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广阔
菏泽地区的田野工作肇始于20 世纪70 年代。1976 年和1981 年，山东省博物馆和菏泽地区文展馆分别对安邱堌堆遗址进行试掘，1984 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单位对安邱堌堆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揭露龙山、岳石、早商、晚商四个时期文化遗存[1]。
龙山文化遗存发现房基、灰坑、灰沟等，出土遗物有陶、石、骨、蚌器等。岳石文化遗存发现灰坑、灰沟等。
1976 年， 菏泽地区文物工作队对曹县梁堌堆、东明窦固堆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
梁堌堆遗址发现龙山、商、周、汉代等多个时期文化遗存，出土遗物主要有龙山时期的泥质方格纹灰陶罐、凿形鼎足、器盖、釜、陶纺轮等[2]。
窦堌堆遗址文化堆积丰厚，可达6 米，出土遗物多为龙山时期陶片，器形有夹砂灰陶甗、方格纹罐、器盖、鼎足等[3]。
1976 年和1979 年春，菏泽地区文物工作队对曹县莘冢集遗址分别进行了调查和发掘，揭露龙山时期灰坑7 座，出土遗物主要是大汶口和龙山时期的陶器残片。
大汶口陶器极少，主要有泥质红陶钵、盆、罐等；
龙山陶器较多，特征与梁堌堆遗址近同[4]。
2007—2008 年，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菏泽市文物事业管理处和牡丹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共同组队，对成阳故城和尧陵遗址进行了专题考古调查和试掘工作。成阳故城试掘点在城垣东北部，采用探沟的形式对北墙垣东端进行解剖。
墙体上部宽13～14 米，下部宽24～25 米，局部残存高度约6 米。
城垣主体始建于战国，汉代大规模向外扩建补筑，至金代墙体废弃。
城墙底部发现10 余片素面红褐陶片，多夹砂，少量泥质及夹植物茎叶，可辨器形有平底罐、敞口盆、钵等，另有少量圆柱状磨棒等残石器[5]。
2009 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又对尧陵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遗址最早属龙山时期，延续至商、周、汉、金、明、清等多个时期。尧陵南约600 米的古赵王河西岸的毛庄村， 地下6.3～13.5 米处发现了厚约7 米的文化堆积层，内含少量陶片、料姜石等，表明遗址当时的地表在今地表下6.3～13.5 米处。
这次发掘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勘探中发现了一些夯土遗迹；
遗址与郦道元记载中的尧陵及尧母庆都陵的地望相吻合[5]。
2014—2015 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定陶十里铺北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勘探发掘。
经勘探了解，遗址完全淤埋于地表下，由北部堌堆遗存及西南、东南部的两块岗地构成。
北部堌堆遗存文化堆积平均厚达2 米， 上部普遍覆盖0.7～2.1米厚的淤积层，包含大汶口、龙山、岳石、商、东周、汉、唐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是鲁西南地区现存古文化延续时间最长、 保存最完整、发掘面积最大的堌堆遗存[6]。
2018 年3—8 月， 山东大学考古队对青邱堌堆遗址进行了发掘。
据初步勘探，遗址文化堆积厚达7 米左右，且很多为黑色堆积，内夹杂商周陶片。从发掘的地层情况来看，生土以上，文化层堆积从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文化、周文化至汉文化依次叠加，再向上直接叠压着较晚的清代耕土层，然后是1855 年及之后黄河泛滥形成的淤积层，最上面是近现代扰土层和现代耕土层。
发掘者认为，青邱堌堆形成过程复杂，龙山时期，菏泽可能存在大型平地聚落遗址，商周特别是晚商时期聚落堆积速度骤然加快， 与黄河下游泛滥有关[7]。
2018 年4—11 月，首都师范大学考古学系对定陶何楼遗址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勘探与发掘，发现了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实为仰韶文化遗存）。
揭露遗迹主要有灰坑、灰沟、房址、墓葬等，遗物多为陶器，器形有罐形鼎、釜形鼎、釜、盂、支脚、红顶钵、圆腹盆、斜腹盆、折腹盆、小口壶、碗、器盖等。
