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丽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外语与商务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6)
《我的安东妮亚》是薇拉·凯瑟的代表作，也是她本人最为满意的一部作品，她曾经一度试图用“发行精装本”以及“不出卖电影和广播版权，不同意简写和选编”等方法，来确保《我的安东妮亚》被“更好的阶层和有着更高收入”的读者购买和阅读[1]460-475。这部作品是凯瑟“草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踏上寻找内布拉斯加童年经历的漫漫“归乡路”，凯瑟展示了一个与喧嚣、拥挤、浮躁的工业化的现代美国截然不同的“大花园”。这里天高云低，旷野辽阔，邻人友好，拓荒者披荆斩棘，用辛勤的劳作换来殷实富庶的乡村生活。这片土地看似贫瘠实则充满生机，貌似闭塞实际从未与世隔绝。《我的安东妮亚》中既有花园等文学传统意象，又饱含现代性和工业化元素，铁路、火车等一系列意象重复出现，贯穿全篇，在行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829年，美国第一条铁路开通。此后，美国铁路业高歌猛进，全国铁路线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1869年，横贯美国大陆的太平洋铁路贯通。1916年，美国铁路业发展到顶峰。[2]127-142也正是在1916年，凯瑟开始创作《我的安东妮亚》。铁路业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的出行方式、生产和生活，改变了时间和空间。正如特纳在《美国边疆论》中提到的：水牛踏成的小路成为印第安人来往的小路，后来变成商路；
小路拓宽变为马路，马路变为公路，公路后来又变成铁路。[3]12无论是在繁华的大都市，还是荒僻如内布拉斯加州大草原，铁路线纵横交错，随处可见，把所有的地域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
在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凯瑟在《我的安东妮亚》的引言中，安排“我”与吉姆·伯丹在火车上相遇。令人略感意外的是，凯瑟未将铁路线限制在内布拉斯加州，而是“横过衣阿华州”的铁路。究其原因，吉姆的工作使他有可能需要在任何一条铁路线上奔走，同时，强调铁路线缩短了地理空间，使人物突破乡土社会的土地限制，并使人物的快速空间移动成为可能，并且方便高效。铁路线蜿蜒向前，而“我”与伯丹没有展望未来，也未停留在现在，而是抛却现在，回到过去。所有的道路都有尽头，但铁轨没有。对于安东妮亚、对于大草原的回忆恰如纵深延伸的铁路线一样，似乎没有终点。
铁路缩短了城市和城市、城市和乡村的距离，把满怀希望的移民从世界各地带到内布拉斯加，又把踌躇满志的人们从内布拉斯加带到草原以外的地方。凯瑟在其《内布拉斯加：第一周期结束》中指出，随着联合太平洋铁路的建成，“海外来的移民得以来到内布拉斯加寻找自己的家园”[4]236-238。安东妮亚·雪默尔达一家在海上漂泊了“好几个礼拜”，又转铁路，才从捷克来到内布拉斯加，希望在这里能过上富足的生活。铁路不仅带动了外来移民流动潮，同时也带动了内部移民流动潮。吉姆经过一场“没完没了的穿过北美中部大平原的远行”，从弗吉尼亚到内布拉斯加投奔祖父母，否则作为孤儿根本无法生活。吉姆长大后，乘火车离开草原来到黑鹰镇，几年后又乘火车来到林肯上大学。彼得和帕维尔在来草原之前，在芝加哥、德梅因、维纳堡等地做工。杰克和奥托从别处来到大草原，但当吉姆和祖父母搬到黑鹰镇后，他们又登上“西行的列车”。莉娜和蒂妮则更是辗转草原、黑鹰镇、林肯、旧金山，后者则经历更为丰富，还在西雅图、阿拉斯加等地谋生，最终定居旧金山。对于移民们来说，铁路连接着远方，或者说，铁路就是远方。
