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 英 杰
(中央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马克思的文化思想是其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一旦提及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提到的是其哲学的实践性。由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条件，以及由此带来的马克思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所限，马克思把其论述的重点放在了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上，放在了打破唯心主义的垄断上，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马克思对文化不重视。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并明确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但它们又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6、732页。虽然马克思对文化问题没有进行刻意的系统性的理论阐释，但马克思在其著述中曾多次谈到文化问题，尤其是对文化本质的分析，精彩且富有启示意义。本文旨在厘清马克思对文化本质揭示的内在逻辑，全面展现马克思对文化解读所具有的独特的时代价值，以此探讨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以期对当今的文化建设有所裨益。
马克思对文化本质的揭示起源于他对人的“类本性”的分析。文化同历史一样，都具有属人性，是因为人具有超越动物的意识，这是文化和历史具有意义的背景。人在本性中，具有与动物一样的属于“物种”规定的部分，但人还有在后天活动中自我创造出来的生命，这就是人的类本性。“类”超越物种的自然规定又内含了物种的自然规定，是对人在自我创生过程中形成的体现人的特殊性质的描述。类本性意味着人在自觉活动中与他人和他物建立了本质的内在统一关系。如果说种的概念代表天然性、给予性、单一性、不变性，那么“类”这个概念便表示自在的自为性、历史的生成性、否定的统一性、超越的自我性、自由的整体性种种特性(3)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哲学创新的生命本性》，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人的“类”本质的超越性、创造性使人具备了其他生物所不具备的创造力。
人比动物多一种生命本质，就在于人类不仅有种的本性，要按照自然生命生存，还具有类的本性，可创造自为的生命。人在实践中创造出了自己的世界，也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了类本质。从人的起源来看，是劳动创造了人，劳动体现了人的本质，而人的劳动与其他动物不同在于劳动的创新性、创造性。站在“类”的角度分析，创造与创新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人区别于其他类的最根本的特征，而文化正是人的创造本性的体现结果。所以，文化的属人性质是文化最本底的规定性，文化体现了人类对于大自然的超越，体现了人类的创造性。从自然的角度来看，文化是属人的第二自然层次，建立了属于人类自己的世界。当从“类”的角度去研究人时，人类成为一个切实的利益共同体，人处于自为状态，人与自然在互补的平台上相互作用，文化中所包含的人本规定性为人类开辟了一个自由的创造空间，在人化自然的空间里展示着人的独特本能。
人是追求理想世界并能够创造理想世界的生命，人在拥有其他生命共有的能力之外，还具备其他生命没有的能力，即人的创造能力，这也是人成为地球生命形式中最高形态的原因所在。正是人的创造性，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别了开来。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8页。。动物只能生活在一个既定、给定的自然界中，以本能的方式适应自然界，而人却不一样，自然界对于人类而言并不是直接存在着，人能够改变自然界，能够超越现有的客观环境，创造出人化的理想世界。得益于人类的创造本能以及文化自身的积累性，人类的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在不断地进步与发展之中，从而也使得人类社会不断地跃迁，实现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变更，文化成果就是这种能力的高级体现。文化成果内在蕴含的创造性是人类独特的创造本能的集中体现，文化是在历史中凝结成的非个体的习惯产物，具有自在性，因此文化代表着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人类全面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文化的积极作用。
人创造了文化，是文化的特定主体，同时文化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重要特征，文化成为人一个特有的能力体现。“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那样在精神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4页。可见，马克思指出了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的社会生产在本质上是精神生产。一个人只有通过有意识的创造性的活动，才能形成真正的自我，而这样形成的自我也就自然地富有特质性地存在，从而代表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有意识的创造性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创新的范畴，其间每一个人所体现出来的创新性可确切地说明这个人的特质。人在创新中确认自我，也在不断创新中进行发展。人的类本性是个体生命独立基础上的联合。在个体发挥生命潜能的同时，人的类本性也得到丰富，社会得到进步。文化恰恰就是人类超越自然的创造成果的凝结，是类本质对象化的历史积累。而人类追求创新的欲望又使文化也在不断更新之中，推动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
当我们以时间为纵坐标来考察马克思对文化本质的揭示，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在历史进程中，伴随着社会分工带来的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人类也相应地形成了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其中精神生产力也就是文化生产力。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指出，随着人类生产劳动的发展以及社会分工的变化发展，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对象就会产生，“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8页。。而且，马克思恩格斯也特别强调：“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3页。。
