桥位于咸阳市秦都区钓鱼台乡资村西南沙河河道上，桥宽约16米，长约500米。王维的《渭城曲》描写的便是在这座桥畔的送行情景。塔寺桥位于凤翔县城东关外之塔寺河上，始建于明代洪武初年，为黄土夯筑而成。1840年，因桥倾塌重修，以桥在塔寺河上，取名“塔寺桥”延续至今。1964年，塔寺桥桥面加高，用沥青铺成路面，桥身下部仍然保留原貌至今。古龙桥又名“崇仁桥”，位于咸阳市三原县城清峪河上，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年，长110米，宽11米，高26米，采用三孔拱桥形式。大孔采用尖形拱顶，全部采用石钩铁钳、青石砌筑，石缝用糯米和石灰汁黏合，桥上两边石栏杆上雕刻有二十四孝图。是西北地区著名的古桥之一，也是省级重点文保单位。秦汉时灞河上架有木桥，名曰“灞桥”，其位置在今灞桥镇上桥梓口村以西。它是中国古代十大名桥之一，《全唐诗》中直接描写或提及灞桥（灞水、灞陵）的诗篇就达114首之多，东出长安，都会在此折柳送别。灞水两岸多植柳树，每当早春时节，柳絮飘舞，宛若飞雪，就形成了“灞桥风雪”景观，是著名的“关中八景”之一，灞桥遗址现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在古渡口方面，目前挖掘到遗址遗存或开发利用的有3个，其中黄河岸边2个，渭河岸边1个，分别是圪针滩古渡口、清水关古渡口和咸阳古渡口。圪针滩古渡口，位于宜川县壶口瀑布下游5公里的河西岸，古称采桑津。从明清一直到抗日战争前夕，圪针滩渡口都异常繁华热闹。原有的饭馆、店铺、戏台和当时用来存放粮食的窑洞，至今仍保留完整。岸边挽船的石孔以及石崖上为船夫开凿的山路，艄公歇息生活的宅院等，至今依然如故。清水关古渡口，位于延川县城南部，明清时期，渡口码头兴隆，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是方圆数百里的商品集散地。1936年5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从清水关渡口西渡黄河回师陕北。咸阳古渡口，位于咸阳市渭城区渭河北岸，是陕西省重点文保单位，明嘉靖年间，以舟为桥，后则冬春设桥，夏秋舟渡。渡口旁的青渭楼遗址仍在，“咸阳古渡”为秦中第一大渡，并一直沿用至解放初期。
3.1 加快遗产资源挖掘和保护
古道、驿站、古渡、古桥不仅是反映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建筑符号，还是我们了解认识过去交通建设、贸易往来、人员流动、文化交流，甚至经济社会发展的“窗口”，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它们是中国古代交通史上的“活化石”“活文献”，凝结着丰富多彩的民俗印记，是人们抒发思古幽情、获得精神慰藉的一种文化载体。受限于文保部门人力、财力不足，大多数古代交通遗址遗存仍然荒废在荒郊野外，长期以来游离于历史文化保护范围之外。因越来越多的建设开发活动，这类遗迹遗址消失的速度正在加快。因此，要加快对古代交通文化遗产的抢救性挖掘和保护工作。
历史和文化是旅游开发活动的重要驱动因素，没有文化的旅游是“苍白无力”的。对于古代交通文化遗产的挖掘、研究最终还要落实在保护、管理和利用上。既不能让这些交通文化资源、历史资源沉睡地下不为人知，也不能让我们的后代们只能在古诗文字中想象这些古代交通设施和古人的智慧。因此，文物部门、旅游部门、交通部门应联合起来，在保护好现有遗址遗存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蕴含其中的智慧技巧、科技知识、历史背景、传说故事等。对一些完全损毁消失、但在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古栈道、古驿站、古桥梁，可以在原址“建旧如旧”复建，重现旧物，打造一些古代交通设施特色景点，利用特色景点讲好古代交通“故事”。
3.2 强化宣传展示和科普教育
陕西是历史文化资源大省，也是旅游资源强省，但广大游客对陕西古代交通文化遗产资源了解十分有限，仅为行业内了解古代交通史的少数人士知晓。由于古代交通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是稀缺性文化资源。文化旅游部门和交通部门可以联合建立古代交通文化遗产名录，增强民众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并强化对古代交通文化遗产资源的宣传包装，让其转化为大众熟知的旅游资源。同时，应鼓励建设古代交通文化科普场馆，通过体验馆、博物馆、科普基地来吸引亲子游、科普游、历史游等游客群体，迎合这些特定群体的“了解古代交通文化”等游览诉求。
3.3 挖掘特殊旅游主体
从旅游产业发展上看，今后自驾游、家庭游、定制游会越来越普遍，个性化游客、特殊旅游主体也会越来越多。我国古诗词中有许多古代交通文化元素，如长亭、古道、驿站、关口、渡口、灞桥等。在大量的旅游主体中，有相当数量的古文化爱好者、诗词爱好者、历史爱好者、古道爱好者、寻古探幽者等个性化游客对古代交通文化遗产资源充满兴趣。因此，要基于这些极具地域性的古代交通文化遗产所承载的独特历史故事、特色文化来吸引各类特殊游客群体，从而促进古代交通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开发利用。
古代交通文化遗产研究工作是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研究工作需要汇集各方力量共同参与，交通部门、文物部门、旅游部门、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应共同合作。不仅要加强古代交通文化遗产资源的分布调查、价值评判等基础性工作，还要丰富古代交通文化遗产的研究范围，从单纯的线路遗址、考古遗迹，扩展到沿线相关其他文化遗存，综合考虑整个走廊带内的古墓葬、古建筑、古城镇、摩崖石刻等。其次，要深挖古代交通文化遗产资源所蕴藏的历史故事、人类智慧、人文精神等精神食粮，还应关注它们与文化交流、商贸往来、人口迁徙、军事战争、宗教传播等多方面的关系。最后，要培养一批具备历史地理学、交通工程学、考古学、历史学、土木工程等学科背景的青年学者，激发他们对古代交通文化遗产的研究兴趣，通过设立一些古代交通文化遗产研究项目来建立一批专业人才研究队伍。陕西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人文历史悠久，古代交通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大力挖掘和研究的基础上，要多开发、多宣传、多利用，让文物“活起来”，让遗产“动起来”，让资源“火起来”，实现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的“双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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