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朝永
(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241)
如何提升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接受效果已然成为翻译学界、传播学界等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近年来，随着翻译学研究范式转换及其与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深度融合，国内文学译介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学科视域逐渐拓宽，影响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的要素受到学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国内学者针对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的主体、策略、内容、出版与传播渠道、目标受众、传播效果以及困境与出路等问题展开充分讨论。尤其针对“谁来译”“译什么”“怎么译”“效果如何”等问题，既有高屋建瓴的论述，也不乏针锋相对的思辨，相关研究逐渐走向深入，研究成果丰硕。然而，在取得深入进展的同时，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中国文学走出去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1]3。其所面临的诸多瓶颈不容忽视，如研究方法单一，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对译介环境与整体状况的把握，分析见树不见林，少见具有普遍参照价值的探索与思考，得出的结论也可能失于片面”[2]109-110；
研究视角易走极端，要么聚焦于文本而忽略外部因素，要么过度关注选材、编辑、出版、推介及接受效果等外部因素而割裂其与文本的联系；
对国外理论偏重引介，弱于结合本土实际创造性地加以应用，更遑论结合我国文学译介实践进行原创性研究和理论构建[3]3。上述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研究的发展，新时期的文学译介研究也亟待范式革新、理论提升和方法创新。有鉴于此，汪宝荣教授的新著《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以英译现当代小说为中心》(以下简称《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可谓应时而生，成为该领域当之无愧的新创获。
汪宝荣教授毕业于香港大学，获翻译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任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翻译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翻译学、中国文学文化译介与传播、中国翻译史等，尤其专注于社会翻译学视角下的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研究。近十数年来，汪宝荣教授躬行于社会翻译学研究，笔耕不辍，仅结合社会翻译学理论体系开展的文学译介研究论文已达二十余篇之多。鉴于其在该领域起步之早、著述之丰，称其为国内社会翻译学视角下的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研究“执牛耳者”恐不为过。《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以提高研究的原创性、探究性和反思性为旨归，尝试整合运用社会学理论、描写翻译学理论，加强基于第一手资料的个案实证研究，大胆提出假设，进而验证理论框架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据此构建适合中国翻译实践的理论模式。纵观全书内容，其理论基石深厚、视角独特、范式新颖、认识深刻，既有对相关理论的系统爬梳和深刻反思，又有基于现当代文学译介实践的译介模式考察；
既有对文本的精当评析，更有超越文本的提炼和思考。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策意识，无疑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一历史使命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书以社会翻译学理论为视角，基于鲁迅、莫言、余华小说英译与传播个案，对比分析五种典型译介与传播模式的运作机制，继而探究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意义。除“绪论”“结论”外，著作主体部分共分为八章，前三章为研究基础，后五章为个案剖析与实证研究，在社会翻译学与描写翻译学的理论框架内，借助经典案例探究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与传播的基本规律。全书主要内容简要概括如下。
