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雅 ， 徐会苹
(河南农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郑州 450046)
家庭农场作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和骨干力量[1-3]。家庭农场能否在农业资源日趋短缺约束下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赖于其是否具有较高生产效率[4]。当前中国家庭农场效率值不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5]。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把农业规模经营户培育成有活力的家庭农场”。家庭农场只有提升经营活力、提高农业经营效率，才能具有发展实力和带动能力[6]。
为有效提升中国食用油自给水平，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要多措并举发展油菜、花生等油料作物。河南是全国花生生产第一大省，2020年花生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33.06%。近几年，豫南丘陵区花生种植规模日益增大，成为河南花生重要的生产基地。家庭农场作为主要规模经营主体，花生种植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丘陵区家庭农场主种植积极性，进而影响到国家粮油安全。
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力量，家庭农场因具有规模效益、劳动监督成本低等特点一直被学者所关注，特别是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家庭农场明确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形式后，关于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研究引起学者们高度关注。有学者从家庭农场与其他经营方式效率对比角度进行分析。高鸣等通过对农村固定观察点各经营主体的效率分析后发现，家庭农场经营绩效明显高于个体农户[7]。罗必良等指出，家庭农场技术效率明显不如农业龙头企业，规模效率也远不如专业大户[8]。部分学者基于不同区域家庭农场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不同地方家庭农场经营效率。高雪萍等运用DEA方法，分析了江西省107个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后指出：江西省家庭农场综合效率均值为0.683，家庭农场综合效率更多受规模效率影响[9]。姜丽丽等对江苏省家庭农场研究后发现，家庭农场效率并不理想[10]。袁梦等研究得出黑龙江家庭农场综合效率平均值为0.459，总体处于中等水平[11]。任重等认为山东省家庭农场综合效率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也有学者比较分析了不同组织类型家庭农场经营效率[12]。钱忠好等运用DEA方法分析得出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全部样本水稻生产的平均技术效率值为0.958，纯种植型家庭农场平均技术效率为0.957，其他类型家庭农场平均技术效率值高于全部家庭农场，达到0.967[5]。高思涵等也认为不论是全要素生产率、水稻生产效率还是要素投入效率，种养结合农场总体高于纯种植农场[4]。
围绕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影响因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杨万江等认为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与技术效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13]。农场主的受教育水平、年龄、土地、农场离中心市场距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资本投入、自然灾害等都会对家庭农场绩效产生影响[14-16]。不完全市场因素使家庭农场发展面临较高交易成本，也影响农场经营效率[3]。国外学者从其他方面对家庭农场效率研究做出了相应的贡献。R.Huber等认为影响家庭农场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农业规模变化、农场类型变化[17]。J.Cortez-Arriola等从劳动力灵活性、低成本和内部资源使用上分析了农业创新必要性，认为通过农业创新可实现家庭农场的效率增长[18]。
从以上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家庭农场发展时期不同、所在地区不同、家庭农场组织类型不同，经营效率也各不相同，影响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具体因素也不相同。国内丘陵山地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三分之一以上，丘陵区家庭农场发展将直接影响中国家庭农场整体发展水平，而目前鲜有关于丘陵区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专门研究[19]。丘陵地区地理条件相较平原地区“先天不足”[20]，家庭农场因对规模经营的局限及对生产要素认知和使用缺陷很可能导致家庭农场在生产活动中做出非效率选择。本研究以豫南丘陵地区190户家庭农场为样本，通过对其主要作物花生、小麦经营效率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影响其经营效率的核心要素，提出提升花生种植效率的建议，以期为提高农场主花生种植积极性、确保国家粮油安全提供借鉴。
1.1 研究对象
豫南丘陵区地处我国亚热带北缘，包括河南省南部驻马店、信阳、南阳三市所属14个县(市)，占河南省土地面积的15%，耕地面积占河南省耕地总面积的1/10。作为河南传统的油料作物生产基地，自然条件非常适宜种植花生。小麦是河南传统、优势产品，种植面积居全国第一，产量占全国1/4强。本研究于2020年10—11月选择泌阳、确山、遂平3个县丘陵区家庭农场作为调研对象，根据各县家庭农场统计数据，随机选取种植类200个家庭农场进行实地调查，经过回收和整理，剔除了秋季未种植花生农场，最终获得了190个有效样本。