铁路提供了就业机会。随着铁路的发展，内布拉斯加州以水牛和货轮为主力的传统的货运方式遭到沉重打击，货运司机们纷纷失业。与此同时，铁路又催生了一系列新兴的岗位，使得人们的生活与铁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帕维尔死后，彼得到一个铁路建筑工棚里当厨师；
安东妮亚在黑鹰镇时，她的渣男友拉里·多诺万是名客车列车员；
成年后的吉姆的身份是西部一家大铁路公司的法律顾问……铁路线向前延展，人们的生活受到影响，富于多变性和多样性，体现出工业化的强大力量。
火车是工业化的产物，是现代化的加速器。对于当时的普罗大众来说，火车既能让他们的长短途出行快速高效，也意味着他们可以无惧风雨，随心漫游。这一时期的火车，以“铁马”形象示人，体现出强大的机械性和强烈的现代性。凯瑟对于火车有一种偏爱，她曾经在私人信件中多次提及喜欢乘火车旅行，并享受在车厢中的美好时光——阅读小说、思考、欣赏风景。凯瑟因而也喜好将其作品中的主人公置于火车场景中，他们在欣赏风景的同时，常常陷入沉思，回忆缓缓展开，叙事由此开始。有评论家指出，火车在凯瑟小说叙事中的作用，不亚于皮阔德号对于麦尔维尔，《在路上》里的汽车对于凯鲁亚克。火车，重新定义了凯瑟的中西部和西部。根据凯瑟的观点，美国人的新的第二天性与其说是关于土地的使用和所有权，不如说是关于跨越景观的运动。[5]而所谓跨越景观的运动，则依赖于火车的流动性。
凯瑟将“我”和吉姆的重逢地点安排在火车车厢，无疑给讲故事这一古老的叙事形式一个现代环境。车窗外的风景——麦田、小镇、牧场、橡树林——飞驰而过，被瞬间抛在身后。
凯瑟在其给朱厄特的信中曾经说过，她的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有趣的人和事，但“就好像乘火车环游世界，你永远不能下得火车以便看得更清楚”[6]。从火车车窗看出去，远处的风景清晰优美，但若想观看近处的风景，则观者莫不感到头晕目眩。同样，观者下车后看到的实际场景，更是与远观的风景大相径庭。故乡之于凯瑟和吉姆也是如此：它总是优美地矗立在远方，令游子们魂牵梦萦；
但当他们重返家乡，却往往发现无法与之近距离相守。
车厢外是自然景观，而车厢内则是人文景观。相对于车厢外的世界，车厢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幼年的吉姆第一次来到阿拉斯加，乘坐的是硬席客车(day coaches)，“一站一站走过去，越来越感到一身肮脏，极不舒服”。根据当时的铁路路线，人们到西部去莫不从芝加哥换乘火车。作为当时最大的西部城市，芝加哥代表的是富庶与繁华，渐往西去，富庶与繁华逐渐被困厄与荒凉所取代。车厢里有报童叫卖东西，这种情况下，吉姆一直在看《杰西·詹姆斯传》——主人公打家劫舍，充满传奇色彩，对于当时对西部一无所知的吉姆来说，这是他可能也是众多移民们试图了解西部的重要途径。事实上，这部小说与凯瑟西部小说风格迥异，前者是猎奇风格，而后者致力于描绘勤劳勇敢、不畏困难的实干拓荒者们。
安东妮亚一家在“移民车厢”(immigrant car)，顾名思义，专为移民设立的车厢。吉姆拒绝了列车员去移民车厢“看看那个小姑娘”的建议，因为“从外国人那里可能会传染到疾病”。这里凸显出车厢的等级性，乘客的身份、地位以及种族、文化融合等诸方面的问题。火车使群体性移动成为可能，凡是能支付火车票费用的人均可以乘坐火车。从1859年开始，乔治·普尔曼(George Pullman)将豪华火车车厢等级引入了铁路旅行，标志着此前以开放、相对平等为标志的美国铁路旅行一去不复返。可以想象，雪默尔达一家所在的移民车厢会更为拥挤混乱，嘈杂不堪。这最初空间上的分离，也即硬座客车和移民车厢的分离，是一条持久的分界线，以经济和族裔为两个轴心，预示着他们各自的未来。[7]239-250确实，成年后的吉姆和安东妮亚在生活轨迹上从未有过重合，在教育、交友、谋生以及婚姻等方面大相径庭。最终，前者成为终日奔波的“城里人”，后者则以偏安一隅的“大地母亲”形象示人。
