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焘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科技与生态文明教研部，湖南 长沙 410006）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自然生产力思想、以人为本的生态关怀思想和生态正义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一脉相承，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对于人具有客观性、先在性和前提性，人是自然的产物，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依靠自然界生活。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1]；
马克思则将自然比喻为“人的无机的身体”[2]。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动物只能依靠天生的本能，根据它所属的那个种的需要和尺度来进行“生产”；
人类则能够通过劳动有意识地将自然深深地打上自己的印记，将自在自然改造为人化自然，使之变为“为我”之物。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出发，马克思提出，劳动是人通过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与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工业革命以来，在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帮助下，人类的劳动对自然的作用范围不断扩大、力度不断加强，自然的面貌因此而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对整个自然界进行了革命改造，结束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幼稚态度以及其他幼稚行为。”[4]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必然使得自然遭受无节制的、破坏性的开发利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必然会出现“裂缝”，即生态问题的发生。对此，恩格斯发出警告，我们千万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在自然面前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5]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要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除了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把握自然规律，进而能够预测我们的行为可能导致的或远或近的后果之外，关键是要对整个社会制度进行变革，即扬弃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将实现真正的和解，自然界将实现真正的“复活”。[2]187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6]11，“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6]13。人和自然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共生的关系，自然不是纯粹的“有用物”，不是相对于人的“异己”的存在，而是“孕育”和“供养”人的“母体”。既然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应该彻底摒弃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和掠夺自然的错误态度，努力做到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要求我们人类尊重其他生物物种的生存权，与它们友好相处 ；
顺应自然要求我们不违背自然规律，一切按自然规律办事；
保护自然要求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履行保护生态系统的生态责任，维护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与生机活力。关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不要试图征服老天爷。”[6]24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并不意味着放弃现代化，回到前现代社会，而是要建设新型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也是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区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将生态建设视为发展的应有之义，加快推进发展模式的绿色转型，把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好，实现二者的“双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仅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还能为我们提供充足的优质生态产品。
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生态文明不是要完全否定工业文明，而是对工业文明的积极扬弃。生态文明既要继承工业文明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要避免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论述，深入阐释了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简单的二元对立，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为我们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引。
关于什么是生产力的问题，学界曾有观点认为，所谓生产力，即人类改造、征服自然的能力。这一观点初看上去似乎挺有道理，然而深入审视之后却发现其割裂了人类与自然的有机关联、忽视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孤立地片面地强调人类的能动性，将人类的生产活动与自然对立了起来，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理论的错误理解。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力可以区分为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所谓自然生产力，即客观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与人类的生存发展相关的，可被人类利用的各种自然力量、自然资源、自然条件等的总和，比如土壤的肥力、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都属于自然生产力[7]560。所谓社会生产力，简单来说，即人类社会将自然生产力用于社会生产的能力，社会生产力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发展的。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潜在的自然生产力不断地变为现实的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也因此而日益发展强大。比如，在农业社会，人们利用河流的动能舂米，进入工业社会后，人们则通过建造大坝将河流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并将电能用于各类生产活动。可见，社会生产力不能脱离自然生产力而存在，自从人类诞生以来，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就彼此交织在一起。所以，人类的生产绝不是凭空创造，人类绝不是在自然之外对自然进行改造，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功和社会生产力的快速进步而错误地以为自己能够成为自然的征服者。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7]56-57，“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劳动的生产率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8]。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深刻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重要论述包含了一种生产力理论，即“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而且这些国家治理生态环境所花费的成本要远远多于当初的发展所创造的财富，一些国家的重金属污染区的土壤污染是如此严重，至今都尚未恢复。由此可见，环境如水，发展似舟；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的理念，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绝不能搞“杀鸡取卵”式的发展，要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支撑。在19世纪，生态环境问题尚未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问题，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在著作中使用“生态环境”这一概念。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宏大视角出发提出“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的论断，充分体现了时代性、创新性。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向世界传达了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生动、深刻地阐释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告诉我们，既要保护生态环境，也要发展经济，不能光要环境，不要发展，在发展时我们不能“竭泽而渔”“焚薮而田”，但也不能因为保护生态环境而舍弃经济发展、“缘木求鱼”。“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则要结合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来理解。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已经到了不再唯GDP论英雄的阶段，优美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当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选择把生态环境保护好，也就是“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则深刻地指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统一性，深刻地表明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不是分离与对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要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统一，我们必须摒弃高污染、高消耗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坚决走高质量的绿色发展之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形象地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是对“生态环境生产力论”的比喻性阐述。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人类之所以遭遇各式各样的生态环境问题，就在于没有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将二者对立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生产力思想，是我国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理论指引。
马克思恩格斯毕生都在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同于黑格尔、费尔巴哈视野中的“抽象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关心的人是“现实的人”，即处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以及与现实的自然的关系中的人。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是社会的主要问题，但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察觉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以及由此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马克思指出：“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薰人毒气污染。
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9]恩格斯指出：“最常见的是一排排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得乱七八糟， 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10]这些论述和描述饱含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的污染现状的急切关注，对工人们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悲惨处境的深切怜悯，蕴含着崇高的人本关怀。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自然本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11]。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提出，只有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
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将实现真正的和解，人的生态需求将得到充分的满足。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我国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然而与此同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也逐渐加剧，良好生态环境在人民群众幸福指数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保护好生态环境是民生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6]4。在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这一重要论断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造福人民、改善民生始终是不变的动力与追求。努力为老百姓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生态产品，是新时代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老百姓源自生态环境的幸福感不断增强。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的生态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党的使命宗旨、民生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以人为本的生态关怀思想，彰显着真挚的人民情怀。
20世纪中叶以来，生态环境问题逐渐从地区性问题发展成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相伴随的是全球性的生态正义危机，这一危机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生态污染的全球性转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发生了严重的生态问题之后，采取了系列举措，一方面对国内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系统性的治理，另一方面将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缓解国内的生态压力。二是自然资源的全球性掠夺。不同于过去通过政治军事手段进行简单粗暴的掠夺，如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占据全球产业链的优势地位，“文明”地攫取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自然资源。三是生态治理的责任逃避。从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成因来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并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全球性生态正义危机之所以发生，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无限追逐利润的本性包含了不断破坏自然的倾向。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把旧大陆的生产力和新大陆的巨大的自然疆域结合起来，以空前的规模和空前的活动自由发展着，在征服自然力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一切成就。”[12]不过，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坚持辩证理性的批判。他们认为，全球性生态正义问题的解决，不能靠简单地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必须充分发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正面作用，积极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避免踏入生态中心主义陷阱，从而在资本二重性的历史辩证法中寻求全球发展和生态正义的协同，这无疑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13]。
当前，人类社会显然还不具备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条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将长期共存，这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 ，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14]。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在生态文明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不二选择。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坚持同舟共济、权责共担， ，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6]128站在为人类未来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发出了“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大倡议。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造成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责任不同，发展需求和能力也有差异，在全球生态治理问题上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承担相同的责任显然是不合理的。关于全球生态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6]140-141。习近平总书记比喻道，就像在一场赛车中，有的车已经跑了很远了，有的车才刚出发，这个时候如果用统一的尺度对车速进行限制显然是不公平的。[6]132
面对生态环境问题这一全球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倡议，继承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和解的价值旨归。“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从全球生态问题的历史成因和当前国际形势出发，着眼于人类长远的、整体的生态利益，为人类社会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推动实现全球生态正义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论述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正义思想，包含了应对全球生态正义问题的方法论，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正义思想。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和力量之所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准确把握人与自然的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意愿和时代潮流，包含着丰富的新观点、新理念和新战略，把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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