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童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0038)
伴随着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诉求，作为现代化实践积淀的总体性精神，“现代性”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而是在与世界各民族历史文化相互融通过程中，追求“多元现代性”的价值样态，文化转向成为现代性发展的时代潮流。一百多年来，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文化传统势力的沉重性与卷入世界现代性体系的被动性，致使中国长期处于“传统-现代”价值选择的历史挣扎中，从而经历了艰辛而曲折的现代性价值自觉过程。现代性价值自觉是超越西方现代性、开启民族现代性建构的起点。在漫长的现代性价值自觉中，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事业和现代性建构不断探索多元现代性价值机理，为人类现代性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西方现代性“非文化论”的实质
西方现代性“非文化论”并不否定文化，而是主张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应当以西方文化为尊，刻意忽略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利用西方现代化的先发优势，强行实现对世界现代性话语的价值垄断，扼杀多元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坚持理性至上的核心原则。按照启蒙理性原则实现现代社会的文明构序：建构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推进人类社会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实现由“神本社会”向“人本社会”的价值转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价值取向个人主义化构成西方现代性的基本景观，也成为衡量人类现代性方案合理性的根本标准。
其二，坚持历史终结论的致思逻辑。康德把人类历史分为幼年期、青年期和成年期三个阶段。孔德认为“科学阶段”相当于人的成年阶段，现代社会标示着人类进入科学阶段。西方理论在解读人类历史发展时无不采用了一种“终结论”式的历史认知图式，现代性则是囊括着人类历史进程中全部文明成果的总体性精神，人类历史不可能超越西方现代性文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肯定就是这种致思逻辑最成熟的表达方式。这终结了人类现代性精神多维发展的可能性，取缔了各民族依据文化特质建构民族现代性的合理性。
其三，坚持传统与现代截然二分的历史断裂观。一是对现代性的肯定必然意味着对传统性的彻底否定，如果不彻底否定文化传统就无法获得现代性。二是“传统-现代”思维框架的性质必须在“落后-进步”的框架下得到说明，即传统等同于落后，现代等同于进步。任何国家要想建构和发展现代性就必须彻底清理民族文化传统。
西方现代性的话语垄断实质上是以现代性的“历史殊相”去取代“历史共相”，裁剪无限丰富的人类现代化实践和现代性文化方案，形成了“双重悬置”：一是悬置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多样化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发展模式，形成了“现代性的非文化论”。查尔斯·泰勒指出：“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主要的现代性理论都是非文化的”，它将此种情况视为“源自于启蒙的一揽子错误”，“这种错误是指将一切现代事物都看作属于启蒙运动的后果”[1]190。二是悬置了现代性生成演进的实践基础，忽视现代化实践对于现代性生成的基础性作用，把西方现代性当作一种价值预设并使之神秘化和普适化。
(二)现代性的文化内涵
如果说现代化是现实实践推进的话，那么对现代性的思考就体现了对现代化的整体性文化觉醒。现代性表征着人类的理性觉醒、行动自觉及对理性本身的价值估判。但由于理性的独断、权力的滥用与资本的侵蚀，现代性日益产生扭曲和变异，以致现代化所创构的人文价值被不断遮蔽。人们在现代化实践中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而展开不断反思。现代性从文化层面展开对现代化的价值反思和文化重构，构成了现代化独有的实践品格和文化表达。
现代性表征着一种文明向度。现代性是人类文明跃迁的结果，体现着人类精神的总体性质变。“现代性应当被视为一种独特文明，具有独特的制度和文化特征……这个文明有着制度蕴含的独特文化规划，首先在西欧得以具体化，然后扩展到欧洲其他地区，到了美洲，最后遍及世界各地，从而产生了变动不居的文化和制度模式，这些模式构成了对内在于现代性特有的文明前提的核心特征。”[2]一方面，现代性建构应以现代化实践中积淀下来的各种文化为基础；
另一方面，现代性不是文化本身，而是表征着现代文明总体性特质。这就需要把握文化与文明的区别和联系：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文明是历史生成的同质性文化的整合样态，从社会历史发展向度看，文化的对立面是自然，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现代性应归属于一种人类文明的价值范式，指称着相对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文明基质。各种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从人类发展来看，文明亦具有质性发展的可能。现代性在不同社会制度中展现出不同的样态。现代性发展和文明跃迁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同一社会制度下，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人的需要评量既有现代性精神的个别方面加以修补，以完善同一制度下的现代性；
二是在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跃迁的情况下，根据新的社会制度对原有现代性总体精神进行根本反思和彻底改造，并在这一制度的现代化实践中建构相应的现代性文明范型。
(三)现代性的文化转向与多元现代性的生成
