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临达
在以往关于毛泽东认识论的研究中，其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已经得到了许多重视。有学者认为毛泽东认识论合理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方法(1)李新宇、辛宝海：《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和启示——传统文化观的视角》，《福州党校学报》2021年第2期。；
也有学者提出毛泽东认识论以其科学的实践观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这是一种分水岭意义的理论成就(2)欧阳英：《毛泽东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视野》2021年第5期。。也就是说，认识和实践的重要关系、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时代性实践的结合等认识论问题，已经在有关毛泽东认识论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阐发。从结论来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3)李佑新：《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6月25日。。这一定性也已成为研究共识。
然而，从更加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毛泽东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仍有一些理论环节需要补充。首先是毛泽东认识论在哲学通史中的地位和贡献问题。毛泽东认识论虽然是以解决具体实践问题而著称的理论，但归根到底，仍是哲学通史中有继承、有发展的理论，而且包括毛泽东本人在书写和讨论一些重要问题的时候，同样是秉持哲学通史的格局和视野来进行讨论的。例如，在判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哲学史中其他认识论的实践观的时候，毛泽东指出：“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这种历史化、长时段的比较和判断，很显然是一种哲学通史视野下的产物。再如，毛泽东在讨论感性和理性的关系时指出，“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可见，毛泽东在思考哲学史时，具有对理论流派进行区分的敏锐意识。并且，类似于对“理性实在性”“经验实在性”这些概念的准确使用和细致甄别，着实反映了毛泽东认识论所蕴含的深厚哲学通史意识。因此，正是在这种考虑之下，毛泽东认识论的哲学通史地位，需要后续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
纵观哲学通史，毛泽东认识论其实解决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认识是如何在从物质到意识的过程中生成的。这是一个十分基础性的问题，并且是在哲学史中常常遭遇否定性回答的问题。于此最著名者如休谟，即否认物质到意识的过程可以产生可靠的认识。该问题的基础性在于，如果物质到意识的过程根本连可靠的认识都产生不了，则更遑论意识到物质的实践。毛泽东提出：“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括号外的“突变”的指称可看作毛泽东站在“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反面作出的通俗易懂的指称；
而括号内的“飞跃”，则体现了毛泽东深厚的哲学史功底，因为这准确地反映了该问题在通史中的论域所属。这一理论配合毛泽东的辩证唯物观，解决了很多哲学通史中的疑难问题，值得相关研究深入挖掘其重大意义。
学界常常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层面界定为“新唯物主义”，这主要是由于其认识论维度的巨大革命性。从其发端标志来看，恩格斯称这种革命主要发端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作出了著名的比喻，即它是“天才萌芽”文本。也就是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了新唯物主义的概念。这是一场认识论的革命”(7)刘临达：《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中的权力观念》，《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自此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启了一场漫长而深刻的认识方法革新之旅。回顾这样一场认识论革命，我们之所以说它对于哲学是极其重要的，那是因为其揭开了一个由来已久、长期悬而不决的认识论难题。按马克思自己的比喻来说，即马克思主义要完成认识论层面的“双脚立地”。不过，限于历史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开启了伟大的开端，而真正的详细论断则由毛泽东完成。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既往的认识论主要问题在于没有“飞跃”环节。既往的认识论，无论是古希腊认识论，还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要么采取独断论的认识方法，要么默认理性自身天然地内含概念。独断论取消了从物质到概念的过渡环节，而理性内含论则先验地提出一个假设，即世界是基于绝对理性被创造的，认识只需要去认识世界的神秘内在形式。
对于独断论来说，认识是纯主观的，它不存在物质到意识的准确“飞跃”。作为这一看法的代表人物，伊壁鸠鲁曾有这样一个著名比喻：如果太阳在不同的时候，看起来近大远小，那么这并不是可以准确理解的事情。相反，这就是感觉的纯主观作用。主观和客观之间，不存在合理的校准。对此，黑格尔曾作出激烈批评。黑格尔认为，这是一种贫乏的认识论，在这种认识论中，思维运动被切割为种种“中断”(8)[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5页。。这里所说的“中断”其实就是指“飞跃”的缺失。独断论一直延续到近代，在谢林的“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的论断中达到巅峰。不过，无论怎样，其方法论的基本缺陷是不言而喻的。类似于谢林式的独断性肯定，黑格尔将之比喻为在“黑夜”里指认“黑牛”，这是无效的方法论。所以，没有辩证，没有“飞跃”，认识的确定性是不可能的。