此次发掘工作不仅对于建立和完善菏泽地区新石器文化序列和编年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认识和了解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格局演变[8]。
2000 年以来，菏泽市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和菏泽历史文化与中华古代文明研究会采用了新的考古调查思路，即依托古文献寻找古遗址、借助新设备（地质用岩土取芯机等）拓展发掘深度，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十分细致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
在厚厚的黄土层下，新发现了一大批不同时期的古文化遗址， 其中包括10 余处堌堆型的古聚落遗址。
这些发现为研究菏泽地区史前文化的年代与性质等问题打下了坚实基础。
梳理以上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资料可知，菏泽地区的史前文化主要有仰韶文化、 大汶口文化、 龙山文化、 岳石文化。
仰韶文化。
以定陶何楼遗址等为代表。
陶器特征鲜明， 陶质陶色有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夹砂红陶、 夹砂褐陶4种。泥质陶多于夹砂陶，夹砂陶又以羼和碎蚌壳陶为主。
纹饰以素面或磨光为主， 夹砂鼎内外壁见有一种特别的 “竖条纹”， 泥质钵口沿有红色条带， 即所谓的 “红顶”。
该时期文化特征与北辛文化近同， 部分陶器，如釜形鼎等，与北辛文化同类器相似，但钵、盆、小口双耳壶、罐等常见器形与西水坡遗址后冈一期文化同类器更为接近（图1，图2）。
据此来看， 何楼仰韶文化遗存的性质应属后冈一期文化。
菏泽地区后冈一期文化遗存的发现表明，在仰韶早期阶段，这一区域是属于中原文化区的分布范围的，但此时北辛文化也影响到该地区。
图1 西水坡遗址与何楼遗址陶器比较
图2 北辛遗址与何楼遗址陶器比较
大汶口文化。
以定陶十里铺北遗址等为代表。
十里铺北遗址东北、东南部边缘清理了大汶口文化中期的窖穴及地层堆积，出土有泥质彩陶罐、夹砂并掺蚌壳末的鼎、罐等器物，特征与茌平尚庄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存基本一致[9]。
此期菏泽地区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存与仰韶文化遗存迥然不同，属海岱文化系统，表明中原文化系统的势力已被驱逐出去。
大汶口文化推进到这里后，对中原尤其是豫北和豫东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原、海岱交界地区的文化面貌和文明化发展进程。
大汶口文化时期，海岱文化系统十分强势，中原东部（豫东）已被纳入该文化的版图之中，甚至中原腹地的郑州一带也受到大汶口文化的强烈影响。
栾丰实先生据此认为，大汶口人的西进使得皖北、豫东和鲁西南地区成为大汶口文化的一个新的稳定分布区[10]。
龙山文化。
以定陶十里铺北遗址、菏泽安邱堌堆遗址等为代表，可分早、晚两个阶段。
早期遗存较少，陶器风格与濮阳西水坡遗址五期相近， 如陶质陶色以夹砂和泥质灰陶为主，纹饰多为斜篮纹，器形有罐形鼎、花边口沿深腹罐、小口高领瓮、夹蚌罐、敞口盆、刻槽盆、豆、敛口钵、杯、尊形器等。
晚期遗存极为丰富，以泥质灰陶为主，有一定数量的红褐陶、少量的磨光黑陶和夹蚌陶等，纹饰以篮纹为主，次为弦纹、绳纹等。器形有深腹罐、大口瓮、小口瓮、圈足盘、平底盆、大器盖、甑等。
从陶器特征看，菏泽地区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属于中原文化系统的后冈二期文化，同时也受到山东龙山文化的强烈影响，濮阳马庄遗址、定陶十里铺北遗址存在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些因素，如鬶、素面深腹罐、壶、子口瓮、折壁器盖等。
（图3）
图3 安邱堌堆与后冈二期文化陶器比较
岳石文化。
以定陶十里铺北遗址等为代表。文化内涵丰富， 生产工具以半月形双孔石刀为主，生活用具主要为陶器，多见中粗夹砂陶，胎壁较厚重，形状不规整，颜色不均，火候较低，多红褐色。器表除素面外，绝大多数饰有绳纹。器形多样，有夹砂红褐色大口罐、中口罐、甗、小罐形鼎、泥质灰陶豆、卷沿鼓腹盆、器盖、尊形器等。
此期还发现了少量下七垣文化遗物， 如细绳纹鬲、罐、花边口沿绳纹盆或罐等。
以上分析表明，菏泽地区处于中原文化区、海岱文化区的交汇地带，该区时而被中原文化系统控制， 时而被海岱文化系统控制。
具体而言，菏泽地区在仰韶早期、龙山时期主要属于中原文化系统，仰韶晚期及二里头文化时期主要属于海岱文化系统。
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交汇冲击的背景下， 菏泽地区的史前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地域特色，这是该区约至公元前2000 年前后较早迈入文明社会的重要原因。
