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冰
（作者单位：重庆邮电大学）
2019年12月《误杀1》在中国上映，时隔两年后，2021年12月《误杀2》上映，《误杀 2》演员几乎是《误杀1》的原班人马，由肖央、任达华、文咏珊、陈雨锶等人领衔主演[1]。两部电影显然形成了“误杀”式的系列电影。作为犯罪悬疑类型片，《误杀》系列在中国电影市场中算得上是独特的现象级电影。一方面，两部电影票房均过10亿，对于犯罪悬疑片的类型片来说是极其少见的现象；
另一方面，《误杀》系列电影都是翻拍自外国电影，国内的翻拍电影不在少数，但众多翻拍电影脸谱化的表达经常不被国内观众欢迎，而该系列的两部电影都赢得了国内观众的较多好评。本文将从该系列电影的翻拍设计、符号隐喻和人物塑造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通过研究该系列电影，探索翻拍电影和国产悬疑片的艺术特色。
《误杀》系列电影能在国内电影市场得到认可，离不开原有文本扎实的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对文本进行二次创作以适应国内本土观众的审美需求。该系列电影顺承了原版电影的主体故事线，在叙事细节上融入了本土化的元素，更加贴近国内的社会热点议题和伦理道德规范[2]。
1.1 内部冲突的延承和改动
《误杀》系列中关于戏剧冲突的建构承袭了原版电影，从两者的基本情节来看，影片并未对人物的行动轨迹和内在情感动力作出改变；
从叙事调性来看，影片也始终以压抑悬疑的风格为基础，小人物的悲剧色彩始终悬浮在影片之上。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这种低沉压抑的气氛不断引领着观众对剧中主人公产生共情。
翻版电影并不是一个完全“搬运”的过程，否则就使得翻拍的意义显得单调。《误杀1》并未照搬原版电影中引发冲突的具体事件，虽然两者故事矛盾的引发事件都是男性对于女性做出的极端不公正行为，但是《误杀1》显然加重了线索事件的严重程度。原版电影中萨姆偷拍安玖洗澡并对其进行威胁，安玖和母亲与萨姆沟通无果后，安玖举起木棍失手打死了萨姆，但因为该事件而杀人，会显得动机不足，无法使人信服，因此《误杀1》对这一矛盾冲突进行了强化改编，将其改编为素察强暴了平平并录制了视频进行要挟。同样，《误杀2》也对故事情节进行了适当的改动。原版《迫在眉梢》中约翰的儿子没法完成手术，医院主管决定把他从等待移植者的名单中剔除。《误杀2》则是呈现了金钱缺失的表象下其他的利益冲突。市长的儿子同样需要移植心脏，因而抢走了本属于林日朗一家的匹配心脏，这种戏剧的设定使文本变得更加具有悬疑色彩，而不断反转的剧情使观众对影片充满了好奇，更加重要的是这种设定蕴含了发人深省的现实意义。
1.2 取舍后的本土化改编
《误杀》系列虽然未对困境的突围行动作出更多改变，但是通过改变家庭的构造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并加入新的元素，将其变成了一个中国化的故事。《误杀1》中的父亲形象明显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父权的象征，影片开始就展现了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女儿与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父亲有着明显的不和，这一设定在原版电影中是不存在的。很明显导演对此进行了本土化改编，这种改编充分考虑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性、完整性和复杂性，使得后期危机下亲子关系发生的转变更加震慑观众的心理。
印度版《误杀瞒天记》的时长是2小时40分钟，对于主体人物一家的基本情况和父亲的个人特点，用了将近40分钟的时间进行铺垫，影片在40分钟的时候迎来了故事的转折——母女两人失手打死了萨姆。原版电影明显前期铺垫过多，核心情节推进较慢，用了更多的镜头语言塑造“父亲”这一人物形象特点和日常生活。《误杀1》则摒弃了这种冗长的铺垫模式，用更简练的镜头语言完成了对人物性格、家庭背景的塑造，影片很快进入主要冲突环节并且层层推进。显然，改变后的影片节奏更加符合国人的观影习惯。短视频碎片化的观看模式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当下人们的观影习惯，过慢的影片节奏难以吸引观众走进影院，因此改变影片节奏的主要目的就是适应观众。《误杀2》也延续了这一改变，在改编过程中加入戏剧冲突与双方力量地位的对比，又通过抽丝剥茧的方式一步一步将抢走心脏的幕后人推到观众眼前。影片不断设置新的线索和悬念来加强节奏，使整体呈现出一种紧凑急迫的感觉，这种节奏有效地辅助了叙事并增强了影片的戏剧性。