现代化实践的多样化发展推动了现代性的文化转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在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基础上走上现代化道路，逐步探索与本国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民族现代性，形成了多元现代性的发展格局。以“亚洲四小龙”和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展现出充满生机的现代化进程，印度、巴西以及其他亚非拉国家也在努力寻找本民族传统和现代性规律的契合点，先后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现代化发展新的“增长极”，不断丰富着现代性多样化的价值范式。
现代性的文化转向催生了“多元现代性”的理论发轫与实践生成。多元现代性中的“多元”不能作本体论的解读。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多元现代性’一词的最重要含义之一就是，现代性不等同于西化。现代性的西方模式并非唯一的真正的现代性。”[1]41由此可见，多元现代性中的“多元”并不是指称“现代性”有着多种多样不同的本质，不具有“本体论”意蕴，而应从价值论意义上予以解读，其本意在于强调文化多样化对于现代性建构的作用，旨在反对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垄断。西方现代性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发挥其对世界的宰制效应，是因为其坚信唯有西方现代性是有价值的，其他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都是无价值的，这无形中全盘否定了非西方国家历史文化的意义，旨在误导非西方国家放弃其传统文化而遵循西方现代性的逻辑，实际上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陷阱。
多元现代性理论的核心在于，将“文化”作为现代性建构的基础性因素，强调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引导各民族在现代性建构中追求自身的文化认同，将现代性看作多种多样的现代性文化规划与文化模式持续不断的构建与重建过程。[1]41其精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意味着不同历史文化传统都应参与到各国民族现代性的建构中来。从合规律性层面讲，文化差异化及其发展多样化的实然状况决定了现代化发展和现代性建构理应是多元的。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化样态，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话中指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3]各民族在追求现代化和建构现代性的过程中，都应以本民族历史积淀的文化价值为基础而创构民族现代性。从合目的性层面讲，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灵魂积淀，因而各国多样文化参与是现代性建构的应然诉求。恩格斯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从历史价值论上看，承认传统、珍视传统是一个民族不断发展的前提，一个数典忘祖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时代发展的应然逻辑。西方现代性以“普世主义”的范本裁剪各民族特殊的文化传统，企图割裂各民族历史文化与现代化的关联，属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
第二，多元现代性主张根据具体的历史境遇建构“现代性”。自启蒙运动以来，在人们固定的认知模式中，现代性等同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个人主义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范畴。“现代性”成为一种价值预设，它不是从各民族独特的现代化实践中生成的，而是先有“现代性”，再根据这个“现代性”去追求现代化。这无疑颠倒了现代性的实践发生论。“现代性”不是一种价值预设，而是在各国现代化的具体历史情境中生长的。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可以根据现代化具体实践和历史文化传统赋予“现代性”更多的内涵。世界上没有“普世主义”的抽象现代性，只有具体的、历史的现代性。
现代性文化转向给我们正确理解现代性带来了启发：从理论体系视野看，我们要打破旨在实现现代性“同质化”的西方现代性话语体系，探索建基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现代性理论体系。从学理视角看，现代性的文化转向为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视角审视和评价现代性提供了依据。在汲取现代性文化转向的理论给养时，应紧扣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话语与现代性“文化论”阐释的理论对接点，科学审视现代性的文化意蕴，把握现代性理论发展的文化趋势，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对现代性“文化论”的价值规导与理论延展，保持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与“多元现代性”间的内在张力。从中国现代性的构建看，既要认真遵循多元现代性生成发展的理论逻辑，又要坚定立足于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构建中国现代性中的作用，深入挖掘中国现代性的文化价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精神。