对于概念的内含论而言，它是一种更加复杂的理论体系。从早期的、辩证色彩较为淡化的古希腊理论，到近代的、辩证色彩浓厚的黑格尔理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但先验地对理性进行假设，则是其长期难以脱离的窠臼。在早期理论中，代表性的论说为柏拉图的“回忆说”。柏拉图认为理性天然地包含着各种认识。因此，要达到认识的可靠阶段，凭借的是理性层面的“奋力回忆”。所以，柏拉图提出，“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9)[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0页。。在当时，辩证法还没有发展到较为复杂的形态，对于柏拉图来说，辩证，就是思维上升。而上升，就是要回到理性能“回忆”到的最高境界。及至近代，作为这一理论路径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完成了内含论的集大成形态。黑格尔认为，既然世界是有逻辑的，那么世界就应该是理性设计出的。因此，逻辑实际上是在一步一步地展开理性的设计。而认识，则正是理性自身通过这种展开过程来认识自身的逻辑递进。对此，黑格尔称，“意识在这条道路上所经历的它那一系列的形态，可以说是意识自身向科学发展的一篇详细的形成史”(10)[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2页。。可以说，从柏拉图的“回忆论”，到黑格尔的“真理大全”论，认识的内含论发展到了极致。
对于这两种通行的论说而言，马克思主义最直接的批评在于，如果不去作先验的假设，也不去武断地进行独断，那么概念到底从哪里来？对此，毛泽东认为概念的产生是从物质到意识的“飞跃”，其可能性来自“人脑的机能”。于兹，毛泽东总结，概念的形成，关键就是人脑面对客观物质世界时的调查、判断、推理，并且需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1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页。。可见，毛泽东非常重视认识过程的复杂性和反复性，这与此前的认识论论断有很大不同。如果我们追溯该理论的发轫，就能够发现，“飞跃论”其实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中就产生了雏形。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认识的“飞跃”，就像从对无数果实的直观观察中，总结出“果品”这个可靠概念一样，认识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行为。而如果认为概念本身就实体化地存在着，那只是一种“思辨的秘密”。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诚然，我的有限的、有感觉支持的理智能把苹果和梨、梨和扁桃区别开来，但是我的思辨的理性却宣称这些感性的差别是非本质的、无关紧要的。”(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在对认识方法论作出这样一种革命性的方向扭转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坚定不移地确立了由感性到理性、由物质到意识的“飞跃”原则。
对于这样一种认识原则的确立，马克思和恩格斯随后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其进行了巩固性论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从认识的对象问题入手，阐述了认识论的核心要点。按其论证来看，无论是何种论断，认识都是要有对象的。但是，认识的对象从哪里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认识的对象是通过物质运动而来的。即使是社会性的认识对象，其来源也一定是物质运动。对于自然对象而言，例如我若要认识“果品”，那就一定是物质运动带来了苹果、梨子等，而后认识才能展开。这对于社会意识也一样。例如，我若要欣赏樱桃树，但是如果没有物质运动先把樱桃树从美洲带到欧洲，那么认识连对象都没有。所以，无论独断论还是“回忆论”，如果压根没有面对某一对象的可能，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断定，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忆”。所以，对于这种从物质到认识的“飞跃”，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
通过以上回顾可以发现，整个哲学历程在马克思主义以前，认识论是不严谨的、是纷乱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使得其中长期潜藏的核心问题得以充分暴露，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有力地在这个方面给予了正确的方向性指引。不过，限于当时的种种条件，以及当时的其他种种迫切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继续在哲学问题上作更为细致的研究。因此，该问题仍有待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继续发掘。