《误杀》系列始终在画面构成上使用极具视觉冲击力和艺术张力的符号，用这种符号化的视听语言将画面内容和观众的想象发挥到最大限度，在完成影片叙事的同时完成主题的表达。
2.1 符号的表征使用
电影中的符号通常起到营造环境氛围、推动剧情发展、展示人物心理活动等作用。在影片中，符号表征的恰当使用会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误杀》系列中，导演对表意符号的使用也极具代表性，其使用易于发现或隐匿极深的表意道具将情节的发展推入高潮。
具体来说，导演通过使用许多符号来推进电影情节并传达感情。譬如《误杀2》中的枪便是推动情节发展和情感迸发的一个重要符号。影片一开始，当林日朗冲进医院掏出一把枪时，影片的气氛陡然变得急促和紧张，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人也想在医院中持枪行凶，只不过比林日朗晚了一步。影片通过蒙太奇的剪辑手法将手枪定义为影片的一个叙事基点，同时制造了两个悬念：一是林日朗为何要抢劫医院；
二是另外一个拿枪袭击医生的人的动机是什么。当一个武装警察进入医院被林日朗发现时，林日朗第一次真正使用了枪，他射杀了这名警察，在此之前枪只是一个具有威慑作用的符号。到了影片最后，众人发现这只是一把假的枪，再次引发了观众情绪的变化。通过对“枪”这个符号的精心设计，观众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影片的节奏，单次出现的符号并不会引起观众重视，所以影片在反复地处理“枪”这个符号，甚至改变它的真假性质，以达到推进和改变电影节奏的目的。
2.2 符号的深层含义
通常电影符号依托各类曲折迂回的表达手法，让观影者必须反复思索才能明白其真正要表达的含义，即利用人们看到的影像去隐喻其他更深层的含义，这是电影符号所具有的曲指性，隐喻的表达也更符合中国文化底蕴[3]。《误杀》系列中的符号反复出现，不断强化观众的视觉体验，进而使观众在心理上产生对符号的解读，该系列在运用符号的深层表意中增加了影片表达的深度和思维的广度。
《误杀1》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对羊这一表征符号的多层表意构建，羊始终贯穿影片，它也可以看作是影片的一个角色。羊的第一次出现是在李维杰在河边销毁证据时，牧羊人和一大群羊经过河边，影片通过运用平行蒙太奇的剪辑手法，使牧羊人在转头的那一瞬间河面淹过了车顶。这一罪恶的行径似乎没有被发现，但是羊却作为一个“参与者”看到了李维杰所做的一切，羊成为一个沉默的“知情者”。羊的第二次出现是在警察桑坤和李维杰发生争执时，桑坤一气之下打死了旁边的羊。此时桑坤怀疑李维杰但是又没有证据，生气的他只能打死一只羊来发泄心中的怒火，此时羊成为“替罪者”。羊的第三次出现是在开棺验尸时，此处表面上表现了李维杰的善良本性，实则暗示了他的罪孽，也再一次寓意羊是这场悲剧的“替罪者”[4]。《误杀》系列影片通过符号的运用激活了影片的深层次主题含义，对电影的主题表达进行了艺术赋能。“羊”“枪”等影像符号，都是作为实物的视觉符号，有着深刻的意涵，在电影中都被赋予了多重意义的涉指。《误杀》系列对于符号的使用极大地调动了观众的审美感官，激发起电影之外受众对主题的思考和文化探讨欲望。
3.1 《误杀1》中父亲形象的设定
父爱始终是《误杀》系列影片的主题之一，并且是影片行进的情感动力。电影《误杀》系列将父爱放在了血腥、死亡和暴力之下，在人性和死亡的极限拉扯下，为“父爱”这一主题蒙上了典型的悲剧色彩。
