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冬
忠良博物馆陈列了一本王金昌先生收藏的1934 年6 月12 日出版的第7 卷第24 期《社会新闻》，上面刊登了一篇由筱林撰写的《恽代英印象记》。通篇读完，令人惊讶：此文不仅没有抨击、污蔑和丑化恽代英，而是赞颂恽代英！
有人可能会说，一篇赞美恽代英的文章值得你大惊小怪吗？难道恽代英这样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值得赞颂吗？
如果有人这样说，显然他不了解《社会新闻》是怎样一份刊物，也不了解筱林是怎样一位作者，或许对恽代英也不够了解。如果当你知道了《社会新闻》的背景，当你阅读了《恽代英印象记》的全文，你可能也会像我一样惊讶。
《社会新闻》是新光书局于1932 年10 月在上海创办的一个刊物，先后出过三日刊和旬刊，主要以报导评论时事和社会政治为主，设有“时事”“党政秘闻”“特讯”“文化情报”“现代史料”“国外通讯”“长篇连载”等栏目。新光书局的后台是国民党中统局，可见《社会新闻》是国民党的“喉舌”。
《社会新闻》虽然创办较晚，但它影响很大，曾是上海滩的热门报刊之一。它打着传播社会新闻的旗号，宣扬国民党的反动思想。鲁迅认为《社会新闻》在诋毁、污蔑和攻击左翼文化上，比其他报刊技高一筹：“手段巧妙得远了，它不用不能通或不愿通的文章，而只驱使着真伪杂糅的记事。”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引用了九篇《社会新闻》上诋毁、污蔑和攻击他及左翼文化的文章后说：“我想，再过几时，则一切割地吞款，兵祸水灾，古物失踪，阔人生病，也要都成为左翼之罪，尤其是鲁迅之罪了。”由于《社会新闻》的围攻，致使《申报》的《自由谈》专栏不再刊登鲁迅的文章。由此，《社会新闻》的面目可见一斑。
《恽代英印象记》的作者筱林何许人也？目前没有发现他的专门介绍，但从他发表在1934 年5月27 日出版的《社会新闻》上的《毛泽东印象记》中，可知他是一个在大革命时期倾向革命、热爱读书的青年人，但他不是中共党员，而是国民党党员。
作者在《毛泽东印象记》中，讲述了他加入国民党和结识毛泽东的过程：
1924 年夏天，作者是杭州一家工厂的工人，因参加闹“工潮”被工厂开除。当时他的革命情绪很高，就写了一封信给国民党中央的上海执行部，要求入党。一个署名毛泽东（毛泽东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笔者注）的人给他回了信，对于他的要求表示热烈欢迎。经毛泽东介绍，他正式取得了国民党党员的资格。两人从那时起开始通信，大约每星期他都能收到毛泽东的两封来信。可在那时，他连毛泽东是谁、长怎么样都根本不知道，只知道毛泽东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职员。当年10 月，他接到了毛泽东要离开上海的信。毛泽东讲，他因脑病较重，需要回湖南家乡静养。毛泽东在这封信里还为他介绍了两位朋友，即上海大学的张秋人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恽代英。他11 月份到上海时，毛泽东已经走了（此处作者记述有误，毛泽东是1924 年12 月份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的——笔者注）。直到1925 年底，作者到了位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才见到代部长毛泽东。
作者虽不是中共党员，但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与共产党人多有接触，除了与毛泽东有较密切接触，与恽代英也有多次交往。他在《恽代英印象记》中，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他第一次与恽代英见面的情景：
我认识恽代英，是在1924 年的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我们几个人在小北门振业里口的上海书店里闲谈，张秋人同了一个人匆匆地敲门进来。
“你们没有见过吗？这是代英。”秋人为我们介绍。
久仰大名的恽代英，原来是这样一个家伙：瘦瘦的身材，脸有点长形，很苍白，加以他的头发蓄得太长，胡子也没有刮，更显出那种营养不足的憔悴的景况。穿一套黑呢的学生装，已经旧得破了几个洞。披一件比学生装更旧的黑呢大衣，大衣的袖子比学生装的袖短了一寸。皮鞋也破旧得不堪。这些，倒都是合乎我的想象中的代英；