结合考古学、 历史学的相关研究可知，东夷 （海岱） 部族与华夏（中原）部族存在悠久的文化交流史。
早在8000年前， 海岱地区的后李文化就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存在一些交流。
后李文化之后的北辛文化， 因与裴李岗文化存在较多共性因素而被栾丰实等先生视为后李文化与裴李岗文化交融后的产物。
他明确指出：“裴李岗文化是汶、泗流域北辛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
”[11]
（一）古史关于神农、伏羲的传说
菏泽地区后冈一期文化遗存，有助于认识这一地区考古学文化格局的演变与古史传说的关系。
古史记载神农、伏羲时期豫北、鲁西有很多传说，《帝王世纪》载：“燧人之世，有大人迹出于雷泽，华胥履之，而生包牺，长于成纪。
”雷泽一说就在今濮阳、菏泽一带，作为人文始祖的伏羲在濮阳、菏泽一带都有不少传说。
《帝王世纪》载：“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
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
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于曲阜；
颛顼始都穷桑，徙商丘。
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
又为大庭氏之故国，又是商奄之地。
”《左传·定公四年》载：“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
”注曰：“少皞虚，曲阜也。
”由此可知，从伏羲、神农到颛顼、少昊，其活动范围都与曲阜有关，而曲阜就在夷夏交互前沿的范围之内。
（二）后冈二期文化的早中期与古史记载的五帝时期
龙山文化时期，海岱文化系统西进的势头在豫北戛然而止， 中原后冈二期文化开始主导鲁西、豫北地区的文化面貌，并与邻近的山东龙山文化产生了交融。
需要指出的是，考古学上的龙山中期已进入中国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 文献记载的帝喾、颛顼、帝尧、帝舜等的活动范围很可能就在海岱与中原文化系统交界的鲁西、 豫北地区。
帝喾。相传葬于濮阳西部的内黄，现有帝喾陵。
颛顼。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颛顼居帝丘，称高阳氏；
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
”注曰：“卫， 今濮阳县， 昔帝颛顼居之， 其城内有颛顼冢。
”《史记·五帝本纪》 集解引皇甫谧曰：“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
”
帝尧。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曰：“尧冢在济阴城阳。
刘向曰：‘尧葬济阴， 丘垄皆小’。
《吕氏春秋》曰：‘尧葬谷林。
’”正义又引《括地志》云：“尧陵在濮州雷泽县西三里。”《汉书·地理志》记载济阴郡成阳“有尧冢灵台”。
《帝王世纪》也载尧死后“葬于济阴之成阳西北，是为谷林”。《水经注》言：“成阳城西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有庆都陵。
于城西南称之灵台乡，曰崇仁邑，号修义，其葬处明若此。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近年发现的尧陵遗址（现仍有尧陵、尧庙遗存），很可能就是文献所记载的帝尧陵之所在。
帝舜。
《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做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淮南子·原道训》载：“昔舜耕于历山。
”注曰：“历山在济阴成阳，一曰济南之历城山也。
”《水经注·瓠子河》：“雷泽西南十许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杰峙，谓之历山。
……有陶墟，缘生言：‘舜耕陶所在。
’”文献所载的陶墟、成阳、历山均能在菏泽境内找到其遗迹。
《史记》作“舜耕历山”，《上博简》容成氏写作“鬲山”，而《楚简》作“鬲丘”，《清华简》写作“鬲茅”，潘建荣先生认为今鄄城阎什镇古雷泽西南岸的历山庙村很可能与之相关。
犬丘与伯益。
犬丘又名垂都。
犬丘是少昊后裔伯益族的发祥地，因宗庙在此，故曰垂都。
该城毁于战国，所谓“垂都焚，文台堕”是也。
京相璠《春秋地名》，垂都犬丘在小成阳东五里。
