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丹 闵欣伟 亓心茹 孙惠
（1.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2.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 100872；
3. 中国人口报社，北京 100044）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截止2020年11月1日，我国流动人口为3.76亿，规模巨大且增长明显；
与此同时，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64亿，占总人口的18.7%。迁移流动和老龄化两大人口现象相叠加，催生了大量的流动老年人。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过程中，在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道路上，流动老人是尤其值得重视的弱势群体。学术界已经对流动老人展开了不少研究，但是对流动老人内部的细分不足，未将流动中变老的“漂老族”和老后流动的“老漂族”进行区分，这为流动老人研究和流动人口政策制定带来一定困难。本文将尝试根据流动经历，将流动老人分为“漂老族”和“老漂族”，对两类流动老人的特征及其在城市中的生活质量进行比较，以期更全面深入的了解流动老人，为流动人口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新的切入视角。
1.1 流动老人的类型划分
目前已有大量关于流动老年人的研究。国外老年迁移研究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关注退休迁移问题[1]，国内对流动老年人口的研究起步较晚，对异地养老和随迁老人问题关注较多，主要涉及流动老人的流动原因、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社会融入、健康和卫生服务利用等内容[2]。
在开展流动老人研究时，不少学者按照不同的标准对流动老年人口群体进行分类。国外研究中早期的分类方式包括：根据迁移模式将迁移老人分为“新社区完全迁移者”、“候鸟式季节性迁移者”和“同一区域内更换住宅者”[3]；
根据健康状况将其分为退休迁移老年人、中度失能迁移老年人和重度失能迁移老年人[4]；
根据综合生命历程、移民模式和家庭特征多个因素将其分为享乐型移民、寻求援助的移民及在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以后向养老院的迁移[5]。国内研究者根据国情也对流动老人进行了不同的分类：Xiaolu Dou等根据流动范围将其分为短距离流动老人和长距离流动老人[6]；
翁敏根据流动方向将其分为从农村、城镇向城市流动的老人和在城市间流动的老人[7]；
杨菊华按照户籍类型将其分为城镇老年流动人口和农村老年流动人口[2]；
梁宏等按照流入家庭的户籍性质将流动老人分为户籍家庭老年流动人口和非户籍家庭老年流动人口，并按照是否具有经济活动目的又将非户籍家庭老年流动人口细分为务工经商型和非务工经商型老年流动人口[8]。
以上对流动老人的分类研究都十分具有意义，从不同维度呈现出流动老人丰富的信息。但综合现有的各种分类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仅从静止的视角，根据老年人的户籍性质、流动特征等对流动老人进行分类，从生命历程等动态视角出发进行的分类相对罕见。根据流动老人的年龄与流动经历的关系，可将流动老人群体分为“漂老族”和“老漂族”两类，前者指在进入老年前开始流动，“漂着漂着就老了”，后者指在进入老年后才开始流动，“老了才漂起来”[9]。
1.2 生命历程与流动经历
生命历程范式对于老年群体的研究有着独特的作用和价值[10]。生命历程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通过年龄分化而体现的生活道路[11]。该理论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埃尔德创始,有时与空位、相互依存的生命、生命的时机和个体能动性四个基本概念与原则，“社会机制与个体特质的交互影响所形塑的累积性作用力, 将不同的个体带往不同的生命轨迹”是其核心观念[12]。目前，已有学者在生命历程视角下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不平等、贫困、养老、老化态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杜纯静等从生命历程的角度发现儿童期家庭挨饿经历会增加老年抑郁风险[13]；
徐静和徐永德采用生命历程范式的视角将贫困老人的生命发展轨迹区分为六种类型[14]；
蒋炜康和孙鹃娟从生命历程、健康状况两个维度对我国老年人的主观年龄特征及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发现生命历程早期阶段的不幸经历对老年人对自身的老化认同有增强作用[15]。
