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宇，贺 颖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亚里士多德曾经在其著作《诗学》中提出了关于悲剧系统化的美学理论，为悲剧下了相对明确的定义，而“悲剧过失论”就是其中之一。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特殊功能是激发怜悯与恐惧。这种情绪既来源于对他人遭遇的道义同情，也包含着对自身行为的道德反思。换言之，剧中的主人公或者悲剧人物必须有些过失，造成主人公的悲剧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人公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过失”在另外一个层面可以理解为道德的责任感。[1]所谓的“悲剧过失论”大致分为两大要素：首先悲剧人物不是无辜受难，而确犯有错误，所以咎由自取，并不违背道义原则；
同时，悲剧人物没有邪德败行，但却遭到严惩，所以值得同情，能够引起怜悯与恐惧。其次，“过失论”打破了传统的命运观念。造成悲剧的原因，不应只归结为人所无法驾驭的命运，而应从人自身的性格和行为中去寻找；
要重视人的责任，因此他强调了悲剧的教育功能，促进了文化观念的转变。其基本特征分为三个要素：第一，“悲剧过失论”重视情节在悲剧中的作用，它强调情节的合理性和结构的完整性，主张用情节去诠释悲剧的行为和原因。第二，“悲剧过失论”重视对人物的塑造，通过对人物遭遇的阐释从而使得观众对故事的悲剧结局产生共鸣。第三，“悲剧过失论”重视人物与情节二者之间的关联，通过人物“过失”引出情节最后悲剧的结局。
曹禺在创作《雷雨》之时，运用了古典主义最为常用的“三一律”，使得情节与节奏紧凑合理，给人一种畅快淋漓之感，从《雷雨》的情节入手，故事内容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之久，但作者巧妙地将剧中的情节浓缩在了一天的时间内。故事主要分为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两大部分，三十年前年轻的周朴园爱上了家中女佣的女儿侍萍，但是因为地位差距的悬殊以及门当户对这一世俗观念的影响，导致最终侍萍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投河自尽。[2]在这一段的故事情节中，作者为了保持“悲剧过失论”所体现的合理与完整性，只是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并未过多着笔。
作者重点描写的是在三十年之后，周朴园已经成为周家封建大家长，当他再次遇到三十年前投河未死的侍萍时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作者把故事从雷雨之夜引向了高潮。这一切的发生并非宿命使然，这一切都因周朴园所犯下的“错误”联系到了一起，由于主人公自身性格以及行为上的“过失”，让这一切因果联系就显得更加的合理与自然，从而导致了命运不可逆转地偏离了原有的方向。这也就指向了之前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即亚里士多德定义何为“过失”的一个重要细节，那就是主人公并非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他之所以陷入厄运，并非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个所犯下的错误就是所谓的“过失”，之后故事发生的种种都是以这个错误为诱因所引发的，围绕这个所谓的错误造成的结果，能够引起大家的怜悯与同情，就被称之为“悲剧过失论”。
作者为主人公的“过失”做了许多铺垫，为了使得情节更加的紧凑与合理，作者设置了两处因主人公“过失”来引导情节的走向。第一个就是三十年前周朴园因为家庭的压力放弃了与侍萍的爱情，第二个就是三十年之后二人重逢，周朴园本可以给其一大笔钱而不认侍萍，这样的话就会避免后面一系列事情的发生。正因为主人公这两个行为导致的“过失”，从而使得后面一系列悲剧故事的发生，四凤和周冲触电身亡、周萍开枪自杀、侍萍和繁漪经受不住打击而疯，周朴园则一个人在悲痛中深深忏悔。因此，从“悲剧过失论”中推动情节的完整与合理性方面来看，主人公的“过失”将《雷雨》这部话剧前后部分连贯完整。作品中的主人公在情节的推动之下所作出的一系列表现，符合当时的情景，在戏剧的矛盾与冲突之下，人物内心产生丰富的变动，从而使得剧情连贯完整。从情节设置来看，《雷雨》这部话剧符合“过失论”所强调的情节的合理性和结构的完整性，用情节去诠释悲剧的行为和原因这一特点。