作者在“绪论”中扼要概述本课题研究的时代背景、文学译介研究的视角嬗变、瓶颈等问题，敏锐指出“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是一个依靠网络运作的系统工程，其效果不光取决于译者模式、翻译策略和译本质量”。[3]1不仅如此，伴随中国文学译介研究的深入，基于社会翻译学视角的个案研究急增，但系统性成果尚付阙如。[3]3据此，该部分框定本书的研究目标、范围，厘清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需要拓展和深入的三块重点内容：“整合西方社会学理论”“探究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的运作机制及效果”“考察中国作家作品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
(一) 国内外社会翻译学研究进展
第一章为“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作者分三个小节，系统梳理社会翻译学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以及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研究，从而进一步廓清研究背景，明确该领域有待深入开展的研究课题。历经20余年发展，社会翻译学已形成“描述性社会翻译学、文化产品社会翻译学、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会翻译学”三足鼎立的学科格局。[3]7西方学者围绕翻译职业、翻译机构、翻译产品的国际传播、社会学与翻译学的关系等四个分支展开研究。此外，译者惯习及能动性、译者姿态、翻译场域结构及关涉多重因素的整个译介活动运作机制等均被纳入研究视野中。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则偏重对国外理论的引介和应用，其中也不乏对核心概念的阐释与拓展，如王洪涛对“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4]14-18的界定。概而言之，国内研究引介多、综述多，而理论建构和反思批评少，且缺乏结合中国翻译实践的理论提升和方法创新。换言之，国内的社会翻译学研究亟待加强原创性、探究性和反思性研究，着力于整合西方理论基础、分析模式与中国文学译介实践的融合，通过实证研究和个案分析，检验理论假设的适用性和解释力，进而构建适用于中国翻译实践的理论或分析模式。[3]31纵观21世纪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研究存在的问题，作者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有待深入的重点工作。
(二) 社会学理论与中国语境的社会翻译学理论框架建构
第二章是对本书“理论框架”的系统爬梳。作为翻译研究最富有活力的发展趋势，社会翻译学(socio-translation studies)无疑代表着一种跨学科的翻译研究新模式。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国内外学者广泛借鉴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reflexive sociology)、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以及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social systems theory)等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开展翻译研究，翻译学研究发生了“社会学转向”(sociological turn)，逐渐形成了一种创新性的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5]39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翻译学理论模式与描述翻译学经典理论共同构成本书的三大理论基石。作者着重阐述了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和文化生产场域理论，对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l)、场域(field)和实践(practice)的辩证关系[6]53-56进行系统梳理，着重阐释占位(position-taking)概念的理论内涵。根据文化生产场域理论可知，其运作通常基于“他治”和“自治”的双重原则[7]37-39，二者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动态发展关系[3]48。场域理论能够有效考察和解释惯习、资本、场域运作及其在译介过程中与诸多行为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并可据此为译介模式中诸多影响因素的剖析奠定理论基础。布迪厄将出版商视为文学作品价值的“真正生产者”，因此文学译介研究还必须重点考察包括译者在内的“作品意义和价值的生产者”。尽管作者肯定该理论对文学译介研究的适用性，但同时冷静地指出，该理论是“基于对法国文学艺术实践史的考察，未必完全适用于当下语境或别的国家”，“将其直接用于分析文学翻译场域更需谨慎”。[3]52随后，作者引入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出其强调网络的重要性。鉴于任何行动者(包括非人类行动者)都难以脱离网络而单独行动，这一理论核心与布迪厄理论具有互补性，二者结合有助于分析译本生成的全部影响因素。
