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媛
山东师范大学
关于英汉语言表象异同的研究不在少数，但现象的描写归根结底要追问本质的异同，语言本质的揭示必然离不开客观世界和人类主体，毕竟语言是人类在客观世界中活动的产物。
从客观世界的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是原初的存在，是运动的一种规定，但由此也预设了空间的存在；
从人作为主体的角度来看，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一起是一切可感知觉的纯粹形式”(杜世洪，2018：
92)。既然人类的经验对象和经验方式都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那么语言的形式和语义中必然充盈着时间和空间的表达。
近年来，英汉语言时空性本质问题已然得到较充分的关注和讨论，但越是出现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观点，越说明有些方面尚存模糊，尤待阐清，尤其是基本问题和根本问题。本文首先根据目前学界存在的时空性假说提出思考，并以此为基础，借助英汉表量方式的对比，探究其对英汉时空性本质的启示，由此进一步提出本文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根据冯友兰(2015：
241)的论述，人们在古代中国就尝试认识宇宙的由来和结构。古代天文历法著作《月令》提到，思想家“构筑起宇宙的架构”，是一个“时空架构”，即宇宙的结构与时间和空间二者有关。换言之，时空是认识宇宙架构的基本方式，宇宙中万事万物也皆可回归到时空元素。同样，在西方，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哲学，时间和空间是解开世界本源之谜的钥匙。语言，作为人类与客观世界互动、人类之间互动的产物，承载着客观世界、人类自身、人类认知等多方面信息传递的功能，无论从其自身发生维度来说，还是从其指向来说，都必然关涉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本性必须要从其发生的维度中获取，而这种维度就是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张祥龙，2003：
251)。因此，即使语言现象丰富多彩，语际差异条分缕析，语言类型纷繁错综，但是时空之于人类语言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
国内关于英汉语言时空性本质问题的讨论，主要存在两大假说：
一是王文斌(2013、 2019)提出的英语具有强时间性特质，而汉语具有强空间性特质，本文称之为“英汉时空性强弱说”，这一假说已从理论探讨走向理论与实证并行研究 (如崔靓、王文斌，2019；
王文斌、陶衍，2020；
王文斌、张媛，2019；
赵朝永、王文斌，2017等)；
二是刘正光等(2019， 2020)提出的英语具有时空分立特征，汉语具有时空同态特征，本文称为“英汉时空分立同态说”，这一假说也已处于深层论证阶段(如欧亚美、刘正光，2021等)。以上两大假说都是尝试在思维层面解释英汉语言现象的差异。
“英汉时空性强弱说”强调的是英汉语言的主导性倾向，即英语偏重于使用时间性的动词，而汉语则偏重于使用空间性的名词；
英语侧重动作发生的时间、先后及主次关系，而汉语则侧重事物的面貌、特征、形态和格局(王文斌，2019：
xix)。该假说在词构、词汇、句式、体特征、篇章、学习者行为等方面都已得到论证，在此不再赘述。“英汉时空性强弱说”与沈家煊(2016)提出的关于汉语词类范畴的假说，本文称之为“英汉名动分立包含说”，在名物表达的主导性方面，存在异曲同工之处，但切入点有所差异：
前者从英汉语言的基因着入，探求英汉语言的本性差异，后者从语言本体层面发掘基于客观世界时空性的语言特征；
前者认为汉民族倚重于空间认知来编码客观世界，而后者认为汉语中“名词是语词的本源”，动词是从其中演化出来的次类；
前者基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从假说构建之始便将语言本性扎根至民族思维特性，后者随着假说论证至今，也将其推向思维层面(沈家煊，2020)，提出了静态和动态、“甲乙分立”和“甲乙包含”、演绎和类比等多个维度的思维模式差异。