现代性的文化转向，决定了现代性塑造理应实现与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相融合。要真正实现这个“融合”，关键在于本国人民能够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实现现代性价值自觉，并在价值自觉中将优秀文化传统融入民族现代性的文明建构中。作为一个缔造了传统社会价值示范体系的国度，中国近代从世界的领先者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中国人承受的文化心理势差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中国现代性价值自觉从“炮火启蒙”开始，引发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价值激变，在省思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将民族文化纳入现代性精神体系的过程中发生了诸多曲折。摆脱现代性建构中的“客体化”地位、追求民族现代性的主体价值自觉就成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在要求。
中国现代性价值自觉的本质，是对民族现代性及其建构路向的总体性自我觉醒和价值认同，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的选择中搭建起传统与现代的桥梁，摆脱西方现代性宰制造成的精神依赖，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科学认识、评价、吸纳“中西古今”多重维度的文化价值，将民族文化特质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融入现代性建构，实现民族现代性的伟大创造，自主生成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化精神。
在对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取舍的历史求索中，百年中国逐步实现了现代性价值自觉。
(一)“中体西用”的失败与对传统文化的清算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中国洋务派率先提出“中体西用”的主张，虽然坚守了民族“本体”价值的自我确证，却不得不承认西方在器物层面的“用”比我们先进，反映了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初步退让。随着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维新派主张从制度层面效仿西方进行政体改革，其理论上假借孔子的“托古改制”，实践中却试图利用代表封建文化堡垒的皇权进行改革，终究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窠臼，同样难逃失败的命运。这表明，以封建儒家文化为基础进行的中西文化嫁接难以催生出中国现代性的花蕊，中国的现代性价值自觉程度也十分有限。辛亥革命从政治上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中国依旧处在列强环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境况之中，各种封建遗毒借机上演复辟把戏，资本主义萌芽在病态中萎缩。新文化运动试图通过与传统文化决裂的方式彻底改造中国，以“西化”思想革除中国封建儒家价值体系的积弊成为主旋律。这一时期的“西化论”者坚决反对中西文化的嫁接，认为“新旧相违，绝无调和折中之余地”[5]。新文化运动的“西化论”者后期发生了分化，一派继续推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倒向了“全盘西化”或“充分西化”的理论范式，成为中国近代坚决的“反传统主义者”；
另一派深受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和苏俄革命文化的影响，转向宣传、发展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并在不断发展中找到了中国现代性价值自觉的正确方向。
(二)“全盘西化”还是“中国本位”的价值挣扎
20世纪初，在国统区发生了一场关于“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的文化论战。其主题是中国到底应依靠西方文化还是依靠中国传统文化来实现现代化，反映了中国在现代性价值选择中的挣扎与困惑。“全盘西化论”的主张有三点：一是西洋文化代表世界发展趋势。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处处不及西洋文化，且与西洋文化有根本性冲突，这些根本性冲突正是我们落后的原因。“从东西文化的程度来看，我们无论在文化的哪一方面，都没有人家那样的进步……从东西文化的内容来看，我们所有的东西，人家通通有，可是人家所有的很多东西，我们却没有。从文化的各方面的比较来看，我们所觉为最好的东西，远不如人家的好；
可是我们所觉为坏的东西，还坏过人家所觉为坏的东西千万倍。”[6]455-456三是全盘西化的理论基础是文化世界论和文化整体论。文化世界论认为各民族文化没有价值特质，只具有发展阶段的差异，这暗合了西方“普世化”的现代化理论；
文化整体论把文化看成一个整体，主张将所谓“代表先进”的东西“全盘”吸取过来。“全盘西化”试图以否弃民族性为代价追求现代性，形成了对西方现代性宰制的高度认同和精神依附。这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启蒙的无奈：为破除封建积弊，不得不以反传统方式开启新纪元，但又在向西方寻求现代性良方的过程中丧失了对民族价值特质的坚守，以至于将文化瑰宝和文化遗毒不加区分地以历史反思的名义扫进了历史垃圾堆，这种牺牲民族性的“价值自觉”无疑陷入了更大的“文化蒙昧”中。
事实上，“全盘西化”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文明，反而加剧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奴役。两次世界大战将西方文明的弊端展露无遗，使得中国人在重新审视西方中开启了新的现代性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梁启超就对构成西方现代性价值基础的“科技万能论”展开了批判：“科学越发达，社会反而越横暴，人类的灾难更甚以前。”[7]进而提出“中西互补论”，即“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8]。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的惨痛经历让中国人进一步认清了“全盘西化”价值导向的不足，进而在梁启超“中西互补论”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本位论”。1935年，王新命、何炳松等人发表了《中国本位的建设宣言》(简称“一十宣言”)，认为西方文化本来就存在严重的内在冲突，既有好的，又有坏的，如何“全盘”接受？