从精神生产力产生的过程来看，文化是人在高级阶段才会生产并发展出来的。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从根源上讲，来源于人，人类最初的实践活动处在刀耕火种的阶段，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存，而当这个需求被满足之后，人们就超越了这个阶段，开始了对更好的生活水平、更高的生产水平的追求。人首先表现为自然存在物，要经受住自然界的考验，就像其他动物一样，要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其次，“个体是社会存在物”(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4页。，在社会的发展中，人需要和其他人发生交往，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并且在此之上形成了集体的共同需要，人们满足自己的需要也是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进行的。人区别于动物更在于人是类存在物，是自由的存在物，人有高级需要，当物质要求满足后人们又产生了精神世界的追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对此的分析是，高级需求是种系进化过程中发展后期的产物，一切动物都有进食的需求，高等动物例如猿就有了爱的需求，而人类会有创造的需求。人类的需要从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人在满足需要的实践过程中，其动物本能作用比重在降低，而高级需求的程度在增加，这种需要是人类自觉性的表现，是人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的本质区别。所以，从人类实践的向上发展道路上看，文化创造的动力来源于人的需求，“一个种的全部特征，种的类特征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征恰恰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文化是在人的需求不断被满足、不断升华中创造出的价值体系。虽然有形的物质证明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但其中的文化意蕴却会被时间永记，被历史传承。所以，站在历史长河的岸边看人类的发展过程，文化凝聚了人类群体的生存方式和现实感受，沉淀着一个民族最深层次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文化总结了人类在整个存在过程中所发展和缔造出来的成果，体现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总和。所以，人是文化独一无二的主体，离开了人类这一主体，文化也就没有了意义。而且，文化贯穿了人类的整个延续过程，伴随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并成为人最习以为常的生活内涵。文化从根本上关乎人类与自然、社会、自身的各种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关系，从时间上囊括了历史、现实与未来。与文明相比较，文化更侧重于深层与无形的一面，是人类发展历史脉络中的灵魂，影响着人们的内在规定性。
文化从作用力的延续性而言，是历史凝结生成的稳定生存方式，虽然有时并不是直接和明显地作用于人的观念和理念，但是却融通于社会总体的方方面面。一方面决定着社会的运行机理，从深层次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也对个人的精神和灵魂产生巨大的塑造力和决定力。当一个人脱离了他所熟悉的文化环境时，就会发现不适应、不顺畅，这就是文化的潜在规定性的作用所致。所以，文化代表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是人类生活的样法，与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紧紧相连，在人类历史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由于地域、历史等因素的作用，文化的多样性成为文化一个与生俱来的特点，不同的人类群体拥有不同的目标追求、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
马克思对文化问题的分析是建立在历史唯物观与辩证唯物观的基础之上的，当我们从横向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对文化本质的揭示，可以看出，人类政治经济生活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相互融合的程度不断加深，预示着人类文化将迎来一个整体发展的时代。马克思在著作中多次提到了“普遍交往”“世界交往”“个人之间的交往”等词语，表达了文化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性。在文化整体发展的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发展都将融入世界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之中。
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的直接成因在于大工业的生产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是“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大工业时代，各国文化之间的交往和互通日益频繁，彼此之间的影响和依赖也在逐渐加强。在这个趋势的影响下，一些文化特有的民族性的东西在消弱甚至是消失，而彼此之间共同性的东西在发展，面对的共同挑战和机会也在增加。马克思预言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生产和消费模式日益世界性的趋势使得各国的文化和文明也变成了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成为各个民族必须面对的现实。
人类普遍交往的结果就是世界历史或者说是世界文学的形成。马克思指出，无论是在物质生产方面，还是在精神生产方面，地方和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越来越没有存在空间，“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在这里，“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就是民族文化的代表，而“世界的文学”的产生正是文化全球化的征兆。民族之间的交往不仅仅体现在彼此之间的物质交换，语言、情感、心理素质、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制度体制也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各个民族的文化在多样化交往的状态中获得共同发展，最终形成多样性的世界文化格局。
“交往的形式”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马克思同时指出，普遍交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世界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客观过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下，不同文化的主体之间产生互动作用，从而形成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这不是各个不同文化的简单相加或集合，而是各个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并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文化具有流动性，其天性就是传播和交流，文化的互通促进了不同文化的相互吸收和补充。尤其在当今时代，文化传播更是文化一个不可避免的环节，而且当今的传播媒介更新加快，互联网的产生和应用使文化传播发生了质的改变，对于文化的交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从文化的作用来看，文化具有先导性。马克思曾明确提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为物质力量”(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当社会发生变革时，也伴随着文化的更迭和断裂，伴随着旧文化的泯灭和新文化升起，“某一民族在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