1.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结合文献相关指标梳理和实地调研情况选择以下指标：第一，效率测算投入指标选择土地、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土地投入是指家庭农场经营的所有土地面积之和，既包括自家承包经营土地，也包括通过租赁、流转、垦荒、拾荒等所得土地；
劳动力投入采用成本价值核算；
资金投入主要是种子、化肥和农药等投入，同时也包括农机服务购买和农业机械购置后折旧分摊。第二，总收入作为产出指标。产出数据是2019年从秋冬小麦种植到2020年秋花生收获这一生产年度。为全面分析花生和小麦的经营效率，本研究首先简单测算丘陵区整个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然后通过对比分析花生、小麦经营效率，以便更全面掌握花生作为新的大规模种植作物与河南传统种植作物小麦对比，有哪些不同经营特征。
在调查的190户家庭农场中，土地规模从3.33 hm2到26 hm2，平均经营规模11.97 hm2，这与华中地区种植类家庭农场平均15.73 hm2[2]规模相比偏小一些。家庭农场在经营中资金投入均值为17.2万元，各家庭农场资金投入差异较大。就劳动力投入量来看，平均每个家庭农场为6.43万元。平均经营收入为33.83万元。
2.1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选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进行研究，此方法是数理经济学、运筹学与管理科学交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根据多项投入指标和多项产出指标，利用线性规划方法，构建观测数据生产前沿面，计算该生产单元相对于此前沿面的比例，即效率，从而对具有可比性同类型单位进行相对有效性评价。DEA方法优点在于无需对投入产出指标进行相关性检验，也无需设置投入产出权重参数，甚至不需要构建生产函数具体形式，就可以筛选出一组有效决策单元对生产前沿面进行估计，因此,该方法被较多学者[5,9]用来计算家庭农场效率。
2.2 家庭农场经营效率测算
2.2.1经营效率分析。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分别用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3个指标来衡量。效率值在0～0.40被认为是无效率程度严重；
效率值在0.41～0.70(包含0.41)被认为是无效程度中等；
效率值在0.71～0.98(包含0.71)被认为是无效率程度轻微；
效率值在0.99～1(包含0.99)被认为是有效率。本研究采用DEAP 2.1软件对家庭农场经营效率进行测算。
综合效率：样本平均值为0.67，无效率程度中等和轻微农场占主体。无效率程度轻微家庭农场有62个，占总样本32.63%；
无效率程度中等家庭农场有124个，占总样本65.26%。
纯技术效率：样本家庭农场纯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75，无效率程度中等和轻微农场依然占主体。无效率程度轻微农场有95个，占50%；
中等程度无效率农场有84个，占44.21%。总体而言，大部分农场处于纯技术效率中等水平，家庭农场未达到最佳效益。
规模效率：样本家庭农场平均规模效率为0.89。有效规模家庭农场13个，占总样本的6.84%。85.79%的家庭农场与有效规模状态的差距不大，接近规模有效范围。
2.2.2花生、小麦经营效率对比分析。黄淮海地区是中国花生优势产区，农户花生种植技术效率居全国最高水平[21]。对豫南丘陵区家庭农场花生经营效率和当地大宗优势传统作物小麦经营效率进行对比得出，丘陵区花生综合效率为0.47，低于小麦0.73的水平；
花生纯技术效率为0.64，也低于小麦0.76的水平；
花生规模效率0.75，依然低于小麦0.96的水平。表明花生生产中的机械化水平、良种覆盖率、种植技术、种植经验相较于小麦都有一定差距。
3.1 模型选择
Tobit模型也被称为样本选择模型、受限因变量模型，是因变量满足某种约束条件下取值模型，主要用于对存在明确范围界定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更清晰认识家庭农场花生经营效率影响因素，采用Tobit模型分别对花生和小麦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更好发展花生种植提供参考。
3.2 变量选择
学者们对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普遍采用的分析指标有土地规模、机械化水平、劳动力、农场主综合素质、社会化服务水平、家庭农场融资规模等。为确保本次研究可行性和科学性，结合调研中观察到的实际情况，以农场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培训经历、经营时间等基本情况(表1)和土地面积、雇工投入、种子投入、化肥投入、农药投入、机械费用等经营情况(表2)，共10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
以花生、小麦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为被解释变量。
表1 家庭农场基本情况
表2 家庭农场花生与小麦经营效率影响因素分析Tab.2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mily farm operation efficiency about peanut and wheat
从表1看出，家庭农场主年龄主要集中在41～50岁，占总调研对象的36.32%，其次是30～40岁，占总调研对象的27.37%。初中文化程度农场主占比最高，为36.84%，其次是高中文化程度，占30.00%。关于培训经历，有近半数农场主没有任何培训经历。农场主经营时间1～3年的占比最大，为42.11%，经营时间超过3年的占35.78%。
从表2看出，花生生产雇工费用、种子投入、农药投入、化肥投入均值都高于小麦，仅农机费用投入低于小麦。这与周曙东等指出花生播种和收获两大环节机械化水平很低、人工投入多、花生生产用种量大、农药和化肥投入费用较高现象一致[21]。
3.3 花生与小麦经营效率影响因素
3.3.1纯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利用Eviews 11.0软件，借助Tobit模型分别对豫南丘陵区家庭农场花生、小麦纯技术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表3)。花生与小麦的D-W值分别为1.913 524和1.850 627，接近2。D-W用来检验自变量间相关性，检验值越接近2，说明自相关越不明显。P值为衡量显著性重要指标，P值越接近0，显著性水平越高。
表3 花生、小麦的纯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由表3可知，样本中家庭农场花生生产纯技术效率受诸多因素影响，农场主年龄、家庭农场经营时长、雇工投入、经营面积、种子投入、化肥投入和农机费用都显著影响了纯技术效率。农场主年龄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农场主年龄越大，越不利于花生纯技术效率提升；