中国有其特殊性，应以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为基础重建中国文化。“中国本位论”表面上看在追求民族文化自主性，反映了民族价值自觉意识，但实际上对什么是“中国本位”的认识并不清楚。就连王新命自己都说：“‘一十宣言’中成为‘中国本位’的‘此时此地的需要’究竟是什么，不仅陈胡二氏完全不知，就是署名‘一十宣言’的十教授，也何尝是已知？假如‘一十宣言’的署名人，真个是早已知道‘此时此地’的需要是什么，把他们的‘一十宣言’便不必主张‘检讨过去，把握现在’了。”[6]468后来在论战对手的逼迫下，不得不用“人民的生活需要充实”“国民的生计需要发展”“民族的生存需要保障”[6]508-509这类空洞无物的辞令来申明“此时此地的需要”。尽管这反映了“中国本位论”者自身的文化彷徨，但“中国本位论”至少反映了国统区知识分子试图在民族传统和西方文化间寻求平衡，旨在促进中国文化改造的价值关切。当然，由于受政治立场的局限，“中国本位论”者无法找到评判中西文化的正确标准，更没能获得真实的现代性价值自觉。
无论是“全盘西化论”还是“中国本位论”，要么非此即彼，要么倒向“折中主义”的机械嫁接，反映出当时现代性文化探索充满了混乱性，根本谈不上正确方向的价值自觉。随着两派论战的扩大化，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把“西化”的思维范式转向“现代化”的思维范式。冯友兰指出：“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9]从“西化”到“现代化”的转向，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这场文化论战中对中国现代性初步的价值自觉，但这种价值自觉毕竟是有限的，依然没能找到中国现代性的正确建构方式。
(三)马克思主义精神主导下的现代性省思与自觉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化最大的影响就是引入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精神。毛泽东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0]1471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催生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一段新的启蒙叙事。
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之所以被人民大众接纳，是因为其既满足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性转型的价值需要，又顺应了中国对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反叛。近代的民族屈辱使中国被迫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仅表明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态度，更宣誓了中国人抵抗西方的民族决心。“师夷”只是工具理性，“制夷”才是目的理性，学习西方的目的是抵抗西方。西方文明倡导自由、平等和民主，但西方带给近代中国的却是贫困、战火和分裂。这让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也对西方文明始终保持警惕态度。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使中国知识分子进一步认清了西方现代性的本质：西方国家现代化越先进，中国社会就越落后，与现代化的距离就越远；
西方现代性越成熟，中国现代性建构就越难以孕育。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的选择，是对“反西化”现代性的选择，是在对“全盘西化论”还是“中国本位论”价值挣扎的文化超越，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鲜明的一次价值自觉。这种现代性价值自觉的进步性在于，既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了现代性的基本精神，又找到了质疑和反叛西方现代性的理论武器。自此，中国找到了建构“中国现代性”的正确方向。
中国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所导引的现代性的价值自觉也经历了渐进、曲折的历史过程。在那个“救亡压倒启蒙”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投入到革命斗争中，现代性价值自觉内蕴于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在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的理解上多是服膺于苏联的革命经验。在革命血与火的淬炼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1]。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获得了建构现代性的主体资格，催生了中国现代性真正意义上的价值自觉。“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10]1516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的价值统合，打通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社会主义现代性文化精神跨越的时代通道。在革命现代性上，中国人民超越了“西化”“苏化”“反传统化”的价值逻辑；
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中国人民进一步强化了现代化意识，提出了以工业化为主题的现代化目标。但是，在现代性精神建构上，由于过于模仿苏联现代性的文化模式，以抽象集体主义为基础，以冒进主义为价值取向，有时不免陷入抽象集体主义、命令主义和冒进主义的现代性文化窠臼。在具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日益从模仿苏联经验的教条化倾向中摆脱出来，开始结合本国的具体实际进行有针对性的反思，在理论层面提升了中国现代性的价值自觉。
