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熊航
明万历（1573—1620）后期，景德镇御器厂停烧，但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景德镇民窑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书有“万历”、“天启”（1621—1627）、“崇祯”（1628—1644）年款的瓷器均有一定的存世量，而“泰昌”年款的瓷器几乎不见。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瓷器上的“泰昌”年款为后世伪托。近年来，随着考古出土与传世器物的不断出现，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看法。
陶瓷学者对瓷器上的“泰昌”年款有过诸多讨论。南京博物院张浦生研究员在《青花瓷器鉴定》一书中认为：“泰昌朝历30 天即亡，所见泰昌款器均为后仿。”王启泰先生在《残瓷雅集：明清瓷片鉴赏》一书中认为：“泰昌帝仅在位二十九天，未见有瓷器生产。”《明清民窑瓷器鉴定》一书中写道：“如明光宗在位仅一月，按明代礼仪，他即位之时仍用万历年号，以次年为泰昌年，但他未及次年一命呜呼，一天也未享受到年号，因此绝无此年号器物。”南京博物院霍华研究员也认为：“泰昌年间的瓷器没有帝王年号款外，其余各朝皆落帝王年号款，但明天启、崇祯，清顺治三朝非常少见。” 以上诸位学者均认为泰昌帝在位时间太短，不可能有署“泰昌”年款瓷器的存在。
耿宝昌先生对此问题的论述则较为委婉。他在《明清瓷器鉴定》（1993 年版）一书中写道:“这时即便有瓷器也不一定就署泰昌年款。所以，凡是在传世瓷器上书写泰昌年款的，都应该考虑是否系假托的伪作。”耿先生强调应重视署“泰昌”款传世瓷器的真伪问题，却没有完全否定“泰昌”年款传世瓷器的存在，也没有否定“泰昌”年款的瓷器将来不会出土。
1981 年香港“明末清初瓷展”上展出了一件“明泰昌元年造”铭青花花卉纹双耳簋形香炉，仿青铜簋造型，双耳，外绘缠枝莲纹，釉面呈灰白色，青花则呈黑褐色。关于香炉的真伪，学者持有不同看法。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知宴研究员持赞同意见，“泰昌瓷器目前所见只有一件，1981 年香港举办‘明末清初瓷展’上展出一件‘明泰昌元年造’铭青花花卉纹双耳簋形香炉。”耿宝昌先生指出这件香炉有明显的做旧处理痕迹，“它们均是一九三七至三八年时的仿品。那时，不仅有大量仿制的永乐、宣德瓷器，而且还有在瓷器上伪造稀有年号的，如明代洪熙、建文、泰昌等或唐、宋罕见年号的。”张浦生先生持相同观点，他在《青花瓷器收藏与鉴赏》中写道：“见有缠枝莲花纹炉，有‘泰昌元年造’款，实为抗日战争时北京生产的赝品。”目前，多数学者都认为该器物为民国时期仿制品，并非明泰昌时期生产。
“大明泰昌年造”款青花标本
“大明泰昌年造”款青花标本出土于南京城区生活类遗址，现藏于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其为青花碗的底部，器物残长约8 厘米，正面的纹饰较为抽象，背面则以青花绘制双圈线，并书有“大明泰昌年造”双行六字款识。器身有明显的出土痕迹，正面的青花发色呈灰蓝色，背面的青花发色则为灰褐色，有明显的缩釉点。
该标本出土的地层不明确，无法通过地层学来判断年代。将其与出土、传世的瓷器进行对比分析，可判断其年代为明末。标本内心用青花绘双圈线，主体纹饰虽然抽象，但是景物有远近之分。经对比分析，画的应是明末青花碗上流行的“山水人物图”。在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编著的《中国青花瓷纹饰图典·山水卷》中，有类似的纹样出现。山水画大量出现在晚明的青花瓷上，不仅反映了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也适应了市民阶层的审美。为适应市场的需求，瓷器上的“山水人物图”精致者和粗糙者并存。前者属于精工细作的产品，售价自然更高；
而后者不仅所用的青花料较次，且耗费的工时短，属于极其普通的产品，面向的是一般的大众人群。不论是质量较好或者质量一般的产品，其绘画景物的主体框架是大同小异的，只是在细节的处理上千差万别。
《中国青花瓷纹饰图典·山水卷》中的山水人物图瓷片
图② “隆庆年造”款
图①“大明隆庆年制”款
图④ “大明万历年制”款
图③“天启元年”款
从青花的呈色来看，标本内心纹饰为灰蓝色，而背面则为灰褐色，青花整体用料不佳，符合明末质量一般的青花瓷呈色特点。同样是一种青料，窑工用“火煅法”对之提纯，上好的青料用于绘制精细的瓷器，其发色蓝艳；
