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宇光
(河北大学 艺术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风”的本义是“气”的流动，《庄子·齐物论》中有“大块噫气，其名为风”的表述，“风”用来阐明“气”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化不息的，并且具有充沛的活力和鼓动万物的力量。“风”后来发展成为人物品质，《世说新语·赏誉》中有“风气日上，足散人怀”，是王平子称赞自己儿子的品质德行让自己心怀舒畅。“风”逐渐成为一种集学识、品德、性情综合一体的高雅韵致。“骨”原本是生命体的间架结构，由于“骨”的支撑，生命体才能站立，才能行走运动。由于“骨”有雄健的特性，很快便用于形容人的品质和书画的神韵内涵。南朝齐、梁年间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容虽未成长，而骨体甚骏快。”[1]74意为吴兴小儿和陶隐居的书法像骏马一样雄壮威武、精神抖擞，“骨”表现出了书法的刚健与动态。“风骨”是一种刚健雄强、郁勃有力的内在品质，体现出昂扬向上的生命力、浩然正气的精神风貌以及真力弥漫的生命激情，给人以刚劲雄强、健壮挺拔的审美感受。梁武帝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云：“王僧虔书如王、谢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气骨。”[2]这里的“风流气骨”是魏晋士人不与世事同流合污的精神品质，这与中国文人的所倡导的刚正不阿、不依附权贵、反对阿谀逢迎有很大的关系。
古燕赵地区辖河北、北京、天津全境，山西北部、东部，内蒙古中南部，辽宁西部、南部，河南北部和山东西部。然而现如今，燕赵已然成为河北的代名词。“燕赵风骨”，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种风骨，是“悲”与“侠”的融合、“文”与“武”的融合，是“慷慨悲歌”“豪气任侠”“崇文尚武”。在五霸争雄、七国征战时期，燕赵人形成了豪爽勇武又不失文采的性格特征。燕国体现的是“慷慨悲歌”。燕昭王怀有国恨家仇，苦心准备28年，派乐毅伐齐，攻下齐国70余城，但燕昭王突然离世，致使功败垂成，让人嘘唏。乐毅因受燕惠王猜疑而投奔赵国，从此在燕国和赵国之间的抉择极为矛盾。东晋王羲之在书写《乐毅论》时受到乐毅坎坷人生的的感染，而“情多怫郁”。燕太子丹好养侠客，战国时期燕国的下都“风萧萧兮易水寒”，荆轲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悲歌绝唱。与北部的燕国不同的是，赵国风骨体现的是“豪气任侠”。赵武灵王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实行“胡服骑射”，增强了尚武精神，使赵国短时间内成为军事强国。赵惠文王好养剑客，让赵国一度成为秦国东侵的屏障。在广袤的燕赵大地，除了燕国和赵国外，还不能忽略一个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中山国。中山国自建立后便被周围的大国所欺，然而却有一种威武不屈的顽强精神，先后辅佐燕国和赵国的乐毅便是中山国人。中山国虽是北方的狄鲜虞部落建立的国家，却积极吸收中原文化，建国200多年，创造了极为灿烂的文明，中山王三器是篆书中的精品。这也是中山国不同于燕国和赵国之处，其文化精神既尚武、又崇文。只是中山国不久就被赵国所灭，其“崇文尚武”的传统也随之融入赵国风骨之中。
公元前228年，秦国攻下赵国都城邯郸，公元前222年，秦国灭掉燕国。燕、赵政权虽灭，但文化底蕴尚存。此后，燕赵风骨经历了秦朝大一统、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冲突、隋唐时期的空前繁荣、两宋时期汉文化和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等，并没有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两千多年风雨洗礼，依然长盛不衰、熠熠生辉。
从元代开始，北京成为统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围绕北京的河北，受到都城文化的辐射，燕赵文化和京都文化相得益彰。“京都文化的庙堂性、包容性和典雅性如同铺天而来的细雨和热风，浸润着河北的文化肌体。”[3]这种富有时代性的燕赵风骨，以古燕赵地区的“慷慨悲歌”“豪气任侠”“崇文尚武”为基础，融合了“家国天下”的京都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博采众长集大成”[4]的时代风骨。