(四)中国特色现代性价值自觉的飞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高扬改革开放的旗帜，找到了一条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庄严宣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2]扬弃苏联现代性中传统集体主义的文化思维，在集体价值与个体价值间找到对接点；
转变苏联现代性中命令主义的文化思维，在追求集中统一的文化气质与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文化品格间找到对接点；
抛却苏联现代性中冒进主义的文化思维，在社会主义阶段性发展目标与终极目的性文化理想间找到对接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不仅打破了自近代以来形成的对于西方现代性的精神依赖，而且打破了对苏联现代性的教条化模仿。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的政治道路，是一条比西方和苏联更接近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现代化道路。在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基础上，实现了中国现代性的伟大创造，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现代性价值自觉的飞跃。即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超越；
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把社会主义同人类文明价值成果结合起来，创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对人类现代性的独创性贡献，充分表明了中国现代性价值自觉的深度、广度和力度。
中国的现代性价值自觉，不仅实现了中国关于现代社会的精神觉醒，而且也逐步形成了关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及其转化、现代性建构的一般规律、现代性建构历史趋势的自觉认识，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现代性价值创造，对人类现代性的价值机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发展。
(一)内在矛盾及其转化：现代性发展从不平衡性到平衡的矛盾转化
现代性的建构水平取决于现代化发展水平，在世界各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建构水平、思想启蒙水平诸方面的不平衡，决定了各国现代性精神建构水平和程度的不平衡。西方现代化的先发优势和成熟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借助资本扩张向世界兜售，深化和加剧着现代性发展的不平衡。
资本扩张的本性意味着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过程。资本主义世界化不是一个公正合理的过程，而是建立在现代化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的剥削和压迫基础上，先发国家将本国的持续发展建基于对后发国家的武力侵略、资本扩张、原料掠夺、债权侵犯和劳动力占有之上，形成了以现代化先发国家为中心、以现代化后发国家为边缘的“中心-边缘”结构。在殖民统治时代，资本逻辑的世界化迫使后发国家不得不参与进“中心-边缘”结构，表现为“宗主国-殖民地”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
当世界殖民体系被打破之后，原先的殖民地虽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但中心国家利用资本优势、技术垄断和文化与社会控制力继续影响甚至主导着边缘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建构，引导边缘国家的人民特别是上层人士向往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使边缘国家又处在现代性建构与民族文化乡愁的历史纠结中，很容易造成其内部现代性建构诉求的混乱，在民族传统价值系统和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系间进退两难：既无法安放传统，又不能很好地吸纳西方现代性精神，只能跟在西方现代性话语背后亦步亦趋，使世界现代性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态势更加固化。
18世纪以来，从技术革命诱发的生产力跃迁开始，进而深入到制度变革与文化创新，西方国家凭借在现代化中的优势取得现代性建构的主导权，呈现出“技术革命—制度变革—文化价值的先进性—现代化优势—现代性主导权”的发展逻辑。世界之所以进入了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和现代性体系，其根本原因是西方抓住了之前的两次世界的大变局：一是18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掌握了现代化发展的先导权和现代性秩序的控制权；
二是20世纪以来，美国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取得先机，促使世界权力中心由欧洲转向美国，美国建立了以自身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体系，不断凭借其优势话语和价值观念塑造和影响着世界。这两次百年大变局都不断强化着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逻辑，确证了现代性发展的不平衡性。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的核心就是世界格局由“西方压倒东方”向“东方与西方相对平衡”转化，对西方主导的不平衡的现代性秩序形成强大冲击。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殖民体系瓦解后，形成了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尤其是中国，成为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重要的参与者、引领者和推动者。作为儒家文化圈的代表，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并通过独特的民族发展道路取得了现代化建设成就，实现了深刻的现代性价值自觉和价值创造，为那些既渴望发展又期望保持民族独立性的国家树立了典范。这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历史上其他重大变局的区别就是，改变了世界秩序主导权在西方大国手中流转的局面，多极势力竞相崭露头角，现代化发展和现代性建构日趋平衡。目前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了50%，超过了美国和欧洲45%的贡献率；