海尔布伦(Heilbron)的国际翻译图书系统分析模式总结了三个基本规律：译作往往从中心语言流向边缘语言，越是中心语言，其充当中介语的能力便越强，越是中心语言，其被译为其他语种越多，该模式对于反思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和对策有重要启示。[3]61通过对卡萨诺瓦(Casanova)的世界文学场域结构与翻译类型的剖析，尤其基于对“输入型翻译”和“输出型翻译”的区分，作者强调，文学译介在翻译出版方面需加强中外合作，重视国内外出版社在国际文学市场的符号资本。本书还引入“译者惯习假说”和“译者姿态理论”，前者有助于分析译者获得翻译能力和生产译作的社会—认知机制，后者则有助于解释译者基于性情倾向的翻译策略，这无疑是对社会翻译学理论往往忽略文本分析的一种反拨。
本着严谨的学术态度，作者专门辟出第三章用于界定本书的关键词，以进一步厘清研究焦点，框定研究范围。作者界定了“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的内涵，将“中国文学译介”界定为广义上的“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既包括“翻译”，也包括“推介”，且“传播”这一概念涵盖“接受”，即把“接受”视为“传播”的结果。其同时指出，译介是译作得以传播的手段和过程性行为，传播既是译介后的一种手段和过程性行为，也是译介的最终目标，而传播的成功会推动更多作品的译介，二者相辅相成、同等重要。[3]71根据本书界定，“传播影响力”是衡量译介与传播效果的评判标准和基本依据，而“被认可度”是译介与传播的重要表征。作者还清晰勾勒出“中国现当代小说翻译场域结构”[3]80，以详细阐释不同场域之间的包含关系、相互影响的机制等，使原本抽象、复杂的场域结构清晰可见。作者继而对“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加以阐释，厘清中国现当代小说翻译生产过程所涉及的人类行动者(作家、经纪人、译者、出版商等)和非人类行动者(媒体、刊物、售书平台等)。本书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可扼要概括为：翻译研究的描写与解释并重法、汉英文本比较分析法、宏观、中观、微观三级分析法、社会学实证研究法(半结构式访谈、文献研究法)。作者指出，“由谁发起+由谁出版”的运作机制有助于突显项目发起者和出版社在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中所起的核心作用。[3]95随后，作者建构了“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模式”，将其分为项目发起过程、翻译生产过程和译作传播过程三个主要阶段。
(三) 中国文学译介的主流译介与传播模式
本书第四章至第八章为基于社会翻译学及描写翻译学理论的个案分析，其目的在于厘清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的主流译介与传播模式，考察其利弊得失，探寻中国文化文学“走出去”的基本规律，探究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的可行性路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1) “华裔学者发起并翻译+西方学术出版社出版”模式
作者以王际真翻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发行的《鲁迅小说选集》为案例，分析这一运作模式及其特点、利弊、启示等。王际真中西兼备的教育背景不仅促成他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学的译者惯习，也为其积累了语言资本和文化资本；
初期译介《红楼梦》的成功、后期译介鲁迅小说的成果又为其积累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实现了在美国学术场域的“占位”，从而促成其与西方学术出版社的经典合作模式。此外，美国文学、教育场域对鲁迅作品的需求、王际真的译者惯习及其充足的非经济资本也是形成这一模式的重要动因。王际真作为学者型译者的身份以及其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使得译本忠实准确、可读性强，译者追求忠实与通顺兼顾、充分性与可接受性并重，力求在保留中国文化与确保读者接受之间取得某种平衡。[3]126从出版销量、馆藏量、认可度、书评等综合判断，王际真译本获得美国汉学界的普遍认可，其传播影响力经由美国汉学界拓展至英语世界乃至整个世界文学场域。这一目标的达成则得益于营销流通、学术和社会认可、评论推介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及运作，其中既有“天时地利之便”，也有译者、机构、作品内涵等因素叠加而形成的推动力。由该模式的成功反观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实际效果，针对那些至关重要但又缺乏市场基础的作品，由我方选题并资助，委托西方知名学术出版社发行或是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最现实、最有效的手段之一。[8]102-104
(2) “国家外宣机构发起并资助+外文出版社出版”模式
作者以鲁迅小说为文本依托，选用杨宪益、戴乃迭(Gladys Yang)夫妇译本为案例，其归旨为分析 “国家外宣机构发起并资助+外文出版社出版”模式的运作机制。杨、戴夫妇独特的教育背景和“中西合璧”式婚姻为二者积累了语言资本和文化资本，回国后的翻译活动进一步促成其译者惯习的形成。尽管二者的合作堪称“完美”，但在选材偏好、翻译原则、策略倾向上仍有所不同。概而言之，遵从出发文化取向的杨宪益主动或被动地顺从“偏重直译”的国内翻译传统和机构翻译规范，而遵从目标文化取向的戴乃迭则一直试图摆脱其制约，这一点通过对比二者合译作品与戴乃迭独译作品即可知晓。通过对杨、戴译介历程的剖析，作者对图里的假设[9]27-29提出重要修订：出发文化通过翻译主动“输出”本文化的文学产品，恰好满足了目标文化对该产品的需求，填补了目标文化的某种空白。[3]157-158杨、戴译本在确保译文准确的基础上，兼顾通顺和可接受性，其策略带有显著的“机构翻译”特征。就其接受情况而言，杨、戴译本在不同时期经历了由“冷遇”到“密切关注”再到“普遍认可”的时代变化。就此，作者敏锐指出，“该模式可谓利弊兼具、‘收获与受挫并存’”[3]197，其对当下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