1840年的鸦片战争让中国进入了近代时期。近代中国，危机四伏，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救国存亡。在燕赵大地有一群特殊的文人，这些文人有浓厚的文化底蕴，不仅精于书法，又“学而优则仕”，进入仕途、安邦定国，是近代颇有声望的士大夫。被誉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1837—1909)是沧州南皮人，不仅在政治、军事、教育、诗文领域都卓有成绩，其书法也是功夫极深。笔法善用侧锋，外形“石压蛤蟆”。风格朴实雄健，宽厚凝重、笔力遒劲，有明显的苏轼笔意；
同时也有米芾率意自然、跌宕有致的特色。张佩纶(1848—1903)是唐山丰润人，其书法清朗俊逸，取法长枪大戟的黄庭坚。张之洞曾向张佩纶私授“书诀”。张佩纶的堂侄张人骏(1846—1927)，草书取法孙过庭，楷书、行书有颜真卿的风格。保定蠡县蒋式芬(1851—1922)，其楷书有柳公权和李邕的诸多元素，其行草书多为清新爽利的董其昌风格。雄安地区自古以来文化积淀深厚，在近代孕育出了一代文人潘龄皋(1867—1954)。潘龄皋是安新人，书法线条充实而厚重，没有丝毫拖泥带水之感，具备《黄庭经》的古朴端庄之气，整体格调接近王羲之。其楷书用笔主要是取法于欧阳询，同时也融入了颜真卿楷书的元素。末代状元刘春霖(1872—1944)是沧州肃宁人，其小楷近颜真卿《多宝塔》，又加以欧阳询《九成宫》的严整、规范，同样是欧、颜的相合之作。
近代这些“书法家”同时又是政治家、文学家，甚至军事家。为什么这些人没能成为职业的书法家呢？“因为那样的话，一个人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抄写者，一个被他人使用的工具(utensil)，而不是一个兼具思考与行动的人。”[5]由于科举，他们必须苦练书法和文章，走上仕途后会关心民生、关心国家社稷，甚至保卫边疆，这就给了近代文人书家多重身份。近代中国处于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内忧外患，燕赵文人书家以其正直的品行与浩然正气，展现了侠骨柔肠的燕赵风骨，并将这种风骨凝结在书法艺术之中。
燕赵风骨集中体现在“士”中。“士”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重要角色，中国儒家思想赋予了“士”精神品格和完美形象，《论语·泰伯》中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被赋予了巨大的责任感，要有远大的目标，并为这一目标持之以恒的去努力。《里仁》中有“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要将“道”作为自己的志向，不能以吃穿不好而为耻。《宪问》中“士怀而居，不足以为士矣”，“怀而居”是家庭的安逸生活，如果贪恋，就不是“士”了。“士”需要耐得住清苦寂寞。在孔子眼中，这些对“士”的要求就是“君子”的要求。《孟子·尽心上》中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
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对“士”的要求。“士”要有一种刚毅清苦的精神。《子路》中有“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给予了“士”一把价值尺度，而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燕赵文人，将这种对“士”的要求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燕赵风骨是燕国“慷慨悲歌”的“悲歌之士”、赵国“豪气任侠”的“奇侠之士”、中山国的“文武之士”精神的统一体。“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6]已广为流传。唐代钱起《逢侠者》中也有“燕赵悲歌士，相逢剧孟家”[7]。《隋书·李德林传》中记载“燕赵固多奇士，此言诚不为谬”[8]859。近代燕赵文人书家，将这种“士”诠释得淋漓尽致。他们保家卫国，安稳社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这些燕赵文人书家一次次奏响了雄壮激昂的燕赵悲歌。
(一) 廉洁自重、秉公尊法、刚正不阿
燕赵文人书家为官正直，严于律已，廉洁自重。文人经常由于现实的压力或诱惑而屈服，为“五斗米折腰”，从而失去个人气节。而风骨是文人安身立命之本，是文人历经考验表现出的气节个性。