农场经营时长对花生纯技术效率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随着家庭农场经营时间增长，农场主对花生种植有更多的经验和技术积累，这对花生纯技术效率有显著提升作用；
雇工投入在1%的水平下显著负向影响着花生技术效率，这说明增加雇工投入并不能增加花生种植技术效率；
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在1%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着花生技术效率，说明丘陵区家庭农场花生种植仍处于规模效益提高阶段；
种子、化肥都分别正向显著影响着花生技术效率，农业机械投入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着花生纯技术效率，说明机械投入可以提高花生纯技术效率。
小麦经营纯技术效率影响因素中，农场主年龄、经营时长等与花生经营影响因素基本相同。
3.3.2丘陵区家庭农场花生、小麦规模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利用Eviews 11.0软件，借助Tobit模型分别对豫南丘陵区家庭农场花生、小麦规模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表4)。表4显示，花生与小麦D-W检验统计量分别为2.112 653和1.778 541，接近2，P值接近0，模型整体拟合优度较好。
表4 花生、小麦规模效率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由表4可知，样本中家庭农场花生种植规模效率受诸多因素影响，农场主年龄、培训经历、家庭农场经营时长、雇工投入、花生种植面积、种子投入、农药投入、化肥投入、农机费用都显著影响着花生规模效率。
农场主年龄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且呈负相关，说明家庭农场主年龄越大，越不利于花生规模效率提升；
农场主是否有培训经历，在10%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着花生规模效率；
家庭农场经营时长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着花生规模效率；
农场雇工费用在10%的水平下显著负向影响着花生的规模效率，说明雇工费用增加反而降低了花生规模效率；
家庭农场经营面积在10%的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着花生的规模效率，说明家庭农场经营规模越大越有助于花生规模效率提高；
种子投入和农药投入在1%的水平下显著负向影响着花生规模效率，意味着种子和农药投入增加已不能提高花生的规模效率；
化肥和农机费用投入在1%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着花生规模效率，说明如果要提高花生规模效率，需要继续加大对化肥和农机投入。
小麦规模效率影响因素包括农场主年龄、培训经历、家庭农场经营时长、种植面积等因素，与花生规模效率影响因素结论基本相同。
4.1 结论
豫南丘陵区家庭农场经营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从综合经营效率来看，总体规模效率值达到最优的家庭农场仅占总样本量的1.58%，DEA测算农场平均效率值为0.67。对比小麦生产，花生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低于小麦。
家庭农场主年龄越大越不利于花生种植农场效率提高。花生在豫南丘陵区大规模种植时间不久，种植技术和经验欠缺，且花生市场化程度高，价格波动大，新技术、新品种更新快，年龄较大农场主无法跟上市场行情，也不愿承担较高市场风险，直接影响了花生生产效率。
农场主培训经历对提高农场经营效率意义重大。农场主经过培训，接受新机械、新技术、新品种能力和管理家庭农场能力增强。各项技能培训是农场主对外交流的重要平台，有利于获取更多市场信息。
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对农场经营效率影响显著。农场经营规模越大，专业化水平相应越高，规模效率越明显。
花生农业机械化水平需进一步提升。农机费用影响花生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机械投入可有效减少人工成本，人工收获花生耗时多、速度慢，或因晾晒不及时引起黄曲霉素超标，影响花生品质，减少经营收入。目前，花生机械化水平较低，因摘果机漏果严重，很多农场仍然使用人工采摘。
4.2 建议
(1)全面提高农场主素质，培育农场主生力军。农场主作为家庭农场决策者，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农场经营效率。要抓住当前全国加强农业人才培养有利时机，积极利用政策和培训资源，引导农场主积极参与培训[22]。在培训内容上要提供农场主真正所需技术、市场等知识和技能。青年农场主是家庭农场持续发展的生力军，要建立各项激励机制，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投身到家庭农场经营大军中。
(2)继续强化政府支持，提升机械化水平。丘陵区花生种植机械化水平亟需提高。要继续加大对花生机械研发支持，提高机械采摘准确率。农机购置后，后期使用和保养维修服务也需要政府有力支持。调研时较多农场主抱怨农机购置后成了一种负担，发生故障配件购置难、维修服务也难。因此，对于农业机械的政策关注点不仅在农机购置方面，后续保养服务同样重要。
(3)完善土地流转环境，提升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土地作为家庭农场经营最基本要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规模经营的渴求使农场主急切需要通过土地流转来获得土地经营权。在实际调研时发现，部分乡镇土地流转环境较差，农场主与农户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成本较高，或者因流转不规范，双方发生矛盾时解决困难等问题。因此，要搭建、运营好当地土地流转信息平台，引导土地流转规范操作。另外有条件的县乡建议开展土地经营权流转价格评估服务，这不仅有利于加快土地流转，还可有效解决土地流转中各项矛盾纠纷。
4.3 讨论
DEA研究中对投入产出数据需要定量计算，虽然问卷调研时尽可能获取精准数据，但数据偏误在所难免；
由于丘陵区家庭农场样本选择和实地问卷调查难度较大，因此，本研究样本量不够大，可能会使估计结果有一定程度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