毛泽东没有专门写过哲学通史方面的论著，但我们仔细阅读毛泽东的各种著述，却能很明显地发现毛泽东始终是带着哲学通史的大视角来思考理论难题的。比如，在审阅陈伯达有关孔子哲学的论著时，毛泽东直接指出，陈伯达对于孔子哲学只是进行了延伸性阐发，没有哲学通史的视野格局和批判精神，所以毛泽东说：“(陈伯达的)文没有一个总的概念，使初学看了觉得缺乏系统性。”(14)《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因此毛泽东建议陈伯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给孔子哲学以哲学通史意义上的中肯评价。不光对中国哲学如此，对哲学通史，毛泽东也秉持同样的观点，讲究通览哲学史，然后看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辉。毛泽东曾劝诫同志们说，大家要积极阅读哲学通史意义上的标志性作品，不论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也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大家都要积极阅读。因为，“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1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页。。对于这个方面，毛泽东大力推荐积极看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通史功底，以及经典理论家们的综合批判精神。同时，毛泽东还提醒反思斯大林时期的独断论。独断论是一种较为消极的认识方法论，自伊壁鸠鲁之后即已式微，至多曾在康德以前的“理性大讨论”的混乱时期有过短暂重现，包括斯大林的治学方式，毛泽东也都诚恳地提出了批评。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独断论盛行，许多经典理论都在这种氛围里被轻易地抹杀掉了。所以，“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1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这是不可取的。因为斯大林的这种独断论的理论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那一时期的思想史著作，所以毛泽东在审阅该时期苏联的教科书时常常指出类似的问题。如审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指出，这一类书缺点很明显，那就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总是从概念入手”(1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所以，从这些重要论述中，我们能很明确地感受到毛泽东的哲学通史气度。特别是参考前文提到的，毛泽东对概念如何产生的详细说明，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对于苏联某些“从概念入手”的论著如此敏感。因为这很显然与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所秉持的概念产生理论的观点相抵牾。
那么，在这样一种哲学通史的视野格局下，毛泽东最关心什么问题？这是非常值得仔细研究的。毫无疑问的是，这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认识在物质与意识之间的动态问题。我们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也可以叫认识的“飞跃”问题。对于哲学通史和“飞跃”问题，毛泽东认为其核心症结是这样的：“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18)《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9—390页。在这里，毛泽东通过回顾哲学通史，表达了他对于核心问题的判定，其所列举的理论家，跨越中西，纵贯古今。结合前文对马克思主义的总结来看，毛泽东对哲学本身、哲学总体的这一总结性分析，十分准确地把握在了马克思主义对哲学而言的最大革命性。所谓“哲学就是认识论”，正是一种切合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来巨大认识论革命背景的总结性论断。
对于这一关键问题，我们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能够解决，更确切地说，只有在饱含毛泽东思想智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能够解决。关于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哲学的批判性理论推进，毛泽东总结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1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而中国本土哲学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则相对缺乏。除毛泽东曾列举过的“没有讲清楚”的理论家外，孔子的理论和儒家的影响力也是原因之一。如按李泽厚的“巫礼仁”论来看，原因主要在于儒家把人自身范围内的社会事务看得更重，所以较为缺乏对意识和客观世界的动态问题的探讨。而毛泽东则指出，孔子和儒家的过高地位，实际上阻碍了哲学。毛泽东诚恳地指出，中国几千年的王朝政治中，对孔子的探讨存在太多忌讳，这是阻碍思想发展的，并指出“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2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说中国没有哲学，这显然太过偏颇。但由于传统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孔子和儒家的特定理论取舍，确实会造成整个思想界对一部分问题的重视和对另一部分问题的淡化。在毛泽东看来，被淡化的这一部分则恰恰是关键。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儒家“仁”论的“三达德”问题。“三达德”指“知”“仁”“勇”，但是到底怎么“知”，又该如何经“勇”至“仁”，以及“仁”到底又是什么，由于以往思想家思考并不充分，所以毛泽东总结说，“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2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其成为“糊涂账”的原因是，儒家的认识论缺乏可靠的“物质—意识”关系的“飞跃”方法论。没有这种可靠的方法论作为校验工具，儒家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往往随意定义“仁”的概念。因此我们经常看到儒家在很多实践问题上的明显矛盾。