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磊，陈家磊
(皖西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解决横梗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生态难题，总结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经验，深入推进生命文明建设；
同时着眼于人类文明赓续长流，批判以西方工业文明为主导的现代化道路所导致的生态异化，逐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内在包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经济观、“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治理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生态文明观等科学内涵，标志着我国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经验，为人类文明迈入新阶段贡献中国智慧。
生态文明“两山论”，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型经济发展理念。现代工业文明以降，由资本增殖逻辑主导的生产力的发展表征着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步入前所未有的高度。理论与现实都已证明，这一发展模式使得由资本主导的世界经济陷入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恢复的周期性同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此陷入困境。生态文明“两山论”的提出为世界经济摆脱这一困境贡献中国方案。
(一)资本的反生态性构成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瓶颈
地理大发现以来，国际贸易日趋繁荣，世界市场逐步形成，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经济体构成了世界经济共同体，并以不同的分工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资本的诞生将它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然而资本本身却蕴藏着自我否定的因素，为世界经济埋下了不可持续的种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揭示了这一危机产生的生态因素，即资本的反生态本性。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1](P269)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看，资本吮吸“活劳动”的过程亦是损耗生态资源的过程，因为人的“活劳动”总是要作用于一定的自然物才能够实现。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经济秩序中，二者本质上都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马克思还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2](P919)。亦是说，自然的生产资料的恢复周期无法满足资本增殖的速度，而资本并不会因此而放弃增殖。因此，从生态场域看，依靠生态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同生态资源有限性之间的对立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性因素，造成了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卡夫丁峡谷”。
(二)跨越生态“卡夫丁峡谷”的中国解答
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难题，本质上是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关系的问题，亦是如何认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关系的问题。工业文明至今，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即用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这一阶段在经济发展上的典型表现就是西方“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生态结局就是区域性的气候灾难和资源枯竭。第二阶段，即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这表明，在现实的生态危机面前人们开始探索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的和解之路。西方现代化之路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生态殖民主义”，即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绿水青山”换取本国的“金山银山”，其实质是生态危机的转移。这无异于缘木求鱼，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无法保证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三阶段，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3](P361)因此，生态文明“两山论”变革了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发展观，扬弃了“先发展后治理”和“生态殖民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使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从对立走向统一，从而实现了二者之间矛盾的真正的解决。
同时，生态文明“两山论”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同自然变化的过程一样，只能改变自然物的存在样态，而且这种改变的手段即人的劳动还必须借助“自然力”的帮助。因此，社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赖“自然力”基础。由此，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理念[4](P23)，揭示了生态保护同生产力发展的同一性。
一言蔽之，生态文明“两山论”廓清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理念，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开拓出新的模式。
基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治理观，即生态文明“共同体论”。这一论断科学阐明了生态系统的内在统一性，系统回答了如何治理生态、为何治理生态的重大问题，为我国生态环境的修复与治理提供了方法论遵循。生态治理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和发展难题，我国在此领域形成的有效经验必将为世界生态治理提供有效可行的中国样板，为全球生态的保护与恢复贡献中国力量。
(一)“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阐明生态治理的方法论原则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生态治理不仅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的问题，也广泛存在着各自为政的现象。治水只管治水，防沙只管防沙，护林只管护林，往往造成厚此薄彼、顾此失彼的后果，生态系统的平衡遭到严重破坏。为打破生态治理“最后一公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治理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3](P363)一方面，这一理念强调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即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根基，自然对人具有优先地位。另一方面，这一理念将生态系统各元素统一于生态治理的实践范畴，科学揭示了生态系统各元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它要求我们树立总体观念，坚持系统方法，将人、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系统纳入生态治理的全过程。
恩格斯指出：“关于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联系中的认识，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上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5](P40)生态文明“共同体论”是系统思维方法在生态治理领域的具体体现。系统思维方法要求主体思维统筹客体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从而达到对事物变化发展的真理性认识，以指导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进行生态治理，首先要看到生态自身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其内部各元素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因此，生态文明“共同体论”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所证明了的科学的生态治理理念。