(3) “汉学家发起并翻译+西方学术出版社出版” 模式
作者以美国学者莱尔(W.A.Lyell)所译、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发行的《鲁迅小说全集》为案例，剖析该模式的运作机制。莱尔译本以学术性见长，其译本问世标志着鲁迅小说英译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翻译期”[10]。这一模式的典型特征是：作为西方汉学家的译者主动发起翻译，西方学术出版社承担出版、发行、推介。译者莱尔借助其早期教育背景、个人兴趣、中文优势走上文学翻译之路，通过初期学术研究和译作介入美国文学翻译场域，其学者身份及在大学担任教职又赋予其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莱尔主动发起翻译鲁迅作品是“外因”(20世纪80年代美国文学场域对鲁迅作品的需求)和“内因”(译者惯习)双重推动的结果。在此基础上，莱尔借助其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由此转化的符号资本，成功“说服”学术出版社接受其翻译选题。莱尔译本的学术性特征明显，其准确性、流畅性、生动性均有超越前人之处。然而，由于时代背景及前期译本的影响，莱尔译本的传播范围和时间跨度有限。研究表明，该模式可行性高，译者承受的风险较低，市场定位精准，目标读者明确，由此成为中国文学进入英语世界的重要渠道之一。
(4) “汉学家发起并翻译+西方商业出版社出版”模式
作者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Goldblatt)担任翻译、美国维京企鹅图书公司(Viking Penguin)发行的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译介历程为例，同时论及由葛浩文翻译、美国拱廊出版公司(Arcade Publishing)出版的莫言小说《酒国》。被誉为莫言“御用译者”的葛浩文具有独特的译者惯习，通常基于个人喜好选择原作，并主动联系中国作家获得授权进行翻译，进而通过出版流程或借助代理人招募出版社；
继而凭借自身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等获得出版社合作机会，译稿由此进入商业化的编辑、出版、推介环节。由于葛浩文译本忠实性、通顺性、生动性兼具，注重适度保留原作的异质性元素，加上其恰到好处的意译策略与译者敏感的汉英语言类型差异意识，使其译本可读性强，传播和接受效果十分理想。此外，通过对《红高粱家族》和《酒国》传播影响力的比较可知，出版社的综合资本、电影的推动力及作品的适销性均为影响译作接受效果的重要因素。综上，作者明确指出，这一模式是“公认的有效运作机制”[3]309，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影响力的提升居功至伟；
但不可否认的是，该模式在翻译选题上所具有的随意性和非理性也显而易见，由此作者将葛浩文界定为一位具有商业化特征的非典型的学者型译者。这一模式恰恰说明，深谙目标读者接受习惯和英美文学翻译场域运作规律的汉学家或许是中国文学文化外译的最佳人选。
(5) “中国作家发起+西方商业出版社出版” 模式
作者以英籍学者白亚仁(A.H.Barr)翻译、美国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发行的余华小说《第七天》为个案，分析该模式的运作规律及其与上述四个模式的差异。该模式的独特性在于：翻译出版项目由中国作家本人发起，或作家与西方译者联合发起，然后经由外国经纪人与有过合作关系的西方商业出版社达成合作，作者、译者、出版社签署相关合同后，译介活动进入翻译、出版发行和市场推介行动者网络。《第七天》译者白亚仁的教育背景、职业背景为其译者惯习的形成奠定基础，而其学术身份则赢得国际汉学场域的认可。白亚仁的学者型职业惯习与其在学术场域的符号资本使其顺理成章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场域，结识余华后又因其在学术场域的声誉和地位而同原作者建立互信关系。研究表明，余华作品风格契合白亚仁对翻译选材的偏好，其翻译风格强调忠实于原作的内容和思想，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可接受性及读者反应。具体而言，白亚仁的译文体现出适度删繁就简、适度调整叙述方式及归化异化适度平衡等主要策略，并由此获得目标语文学场域的学术和社会认可，这一模式的独特性不可忽略。
作者研究发现，上述五种译介与传播模式效果各异，均具有不可替代的实践意义。其中汉学家发起并翻译、西方商业出版社出版模式最有效，传播影响力最大；
而在其他条件具备的前提下，中国作家发起、西方商业出版社出版模式的效果并不逊色于上述模式；
华裔学者/汉学家发起并翻译、西方学术出版社出版模式的效果不及商业出版模式，但译者招募出版社成功概率较大，译作能在学术圈和图书馆长期传播流通，特别适用于不可能畅销的经典作品；
