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佩佩，高凯△，姜茂敏，王德文
(1.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 201620;2.厦门大学公共事务研究院)
伴随着时代高速变迁，当代青年大学生群体正处在对未来发展的高度不确定性及自身能力不满足的双重挤压中，很容易滋生出诸如学业及就业焦虑[1]、社交焦虑[2]、健康焦虑[3]、容貌焦虑[4]等多方面的情绪焦虑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蔓延及常态化演变，造成了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秩序的混乱，冲击着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并进一步加剧其焦虑问题[5]。常规的焦虑情绪是人们面临突发情况和压力处境下的正常反应，可伴随着压力处境的消失或通过精神减压等方式得到缓解，但若长期处于持续且高强度的焦虑状态中无法排解，可能会使个体陷入否定性的自我压抑中，并对个体人格发展、心理和生理健康造成长久损害[6]。自我关怀是个体基于对自身人格特质和外在处境认知基础形成的一种自我理解和自我修复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能够给予自身足够自我关注和自我关怀的个体有着更充足的情绪智力和抗逆力，也更少陷入焦虑情绪中[7]。此外，受疫情影响，大学生较多处于社交隔离状态，而作为个体最基本联结关系的家庭关系对大学生影响力可能更为突出。研究也表明，健康紧密的家庭关系能够给予个体归属感和安全感并减少焦虑体验[8]。考虑到自我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发展和被塑造，本研究以上海高校大学生为关注对象，拟从个体内在的自我关怀及所处的家庭关系角度进行综合考虑，探讨分析其对大学生焦虑的影响，以期为了解该群体心理状况及减轻焦虑情绪提供参考。
1.1 研究对象
课题组于2022年03月01日～3月20日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高位运行期间，基于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原则，分别抽取上海重点高等学校(“双一流”高校/“双一流学科”高校)、普通高校、高等职业学院与高等专科学校(以下简称“高职高专学校”)各3所，对共计9所高校的在读大学生开展线上问卷调查。调查共计发放问卷900份，回收有效问卷887份，其中，男性438例(49.38%)，女449例(50.62%)；
年龄范围16～28岁，平均年龄(21.46±2.64)岁，<19岁组228例(25.70%)，20～岁组267例(30.10%)，22～岁组189例(21.31%)，24～岁组203例(22.89%)；
大一组234例(26.38%)，大二组207例(23.34%)，大三组224例(25.25%)，大四组222例(25.03%)；
独生子女组458例(51.63%)，非独生子女组429例(48.37%)；
城镇户籍383组例(43.18%)，农村户籍组504例(56.82%)；
重点高校组295例(33.26%)，普通高校组296例(33.37%)，高职高专学校组296例(33.37%)。调查对象在调查前均已阅读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工具
1.2.1 基本情况调查
收集上海高校大学生性别、年龄、年级、独生子女情况、户籍性质、学校层次等人口学信息。
1.2.2 自我关怀能力量表(SCS)
采用陈建[9]等翻译，由Neff[10]编修的自我关怀量表测量大学生自我关怀能力水平。量表总计26条目，包括自我关怀的三个核心要素及对立方面：自我友善(5条)和自我批评(4条)、正念(4条)和过度沉溺(4条)、共通人性(4条)和自我孤立(4条)。采用5级计分(1～5分)，1分表示“从不”，5分表示“总是”。各维度得分取各条目得分均数，其中，自我友善、正念、共通人性维度得分越高，表明该维度自我关怀水平越高；
自我批评、自我孤立、过度沉溺维度得分越高，表明该维度自我关怀水平越低；
总分在对部分条目反向计分后，取所有条目得分均数，得分范围是1～5分，分越高，表明总体自我关怀能力越高[11]。本研究中，量表总的Cronbach"s α系数是0.81，各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数在0.76～0.85。
1.2.3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CESII-CV)
采用费立鹏等修订[12]，由Olson[13]等编制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测量大学生的家庭关系状况。量表包括亲密度(16条)和适应性(14条)两个分量表。采用5级计分(1～5分)，1～5分分别表示不是、极少、有时、经常、总是；
量表得分为各条目得分均数，分越高，则表明家庭亲密度或适应性越高[14]。本研究中，两个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1、0.83。
1.2.4 状态和特质焦虑量表(STAI)
采用中文版状态和特质焦虑量表测评大学生的焦虑状况[15]。其中状态焦虑量表(S-AI)20条目，用于测评即刻或应激状态下个体感受到的焦虑程度；
特质焦虑量表(T-AI)20条目，用于测评个体经常性的焦虑体验程度。采用4级计分(1～4分)，对个别条目反向计分，两个量表得分范围均为20～80分，分越高，表明状态或焦虑焦虑状况越明显[16]。本研究中，两个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0.84、0.87。
1.3 资料收集