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说，儒家的“三达德”在认识论上的难题在于，纯粹主观化地去定义“仁”，无法实现认识在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合理“飞跃”。它之所以会形成“糊涂观念”，就是因为“仁”是人自身事务范围内的纯主观化定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与客观世界的“飞跃”桥梁。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于哲学通史和哲学核心问题的把握，问题意识极其深刻。经由毛泽东的问题意识，哲学的研究重点和理论突破路径也都被明确地指明了方向，沿着毛泽东哲学的深邃的问题意识，挖掘哲学问题的“根茎化”焦点，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从以上梳理能够看出，“飞跃”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出现之前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现以及完善，才逐渐解答了该问题。不过，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经过漫长发展而形成的理论体系，因此，这其中具体是哪些论述主要针对哪些问题具有关键性阐释作用，仍需细致拿捏。尤其是对于辩证认识的问题，毛泽东曾感叹：“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2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理解“飞跃”问题也应秉持这种态度。实际上，该问题是经由若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若干原则性问题的批判，而后由毛泽东以集大成的方式所解答的。梳理毛泽东式解答的基本结论，以及该解答与一些经典作家论述的些许差别，能够明显看出其中的源流与发展。
第一，毛泽东在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下，以“宇宙观”的表述，转换了认识论的出场方式。在经典作家的语境里，“世界”“世界观”是常用概念，而“宇宙观”则较少出现，但毛泽东认识论则不同。毛泽东明确论述，关于认识和实践的问题，是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宇宙观的区别。毛泽东说：“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2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实际上，宇宙观的表述，体现着一种非常重要的理论工作的重心转换。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述中，其最重要的理论任务是“批判”，其重点在“破”，在转换认识论的基本思维方式，强调从观念论、实体论，转换到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他们关于认识论最重要的时代性理论任务是“规范提问”。他们的任务是通过批判，取消对诸如“实体”“灵魂”的提问。因为，只要还以这种思维方式进行认识论的提问，那么实体是什么，其在认识论中的地位等问题，就永远要解答，而接续而来的问题就必然是，“飞跃”的重点就永远不在从物质到意识的过程。所以，马克思指出：“放弃你的抽象，你也就会放弃你的问题。”(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对此，美国哲学家沃格林也曾做过总结。沃格林指出：“事实上，马克思正是在这一点上没有进入这个问题。相反，他退出了这论辩。”(25)[美]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应当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作这种理论领域的斗争。因此，其“破”者多，“立”者少，也与上文毛泽东“受当时条件的限制”的判断相契合。对毛泽东而言，他要做的是进一步明确认识论的范围是什么。他选择更多地以“宇宙观”来代替“世界观”等概念，就明显地展示出一种认识论层面的高瞻远瞩。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完成了对认识论主观随意性的规约，那么毛泽东实际上推进了有关客观层面的深邃思考。
第二，毛泽东更加明确地论述了从物质到意识的过程性动态。毛泽东指出，认识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关于认识对象的感性材料积累过程，而只有当“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26)《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可以看出，这是非常明确的对从物质到意识的“飞跃”的描述。相比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理论家在原则性层面的强调，毛泽东的论述更加明晰、更加具体、更加完整。我们不能小看这样的明晰论述，因为这个难题曾让马克思产生过十分严重的写作困难。马克思在取消了对实体的承认之后曾提出一个认识论的难题，那就是说如果人不具备来自某处的思维实体性，那么何以证明这眼前的万物是存在的。对于这个难题，马克思当时选择的是重新承认“直观”的力量。马克思说，人是属于自然界的，因此也是在自然界中劳动的，所以，“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马克思的这一著名陈述，确实是有力地肯定了唯物主义的原则。但是，问题在于，物质因带有我的创造而变得可认识，但我创造的，我就能通过直观来认识吗？很显然不能。这种不能被我认识的，我的创造物，就被马克思进而又称为“异化物”。但是，由于引入“异化”理论又为马克思带来了更多的理论困难，所以，我们在马克思后期作品中罕有见到“异化”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马克思对“直观”认识方法的反思(28)刘临达：《〈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立场性与人学理论建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所以，十分显然的是，这个理论难题还是要由毛泽东认识论来完善解答。