亚洲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5%，成为占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地区。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归结起来就是世界格局重构、世界权力重组、世界价值重塑、世界话语重建。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势力的崛起，西方现代性的压倒性优势逐渐被稀释，世界权力结构趋于东西方平衡，中国对世界现代化的贡献率和现代性建构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伴随着世界权力的重组，中国故事、中国价值、中国模式越来越多地得到世界认可，中国现代性正成为打破“中心-边缘”式现代性格局的核心力量。
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折射出的是中西现代性的深层博弈，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催化剂”。西方表现出的治理能力孱弱、社会阶层撕裂、防控效能低下、种族暴力冲突，表明西方现代性的光鲜外衣已然褪去，其个人主义为主导的现代性文化精神的内耗力暴露无遗。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对中国的“甩锅”、无端指责与蛮横的外交报复，实质上表现的是对西方现代性的自我怀疑和不自信。反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党中央国务院运筹帷幄，白衣天使冲锋在前，解放军战士保驾护航，社区工作人员昼夜奋战，14亿中国人万众一心，所有人都深悟“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就是为自己”的精神内核，保持了个人和集体合理的价值张力，充分彰显了中国国家治理强大的领导力、坚实的组织力、高效的动员力和强大的凝聚力。中西方疫情防控的效能高下立判，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多重现代性价值超越：在现代性发展的基本逻辑上，表现为人本逻辑对资本逻辑的价值超越；
在现代性表征的治理模式上，表现为多主体共治对自由市场治理的价值超越；
在现代性孕育的政治文化上，表现为党群互动对政党极化的价值超越；
在现代性凸现的价值取向上，表现为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的价值超越；
在现代性追求的世界文明愿景上，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种族主义的价值超越。疫情防控效能的势差和中国现代性价值的彰显顺应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趋势，中国在生动的国际比较中不断确证着现代性自信，中国现代性也日益得到西方有识之士的认同，世界现代性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正在实现积极转化。
(二)一般规律：现代性建构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内在统一
作为一种文明向度，现代性的发展和建构有其普遍的规律。西方现代性的优势地位只是对这种普遍规律的优先探索，这种普遍规律只有在各民族不同现代性建构尝试中才能展现出来。因此，现代性建构必然要在普遍规律与民族表达间寻求价值张力，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结合才是现代性建构的一般规律。
现代性的普遍性有两层含义：一是现代性表达了人类对传统社会发展理念的积极扬弃，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整体跃迁，现代性话语理应成为人类公共的文明表达话语；
二是现代性构筑起现代社会多样文化相互沟通的桥梁。“世界的多极化和文明的多样化同时意味着一个贯穿所有文化和社会的共同纽带顽强有力和史无前例地建立起来，这个纽带就是现代性。”[13]世界任何文化在现代化浪潮中，都应自觉追求和接受现代性精神的滋养，并在对现代性的追求中进一步拓展文化联系。因此，多元现代性反对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对文化异质性的夸大，反对以“文化特殊主义”的逻辑抵制现代性的普遍性与相通性。
现代性的特殊性指世界各国都应在本国现代化实践基础上，根据本国历史文化特质和现实发展需要建构民族现代性，并以本民族特殊的历史承续和时代需要来检视其价值合理性。现代性的普遍性决定了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任何国家都应自觉遵循和运用现代化实践得出的一般规律；
现代性的特殊性决定了各国的现代性建构应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现代性建构中，要深度把握现代性精神所形成的一般规律，决不能因现代化具体进程中的各种波折而盲目拒斥现代性的内在机理。应当指出的是，现代性的普遍性与西方现代性“普世主义”有本质区别，它是与现代性的特殊性有机联系的普遍性，不排斥特殊性，而是以特殊性为基础建构具有各国特色的现代性。