“英汉时空分立同态说”认为，英语时空分立，汉语时空同态。(1)例句来自刘正光等(2018、2019)例如，英语中的方位词主要表达空间意义，其时间意义来自从空间到时间的映射，如“behindschedule”，而汉语方位词既可表达空间意义，又可表达时间意义，如“复旦大学前一站”；
英语中名词性成分入句需要空间范畴意义的成分进行空间定位，如“Somepeople don’t likehisidea...”，动词性成分则需要以时态或情态等成分进行时间定位，如“Shewasenrolled by Qinghua University...”，名动入场方式不同，因而英语时空分立，而汉语名词入句时不需要入场，也不需要形态变化，如“老师买了书”，动词甚至可以省去，如“她(上)清华，小吴(上)北大”，因而汉语时空同态。此外，英语中只有名量词，且量词只能表示空间意义，如“apieceof equipment”，说明英语时空分立，而汉语中存在名量词和动量词，且名、动量词可发生功能和意义的转化，兼具时间意义和空间意义表达的功能，如“一口咬开了瓶盖”，说明汉语时空同态。
在此，结合“英汉名动分立包含说”，以下三个问题具有基本性和根本性，有待阐明：
虽然名词具有空间性基础，动词具有时间性基础，但是，英语名动分立是否意味着时空分立？汉语名动包含是否意味着时空同态？英汉时空性本质差异问题以“强弱”言之还是以“分合”言之？
本文认为，解决以上三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三个层面，即语言、概念、经验，这三个层面意义上的时空不可混淆而论，如图1所示。根据认知语言学具身体验和概念结构的基本理念(参见Evans & Green， 2006：
177-194)，语言层面的时空语义体现为时空语义内容和时空语义框架，(2)框架提供组织和构造方式，内容提供具体信息和要素。如“三小时”“在学校”分别体现时、空语义内容，而“这一踢，够狠”中“这一”提供了空间语义框架，用以组织“踢”的语义内容，“红了半边天”中，“了”提供了时间语义框架，用以组织“红”的语义内容；
概念层面的时空，即时空认知表征，体现为时空概念内容和时空概念框架，分别是时空语义内容和时空语义框架的概念基础；
经验层面的时空构成时空概念的来源和基础。对此，需说明以下三方面：
其一，语言层面的时空语义未必都是由时空语言本体体现，如“了”，本身并非诸如“昨天”“现在”这类时间语言本体，但是能表达出时间语义；
其二，语义框架和内容的界限并非绝对，有时语言本体不仅提供语义内容，同时提供语义框架，如“看半小时的书”中的“小时”；
其三，在大脑中对身体经验进行加工的过程是概念化过程，广义而言，概念化包括心智经历的各个方面(Langacker， 2008：
30)，而概念化方式则指概念化的具体实现形式，在本文中指对“量”进行认知加工所采取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方式。毋庸置疑，语言本质问题探讨的落脚点应是抽象的概念层面。语言层面，可及度高，提供线索，而经验是一切概念的来源和根基。鉴于经验的高具体度和多样性，本文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概念和语言，不再论及具体时空经验。
图1. 从时空经验到时空概念再到时空语义
“量词”在“英汉时空性强弱说”和“英汉时空分立同态说”中均是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正如Lakoff (1987：
91-92)所说，我们通过语言揭示概念范畴的结构，而量词构成了最为丰富的语言资源之一。英汉表量结构中，不仅存在时空语言本体的表量方式，体现出时空语义内容，如“两杯水”中的“杯”本身就表达空间语义内容，还存在其他表量方式，如“a shake of pepper”中的“shake”虽不具时间语义内容，但具有时间概念本质，故提供了时间语义框架。对英汉表量方式的对比可以为语言时空性问题提供证据。
量词是“基于语义原则形成对物体、生物、概念、行为和实践的秩序化”(Senft， 2007：
681)，实为“分类词”(classifier) (Becker， 1975：
118)，体现了对感知信息的分类、筛选和范畴化能力。换言之，不同量词是我们感知世界所形成的不同范畴，呈现了不同的认知、识解方式。“量”这一概念的“分类”本质决定其必然附着于语言。汉语是典型的数量词(numeral classifier)语言。尽管英语中没有量词词类，但“量”概念并不缺席，如“a piece of cake”“a bowl of rice”等。本节主要对英汉语中物量和动量的主要表量方式进行对比分析，(3)本文中的“物量”和“动量”区别于“名量词”和“动量词”，前者是以表量对象的性质命名，后者是以量词本身的性质命名。下文中释义。虽不能穷尽，但对反映英汉时空性本质问题足具揭示意义。