流动作为生命历程中一个特殊的生命事件，其是否发生及发生时机等对个体的影响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目前，流动经历相关研究多是对全部流动人口或对流动劳动力、流动妇女和流动儿童等群体的研究，如Chetty等人研究家庭从高度贫困社区向低水平贫困社区迁移对儿童的影响，发现对13岁以前迁移的儿童来说，迁移可以显著提高其升入大学的概率，而对13岁以上才进行迁移的儿童却产生相反的影响[16]；
靳永爱等探究不同的流动时点选择对女性初婚初育间隔和一、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发现发生在初婚初育间隔和一、二孩生育间隔内的流动会延长生育间隔，而发生在非间隔内的流动不会推迟生育[17]。
由于流动老年人口在流动人口中占比较低，且已经完成了生命过程中的生育阶段、就业阶段以及受教育阶段，其受关注度较低，现有关于流动老年人群的研究，尤其是关于流动经历对老年人影响的研究较少。
1.3 “漂老族”与“老漂族”的定义与特征
“漂老族”和“老漂族”因不同流动经历而产生的群体差异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孙惠和杨菊华都曾将流动老人划分为“漂老族”和“老漂族”，结合生理年龄和生命历程理论中的社会年龄将55岁作为两类群体的年龄分界点， 并对两类老人城市居留意愿和社会适应影响因素的差异进行了讨论[9][18]。国内学术界对“老漂族”的研究相对充分，甚至不少研究者将流动老人等同为“老漂族”，例如有研究对“老漂族”的定义为“处于流动或者迁移状态中的老年群体”[19]或“因养老、务工、照顾子孙辈等需求离开户籍所在地的老年流动群体”[20]等。事实上，受流动经历的影响，两类流动老人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异。相比于“老漂族”，“漂老族”由于开始流动的时间较早，在城市中生活时间较长，因此在城市中可能适应较好，有较好的社会网络，社会保障可能相对完备。但是早年间开始流动，目前进入老年期的流动人口，通常游走在城市治理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长时间的流动并不一定能为其社会保障及生活状况带来改善。另一方面，“漂老族”在早年间就离开户籍地，一直处于人户分离的状态，其与户籍地的联系相对薄弱，其本该在户籍地可获得的社会保障也可能因为这种联系的削弱而受到影响。“漂老族”的特征及其在城市中生活状况究竟如何，学术界和政府目前并不清楚。因此，将流动老人区分为“老漂族”和“漂老族”，一方面有助于推动积极老龄化，为不同特征的流动老年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从而提高全体流动老人的生活质量；
另一方面有助于完善我们对流动人口的认识，前瞻性地看到目前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在老年期的可能安排，为完善流动人口的社会福利制度提供支持。
1.4 现有文献的不足和本文拟要研究的问题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对流动老人的流动类型进行了一定划分，并对其群体特征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从生命历程等动态视角对流动老人的流动经历与类型划分的研究相对缺乏；
第二，已有研究中对于“漂老族”与“老漂族”年龄界限的讨论仍有待加强；
第三，现有研究对“漂老族”与“老漂族”的群体特征及其在流入地的生活状况的分析仍不够明确与细致。基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拟回答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如何划分“漂老族”和“老漂族”群体，将多少岁作为两群体的年龄分界点更合适？第二，两个群体分别有怎样的人口学特征？第三，两个群体分别有怎样的流动特征？第四，两个群体在流入地的生活现状如何，存在何种差异？第五，流动类型是否对流动老人的生活质量产生影响？
2.1 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漂老族”与“老漂族”群体的人口学特征、流动特征与在流入地的生活现状进行比较分析。该调查采取分层次、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法，选取全国31个省（区、市）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流动人口作为本次调查对象。本调查共涉及6049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其中，在流入地居住时间为6个月及以上的共有5813人，在排除自变量与因变量等有缺失的样本后，最终样本为5786人。
2.2 变量选取
2.2.1 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老年人的流动类型，即对“漂老族”与“老漂族”的划分。其中，“漂老族”是指流动人口在劳动年龄段开始流动，并在流入地进入老年阶段，其初次流动动因主要为务工经商与学习培训等经济型原因；