因为我虽然第一次看到代英，但我已经知道代英是一个刻苦自励的实践家。每个刻苦奋斗的人都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当然我不会拿“只认衣衫不认人”的看法来看代英。
《恽代英印象记》全文3800多字，作者在文中回忆了他与恽代英的交往，表述了他对恽代英的看法，赞颂了他眼中恽代英的美德。笔者虽未考证，但我想此文应该是最早公开介绍恽代英的文章之一了。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最初了解自己的父亲，就是从这篇文章上得知的。
在恽代英英勇就义三周年之际，在国民党主办的《社会新闻》报刊上，发表这样一篇不同政见者用洋洋洒洒几千字赞颂一位优秀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章，能不令人惊讶吗？
作者在文中对恽代英的描述是全方位的，从相貌衣着到言语表情，从接人待物到理想信念；
文章对恽代英的认识是螺旋式的，从随众崇拜到大失所望，从内心反感到极力赞颂；
文章对恽代英的赞颂是多维度的，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主，以他人的谈论评说为辅。作者在文章开篇，即借用全国知识青年的心声对恽代英给予热情洋溢的赞颂。他写道：
恽代英，这是一个为一般人所熟知的名字，可以这样说：现代的知识青年，很少有人不知道恽代英这样一个人。还是五卅惨案发生的时候，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民国路开代表大会，从各地来的学联会的代表，有百数十人。福建，山西，山东，直隶，广西，陕西，河南，湖南，吉林，奉天这十省的代表，都曾向我问起关于恽代英的消息。这些代表从远隔几千里的外省到上海来，并不认识恽代英，但他们是多么关心恽代英的消息，可见恽代英在这些青年活动分子心目中，有了一个如何深刻的印象。至于四川,湖北,广东，江苏的青年们，他们对于恽代英当然是更其熟知了。
作者最初见到恽代英时，感觉并不好。他看到的恽代英非但不像他的文章那样唯美和热烈，而是土气和冷酷，让他甚感失望。他写道：
初次的会晤，实在使我有点失望。在我想象中的代英，必然是一个具有火辣辣的感情的人，但是出现在我面前的代英，却是这样的冷酷——他的表情是冷酷，简直没有笑容，和他谈话，也好像是爱理不理的神气。那种“阴间秀才”的样子，实在是我所不欢喜的。我觉得在许多人面前，一个初次会面的人对我这样不客气地指摘，实在很伤我的尊严，使我虽然在极端寒冷的空气，脸上也发起烧来。我们的谈话也就没有再继续下去,简直是等于不欢而散。
由于初次相会不悦，使得恽代英的形象在作者心里从天上一下子掉到了地下，非但不崇拜了，甚至有些反感，以至于再相遇，则冷面相对。他写道：
以后，也曾会到过他一两次，但彼此很冷淡，并没有谈什么。这个时候，我对于代英那种傲然自大的态度，多少引起了一点反感。
作者对恽代英看法的改变，源于聆听恽代英的一次演讲。对于这次演讲，作者不惜笔墨，作了细致描述。他写道：
1925 年开始了，1 月21 日是列宁逝世的周年纪念日，南市有一个相当热闹的纪念会，我也去参加了。纪念会中有四个人演讲：邵力子，张太雷，恽代英，还有一个不认识的。邵力子的讲演声调太平；
张太雷的态度欠严肃一点儿；
不认识的人讲得更坏；
四个人中，要算代英讲得最好了。这是代英第一次给了我一个好印象。因为没有听他演讲以前，我简直怀疑他除了写几篇有煽动性的滥文章以外，没有任何能力，但是他的讲演很好，我很佩服他的煽动的天才！
随着与恽代英接触的增多和深入，作者对恽代英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恽代英的形象在他眼里越来越高大、越来越完美。他写道：
五卅惨案，我们因为工作的关系，时常有会晤的机会，使我对于代英的印象一天天好起来。
随后，作者从多个角度开始称赞恽代英。他通过国民党元老叶楚伧之语，将恽代英的形象耸立在读者面前。他写道：
有一天晚上，我在《民国日报》和叶楚仓（伧）闲谈。在一本什么书上看到了一个朱执信的小照。
“这很像代英。”我这样随便说了一句。
“代英不仅相貌像执信，就是他们的个性也很相似。”楚仓（伧）郑重其事地回答。接着，我们谈了许多关于代英的话。楚仓（伧）是上海执行部的常委，而代英是上海执行部的宣传部秘书，他们是同事，所以楚仓（伧）知道代英的，比我知道代英的要多得多。楚仓（伧）对于CP（共产党的英文缩写——笔者注）分子，往往是不满意的……但是对于代英，他是很有同情的。他很赞美代英的私德与能力。虽然他与代英在思想上是不调和的，但一个人要使在思想上与他不调和的人的赞美，那是很不容易的。
朱执信何许人也？作者为什么要将恽代英与朱执信相提并论？