在小说第五卷“库扎克的儿子们”中，与安东妮亚阔别二十年后，吉姆踏上了“归乡路”。他下了火车之后，又乘马车，然后步行来到库扎克的农场。火车所带来的流动性对人们逃离旧生活、开创新未来的梦想予以承诺，而吉姆此举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吉姆的返乡之旅，也是他重返“过去”的路，现代性消隐在宽阔的大草原上，吉姆仿佛回到了曾经的童年时代，纯真、美好、亲切而又熟稔。然而，安东妮亚告诉吉姆，她的大女儿玛莎“有了一辆福特汽车”，所以“似乎没有以前离我那样远了”。由此可见，现代文明无孔不入，即使偏远的好似世外桃源的库扎克农场，也无法阻挡人类历史滚滚向前的车轮。
火车意象有着强烈的“机械感”，其本身具有的钢铁属性令人震撼，而一旦开动，则不以普通乘客的意志为转移了。文中提到了维克多·卡特和妻子在维摩尔转车时，设计让妻子乘上了开往堪萨斯市的火车，而自己则乘火车回到黑鹰镇，并企图对安东妮亚行不轨之事。卡特的妻子发现他的阴谋后毫无办法，因为火车一旦开动就不能中途停车，她只能到达堪萨斯后再坐第一班快车回家，这样就比卡特晚一天到家。火车能将人们带往任何要去的地方，随处都可以是终点，随处也都可以是起点。但火车严格按照时刻表运行，一旦登上出发的列车，中途便不可随便下车。火车有可能晚点，有可能迟到，但永远不会背离既定轨道而驶向不知名的地方。
凯瑟于1884年随父母由弗吉尼亚迁往内布拉斯加的红云镇，而吉姆到西部的时候也是十岁左右的年纪。由《我的安东妮亚》行文中提及的铁路、电池、钢琴、蒸汽打麦机、溜旱冰、福特汽车等信息，可以推断出吉姆及安东妮亚一家到达西部的时间，正是1884年。[8]29-31从第二章巴思、布雷特的演出，黑人女低音歌唱家安德森的演唱会，以及第四章克朗达克川发现金矿等时间来看，笔者认为吉姆及安东妮亚一家到达西部的时间也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西部，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平坦广袤的草原以及美国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利好政策，吸引大批移民前来耕作。吉姆及雪默尔达一家等众多移民到达西部时，彼时的大草原还是一片荒野：“根本就算不上乡村，只有构成乡村的原料。什么也没有，只有土地……”正如利奥·马克斯 (Leo Marx) 在其著作《花园里的机器》中所言，早期“人们对美洲产生的种种意象中，一方面是可怕的荒野，而另一方面则是花园”。《我的安东妮亚》则见证了荒野变为花园的过程。经过十年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拓荒者改变了大草原原有的面貌，重塑了土地和人类景观：“小麦刚收割下来，沿着地平线，这里那里，我可以看到蒸汽打麦机一蓬蓬的黑烟。过去的草地如今正在不断地开垦成一块块的麦田和玉米地，红色的牧草正在消失，整个乡村的面貌在起着变化。从前是草根泥老屋的地方，现在修起了木头房子、小小的果园和红色的大牲口棚……”从不毛之地变成丰产沃土，凯瑟是乐见其成的，这种变化“美而和谐”，仿佛“一个伟大的人或伟大的思想在成长”。
对于吉姆和安东妮亚来说，大草原却从来不是荒野。不论是奶奶的菜园(garden)，还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本身，都是他们的童年乐园。在外祖母的菜园里，吉姆看到了菜花蛇、地鼠、獾子、“大得吓人”的蚱蜢、古怪的小红虫以及马铃薯和南瓜等。他在花园里并非无所事事，懒散无聊，而是敏锐地观察到了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动植物，对于阳光、蓝天以及土地都有了全新的体会和感受，觉得自己“溶解在一个完整而伟大的东西里面”。菜园起到了调和的作用，它促使吉姆意识到，一切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9]142-145灿烂的阳光下，那种“什么也看不到”，“除了土地，什么也没有”以及觉得被“一笔勾销”了的感觉被取代，他感到“彻底的幸福”。