通过反省，思想形态确立了，旧传统也改变了，整个文化终于进入一个崭新的、更高的境地”(13)韦政通：《中国哲学辞典大全》，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第767页。。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也是文化的变迁史和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交流史，进步的文化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要素，文化的变迁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行为倾向和精神追求的更替。“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就体现出了文化在经济、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影响力和作用力，是人类主体在追求自身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来的创造性力量。文化软实力不可能凭空产生，也是在一定的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文化软实力对未来有奠基性，是一代又一代的传递、继承和发展。
时至今日，我们总结和反思马克思对文化本质的揭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马克思对文化本质的分析以人的“类本性”为起点，以实践为基石，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强调文化的创造本性和交往实现，为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从十八大以来，对文化建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重视，通过系列讲话形成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成果，其中蕴含的丰富思想和科学内涵必将掀起中国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首先，马克思对文化本质的揭示是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秉承了马克思对文化解析的基本立场。面对新时代新形势，习近平明确指出文化的重要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15)《文化自信——习近平提出的时代课题》，新华网，2016年8月5日。。“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16)《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5日。面对时代带来的挑战与机遇，面对更加美好的未来，经济科技力量是必要条件，文化文明力量也同样重要。
马克思强调文化的基础是实践，以及经济对文化的基础决定性作用。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7)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5页。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精神本体说进行批判时曾经说道，黑格尔认为现实事物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而马克思的观点与黑格尔恰恰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页。。作为人类首要的和基本实践活动的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人类活动的出发点。有了物质生产，才能生产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而使民族、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使文化的主客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现今的时代距离马克思的年代已经很久远，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当今世界的形势下，文化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但是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点是不会变的。任何国家发展文化软实力，不能空洞地虚无地发展，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作用发挥是相互促进的，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
与马克思强调实践对文化的基础性作用、经济对文化的重要影响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文化对经济的依赖作用，并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3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进程中，习近平多次阐明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互依赖，指出二者不可偏废，“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所以，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21)《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2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0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向前推进，依赖于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得到改善，这一切需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
其次，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对文化本质揭示的继承与创新。文化的产生与发展都与人的创造性息息相关，这对现实的一个重要启示就在于文化建设中有非常关键的两个点位：创新与传承。习近平指出，文化发展的要点在于创新与传承协同并举，“文明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我们应该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23)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
第一，创新力是其他实力的基础，也是最能体现文化价值取向的构成要素。西汉时期扬雄提出“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出自《太玄》)的观点，便是这个道理，“不因不生”说明继承传统的重要性，“不革不成”说明了不断创新的价值。文化繁荣、创新之时，也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时期，是国家创新力与竞争力的积累时期。“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2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培育和促进文化的创新性不仅是文化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时代发展创新的内在要求，更是一个民族与文化持续前进的要求。只有努力营造文化的创新性内涵，才能从本质上促进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为民族国家的进步提供不竭的动力。