而至于“相对较大的年龄”应为多少岁，需要结合老年人初次流动年龄与初次流动原因等进行确定。
对流动老人初次流动时的年龄和流动原因进行交叉分析。将流动原因分为三类：1）经济原因，包括务工、经商、学习和培训、参军；
2）社会原因，包括家属随迁、照顾自家小孩、照顾自家老人、婚姻嫁娶、投亲靠友、拆迁搬家；
3）其他原因，包括出生和其他。如表1所示，在50岁之前开始流动的老年人，其经济型流动占比明显高于社会型流动。然而，在50-54岁期间开始流动的老年人中，社会型流动的占比明显提升，并超过经济型流动。这一趋势基本适用于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流动老人，只是社会型流动在非农业户口流动老人中开始占优的年龄更早一些。
表1 流动老人初次流动原因与初次流动年龄交叉表（%）
以单岁组进行分析发现，对于全部流动老人而言，初次流动年龄为52岁及以后，社会型流动比例稳定高于经济型。对于非农业户口的流动老人而言，这一年龄转折点在49岁；
农业户口的流动老人其初次流动年龄直到56岁以后，社会型流动才成为其主体。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退休则意味着人们的社会角色发生重大转变，退休年龄前后的流动模式也有所不同，目前我国女性干部与男性退休年龄目前分别为55岁与60岁。另一方面，拥有第三代，成为祖父母是中老年人的重要生活事件，导致其生活角色发生重要转变，被不少人看作为成为老人的标志。与此同时，成为祖父母之后往往面临着照料孙辈的任务，“进城带孙”是促使中老年人开始流动的重要原因。现有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为25.78岁[21]，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平均年龄差距约为2.2岁[22]。据此可以推断，我国女性平均约在51岁成为（外）祖母，而男性为53岁。
由此，考虑到流动老人初次流动年龄与初次流动原因，我们认为将55岁②考虑到非农业户口流动老人初次流动原因在49岁开始转变，女工人退休年龄为50岁，以及女性在50岁左右开始成为（外）祖母，我们尝试将50岁作为年龄界线，发现两类老人的差异模式与目前以55岁作为界线无明显区别。划定为“漂老族”与“老漂族”之间的年龄节点较为合适。同时，结合我国女性退休年龄与老年人可能成为祖父母的年龄推测结果，我们认为55岁是社会角色从“劳动者”转变为“老年人”重要节点，将55岁作为年龄分界点具有合理性。据此，本文将55岁以前初次流动的流动老人定义为“漂老族”，他们在55岁之前被赋予生产者与劳动者的社会角色期待，以经济参与为主要流动目标，在流入地开始生活并逐渐变老。55岁及以后开始流动的流动老人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其生活重心开始转向家庭与自身，他们在随迁、养老、照料孙子女等原因的推动下开始流动，成为“老漂族”。根据这一界定，本文所使用的样本中，共有“漂老族”2735人，占比47.27%，“老漂族”3051人，占比52.73%。
2.2.2 因变量
因变量由流动老人的人口学特征、流动特征及其在流入地的生活现状三部分构成。其中，流动老人的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
流动特征包括户籍所在地、流动过的城市数量、本次流入地区、本次流动范围、本次流动原因、流动总时长、在本地居住时长、本地居留意愿、本地落户意愿、以及家庭化流动状况。以在流入地经济活动、社会交往、社会保障和所遇困难等状况反映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生活状况，并将社会交往、社会保障和所遇困难等状况得分加总生成生活质量得分，总分为0-8，得分越高，表示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生活质量越好，具体变量和赋值见表2。
表2 变量设置说明
3.1 “漂老族”与“老漂族”群体特征的比较分析
“漂老族”与“老漂族”两类群体明显不同，二者在年龄与性别结构、户口性质、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差异显著。性别构成方面，“漂老族”中男性占比超60%，明显高于“老漂族”。
从年龄结构来看，与“漂老族”相比，“老漂族”群体的平均年龄更高，其二者间相差3.27岁；
“漂老族”中，60-69岁低龄老人占比达88.8%，与“老漂族”相比高出20.2个百分点。在户口性质方面，尽管“漂老族”与“老漂族”均表现出以农业户口为主的特点，但前者农业户口比例显著高出后者10.3个百分点。绝大多数流动老人均有配偶，但与“老漂族”相比，“漂老族”群体有配偶的比例相对更高。尽管“漂老族”群体中未受过教育的比例略低于“老漂族”，但接受过高中或中专及以上（包括大学专科及以上）的比例却低于“老漂族”4.1个百分点。最后，“漂老族”与“老漂族”之间的健康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前者健康状况较好，“老漂族”群体中身体不健康的比例略高于“漂老族”，同时其身体健康的比例也低于“漂老族”3.6个百分点。