国家机构出版模式的效果相对不易确定，但总体上与学术出版模式相近。结合上述研究发现，作者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进行深入反思，提出诸如“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多种译介与传播模式并举，重点资助国际知名译者及行动者网络中的出版商、媒体、评论家等有助于推介译作的活跃因素，继续加大对国外机构文学译介活动的资助，尤其是加大对优秀文学作品的影视剧改造力度以带动译作传播，同时不能忽略对原作内涵的培养和提升，并加大对高端翻译人才培养”[3]355等切合实际的中肯建议。
社会翻译学所带来的新理论、新方法为文学译介研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拓展了当前研究的边界和视角。就此，作者孜孜以求的“理论整合、译介与传播模式探究与作品传播、接受考察”三大任务取得多个层面的重要创获，其主要特点与价值概括如下。
(一) 问题意识强，理论视角广阔，学术价值突显
作者敏锐指出，社会翻译学“在某些理论假定和概念体系上相互冲突，缺乏综合兼容的理论框架；
有忽略文本及翻译策略分析的倾向；
社会学理论与翻译研究的契合和对接不够，影响了理论适用性和解释力”[3]31等。且本书开篇就以当前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研究存在的问题及遭遇的发展瓶颈为导向，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其立志于提升研究视角、范式革新、理论构建的宏愿，使得本书研究极具原创性。本书基于社会学理论、社会翻译学理论模式、描述翻译学经典理论三大理论视域，但实际论证过程还充分融入译介学、传播学、对比语言学的理论视角，具有广阔的理论视野。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本著作融合并贯通了上述几种理论，将其统一在社会翻译学的总体视域之内，其理论建构的初衷得以有效实现。作者通过整合布迪厄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了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模式”，从项目发起、翻译生产和译作传播三个网络系统，考察译者惯习及其各类资本之间相互协调、彼此关联的系统性活动。而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翻译场域结构”[3]80的阐明使原本纷繁复杂的抽象关系得以直观表征，有助于更为具象、全面地洞察文学译介场域的运作规律。上述理论融合、提升与模式创建，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 研究内容新，译介案例经典，切中实践要害
本书对相关的核心要素进行思辨、扬弃和再思考。从“译介”与“传播”的基本内涵界定，到“传播影响力”“被认可度”“中国现当代小说翻译场域”“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等核心概念工具的提出以及对“国家外宣机构”等概念的再界定，无不凸显出其对文学译介要素别出心裁的思辨。作者选取鲁迅、莫言、余华三位现当代文学巨擘的作品及对应的国际知名译者为案例，不仅案例本身具有经典性，还兼顾到译介活动的时间跨度，以考察作品不同历史时期的译介规律。就此，本书在文本范围、译介时间、译本传播历程三个方面，均已达到新的高度。正如作者指出：“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实际是有关行动者和机构借助翻译生产、营销流通、评论推介等手段，最大程度发挥其传播影响力，使其被认可的过程。”[3]352中国文学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这一“有限制生产”活动，其有效传播依赖网络的有效运作，并由此直接影响译作的传播影响力，这一认识无疑切中了前期已有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要害。
(三) 研究范式新，兼顾文本内外，描写解释并重
翻译活动是一个远远超越文本的跨文化传播行为，“翻译生产不仅受到本土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同时还要面对异域文化环境的检视与考验”[11]。本书基于“由谁发起+由谁出版”的运作机制，重点考察五种模式的运作机制、方式及效果。这一分析模式还具有兼顾文本内外的特点，弥补了社会翻译学容易忽略文本分析的缺陷。由此可见，上述分析模式超越传统研究中“主体与客体、译者与文本、文本与语境、内部与外部、微观与宏观、规定与描写”等诸多二元对立的局限，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实现交叉、融合，可谓另辟译介研究之蹊径，既注重对译介现象和诸因素的客观描写，又兼顾对其相互影响、互相制约关系的梳理、解释，由此开创了文学译介与传播研究的经典范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的视角能有效揭示翻译项目从发起、生产到传播三个阶段涉及的复杂交互活动，也有助于解释其运作机制和规律，从而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研究范式与分析框架，具有显著的方法论价值。
(四) 研究发现新，观点有破有立，彰显智库价值
作者对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的规律形成的诸多新认识不胜枚举，如：华裔学者通常中英文功底深厚，误读误译少，适合用作教材；
学术出版社的译作虽较难进入商业流通渠道，但市场定位准确，销量稳定，这一模式至今仍具有借鉴价值；