湛蓝的天空下，吉姆和安东妮亚躲在高高的红草里面，“真舒服极了”。他们还喜欢观察土拨鼠和地枭，吃西瓜，找野樱桃，欣赏落日下金彩壮丽的大草原。他们还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历险，吉姆凭一己之力打死了一条大响尾蛇……接骨木花的香味让安东妮亚“想念老家”，因为“在我祖国的家乡有很多这种花。我们家院子里总是长着这种树”，雪默尔达老先生和“吹长号的朋友”一起坐在树下谈天。那是一去不复返的旧世界的美好生活。移民们远离家乡，但大草原却以其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让移民们回到记忆中魂牵梦萦的家乡。
吉姆在阔别家乡二十年后，来到库扎克的农场，进入安东妮亚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鸡鸭争食的“专属花园”。花园是一个亲密的，往往是理想化的，专门的空间，花园意象往往与宁静以及与自然的共生关系相联。正如丹妮尔·罗塞尔(Danielle Russell)所说，花园是一个具有意义范围的专门空间，远远超出了它的物理边界。[10]72这里是安东妮亚的领地，她在这里劳作、小憩，与大自然亲密拥抱、和谐共处。这个她不用“闷在心里发愁”的地方是她的力量源泉，赋予她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令她坚强自立，勇于摆脱生活的困境，不断向上。
安东妮亚的花园“四周围着三重围墙：铁丝网围栏，然后是刺槐树篱，然后是桑树树篱”。虽有围墙，安东妮亚的花园却不是一个排外的场所，并非“闲人免进”。她的花园对外开放，学校的老师们每年都在这里举行“野餐”。同样，安东妮亚的花园也不是逃避生活、逃避现实的地方，而是直面生活本真的场所。安东妮亚的孩子要把死掉的小狗埋在果树下，这样他们就可以时时前来凭吊，好像小狗并未离去。他们给小狗安排了最好的地方作为安息地，树木婆娑，果香满园，欣欣向荣。
一直以来，薇拉·凯瑟被誉为“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位女旗手”，在文学史上享有盛誉，亦因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所谓“怀旧情绪”、“逃避主义”为人所诟病。但是正如《还有人看薇拉·凯瑟的作品吗？》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凯瑟小姐的小说是文明的；
如果我们对这个词的解释过于狭隘，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仔细地阅读她。”[11]156-157凯瑟把拓荒者，尤其拓荒妇女的时代视为过去，对于她来说，安东妮亚的花园代表着拓荒鼎盛时期，但通向花园的“路”，却必然从牛耕马拉蜕变成金戈“铁马”——火车、铁路，再发展成汽车，不难预见，必定会发展成飞机乃至更先进的其他交通工具。凯瑟对于西部拓荒先驱的逝去感到遗憾和难过，对于拓荒传统的消隐无能为力，但提醒人们，征服荒原、打破原始草原的那一代人永远值得人们尊重与敬佩。对于承载着拓荒英雄们生命摇篮的西部大草原，她清醒地认识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入侵势如破竹不可抗拒，但却不是洪水猛兽，并非要把往昔的美好全部推翻，而是提醒人们应该珍视昨天，以便开启更加美好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