第三，毛泽东认识论在时间维度上突出了从物质到意识的辩证性。一般认为，在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后，恩格斯接续完成了认识论难题的解答。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比对恩格斯和毛泽东对该问题的论述，则能发现其中存在不小的差别。对于该问题，恩格斯最重要的论述为：“(认识)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很显然，恩格斯仍是出于当时“反杜林”等批判任务，作出了以强调物质和意识的同一性为重点的论述。恩格斯主要在强调物质对意识的第一性地位上，强调了在二者理论上“不矛盾”“相适应”的维度。对于从物质到意识过渡的不确定性、复杂的互动性，并没有都给予明确的指明，该问题的强调实际上是由列宁在后来完成的。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指出了这一原则。列宁说：“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3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0页。这一论述很接近于毛泽东认识论所谓“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不过，很显然，毛泽东认识论的有关论述才是这一问题准确而完整的解答。首先，关于过程的复杂性，毛泽东指出：“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3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毫无疑问，这才是对物质和意识的长期辩证关系的完整解答。可以说，只有毛泽东直面了这个问题，并且深入其中的复杂动态过程解答了该问题。其次，对于意识表达物质的不确定性，毛泽东同样给出了解答。毛泽东指出：“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3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可见，毛泽东的认识论才真正点出了从物质到意识的复杂的、辩证的动态效应。虽然物质决定意识，意识表征物质，但是，这个类似于从“0”到“1”，再从“1”到“2”的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既有各种意识前进历程的分化性，也有同一意识前进历程的徘徊性。因此，毛泽东对问题的复杂性的鞭辟入里的穿透力，实际上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推上了一座新的高峰。
毛泽东认识论是哲学史中的一座“珍贵宝藏”。以上分析实际上只是从物质意识转换问题揭示出了其巨大深刻性和巨大突破性的一颗珍宝。不过，从以上分析已经能够看得出，毛泽东认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是世界的，是社会主义500年理论发展中的璀璨明珠，它的巨大的思想史贡献和卓越的问题意识，仍然是推进人类思想史继续前进的“星星之火”。毛泽东认识论以其敢于批判、敢于超越、敢于创新的积极而浪漫的精神，向世界庄严展示了理论工作的无限可能。这必然继续激励着相关理论工作者沿着这条积极的、浪漫的、批判的道路乘风破浪。诚如毛泽东所言，“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33)《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当20世纪的理论走入困境之时，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横空出世。而在《保卫马克思》之中，关于其认识论基础，阿尔都塞却认为，是毛泽东认识论提供了理论的完善性。阿尔都塞指出：“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里给我们留下的一些段落是辩证法的素描。毛泽东1937年在他同中共党内教条主义倾向作斗争时写下的《矛盾论》这篇重要文章又进一步作了发挥。”(34)[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75页。由此，阿尔都塞才认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终于发展到了较为完善的阶段。可见，毛泽东认识论对于20世纪是具有巨大感召力的。不仅如此，即便到了世纪之交，毛泽东认识论的巨大辐射，也仍然在西方左翼的论述中不断闪耀。例如，对于当代最著名的两位左翼理论家——齐泽克和巴迪欧而言，“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也在哲学、文化上赋予他们以灵感”(35)张剑：《齐泽克、巴迪欧的毛泽东情结》，《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6期。。由此，毛泽东哲学成了许多新晋“理论灵感”的不竭源泉。可见，毛泽东认识论的海外影响，也从另一个侧面鞭策着我们继续推进有关其重要价值的深入研究。
猜你喜欢 通史认识论人民出版社 中国货币通史陈列中国钱币(2022年2期)2022-10-25中国货币通史陈列中国钱币(2022年1期)2022-08-23蔡美彪心语科学导报(2021年6期)2021-02-22我可以咬你一口吗风流一代·经典文摘(2020年10期)2020-10-20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看马克思认识论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0年2期)2020-07-21Alienation and Struggle of the “Happy Housemaker”锦绣·上旬刊(2019年11期)2019-09-10“主旋律”：一种当代中国电影观念的认识论电影新作(2018年3期)2018-10-26抉择全国新书目(2016年3期)2016-04-20人民出版社全国新书目(2014年7期)2014-09-19认识论的自然化、日常化与人工智能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4期)2004-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