研究依托问卷星平台中生成调查问卷二维码和在线链接，由经培训的调查人员与目标高校院系教辅老师事先进行充分沟通后，通过后者将问卷发放给本校在读大学生匿名填写。学生可通过微信扫码和点击链接的方式填写。其后课题组人员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核查，剔除不合格问卷后录入统计分析系统。
1.4 统计处理
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构成比表示，计量资料经检验符合正态分布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
组间差异比较采用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不同变量间相关性研究采用相关性分析；
自我关怀、家庭关系对大学生状态和特质焦虑得分的影响研究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以P<0.05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1 自我关怀、家庭关系、状态和特质焦虑得分情况
上海高校大学生自我关怀总分为2.59±0.80分(总分为5分)，内部各维度自我友善、正念、共通人性、自我批评、过度沉溺、自我孤立得分依次为2.77±0.96、2.40±0.83、2.83±0.84、2.24±0.89、2.60±1.09、2.61±0.91分。家庭关系亲密度得分为3.79±0.39分(总分为5分)，家庭关系适应性得分为3.11±0.42分(总分为5分)。状态焦虑得分为45.46±8.06分(总分为80分)，特质焦虑得分为43.75±7.82分(总分为80分)。
2.2 不同特征大学生自我关怀、家庭关系、状态和特质焦虑得分比较
女性组大学生自我关怀、家庭关系适应性得分低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非独生子女组大学生自我关怀、家庭关系亲密性得分低于独生子女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不同年龄、年级、户籍性质组大学生自我关怀、家庭关系亲密度和适应性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不同性别、年龄、年级、独生子女情况、户籍性质组大学生状态和特质焦虑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其中女性、24～岁、大四年级、非独生子女、农村户籍组大学生状态和特质焦虑得分较高。
2.3 自我关怀、家庭关系、状态和特质焦虑得分的相关分析
相关性分析发现，自我关怀及各维度得分、家庭关系亲密度、家庭关系适应性得分与状态和特质焦虑得分均负相关(P值均<0.01)。
2.4 自我关怀、家庭关系对状态和特质焦虑得分影响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表1 不同特征上海高校大学生自我关怀、家庭关系、状态和特质焦虑得分
表2 上海高校大学生自我关怀能力、家庭关系、状态和特质焦虑的相关性分析
以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得分为因变量，建立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自我关怀能力、家庭关系对大学生状态和特质焦虑的影响。先将性别(男性=1，女性=2)、年龄(连续变量)、年级(大一=1，大二=2，大三=3，大四=4)、是否独生子女(是=1，否=2)、户籍性质(城镇户籍=1，农村户籍=2)、学校层次(重点高校=1，普通高校=2，高职高专学校=3)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建立回归模型1和4；
第二步纳入自我关怀6个维度得分，建立回归模型2和5；
最后纳入家庭关系亲密度和适应性得分，建立回归模型3和6。结果发现，模型1、2、3和模型4、5、6的决定系数依次是0.35、0.79、0.90和0.43、0.77、0.90，模型的解释力不断提高。自我关怀中的自我友善、正念、共通人性维度得分对状态和特质焦虑得分有负向预测效应(P值均<0.05)；
自我批评和过度沉溺维度得分对状态焦虑得分有正向预测效应(P值均<0.01)；
过度沉溺和自我孤立得分对特质焦虑得分有正向预测效应(P值均<0.01)；
家庭关系亲密度、适应性得分对状态和特质焦虑得分有负向预测效用(P值均<0.01)。
表3 上海高校大学生状态和特质焦虑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3.1 上海高校大学生存在明显的状态焦虑
调查发现，上海高校大学生的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得分分别为45.46±8.06和43.75±7.82，状态焦虑得分高于特质焦虑得分，且相较于全国大学生常模，状态焦虑明显更高，特质焦虑则比较接近[17]。相关研究表明，体现个体即刻或应激时焦虑反应的状态焦虑在自然状态下略低于个体较为稳定的特质焦虑，在应激状态下则高于特质焦虑[15]，这表明上海高校大学生可能正处于心理应激状态中，有着较为明显的状态焦虑。本次调查期间，上海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高位运行阶段，疫情走势的不确定性、生命健康安全威胁及长期的封控、隔离，导致上海高校大学生日常生活秩序被彻底打乱，身心受到明显冲击，并由此出现了焦虑、压抑、恐惧等一系列心理应激反应。而大学生如果长期陷入高压和焦虑情绪中无法得到排解，可能引发一系列诸如饮食、睡眠、日常作息上的紊乱甚至更为严重的生理和心理问题，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造成不可预估的损失[18]。年轻的大学生群体是国家各行各业未来发展的重要人才储备，他们的身心健康问题尤其需要得到高度关注。目前相关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及各高校纷纷推出了心理健康线上课程、咨询热线、线下精神类药品购置绿色通道等，为在校师生提供全方位的心理援助。此外，为实现大学生心理健康和焦虑问题的早发现和早干预，还需进一步发挥学校师生互助、朋辈关怀、自我照顾等多方力量。