汉学家译作理应更易获得本国读者认同，但实际译介效果还受到译者个人惯习、目标场域期待的动态变化及作品内涵等因素影响。[3]354-355此外，作者根据发起人的不同身份与出版社的不同性质，将五种模式分为“输入型”和“输出型”，并指出国家机构文学译介因带有外宣性质，容易在目标国遭到冷遇乃至抵制，再次印证了江帆[12]等人的判断，即杨译担负着对外宣传的使命，或对其译作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造成阻力。然而，其“组织得力、管理有序、质控严格”的优势也显而易见，因此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实践意义。总之，作者对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形成新认识，且观点破中有立，具有强烈的思辨性，对于未来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落实具有重要的决策参照价值。
综上，本书聚焦于当前学界关注的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这一热点问题，既汲取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思想与方法，又秉持关系主义方法论和整体论原则，充分展示出社会翻译学“宏观、中观与微观相互参照、有机融合”[5]39的新范式特点，是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的创新之作与集大成之作。
《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特色明显、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突出，不愧为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研究的新创获。然而，由于本书理论视野广阔、内容丰富加上文学译介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其在取得诸多创获的同时仍存几点有待商榷、亟待深入之处：
第一，尽管本书基于社会翻译学理论进行理论创新和建构，但文学译介“仍需要更多的案例研究，以测试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在不同背景下的适用性”。[13]280
第二，译介效果的评判除发行与馆藏量、书评及专业人士认可等因素外，还宜基于大众读者的直接反馈，从译介受众的角度为译介效果评估增加一个更为活跃的维度。
第三，作者对译作的“内部描写”以定性分析为主，若能实现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手段(如基于语料库的统计分析)，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翻译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和说服力”[14]。
第四，本研究视野主要集中在严肃文学，研究个案极具典型性，但在范围上仍具有可拓展性。
此外，目标受众划分有待细化，如大学生群体属于专业读者还是普通读者，学界并未达成一致。若从其教育背景、专业而论，学习汉语的英美大学生或以汉语、中国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生无疑可视为专业读者，但除此之外的大学生群体若出于个人兴趣阅读中国文学译作，是否可归为专业读者则值得商榷。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现当代网络文学作品的读者群中非专业读者的比例并不低，以北美最大的中国网络文学翻译网站“武侠世界”(Wuxiaworld)为例，其读者群绝大多数都是非专业的青少年读者。网络文学传播的速度、范围和效果或已超过古典文学或现当代严肃文学。有鉴于此，了解英美国家青年群体的阅读习惯、兴趣，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内容、译介策略、译介途径等因素的决策均具有重要意义。毕竟，读者群具有生成性、可塑性，“互联网一代”已逐渐成长，有望成为网络文学的主体力量，了解并满足这一新生代的实际需求或许也是中国文学外译的另一个蹊径。
概而言之，本书虽有些许待商榷之处，但实属白璧微瑕，不愧为当前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研究的扛鼎之作。
当前，中国文学译介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新时期“如何阐发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价值及其世界性意义”应当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的着力点”[15]。毋容置疑，要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翻译仍是必经之路[3]1，而文学译介与传播是利益相关者进行反复互动、权衡的过程。社会翻译学不仅为考察译介活动提供宏观的整体分析框架，还可基于此分析来考察译介与传播过程的中观、微观问题，因此深入发掘中国文学的内在价值也应当成为当前和今后的研究重点。社会翻译学相关理论有助于厘清文学译介与传播的规律与深层逻辑，进而为制定、选择、采取合适的对外译介策略提供理论参考，从而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促进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场域的传播与接受，真正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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