从人物性格塑造的细节中能够分析出作者对于“悲剧过失论”的运用。之前提到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对于“悲剧过失论”的描述，其中最为直接的概括就是悲剧中的主人公“在道德品质和正义上并不是好到极点”，因为好到了极点，他的处境由顺境转为逆境就显得特别突兀，会使得观众产生一种厌恶之情，当然，主人公也不会是坏到极点的人物，因为如果坏到了极点，那么他所做的一切以及最后的结果都是报应，不会引起观众的同情，因此主人公是不好不坏的“中间人”。他们造成悲剧结果的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无知、误判、理解偏差等自己主观方面的偏差，在道德因素上存在“过失”，在因果关系上导致了最后的悲剧。
在话剧《雷雨》中其主人公——周朴园贯穿了整部剧情，并且将整部剧当中的三十年进行了完美的衔接，三十年前的抛弃侍萍以及三十年后那个雨夜再聚首，都是因为其个人的一时不必要的冲动导致了最后悲剧的发生。深入探究周朴园这个看似冷酷无情、生活在封建家长制度下的“伪君子”，就可以分析出因其性格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先从周朴园这个人物进行分析，亚里士多德首先强调关于“过失论”的主人公必须是一个不好不坏的人，一直以来许多的分析都是片面化地将周朴园这个角色定义为血腥冷酷的资本家、封建家长以及伪善的人。当然，身为矿场的老板，对于工人的压榨和剥削，对于人命的冷漠无情都是其不可抹去的罪恶之源，体现了那个时代对于封建资本家的一种普遍状态的描绘。这一点用“冷酷无情”这个词来形容他是最恰当不过的，但是关于周朴园对于侍萍的爱，许多人喜欢用“伪善”来形容，认为他对于侍萍的思念只是一种带有掩饰和伪装，向外人展示、升华自我的一种伪善行为，这种脸谱化的定义确有偏颇之处。在《中国戏剧》1979年第3期中有过一篇关于曹禺本人谈论《雷雨》的文章，在文中曹禺先生本人认为周朴园对于侍萍的爱是真的，“周朴园的两次婚姻都不如意。他也花天酒地地放荡过，但从来也没有尝到过什么是幸福。回想起来，还是和侍萍相处的日子，在他罪恶生涯中多少给他留下了些美好的记忆。他对侍萍的思念、怀念，便成了他后半生用来自欺欺人、经常咀嚼的一种情感了”[3]。这也就是说明周朴园对于侍萍的爱不存在一丝的伪善。三十年前两人相爱，但是真正赶走侍萍的是否是周朴园本人，可以在《曹禺与语文教师谈〈雷雨〉》一文中找到佐证，曹禺先生在文章中谈到了是谁赶走了侍萍。在文中曹禺先生做了明确的说明：“侍萍被赶走，周朴园不是完全同意的。他的家教很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违抗，他没有办法。新夫人是非常有钱的大官家小姐，绝对不会允许她的前头还有夫人。周朴园的母亲为了依靠这方面的势力，非把侍萍逼走不可。”[4]因此侍萍和周朴园被周公馆的周老太太棒打鸳鸯，这一切的起因和最终的结果是当时周朴园所不能够左右的，就和中国汉乐府诗的第一篇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中所描写的很相似，当焦仲卿的母亲要赶走刘兰芝的时候，身为孝子的焦仲卿所能做的不就是和《雷雨》当中年轻的周朴园一样只能袖手旁观、无能为力，在这样的封建家长制度下，不管是焦仲卿还是周朴园都是受害者。在此之后，侍萍成为周朴园心中永久的痛，所以当周朴园成为周家的大家长之后，专门有一个房间是按照当时侍萍在时的样子布置的，他清楚地记得侍萍的生日，保留侍萍生孩子后怕风的习惯，就连炎热的夏天也依旧保持着，并且吃素、念经、打坐。每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周朴园都会把自己关在那间房中很久，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从这些可以看出，三十年过去了，即便组成了新的家庭，周朴园还是在心中默默地惦记着侍萍，所以他将自己的大儿子取名为“周萍”，以此来纪念当初他所无能为力、无法挽回的侍萍。