清代末年，蒋式芬被提升为两广盐运使，为官清廉，生活简朴，拒收贿赂。民国建立后，潘龄皋曾任甘肃省省长，为人正直，严于律已，无法忍受当时腐败的吏治，不到一年便辞职回乡。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期间，山西吏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张之洞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罢黜贪官污吏，选贤任能，山西风气顿时好转。清代张佩纶丢了官职，谪戍张家口，曾受张佩纶帮助的同僚友人如胡传(胡适的父亲)等纷纷解囊相助，张佩纶一概不收，全部托人退回。张佩纶的才气一直受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不仅在张佩纶流放张家口时鼎力资助，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他，并积极为张佩纶在官场谋职位。但张佩纶对于官职多推辞不受，不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并不对李鸿章阿谀奉承谄媚讨好，却在很多方面坚持正义，反对李鸿章，对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在这些燕赵文人眼中，没有高位权贵、没有关系人脉，只有正义、只有规则。
(二) 不畏权贵、勇于反抗、嫉恶如仇
燕赵的文人书家有一种不随波、不媚时的独立精神，面对强暴，甚至面对皇权勇于反抗，视死如归。
近代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左都御史完颜崇厚与俄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后，张之洞上《熟权俄约利害折》《筹议交涉伊犁事宜折》，让皇帝以民族大义为重，要求治崇厚罪，坚持撤改此议。蒋式芬也曾上奏历数李鸿章诸状，怒斥李鸿章忠于外洋而不忠于朝廷。1907年，清廷外务部迫于英国压力，将粤东、两江缉捕权交给英国人管控，时任两广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张人骏怒不可遏，上书外务部要求收回此权，并据理抗争多次，最终使外务部修改政策，收回主权。刘春霖原配夫人去世，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杨士骧为其做媒，女方为驻法大使裕庚的小女儿裕容龄。裕容龄学贯中西，是中国跳芭蕾舞的第一人，不仅有身份地位，还有才华学识，是典型的清末“白富美”，但刘春霖并不想用婚姻去攀附权贵，婉言谢绝。1910年清王朝已大厦将倾，刘春霖反对湖南巡抚杨文鼎不经省咨议局决议就发行国债，并怒斥军机处及载沣支持这种目无国法的行为，称载沣的行为是“专制”。这真是一个不怕死的状元。难怪在1942年刘春霖的葬礼上，有一幅挽词是：“义士状元，中华脊梁。”
《隋书》记载燕赵地区之士“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8]859，燕赵文人书家慷慨豪爽、侠骨柔肠，表现出来了一种不畏权贵、敢于直面正义和真理的燕赵风骨。
(三) 关心民生、忧国忧民、为民请命
燕赵文人书家自幼受到传统的儒家“仁”的思想的影响，这就使他们极为关注底层百姓的生活，并且依靠自己在官场上的地位，力排众议，为民请命，甚至不惜丢官去职。为官期间他们体察人民疾苦，慷慨解囊。在天灾人祸横行的近代，燕赵文人书家积极组织募捐，赈灾救济。
1889年蒋式芬上奏皇帝建议治理潴泷河，加固堤坝，造福黎民。1922年，蠡县灾荒严重，蒋式芬积极救济灾民。在上海，张人骏筹办上海北市自来水公司；
在香港，资助筹建香港大学；
在广东，建立无线电报学校，支持建立广州光华医学堂，筹办农业讲习所，培养农业技术人员，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
在山西，筹款改善第一所官立师范学堂，为燕赵附近的山西近代教育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出身于贫苦家庭的刘春霖高中状元进入仕途，心中仍念念不忘燕赵的百姓。1933年，黄河决口，洪水泛滥，燕赵大地受灾严重，刘春霖发起组织了“河北移民协会”，在包头附近建立“河北新村”，千百受灾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区。刘春霖少时的求学之路坎坷，由于没有人为自己担保，开始都没有资格考秀才，直到进了保定莲池书院才稳定下来学习，所以刘春霖对清代这种腐朽的教育制度深恶痛绝。成名之后在家乡积极赞助兴学，让孩子们都能受到教育。
这些燕赵文人，行侠仗义，为了黎民百姓，敢于仗义执言。他们“人性多敦厚”“好尚儒学”[8]859，以儒家的“仁”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心中的人民，不仅仅是燕赵百姓，更是万千苦难的中华儿女。
(四) 家国情怀、抵御外侵、安稳社稷
燕赵地区在地域上毗邻北京，加上传统儒家“忠”的思想，使得燕赵文人书家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他们为匡扶正义、安稳社稷而不遗余力。中国近代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史，但在这百年屈辱史之中，燕赵文人书家表现了可歌可泣的侠义风骨。