蚩尤。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肩胛骨在山阳郡巨野县重聚， 大小与阚冢等。
”《史记·封禅书》记始皇封禅泰山祭祀蚩尤，曰：“祠蚩尤。
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
”这里的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即在今山东省阳谷县境内，另外在河南濮阳范县也见有蚩尤冢。
菏泽所在的鲁西及邻近的豫北地区共同组成了一个介于中原、海岱之间的文化区域。
在整个史前时期，菏泽地区不仅见证了中原与海岱文化系统的交融，同时还借此契机发展，促进了该区文化的繁荣。
史前时期的菏泽地区河流湖泊众多，水网密布，丘陵山地杂错其中，尤其是龙山时代这里矗立有大量的丘类遗址，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菏泽地区形成了中原、海岱文化系统争相控制的战略要地。
在考古文化上，东夷部族与中原华夏部族存在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
如山东地区的后李文化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已经存在交流现象。
高广仁、栾丰实等先生认为，汶泗流域的北辛文化就是在后李文化、裴李岗文化的共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夷的中心是今山东地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都应属于东夷远古文化的系统。
仰韶早期和龙山时期，菏泽地区主要属于中原文化系统；
仰韶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菏泽地区属于海岱文化系统。
这种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促进了该区史前文化的繁荣，古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和夏时代的传说多集中于鲁西、豫北地区也从侧面印证了该区的特殊性。
古文献记载的上古传说大都与鲁西、豫北地区相关，该区的文化过渡位置不仅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昌盛，而且也让这里成为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
《禹贡》兖州下有“桑土既蚕；
是降丘宅土”。
兖州条下另一处为“作十有三载”。
这与“禹抑洪水十三年”（《史记·河渠书》）和“禹湮洪水十三年”（《汉书·沟洫志》）的记载相一致。
徐旭生认为只有兖州条下写洪水，说明洪水只在兖州境内发生。
豫东、鲁西地区正是当时的兖州[6]。
夏王朝早期都城多在河济流域，禹都阳城。
《世本》云：“禹居阳城，在大梁之南。
”可知阳城在今开封以南。
帝相都帝丘。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云：“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
”卫成叔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
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 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
’”杜预注：“帝丘，东郡濮阳县。
”这里所说的“相”指的是夏王朝第四代国王，其他文献中又称作“帝相”。帝宁居原。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帝宁居原，自迁于老丘。
”《春秋地名考》记载：“老丘，古地名，在今河南陈留城北。
”《左传·定公十五年》云：“郑罕达败宋师于老丘。
”杜预注：“老丘，宋邑。
”《大清一统志》开封府条引《太平寰宇记》云，老丘城“在陈留县北四十五里”。
此地在今开封市东，一般认为此老丘即帝宁所居。
正是在这种地理位置适中、 多元文化交汇的背景下，菏泽地区约至公元前2000 年前率先迈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龙山文化晚期河南后冈二期文化直接对山东龙山文化产生的影响巨大，菏泽一带属于后冈二期文化的势力范围。
主要分布于泰山以南的鲁中南一带的尹家城类型中也有较多后冈二期文化因素发现。
这与夏文化早期同样与鲁西、豫北地区关系密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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