朱执信（1885—1920），生于广州豪贤街，祖籍浙江萧山。他对“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伦理哲学深有体悟，读书时勤于思考、究明真理、结合实际。1904 年冬，他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他结识了孙中山，是中国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和重要骨干，担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跟随孙中山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成为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还是最早写文章系统介绍马克思生平的中国人。1906 年1 月，他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并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部分内容。毛泽东曾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朱执信不仅能文能武，而且具有完全的革命人格，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他牺牲后，孙中山称他是“革命中之圣人”“文武兼备之革命实行家”。由此可见，在作者心中，恽代英也是“革命中之圣人”“文武兼备之革命实行家”。
然后，作者通过自己与恽代英直接交往中的实例，从不同方面赞颂恽代英。
首先，他赞颂恽代英的政治理论水平“不可多得”。
1926 年春天，作者与恽代英在广州相会了。那时，恽代英到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且当选了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俗称黄埔军校）的政治主任教官，讲授中国革命运动与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两门课程。作者发现恽代英“发表了许多别人不曾发表过的见解”，从而对恽代英刮目相看。他写道：
代英是一个煽动家、实践家，但同时也是理论家。他对于理论上的认识，在政治水平异常低下的中国，显然是不可多得的……因此，我又想起了楚仓（伧）之赞许代英，不是偶然的了。
人们钦佩一个人，尤其是男人，就常规而言，首先钦佩高于常人的真才实学或文韬武略，无论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再是成吉思汗，后人对他们“高看”均是如此。恽代英的才学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公认的；
不仅能说会写、博古通今，还精通外语、知晓天下大事；
更可贵的是，他能知行合一。
其次，他赞颂恽代英的交友待人方式“平等待人”。
作者用了一个活生生的小例子，印证了恽代英接人待物的高尚风范。作者在广州工作时，负责一本杂志的编辑工作。有一天，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碰到了恽代英。那天，恽代英正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与一人走出来。他便上前拦住他俩，请求他俩为杂志赐稿，结果两人的态度迥异。他写道：
XX 先给了我一个钉子：“这几天忙得很，还有功夫替你写文章？”他做出那种大人物忙得不堪的样子，好像找他写文章是他所不屑一顾的神气。这种骄傲的态度多少要引起对方的反感。而代英，他的态度就不同，他问明了交稿的期限时，答应写一篇来。他是不失约地满足了我的要求。在这些地方，把XX 和代英对比起来，他们的优劣是显然可见了。”
恽代英待人谦和、平等、真诚的品德显然深深地打动了作者，令他对此情不自禁地多称赞几句：
有许多人，他们的态度千变万化，有时跟你亲热得可以为你割下头来，但有时忽然面孔一翻，冷酷得使你难堪……但是代英则不然。我第一次会到代英的时候，觉得他的态度欠热烈一点，但后来我就在这些地方看出了他的长处。因为他的态度始终是这样不够热烈，也不过于冷酷；
不使人肉麻，也不使人难堪，始终是那样以诚待人。