由此可以证明周朴园虽然是一个坏人，但是还没有到那种十恶不赦的地步，他对三十年前抛弃侍萍一直耿耿于怀，他无法从当时的阴影中走出，他是一个不爱表达却有着一丝温存的男人，他怀念过去的种种，但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他无法为了侍萍而放弃现在的一切，他受到了最后的打击之后，他绝望地在悲痛中忏悔，可以说他并不是一个我们所看到的传统文学中那种脸谱化、模板化的坏人。当然身为血腥资本家的他，并不能因为他对侍萍的爱与忏悔而将他所做的一切坏事抹掉，他勾结警察打死工人，逼迫自己的现任妻子繁漪守着活寡，压榨自己的孩子让其生活在自己的阴影之下。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封建性特点是导致周朴园悲剧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周朴园的失败也预示着旧的封建制度的倒塌与毁灭。
这一部分回到《雷雨》中由于人物行为的“过失”从而导致了最终悲剧的结局，也就是悲剧情景中人物与情节间的关系。在前一部分已经分析了关于“过失论”三大因素的两个要素情节设置以及人物性格的塑造。在人物与情节关系中，悲剧人物在怎么样的状况下作出了“过失”行为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主人公在受到外力环境的逼迫之下而做出的相应的抉择，这种情况又分为两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就是主人公完全受到外在环境的逼迫和操纵，自己无能为力，只能逆来顺受，这一点体现得比较明显的就是三十年前，周朴园作为家中的一分子无法对自己的婚姻做主，在家长的干涉之下眼睁睁看着侍萍抱着儿子“投河自尽”。第二个类型就是主人公在外界环境的强迫之下仍有着自主选择的自由，但因为其自身不得已的理由作出了错误的选择，从而走向最终的悲剧结局。在剧中体现在周朴园在没有想过后果的情况下与侍萍相认，尽管侍萍因为多年操劳、老得不成样子，周朴园还是通过她的声音认出了她，一开始侍萍还在掩饰、不想承认，但是周朴园始终坚持与侍萍相认，并且为了弥补三十年前的过失，他想在金钱上对侍萍进行补偿，三十年来的恩恩怨怨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无法弥补，但是在三十年后的重逢之时，两个人都组建了各自的家庭，都有着自己的生活，周朴园始终无法忘记对侍萍的爱，也无法原谅自己三十年前对于侍萍的伤害，所以他几乎在没有犹豫的情况下捅破了这一层窗户纸，这一点上是主人公行为上的“过失”，因为这一切本可以避免，周朴园可以选择视而不见。还有一点体现在周朴园与鲁大海的见面，在剧中周朴园的矿场在闹罢工，鲁大海是罢工工人中的代表，一切悲剧的起始就是周朴园回到了周公馆恰巧与侍萍相遇，繁漪之所以与周萍有着某种不可言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周朴园对其的态度以及周朴园经营着矿场常年不在家中，而这一天周朴园回到周公馆的重要的原因，除了给繁漪煎药，还有就是要在家中接见罢工代表鲁大海。封建资本家的公馆，特别是自己的房间，对于鲁大海这样的“下等人”来说，这是周朴园自己的一个私人空间，不允许外人来打扰。周朴园做出了一个“过失”的行为，在自己的公馆中接见了鲁大海，从而将后来发生的一切导向最终的结局。
第二种情况，主人公在没有受到外力环境的压迫下，自身作出抉择并在之后付诸行动却依然导向悲剧性的结局。这一点体现在周朴园让周萍认母，周朴园已经顾不得自己的名声，用斩钉截铁、不容反驳的口吻叫周萍认母，并且对侍萍说：“我老了，刚才我叫你走，我很后悔，我预备寄给你两万块钱。现在你既然来了，我想萍儿是个孝顺孩子，他会好好地侍奉你。我对不起你的地方，他会补上的。”[2]P181在全剧中这里是最高潮的部分，这一切也将三十年后的因果全部展现在大家面前，侍萍是周萍的生母，四凤是周萍的妹妹，这一切的发生太过突然，让所有的人不知所措，这也导致最终结局的产生，四凤在雨夜出走，周冲去追四凤、两人触电身亡，而周萍在这一切中如大梦方醒、开枪自杀，从而导致这个大家庭的分崩离析，繁漪与侍萍相继疯掉为这部悲剧画下了一个句号。
由此可见，悲剧当中的主人公周朴园因为自身的“过失”行为选择，最终将自己陷入了失败和毁灭的悲剧结局，与单纯表现出人物在外界环境的压迫之下所导致的悲剧结局不同，当悲剧中的人物与情节环境融为一体之时，在相应情节中主人公所表现出的“过失”行为，使得悲剧的情节性与完整性更加清晰明了，使得“悲剧过失论”更具主观性特征，并且对于人物性格、行为以及情节之间的结合有了更深层次的分析，从而使得剧情更加紧凑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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