《误杀1》对素察之死进行了巧妙的设置，素察究竟是被平平失手打死还是被李维杰深埋在木棺之下窒息而死，画面中木棺盖子上手指抓挠所留下的鲜红血迹似乎给出了答案。当李维杰蹲在素察坟墓旁抽烟时，他是否已经听到了素察的求救声？此时人物的两极关系竟然在无形之中发生了反转，素察落入了平民父亲的手里，他的生命掌握在这个父亲的手中。从一位父亲的角度来看，为了女儿而对施暴者加以惩罚似乎可以得到谅解，但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这样的做法有违人的本性及道德的约束。从观众视角来看，在拉韫推开木棺未能找到失踪的儿子时，观众并未完全为李维杰的选择感到欣慰，反而带有一丝压抑和自制。由此可见，影片对人物的塑造，并不是单纯地划分善良与邪恶的分界线，对于父爱主题的表达，也不是简单的打击报复，而是呈现出道德困境下人物的抉择。《误杀1》的最后李维杰向警局自首，不仅仅是由于内心的谴责，发现小女儿篡改考试成绩时，他意识到编织的谎言对小女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做错事情也不会受到惩罚，那每一个人都会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而不择手段。为了纠正女儿的认知，李维杰走向了警局自首，这样的设定可以看作是一种希望的传承。
母亲拉韫的人物形象转变同李维杰恰恰相反——从强势走向弱势。影片一开始，拉韫在办公时的形象是强硬干练的，作为一个女性人物，观众对于她的秉公执法和办案能力是肯定且认同的。当她因溺爱儿子而不惜用重金解决儿子所犯的错误时，其前面所建立的光辉形象被消磨了几分。而到拉韫无休止且病态地“折磨”李维杰一家时，观众无声的愤怒达到顶点。影片的巧妙之处在于，最后并没有以李维杰一家表面的“胜利”而结束，这样同“错必罚”的主流思想也不相符，在影片将要结束时拉韫以一副憔悴的面容出现，她不再是强势的模样，而仅仅是一位脆弱的母亲，这就是《误杀1》对于人物的多面性塑造，没有绝对意义的善恶之分，善与恶之间的边界模糊，是影片塑造人物形象的又一独特之处。
3.2 《误杀2》中的人物群像设定
如果说李维杰的人物矛盾体现在人性和父爱的极限拉扯下，那么林日朗的人物矛盾则在于他明知道抢劫违法，却愿意为了儿子的健康孤注一掷，这种被逼入人生绝境后的反抗，是他对于儿子死亡还是自己死亡之间的选择。布莱克·斯奈德在《救猫咪：电影编剧宝典》中提出了“让坏蛋坏到家”的创作技巧，只有坏蛋尽可能坏，主角才会凸显出他特有的英雄气概[5]。影片对于所谓的“坏人”，却不是按照这种纯粹的形象去设立，而是把他表现为一个疏于陪伴儿子却想弥补的父亲形象，因此观众不会完全对这位市长父亲保持绝对的讨厌，甚至还抱有一丝同情。《误杀2》的主要人物设定同样延续了它的姊妹片的特点，对人物的划分并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好人也有恶的成分，坏人也有善的成分，彰显了人物的复杂性。
《误杀2》所涉及的群像人物更加多元，有来产检的夫妻，有年轻的小情侣，甚至还有和林日朗一样来“行凶”的病人家属。对于多元化的人物群像，导演的设计是有变化的，观众总是几经波折后才能真正地认识一个人物的完整形象。达马医生也是影片中一个重要的角色，达马不仅在为病人“小虫”治疗时出现，影片中还交代了他没有选择救治一个大出血的孕妇这一情节，以及他舍身救下孕妇这一行为，多层次地展示了这个人物的立体性，从而推动了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这样的人物形象显示出了人物的复杂性，让人物成为不断变化的人物，让角色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角色，人物形象的树立有了与之相称的事件，使整个故事变得合理。达马虽然一开始被怀疑是庸医，但是他也只是整个利益链条下被蒙蔽的一个人。
总体来说，《误杀》系列对人物形象的复杂程度进行了深层次设计，没有把人物脸谱化、平面化、刻板化、简单化，对于主要人物的刻画复杂完整，对于次要人物的设计也是力求丰满，这就是《误杀》系列人物塑造的独特之处。
《误杀》系列在创作过程中，保留了原版电影的主旨和内核，又结合当下社会着力描绘了典型人物的命运，使观众对影片的创作意图和人文主题产生直观的感受。《误杀》系列在翻拍重构、符号隐喻和人物塑造上树立了鲜明的风格特征，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在权利极度对立的条件下分析权利两端人物的空间，起到了引人深思的作用。并且，《误杀》系列进行了本土化重构，以视听语言和文化内涵为基础，在叙事的同时引入了道德、人性的命题，引发观众对于小人物对抗强权这一命题的关注和凝视，是一部具有人文特色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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