人们钦佩一个人，尤其是名人，除了他有真才实学以外，还要有良好的品德。而人们对名人品德的最初感悟，大都来自他接人待物的方式。如果他居高临下或盛气凌人，就算他学问再大、地位再高，即便不令人心生厌恶，至少也要敬而远之，这样的名人古今俯拾皆是。恽代英则不然，他当时在广州不仅位高，而且名响，但他待人却一如既往地谦和。
第三，他赞颂恽代英的个人生活作风“真正刻苦”。
作者虽然与恽代英相识较晚，但他与恽代英的交往还是较多的，从上海到广州，从广州再到武汉，他与恽代英都有过接触。所以，他不但对恽代英的工作有所了解，并且对其生活也略知一二。他对恽代英“刻苦”（在此，意为“艰苦”——笔者注）的生活作风感佩不已。他写道：
在上海，代英是过着半秘密的生活，穷是意中事。但是在广州，他是“抖”起来了，就算中央委员不支薪，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上校政治主任教官是有钱。而且在广州，像他这样有地位有名气的人，何愁金钱之不滚滚来……但是代英之刻苦也如故。他在军校里每月拿280 元的薪饷，而自己只取了30 元，以250 元缴了党费（应该是交中共党费——笔者注）。在这些地方，代英是真正的刻苦……1927 年的春天，我们又在武汉会面。那时代英已经是武汉的要人——他是中央委员，又是湖北省政府委员，又是武汉军校的常务委员。但他还是和从前一样刻苦，一样每月拿30 元生活费。
恽代英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官僚家庭，父亲恽爵三为清朝知府属八品官，母亲陈葆云出身于士宦之家。从小家境即便算不上大富大贵，也在殷实之上。他大学毕业以后，长时间教书，不仅有薪酬收入，还有稿酬进账，在当时可谓是“白领阶层”。后来到了黄埔军校，那更是了不得，是地道的高官了。纵观他一生，可谓“不缺钱”。然而，他一生生活清贫，把本该自己所得的绝大部分奉献给了他的事业，以至于他入狱后这样盘点自己的财产：“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
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然而，即便如此清贫，他还要倾其所有，奉献给他追求的事业：“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孟子有句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人生的三种崇高境界高度凝聚在了恽代英身上。
第四，他赞颂恽代英的婚姻家庭观念“精神可嘉”。
作者认识恽代英时，恽代英是单身，但他知道恽代英结过婚，只是“他的夫人已经死了”。当作者知晓恽代英又结婚的事情后，很受感动。按照常理，对于友人结婚，一般应说“很高兴”，可作者为什么说“很使感动”呢？他写道：
但有一件事情很使感动，就是他的结婚。他原是结过婚的，他的夫人已经死了。在广东的时候……有许多朋友劝他续弦，他总是这样幽默地答复：“我实在没有时间谈恋爱，也不愿意浪费这种精力。”这倒是实情，他很忙……以他的地位与声望，找女人是很容易的，但他不去找。后来，他秉承了他岳父的主意和他的姨妹结了婚。姊夫与姨妹结婚，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他们结婚的时候，依然举行着三跪九叩首的旧式的仪式。在那时，武汉这样的潮流中，他能够三跪九叩首的“拜天地”，这种精神也是可以赞许的。为了这件事。我曾问过他，他的答复是很有道理的，他说：“家里要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了；
这些事情，是不值得去争执的，这样做，对于我是毫无损失的。”
古人云：自古才子多风流，英雄难过美人关。恽代英作为一代才子，既不风流，更过得了美人关。他在结发妻子因难产去世后，深藏对妻子的爱恋，十年不碰异性，对自己的约束近乎于清教徒。而他再婚之时，他又遵从老人意志“举行着三跪九叩首的旧式的仪式”。他的这种行为似乎与他的革命精神不符，然而正是他的这种“遵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人的仁义。对于这件事，恽代英曾当众这样解释：“要是连那些为了你而牺牲自我的人你都不能使他幸福，那我们还干什么革命？当然，前提是你那最亲近的人不是反对你的事业的，你顾到他们的幸福同时并不妨碍革命。”
最后，他赞颂恽代英对理想信仰追求“始终一贯”。
1927 年7 月，汪精卫叛变革命。这时，作者与恽代英同船去九江（恽代英是奉中共中央之命赴九江，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和发动南昌起义——笔者注），后又到南昌。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白色恐怖笼罩整个中国。这个时候，作者不仅与恽代英不在一起共事了，而且应该分道扬镳了。有人跟作者说，恽代英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加入了“第三党”。作者出于对恽代英的了解，对此说法持怀疑态度。他写道：