(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彰显生态治理的价值指向
基于系统的生态治理观，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论断，既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又彰显了我国生态治理的人民性立场。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初心所在，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3](P362)而美好生活何以包含生态元素，其根源在于人与自然的共同体关系。马克思认为，人直接地是一个自然存在物；
没有自然，人一刻也无法生存。与此同时，人的实践将自然深深地打上人类烙印，离开人，自然也就失去其价值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我国生态治理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进行生态治理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理念——“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既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又指明了生态治理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追求。我国生态治理的系列举措，不是为了满足某一特殊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为资本增殖服务，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的生态环境需要，以实现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
理念是行为的先导。只有从人民的利益和生态系统的规律出发，才能提出行之有效的生态治理理念，从而取得长久普惠的生态治理成效。生态文明“共同体论”科学地阐明了人与自然、自然自身的共生关系，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世界生态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6]生态文明“兴衰论”高屋建瓴地诠释了生态同人类文明同兴衰、共命运的辩证统一关系，契合了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诉求，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具有重大的认识论意义。
(一)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题中之意
人类文明大致经历了原始狩猎文明、古代农耕文明、现代工业文明三个阶段，而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历史变迁，被一些人奉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圭臬。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撒切尔夫人的“别无选择论”等。但是，“目前工业文明社会的一个瓶颈就是陷入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不能自拔。不解决这一点就不能走出现代工业文明而进入新的文明。”[7]因此，纵然那些跻身于统治阶层的资本家热衷于追求剩余价值，无暇顾及被他们的资本机器碾压的遍体鳞伤的生态机体，却无法阻挡有识之士反思工业文明导致的生态危机。如雷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详尽地论述了大量使用农药的危害，从而论证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反生态性。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出发，立足资本的反生态性，论证了资产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和工业文明的暂时性。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一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至今仍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寻求化解人与自然矛盾之道。如今我们借助唯物史观再度审视资本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资本运行的增殖原则，这决定了资本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同生态环境是根本对立的。因此，资产阶级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终将在历史的浪潮中褪去，而代替现存的生态异化的旧文明的必将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文明。
(二)生态文明“兴衰论”解答历史之问
在对理论与实践、现实与历史的反思中，生态文明“兴衰论”在中国应运而生。这是我们党把握历史发展方向，直面生态危机，为保证人类文明永续发展而提出的科学论断，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之智。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百年奋斗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使中华民族再次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迅速发展使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不可忽视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一道生态难题便横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进程中。再纵观世界生态现实，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较早步入现代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其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生态破坏问题。但是，由于资本的“效用原则”和“增殖原则”，使他们无法回避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本质，不断将人类文明推向毁灭的深渊。纵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试图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理论上解决资本的反生态性，而由于他们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决方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了生态文明“兴衰论”，让生态文明建设上升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从理论上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之于人类文明走向的历史性意义。
(三)生态文明“兴衰论”指明人类文明新路径
生态文明“兴衰论”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走出一条人类文明进步的新路径。从蒸汽机到内燃机，再到今天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反映了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巨大提升。这是因为当资本降临人类社会，其增殖原则驾驭着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欲望，驱使他们掌握对自然的绝对控制力。但是，现实的生态危机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提醒的那样，沉醉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步必将威胁到人类文明的赓续长流。生态文明“兴衰论”契合时代要求，廓清了工业文明时代下的生态危机，科学揭示了生态保护对于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决定性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扬弃了现代工业文明而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文明的复归，内在包含着深刻的现代性批判意蕴；
它从生态场域彰显出中国道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工业文明的超越，从而赋予其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同时，世界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世界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家园。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理念，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8](P51)。这一道路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需要，合乎全人类生存发展利益，而那些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论调，终将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面前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