总体而言，相对于“老漂族”，“漂老族”中男性占比较高，相对年轻，因此健康状况较好，在婚占比较高；
但是农业户口占比更大，受教育水平较低。
3.2 “漂老族”与“老漂族”流动特征的比较分析
“漂老族”的流动特征也明显有别于“老漂族”。“漂老族”更多来自农村，较“老漂族”高11.5个百分点，而“老漂族”来自县城及以上的城市的比例较高。相比于“老漂族”，“漂老族”更倾向于进行跨省流动，而其省内流动占比较前者低4.6个百分点。与“老漂族”相比，“漂老族”经济型流动占比仍处于较高水平，其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占比合计超过50%，高于“老漂族”30.2个百分点。“老漂族”则以家属随迁、投亲靠友与异地养老等社会型流动为主。
毫无疑问，“漂老族”流动总时长显著长于“老漂族”，分别为21.83年和5.72年。“漂老族”平均流动过的城市数量明显多于“老漂族”，仅流动过一个城市的“漂老族”占比为62.3%，较“老漂族”低27.8个百分点。
“漂老族”表现出在本地更加明显的居住长期化特征，其在流入地居住时长显著高于“老漂族”。“漂老族”中在本地居住时间超过5年的占比达78.9%，与“老漂族”相比高出40个百分点。同时，对于二者而言，尽管绝大部分流动老人均愿意在流入地长期居留，但由于长时间的居住，“漂老族”在本地落户的意愿略强于“老漂族”。
最后，虽然两类老人目前主要都是跟家人一起流动，但是“漂老族”初次流动时与家人一起流动的占比明显低于“老漂族”，分别为65.6%和81.7%。
表3 “漂老族”与“老漂族”社会人口学特征
3.3 “漂老族”与“老漂族”在流入地的生活状况的比较分析
“漂老族”与“老漂族”在流入地的生活状况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综合而言，“漂老族”在流动地的生活质量优于“老漂族”。
在经济活动方面，“漂老族”中有38.9%目前处于就业状态，而“老漂族”中的相应占比仅为19.8%。“漂老族”从事的前三项职业包括保洁（17.1%）、经商（16.9%）、保安（10.9%）。
在社会活动和社交方面，“漂老族”表现稍好于“老漂族”。“漂老族”在流入地参加过社会活动的占比较“老漂族”高2.0个百分点，但差异不显著。虽然“漂老族”中在流入地与本人交往的占比显著高于“老漂族”，但差距仅为4.1个百分点。
在社会保障方面，“漂老族”的状态也稍好于“老漂族”。在制度管理的角度，“漂老族”在本地参加医保和办理居住证的比例显著高于“老漂族”；
但是在保障的实际水平上差异并不显著，“漂老族”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即享受基本公众卫生服务）的比例和在本地拥有自有住房的比例与“老漂族”不存在显著差异。
“漂老族”在流入地遇到困难的人数占比高于“老漂族”；
“漂老族”在流入地所遭遇的平均困难种类也明显多于“老漂族”，分别为1.25项和0.88项，差异显著。“漂老族”与“老漂族”所遭遇的困难类型也存在显著差异，“漂老族”更容易遇到一些包括生意不好做、难以找到稳定工作、买不起房子、收入太低在内的经济型困难，而在社会型困难方面两者差异不明显。
根据社会交往、社会保障和生活困难情况综合得到流入地生活质量得分，“漂老族”平均分为3.59，“老漂族”为3.49，两者差异显著。
以生活质量得分为因变量、流动类型为自变量，逐步纳入其他社会人口学和流动特征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模型1仅包括流动类型，模型2纳入流动类型和个人特征，模型3纳入流动类型和流动特征，模型4纳入流动类型、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
如表6模型1所示，“漂老族”在流入地的生活质量得分显著高于“老漂族”。在加入个体特征后，模型2中“漂老族”对生活质量的系数上升，说明“漂老族”的个体特征对其城市中的生活质量有消极影响，在控制住个人特征后，“漂老族”相对于“老漂族”的优势更大；
而在纳入流动特征后，模型3中“漂老族”对生活质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漂老族”相对于“老漂族”在生活质量方面的优势完全由流动特征进行解释，流动时间和在本地居住时间的作用尤其突显，在控制这两个变量后，“漂老族”的生活质量显著低于“老漂族”。模型4同时控制了个人特征和流动人口特征后，“漂老族”对生活质量的系数不再显著，说明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以不同方向对两类老人生活质量产生影响，两者共同作用后，使两类老人的差异不复存在。这说明，如果不加区分地将两类流动老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将难以发现这两类老人在生活质量上的差异。事实上，这两类老人在个人特征和流动经历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这些差异对他们在城市生活所产生的作用是相反的，导致我们看到两类老人趋同的假象，而掩盖了二者在城市中生活状态和需求的本质差异。
表4 漂老族”与“老漂族”流动特征对比与差异性检验
表 6 流动老人流入地生活质量回归分析