在柔弱的清代末年，张佩纶多次在对外交涉中据理力争，对外国政府的无理要求坚决回击，表现出非常强硬的外交态度。其侄张人骏曾任两广总督，1907年日本侵占东沙岛，张人骏拍案而起，怒不可遏，严正声明东沙岛是中国领地，迫使日本撤出。随后派将巡视西沙群岛，重申西沙群岛等南海岛屿均为中国领土，为维护中国南海海域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近代中国南海守护神。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反对议和。在《登采石矶》一诗中张之洞写道：“艰难温峤东征地，慷慨虞公北拒时。”引用东晋名将温峤、南宋抗金名将虞允文的典故，表达了自己抗战的决心。
中国近代，危机四伏，列强虎视眈眈，人杰地灵的燕赵地区成为列强必争之地。燕赵文人书家如潘龄皋、刘春霖由于在当地颇有威望，也成为列强拉拢的对象。日军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到1945年投降的14年间，多次邀请前清状元刘春霖出来撑台面，如担任“伪满”教育部部长、北京市市长，潘龄皋也曾被邀出任河北省伪省长等职，然而刘春霖、潘龄皋都严词拒绝。这些看似“名利双收”的“邀请”在燕赵风骨面前显得不堪一击。由于二人多次拒受伪职，均遭恼羞成怒的日寇逮捕。潘龄皋被逮捕时下定决绝之心，穿戴好寿衣寿帽，有上战场“马革裹尸”的气魄，也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刘春霖义正严辞表示“宁做华丐，不当汉奸”。亲朋好友劝刘春霖出去躲躲，刘春霖仰天长叹：“躲到哪里去？”“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其铮铮燕赵风骨显露无疑。燕赵文人书家这种不俯首于日寇的气节，将燕赵风骨诠释得淋漓尽致。
言为心声，书为心画。特定的时代激发了文人书家为人的正直与书法创作的规范，燕赵文人书家将为人的风骨通过笔墨传输到黑白二色的书法线条之中，其书法作品也表现出强烈的燕赵风骨。燕赵文人的书法有着生命的精神，书法如同他们的为人一样，字里行间透漏出刚正不阿、坚韧不拔的风神骨气。
书法中的“风”意为洒脱、有韵致。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中评王羲之书法“爽爽有一种风气”[1]73。唐孙过庭《书谱》中云：“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9]然而在古典书法批评领域，却很少将“风”“骨”并用。清代朱和羹《临池心解》曾用“骨”解释“风”：“风神者，骨中带肉也。”[10]唐代张怀瓘《书议》中将“风神骨气”与“妍美功用”进行了对比：“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11]以“风骨”来表现书法追求的精神气质。中国古典书法美学中常将“骨气”“骨力”等来代替“风骨”，如“惟其骨力多，方合古人”[12]。表明求骨力也是书法复古的重要途径，只有骨力雄健，才能像古人一样。唐代蔡希综《法书论》中说：“每字皆须骨气雄强。爽爽然有飞动之态。曲折之状，如钢铁为钩，牵掣之踪，若劲针直下。”[13]袁昂这里的“骨气”“骨力”类似于“风骨”，是一种超越于形的一种感人的精神力量。
书法中的“风骨”，是书法作品中雄健有力的笔法、规整谨严的结构和端庄平正的章法，表现出一种基于创作主体的刚劲雄强的美学风格。这些方圆兼备、轻重缓急的笔墨诠释着燕赵书家的慷慨悲歌和豪气任侠。
(一) 笔法刚劲挺拔
近代燕赵文人书家的书法用笔，线条劲健，行笔爽快利落，又不失灵动婀娜，风采奕奕生动，兼有帖学的灵动气息和北碑的雄浑气质。这种刚劲挺拔的笔法，体现出书家敢于反抗，永不言败的崇高品质。
张佩纶的书法手札，锋芒毕露，沉着劲挺，骨力十足。张人骏留下了近百件家书日记，多用行书写成，用笔轻重对比，开合有度。张之洞的《楷书千字文》，笔力遒劲、俊迈豪放，刚性十足；
藏于上海图书馆的《盛宣怀尺牍》，跌宕有致，融苏轼和米芾之长。马宗霍评价张之洞的书法“喜用侧笔，力能刷纸”[14]。潘龄皋的笔法点画短促有力，在清劲灵动之中不乏古朴庄严厚重饱满。赠给抗日将领宋哲元的《朱子治家格言》书法，笔画形态坚挺、清劲灵动，形似兰叶劲如刀。蒋式芬书法《先资政公日记》的用笔，以藏为主，含蓄厚重，筋力饱满；
既有圆润、饱满的笔法，同时在起笔与转折处也多棱角，给人以强烈的方正之感。其《钦加五品衔赐额品学兼优惠慤先生祠堂碑记》用笔轻捷爽利，有王羲之《黄庭经》的风范。在蒋式芬存留的书法中，也偶见长枪大戟的黄庭坚风格。藏于安徽图书馆的刘春霖《行书书札》笔法提按起伏、顿挫有力，其点画起笔、行笔与收笔都凝结了刘春霖的铮铮铁骨。
燕赵文人书家群体的用笔，普遍自然劲健，淋漓痛快，跌宕起伏、苍劲舒畅，在黑白错落的自然分割中形成自己独有的艺术风格，体现了全新的奋发向上的火热情怀。
(二) 结构规整谨严。
近代燕赵文人的书法，鲜有夸张的收放疏密与大开大合，其结构多为规整谨严、矫健清丽，透露出书写者正直严谨的品质与刚正不阿的精神。