1928 年的春天，我在南昌闲住。有一天江西第三党的首领李小青告诉我，说代英加入了他们第三党。我对于这消息是不信任，因为我知道代英不是这样的人。
当作者的怀疑得到证实后，作者不是垂头丧气，而是窃窃自喜。他写道：
后来回到上海，知道代英果然没有加入第三党，他始终是这样的努力。
作者这里所说的“他始终是这样的努力”，是指恽代英在追求理想信仰上。对此，他在文章末尾大加赞颂：
他的奋斗的精神是始终一贯的。一个人所抱负的理想，正确与错误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一个人始终为了自己所抱负理想不变初衷地积极奋斗，这种精神是无可非议的，代英就是这样始终为理想追求而奋斗。
恽代英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之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更没有放弃过。无论是在革命高潮时期，还是在白色恐怖之下，或是身陷囹圄，他都始终如一。最终，恽代英为了自己的信仰，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
作者为什么要赞颂恽代英？是因为志同道合吗？不是。是因为沾亲带故吗？也不是。是因为惠顾报恩吗？还不是。作者赞颂恽代英，皆因恽代英的人格魅力不凡。作者在文章最后用一句朴素的话语表明了他赞颂恽代英的理由：
我们应该承认代英有许多长处。
文章虽然有一定的倾向性，然而摒除文章言论中的攻击性词语，作者的观察还是颇具眼光的，记述还是比较真实的。但凡对恽代英事迹有所了解和研究的人，对作者上述的赞颂不会有太大异议，即便不知其所述具体事例，但对其所赞颂的维度一定是认可的。萧楚女视恽代英为当代墨子，摩顶放踵而以利天下，他说：“像代英这样的人，我在古往今来的圣贤中没有听说过，只有墨子倒有点像，代英就是现代的墨子。”茅盾称恽代英为圣人，以从不变换的灰布大衫象征了他对革命事业始终如一的坚贞和苦干，他说：“代英刻苦宽厚，无丝毫嗜好，未尝见其疾言厉色，有朋呼之为‘圣人’。”还有人把恽代英比喻为中国的甘地。这样的人，怎能让人不赞颂？
作者对恽代英人格魅力的归纳虽不一定到位，但还是比较全面的，与周恩来1950 年5 月为恽代英题词中所说“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的内容基本相符。这种完美的、超群的人格魅力，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穿透力，但凡有思想、有良知、有人性的人，不会不被其吸引。正如同是党外人士的郑南宣所说：“凡是接受过代英同志教导的人，或是听过他的讲演，或是和他接触过的人，就我所知，没有一个人不称赞他。”郭沫若也曾指出：“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到他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这样的人，怎能让人不赞颂？
其实，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国统区书刊上称赞恽代英的政见不同者，绝非本文作者一人。1938年2 月25 日由新中国出版社出版，上海杂志公司、北新书局和广州、汉口的生活书店以及香港的大公书局经售的、由国统区一位名叫林轶青的爱国知识分子编著的《中国的红星》一书中，对恽代英也有多处称赞：“当时全国之知识青年，鲜有不知恽代英者……恽抵广州以后……当时武汉广州各处，革命空气高涨，演说为一种必要工具，据一般公评，当时最好之演说家，恽代英与汪精卫二人而已……恽代英为共党中最得群众信仰之一人，青年对之尤甚。”
人性是相通的，不分古今中外。“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时空的”，也是超越政见的。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想，恽代英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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