而次等的青料则用于绘制面向大众的产品，其发色灰褐，质量不佳。
从标本款识的书写特点来看，“大明泰昌年造”年款中的“年”字与“造”字具有典型晚明时期的特征。“年”字的第三、四、五、六画被写成了一个“丰”字，并不是正常的写法。张浦生先生曾经提到，这种写法在崇祯时期的民窑青花书款上颇为流行。根据目前现有的资料来看，这种非常规的“年”字写法至少在隆庆时期（1567—1572）的民窑青花瓷器上就较为普遍。万历、天启与崇祯时期，这类书款方式也长盛不衰。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烧造于万历年的青花穿花龙纹花觚，书“大明万历年制”的底款，“年”字为典型“丰”字的写法。在晚明时期，非常规的“年”字被广泛书写于青花瓷器上，并且大量出现“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宣德年制”等伪托前朝的款，但是其写款风格与成化（1465—1487）、宣德（1426—1435）时期的款识有一定的差距，显得较为潦草与率意。
“甲戌春孟赵府造用”款
从“造”字的写法来看，其“走之底”上并无一“点”的笔画，属于缺笔字，这类写法在晚明青花瓷的款识上较为常见。1981 年香港《明末清初瓷展》展出的一件书有“天启五年制造”款的青花军持，其“年”为“丰”字的写法，在“造”字的用笔上，“走之底”也缺失了上面的一“点”，整体书款方法与“大明泰昌年造”款青花标本一致。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一件书有“甲戌春孟赵府造用”的龙纹盘，其“造”字的写法同样缺失了一“点”。马翔宇先生在《明崇祯“甲戌春孟赵府造用”款龙纹盘考》一文中考证其“为崇祯时期王府用瓷之标准器，其盘心龙纹样貌异于其他时代，为崇祯一朝瓷器所仅见”。
官窑青花瓷器的纹样一般是依据帝王的喜好而绘制，民窑青花瓷器与官窑青花瓷器不同，其绘画风格不会因帝王年号的更迭而迅速改变，纹样的绘制是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将“大明泰昌年造”款青花标本的纹样、发色、书款与隆庆、万历、天启、崇祯时期的青花瓷器对比后，发现其特征与晚明青花完全相符，年代定在晚明是无争议的。那么，它是否为泰昌时期生产的呢？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万历帝驾崩。八月，太子朱常洛即位，依据惯例，该年依旧称万历四十八年，定于1621 年正月改元“泰昌”。因此，1620年八月至九月，朱常洛虽已登基，年号仍称“万历”。但是不到1 个月的时间，皇帝朱常洛驾崩，其仅在位29 天。此时间段内未使用“泰昌”年号，在瓷器上书“泰昌”年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九月，皇太子朱由校即位。新皇帝为尽孝道，经大臣商议后，将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定为泰昌元年，第二年则为天启元年。因此，1620 年一月至七月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至十二月为泰昌元年。泰昌帝生前使用的是“万历”年号，并未使用“泰昌”。虽然天启帝下诏，“泰昌”年号的起始时间为八月，但是该年号真正使用时间是从九月开始，一直到第二年正月改元，“泰昌”年号的使用时间约为4 个月。有些学者忽视了“泰昌”年号的真正使用时间，既不是没有使用，也不是使用了不足1 个月，而是使用了约4 个月。
依此推测，1620 年的九月至十二月，即天启帝登基而未改元的4 个月时间里，在陶瓷上书“泰昌”年款是完全有可能的，这里讨论的标本就有可能在这段时间里生产。只是此时书写的虽是“泰昌”年款，但泰昌帝已经驾崩。虽然其与常规的皇帝在世时书写的年款意义有所差别，但其并不属于伪托款，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在泰昌铜钱的铸造上，也有此类现象。当时南京监督铸钱的主事荆之琦进言，认为泰昌帝虽在位不久，但泰昌的年号已经昭告天下，应当补铸“泰昌通宝”，然后再接着铸造“天启通宝”。天启帝在1620 年的十一月，便指示工部开铸“泰昌通宝”，用以表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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