蒋式芬楷书瘦硬清劲，取势左低右高，结字修长。潘龄皋的楷书与行书，结构谨严、风神潇洒而又不激不厉，字形宽厚大气，取法颜真卿的外拓。晚年的书法《安新杨先生传略》《郭母治家要言》气势饱满，透漏出一股古朴之气。刘春霖的楷书方正、平直，但绝不僵硬、死板。楷书作品《至圣先师世系考》在简洁、明晰之中传达出个性化的审美韵味。藏于保定古莲花池的《皇清诰授武显将军总兵衔直隶督校中军副将冷公祠堂碑》结字修长，开合有度。流传已久的“大字学颜(真卿)，小字学刘(春霖)”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张之洞和张佩纶是莫逆之交，张佩纶曾向年长的张之洞请教书法，张之洞说了八个字：“结体求丰，用笔求润。”藏于广西桂林图书馆藏张之洞尺牍，结体茂密，字形扁平，有苏轼书法的风貌。张佩纶的书法其结体内紧外松，中宫紧收、四面开张，长枪大戟的风格跃然纸上。
近代燕赵文人书家的书法，险侧中保平衡，斜势中显稳势，再现了书家的铮铮铁骨。其书法的结体，一方面体现出燕赵书家平和舒展的心理，另一方面也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们正直高雅的风骨品性。
(三) 章法端庄平正
近代河北籍的书法家，自小以考取功名为目标，受到严格的书法教育，有浓重的“台阁体”风格，章法十分端庄规范、雍容典雅。这种端庄的书法，与靠个性、靠创新、靠丑怪、靠情绪跌宕起伏而创作的书法迥然不同，这种端庄的书法不是一朝一夕练成的，而是靠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训练得来的。
张之洞、张佩纶、张人骏、刘春霖、潘龄皋、蒋式芬等燕赵文人书家群体创作的书法，均表现出一种整洁干净、消散跌宕、平淡古朴的章法风格，其格调雅致，直追晋唐高古风韵。章法严谨但无呆板之气，透露出一种规整、厚重、大气之美。于清劲中见丰腴，苍劲老辣。当这些书法展现在面前时，其刚方不折之气，流溢于笔墨间。
书为心画，这些沉雄浑朴气象高古的书法作品，其用笔、结体与章法是书法家思想情怀和个性风格的体现。我们从书法作品中读到书法家的心灵，感受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精髓。
燕赵书家为人的风骨和书法的风骨，在当代书坛对书法家的个人修养与书法创作取向有积极的价值。
当今的一些书法家，将重点放在了各种头衔、入展、课题、会议、人脉、圈子上，失去了一个文人书家应该有的刚正不阿的精神风骨与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而燕赵书家为人的风骨，为这些书法家树立了典范。文人需要一种典范，宋代颜真卿成为文人的典范，使宋代出现了欧阳修、范仲淹、苏轼、黄庭坚等固守着文人风骨的书法家。倘若没有这种典范，书法家就有可能走向歧途。近代刚正不阿、忧国忧民的文人书家所具有的燕赵风骨，能在当代展现出独特的时代特色，成为当代书法家的典范，“这种注重诚信、勇敢坚毅、义不避死的豪侠精神对当代人有很大的感召力。”[15]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国家政策下，燕赵文人的风骨也必将翻开崭新一页。
当今的书法创作，或是过于媚俗唯美；
或是过度创新，出现各种恶俗的“书法”形式；
或是迎合展厅效果，在形式上拼接夸张夺人眼球。然而，这种创作取向是和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化环境不符的。“笔墨当随时代”，当今时代，从改革开放到构建和谐社会再到全面实现“中国梦”，“文化自信”已成为当代人们的精神力量，昂扬向上、奋发进取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下，书法作品迫切需要刚健有力的艺术语言，需要有饱满的形式和雄浑的气势来体现威武自信的时代精神。燕赵文人的书法作品，在回归传统的基础上，以劲健、端庄的风骨而著称于世，对扭转当今书法的创作取向，让书法创作回归雄强端庄的劲健之风有重要意义。
燕赵风骨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埋藏在深厚的燕赵土壤之中。战国以后经过两千多年，这种扎根于燕赵大地的风骨依然存在。在危机四伏的近代，燕赵文人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以正直的为人和端庄的书法生动诠释了这种独特深厚的燕赵风骨。近代燕赵文人书家已经远去，但文人精神风骨尚存。这种燕赵风骨，是燕赵文人特有的个性灵魂与豪迈志气，同样也是中国文人的风骨，是真正的华夏风骨，为当今的中国文人书家树立了良好的典范。燕赵文人的风骨，阔人心胸、壮人胆识，让无数华夏儿女为之振奋，为之荡气回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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