1) 英汉物量表达及其时空性本质
“物量”，顾名思义，是指客观名物的量，以物为表量对象，有的物量方式是名词性表达，有的是动词性表达，前者如“一条大河”中的“条”，后者如“一抽纸巾”中的“抽”。当然，同样的表量对象可以兼用名词性和动词性表量方式。以下分别探讨。
物量的名词性表量方式
英语中的物量表达，根据其语义或功能，存在若干分类方式，如Allan (1977)提出单位计数、分数、数集、集合、种类、度量、序列七种分类词；
McEnery & Xiao(2007)认为英汉语中皆存在八类量词：
集合、容器、单位、标准度量、时间、序列、种类和动词化量词。多种分类方式虽称名有所差异，但基于时空在概念层面的基本性，所有物量方式都可回归到时空概念维度，如：(4)以下语例[1][2]选自Lehrer (1986)。在此，不考虑数量词，如million，或度量词，如litter，因为其基本或专门功能就是计量。
(1) a piece of equipment a loaf of bread
two head of cattle a blade of grass
two species of wheat three stacks of books
a box of candy a bowl of sugar
该组表量方式以名词为核心，即空间性为基础的语言承载表物量的功能。“piece”和“loaf”表形状义，体现了对表量对象在形状维度上的识解；
“head”和“blade”，Lehrer (1986：
116)将其分析为形状义，本文认为不然，因为无论“head”对于“cattle”来说，还是“blade”对于“grass”来说，前者都是后者较为凸显的组成部分，完全可以激活凸显部分代表量方式的转喻机制；
“species”是“wheat”的上位范畴概念，通过物类对“wheat”进行量化；
“stack”是由多个体构成的整体单位，有其形状义基础；
“box”和“bowl”则是以容器为量化方式。无论是形状、组成部分、物类还是容器，无论是表量对象自身的特征，还是被赋予特征，其语义内容虽不同，但都具有空间概念基础，在概念层面为表量对象提供空间概念框架，成为表量对象概念内容的组织、构造方式，从而在语言层面为表量对象的语义内容提供空间语义框架。
以上英语表达对应的汉语分别是“一件设备”“一块面包”“两头牛”“一叶草”“两种小麦”“两摞书”“一盒糖”“一碗米饭”。汉语表达式同样体现了量词的空间语义框架功能，及其相应的空间概念基础，与英语无异。既然两语言中都存在名词性的物量表达，且仅用于表物量，不可表动量，如“loaf”“group”“条”“群”等，实则较难推论出英语时空分立、汉语时空同态的差异。
英汉语中还有一类名词性的物量方式，即时间语言本体承载表量功能，如：
(2) a day of fun
half an hour of free time
an hour of homework
该组表量方式的表量词是时间词，表达时间语义内容，基于时间概念，提供时间概念框架，以组织表量对象的语义内容。汉语对应的表达是“一天的快乐”“半小时的闲暇时间”“一小时的作业”，也同样是时间词作表量方式。此类表达的特点是，表量对象看似是典型的名物，但量的概念化方式具有时间性，从而使名物也呈现出一定的时间性或者动性，因此表量对象实则是名物所参与的动作，否则很难用时间去量化名物，以上用例中，“a day”是对“have fun”的量化，“an hour”是对“have free time”的量化，“an hour”是对“do homework”的量化。同样，汉语中相应的表达也可以将动作外显于语言层面：“度过一天的快乐时光”“花半小时的休息时间”“做了一个小时的作业”。以上现象也印证了关于量词的认知本质的论述：
量词是对表量对象的范畴化，表量对象在某一范畴维度上的特征得以凸显(如王文斌2008：
258等)。在该组表达中，表量词在表量对象所参与动作的时间维度上对其范畴化。此处，语言时空性及其概念时空性的英汉表现皆一致，是否以“分合”论时空性，待商榷。
物量的动词性表量方式
先来看以下一组物量表达：
(3) a sip of wine a drop of water
a cut of pork a run of bad luck
a swarm of bees a flock of sheep
a glimpse of the candle a shake of pepper