第二，文化的发展与建设具有历史传承性。马克思指出：“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他们直接面对的过去遗留下来的环境里创造历史。”(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对于我国当下的文化建设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宝贵的文化资源，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我国文化自信构建的重要来源。习近平十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提升到了一个崭新阶段。他多次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26)《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其中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滋养源泉，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和文艺创新的宝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27)《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面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不能非左即右，“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8)《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第三，马克思对文化本质的揭示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价值指引和路径参考。世界各国和各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虽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和文化范式，但是从人的“类本性”来讲，人类多样文化又有趋同性的一面。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类是群的平台，在类之下可以划分许多不同的群；
类是群的基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许多问题只有立足于人的类本性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每一类文化和文明的体系内部总有被整个人类接受的、被普遍认同的观念和价值，这也是整个世界在整体趋势上能呈现和谐共处的原因。人类都有共同的推崇的某些理念，例如爱、正义、自由、进步等等，对这些理念的认可和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整个世界的秩序。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不同文化之间是具有共通性的，是没有交流和互通障碍的。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明确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29)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文明正是因为不同与多样才具有了交流与互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如果人类文明只有一种模式，那么世界将是单调的，也是静止和无趣的。正是在对话沟通之中，不同文明互相借鉴，从而各自得到发展。加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生，也是不断加强和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句话同样可以适用于文化的发展上。尤其是在信息交流如此迅速和快捷的当今时代，更应该主动增强主体文化的包容性。文化交往并不是抹杀其他文化，而是在于互通有无、相互交流，对外界文化进行改造、创新、提升。文化的传播强化和延续了文化的魅力和价值，是文化的外化和辐射过程，文化传播力度越大，文化认同力也就越强。对于文化传播来说，主体方的文化得到了推广，其影响力得到增强，但是对于接受方来说，得到传播的文化，这也是增强自己的实力、吸收外来文化优势的过程。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从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空间维度着手，文化建设应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在现今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文化发展不仅要积极创新、自我扬弃，还要摒弃傲慢和偏见，正确认识自身和其他文化的差异性，站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平台上交流整合，积极发展，博采众长，处理好借鉴和独创的关系。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自古就有差异，这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旨在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合一处、相辅相成地互动式共享提升。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9月举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讲话时强调：“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30)《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31)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文化发展和一切生命有机体是一样的，都需要新陈代谢，长期自我封闭只会导致文化文明走向衰落。“各国应该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促进各国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动力。”(32)《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新华网，2021年1月25日。中国要发挥对世界的影响力，必须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出去，让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产生认同，认同了文化理念，才能进一步认同中国的政策(33)杜娟、巨慧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时代使命》，《学术交流》2021年3期，第19—20页。。
综上所述，文化代表了一个民族最恒久的形象，构成了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精神家园。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前提。我们现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仍然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积极领悟马克思的文化思想内在蕴含的意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结合现代环境，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从而有效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崛起。
猜你喜欢 马克思文明人类 马克思像宝藏(2022年1期)2022-08-01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萌芽——重读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1年1期)2021-11-22人类能否一觉到未来？大科技·百科新说(2021年6期)2021-09-12请文明演绎银潮(2021年8期)2021-09-10论马克思的存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0年2期)2020-07-21人类第一杀手好孩子画报(2020年5期)2020-06-27漫说文明农村百事通(2020年11期)2020-06-271100亿个人类的清明意林·全彩Color(2019年6期)2019-07-24在马克思故乡探讨环保立法人大建设(2019年2期)2019-07-13对不文明说“不”作文周刊·小学一年级版(2016年42期)2017-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