此外，流动老人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与流动特征同样对其在流入地的生活质量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从社会人口学特征的角度来看，流动老人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婚姻状况与健康状况均对其在流入地的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户口性质与健康状况的作用最大。从流动特征的影响来看，流动老人的流动总时长、本地居住时长及与家人共同流动对其在流入地的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5 “漂老族”与“老漂族”在流入地的生活状况对比与差异性检验（%）
4.1 55岁开始流动可作为“漂老族”与“老漂族”的划分标准
本文根据生命历程，将流动老人划分为“漂老族”与“老漂族”两类群体，并基于流动老人初次流动时年龄和流动原因的分析，结合我国的退休政策和人口婚育年龄，将55岁开始流动作为两类流动老人的区别标准。“漂老族”是指在55岁以前因务工经商与学习培训等经济型原因而开始流动，并在流入地进入老年阶段的60岁以上流动人口。“老漂族”则是指在55岁及以后因子女随迁、异地养老、照顾孙子女等社会型原因开始流动的60岁以上流动人口。
4.2 “漂老族”与“老漂族”在多个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虽然都是流动老人，“漂老族”和“老漂族”在流入地都面临着年老和流动的双重劣势，但是不同的群体特征使其在城市中所面临的挑战存在明显区别。相对于“老漂族”，“漂老族”较年轻、男性和农业户口占比更高，受教育水平较低；
由于早年间开始流动，他们在城市中的长时间生活，实现了相对较好的社会适应，有较多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社会保障情况也较好。虽然已经是老年人，“漂老族”中还有相当部分正以劳动者的角色在城市中生活，因此他们面临更多经济方面的困难。
4.3 尽管“漂老族”已在城市中长期生活，但其生活仍面临巨大挑战
与“老漂族”相比，“漂老族”往往因经济原因而较早开始流动，尽管拥有相对较深厚的本地社会网络基础与较齐全的居住证等相关证明，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仍在退休时为收入与住房发愁，并因此难以在流入地牢固立足。在“漂老族”中，参与过各类社会活动的只有25.3%， 业余时间主要与本地人交往的也仅有42.9%，与初来乍到的“老漂族”相差无几。与此同时，尽管“漂老族”与“老漂族”相比拥有相对丰富的流动经历，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也相对更久，但其所获得的社会保障依然有限，漂了大半辈子，他们当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在本地有医保，只有约三分之一建立健康档案。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其难以充分享受流入地的发展红利与地区福利，尤其是在医疗与健康资源的获取上反而略微处于劣势地位，而这导致其在流入地的生活质量进一步降低。
“漂老族”在对未来生活进行安排时可能会遇到两难选择：一方面，“漂老族”长期在外，其在流出地的社会网络有所淡化，甚至会因各种政策与程序的阻碍而无法获取足够的流出地社会福利与养老资源；
另一方面，如果“漂老族”选择继续留在流入地，他们就有可能面临无住房，无工作，无法负担养老所需的健康与医疗福利等困难。因此，在进行流动老人研究时，必须认识到，除了年老后开始流动的“老漂族”，还有相当一大部分是在早年间就进入城市务工的“漂老族”，他们在城市中面临着比随迁老人更多的困难，而在返乡过程中也可能遇到更大阻碍。
4.4 研究启示
本研究所发现的两类流动老人的差异，为学术界开展流动人口研究和政府制定流动人口政策提供两点启示。第一，对流动老人的研究和政策制定，一定要对“漂老族”和“老漂族”者区分，必须认识到流动老人是内部差异巨大的群体。不能笼统地认为，流动老人就是在年老后进城帮子女带孩子，或者投奔子女养老，甚至将流动老人等同于“老漂族”。第二，要对目前的流动人口研究有新的认识。一方面，要认识到目前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中，有相当部分可能不会回到流出地，而是在流入地进入老年，甚至在流入地养老，而非原来预想的“叶落归根”。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全生命周期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实现各类社会保险的高层次统筹，并落实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覆盖，为未来的“老漂族”和“漂老族”提供稳定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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