3.2 女性、年龄较大、高年级、非独生子女、农村户籍大学生是状态和特质焦虑的重点人群
调查发现，女性、年龄较大、高年级、非独生子女、农村户籍大学生的状态和特质焦虑状况较为明显。源于对外界信息捕捉和自身情绪的相对敏感性以及就业、年纪、城市婚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女性大学生可能比男性更容易表现出明显的焦虑情绪[19]。疫情高位运行状态下，整个社会经济运行基本处于停摆状态，实习岗位和就业岗位需求锐减，给高校大学生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尤其是年纪相对较大的大四毕业生，首当其冲承受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容易因未来发展的不明朗陷入迷茫、焦虑甚至是恐惧中。非独生子女状态和特质焦虑更严重，这可能是疫情带来的一系列压力放大了个体的被关注需求和归属需求，而较之于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受到的父母关注度可能相对较少；
且本次调查中也发现，非独生子女组大学生中有较多和兄弟姐妹年龄差距较大，其在家庭关系层面也无法获得实质上的同辈交流以释放焦虑情绪。农村户籍大学生焦虑程度明显较高，这可能是源于城乡大学生本身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资源拥有的差异，致使农村户籍大学生个人及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和适应性都相对较差，面对外部冲击更可能出现焦虑和恐慌情绪。
3.3 提高自我关怀能力有利于缓解大学生状态和特质焦虑
调查发现，上海高校大学生自我关怀能力总分略低于中间值，且低于赵波等对中国大学生自我关怀平均水平的研究结论[20]，表明上海高校大学生自我关怀能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回归分析进一步发现，自我关怀中的自我友善、正念、共通人性对大学生的状态和特质焦虑均存在影响，而自我批评、过度沉溺、自我孤立则对大学生状态或特质焦虑某一维度存在影响，表明总体上大学生自我关怀水平和焦虑存在密切关系，提高自我关怀水平对减轻大学生焦虑有积极作用。自我友善、正念、共通人性作为自我关怀的三个核心要素，分别强调遭遇困境时个体能理解且不过度自我批评，能觉察当下且不做评判地接纳，能做到不自我孤立并意识到自身遭遇是人类共同经历的一部分[21]，而正是得益于自我友善、正念和共通人性的内在调节机制，使得个体有着更强的心理复原能力、更高的情绪成熟度和同理心，在面对困境时能更好的处理自身情绪和摆脱困境，从而降低焦虑状态的持续时长和影响程度[22]。因此，当高校大学生在感到焦虑无助时，可以尝试开启自我关怀机制，觉察和理性看待自身情绪、认知、行为和身体反应，正视此刻的焦虑，采取善意、理解的态度进行自我调节。建议大学生采取一些诸如转移注意力、用正面词语表达自己、用肢体动作来安抚自己、接受专业心理帮助、加强锻炼等方式有意识地提升自我关怀能力。
3.4 家庭关系亲密度、适应性影响大学生状态和特质焦虑
研究发现，上海高校大学生家庭关系亲密度和适应性得分均高于中间值，且亲密度得分高于适应性得分，表明上海高校大学生家庭关系亲密度总体较好而适应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回归分析进一步表明，大学生家庭关系亲密度、适应性对状态和特质焦虑有直接负向预测作用，这提示我们可以通过改善家庭关系以降低大学生焦虑水平。人总是无法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而家庭关系网络是人们最初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情况直接影响个体成长环境、人格养成以及获得感体验[23]。亲密无间和健康互动的家庭关系给予了大学生充足的存在感和归属感，使其在面对压力和困境时，可以通过倾诉、鼓舞和陪伴等，缓解内心的焦虑和孤立无援[24]。此外，在当前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社会中，对外界具有较高适应性的家庭，也能给予个体更多的安全感和确定性。因此，无论是大学生自身还是相关部门都有必要充分重视家庭关系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作用。
本研究从个体内部自我关怀能力和外在所处家庭关系相结合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其对上海高校大学生焦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海高校大学生在调查阶段存在明显的状态焦虑，且受到其自我关怀能力和家庭关系的影响。根据研究结果，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促进需要综合个体视角和关系视角，既关注自我关怀的提升，同时也不可忽视家庭关系的改善。建议通过一些专业认知课程和心理学技巧帮助大学生增强自我关怀水平，提升自我修复能力，同时注重提高大学生对于家庭关系的认知深度和经营智慧，减少焦虑等不良情绪对大学生身心健康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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