中国现代性价值自觉的过程就是不断认识现代性建构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律的过程。近代西方列强武力殖民的背后是现代性殖民，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凭借现代性输出抑制中国现代性的民族价值自觉。在漫长的历史考验中，中国人不但对代表现代性的普遍特质有了清晰把握，而且逐渐意识到自身现代性建构的特殊性：从现代性建构起点看，中国既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充分发展，也没有充分的现代思想启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在现代文明和历史文化的深度矛盾中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建构，这决定了中国不能按照“传统-现代”截然二分的逻辑展开现代性。从现代性建构的资源看，中国传统文化土壤深厚，虽然有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的成分，但亦有许多代表人类共通智慧、能够实现现代转化的力量。相比于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建构尤其要注重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现代性建构的价值取向看，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社会主义现代化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价值批判中生成的，中国现代性精神建构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
(三)发展趋势：现代性由外源型推进转化为内源型发展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可分为内源型现代化和外源型现代化，与之相应的，就会产生内源型现代性和外源型现代性。内源型现代性是指西方国家在内源型现代化基础上经过思想启蒙自主建构的民族现代性；
外源型现代性是指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国家以资本扩张为基础、以武力侵略为依托、以文化渗透为抓手迫使非西方国家开启的现代性。外源型现代性容易形成对西方现代性的精神依附，难以很好地认识和汲取本民族价值特质。但是，随着世界各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各国逐步探索适合本民族的现代化道路，各民族的价值自觉不断深化，外源型现代性向内源型现代性转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和现代性建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既是文化转向下多元现代性发展的标杆，又成为外源型现代性向内源型现代性转化的典范，值得后发现代化国家学习借鉴。
一是应独立自主地探索既符合现代化规律、又适合本国具体实际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实现外源型现代性向内源型现代性转化的实践基础。各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时，始终面临着如何对待西方现代化影响及确证本国现代性探索主体资格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在中国人民现代性价值自觉的基础上，一方面对西方现代优秀文明成果实行“主动拿来”和“消化吸收再创造”，另一方面立足本国具体实际进行自主创新，已经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尾随西方的外源型现代化，而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内源型现代化。
二是在实现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基础上建构独特的现代性价值体系，这是实现外源型现代性向内源型现代性转化的关键。我们提倡在中国道路基础上建构中国精神，就是要建构与中国内源型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努力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寻觅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和灵魂，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人类文明成果进行正确解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族现代性价值体系，科学阐释中国特色现代化的价值合理性。
三是为人类多元现代性做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贡献，这是实现外源型现代性向内源型现代性转化的升华。西方现代性的“权威性”就在于其对世界各国现代性生成发展都产生了深度影响，中国现代性转化为“内源型现代性”不能只是自说自话，要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价值借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理应推动世界权力秩序和价值秩序向着更加合理化的方向前进。当前，西方现代性格局已经暴露出严重的不公正和不平等，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积极规制“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不断向世界发出“人本逻辑”的价值呼吁与治理诉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建打破西方现代性宰制，建构世界文明新模式：构建人类政治命运共同体，塑造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平等精神；
构建人类经济命运共同体，塑造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共享精神；
构建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塑造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包容精神；
构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塑造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和谐精神。中国现代性必将在中国特色现代化实践中书写多元现代性的新篇章，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建中影响世界文明秩序，真正使中国现代性精神成为人类文明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