该组语例与(1)和(2)的区别在于，同样是对物进行量化，所使用的表量词均借用自动词，在概念层面时间性凸显，为表量对象的概念内容提供时间性概念框架。“sip”作为动词表示“小口喝”“小口抿”，当其作为表量方式用于“a sip of wine”时，是在饮酒这一动作方式的维度上对酒进行分类。在物量表达方式上，具有动性基础的量化方式相对于物性基础的量化方式具有标记性，一旦出现，往往是时间性竞争凸显的结果，因此，“a sip of wine”凸显的是喝酒快而少这一动性义。从其相应的汉语表达也可看出，“一小口酒”无法完全对应“a sip of wine”的语义，而“抿了一小口酒”则更加贴切，这是因为后者能传递出英语表达中的动性语义信息。所以，“英汉时空分立同态说”认为英语量词只表达空间存在意义(刘正光、李易，2020：
150)，这一说法似乎不妥。“sip”虽具时间性概念基础，并不意味着没有空间性，其空间性在语义上体现为随动作形成的酒的量，更进一步来说，sip将时间性与空间性集于一身。同样，“a cut of pork”中，表量词“cut”将“pork”所参与的动作凸显出来，即在动作维度上概念化“pork”的量，“pork”的量由“cut”这一动作的结果形成，其相应的汉语表达是“一刀肉”，借用动作的工具对“肉”的量进行概念化，虽然也隐含了动作，却并不像英语那样外显。英语中借用动词的物量方式，在汉语中往往翻译为借用名词的量化方式，这一语言层面的表现差异一定程度上说明，英语倾向于以时间概念框架组织物量内容义，而汉语对同样的物量则倚重空间概念框架。
此外，有的表量方式较为固定，如“a flock of sheep”和“a swarm of bees”。Lehrer (1986：
132)认为“flock”和“swarm”本身的语义对整个表达式的意义贡献很少。对此，本文则持不同看法：
两个表量词之所以有其相对固定的表量对象，是因为“flock”和“swarm”的动性特征与所表量对象的行为方式相吻合，尤其对于动物这种有生命物，其行为方式决定了整个群体被如何识解：
正是因为“Sheep flock together”，所以才有“a flock of sheep”的表达；
正是因为“Bees swarm”，所以才有“a swarm of bees”的表达。相比来看，“group”仅做一般性集合量词，无法体现出这种特征。Lehrer (1986：
113-114)还列举了另外的表达：“a flock of philosophers”和“a swarm of philosophers”，根据Lehrer的分析，两者具有隐含义的差异，前者表示没有独立思想的个体成群追随，后者表示大量活动或游走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其语义差异不在整体性或个体性，而在于形成整体的动作方式。可见，这两个表量结构不仅仅表示整体义，即空间意义，更含有动作义，即时间意义，后者凸显，否则可直接用“group”表达整体义。相应的汉语表达，没有根据具体有生对象的行为方式再细分不同表量方式，而是使用典型名量词“群”，翻译为“一群绵羊”“一群蜜蜂”。由此也可看出英语倾向时间性概念化方式，而汉语则倾向空间性概念化方式。因此，此处的“flock”和“swarm”也是集时间性与空间性于一体，二者不仅仅对集合性事物起到个体化作用，也不仅仅只表示空间义(刘正光、李易2020)，以此指向英语时空分立这一分析路径值得再探讨。
除了以上英汉概念化方式的差异之外，再来看“汉有英无”的借用动词的物量方式，如“一劈直立的山崖”“一插康乃馨”，动词“劈”“插”借用作物量方式，而英语很难对应直译。刘正光、李易(2020)认为动词“劈”“插”因表量对象而获得了空间义，说明汉语时空同态，本文认为不然。量词，属于相对封闭类词汇，用于提供概念框架，组织概念内容，稳定性高，很难因其表量对象而发生改变，相反，表量对象的语义具体，且存在多维度，易因概念框架的作用而发生变化。因此，“劈”“插”的时间性概念本质未变，只是时间概念框架凸显且表现于语言，而时间概念内容弱隐，名词性表量对象因时间概念框架的作用而获得概念上的时间性，否则完全可以使用空间概念框架方式“一座直立的山崖”“一支康乃馨”。可见，“时空同态”的说法若置于概念层次，似乎与“劈”“插”的时间性本质不符。但是，这类表量方式的存在并不能影响汉语强空间性的特征，毕竟借用动词的物量方式相对于名词性物量方式来说，在汉语使用中频率较低(参见McEnery & Xiao， 2007：
4)。
当然，以上英语借用动词而相应的汉语采用名词的物量方式只是概率问题，并非绝对，两者也有相同的概念化方式。英语表达“a drop of water”不仅表示水的形状呈圆滴状，且蕴含着“向下滴”这种行为方式，而不是“泼”“撒”等方式。其对应的汉语“一滴水”中，“滴”不仅带有形状义，也传递动性，换成其他量词就无法实现此语义，如“这里有一点水”“这里有一片水(洼)”等。以上英汉表量方式相同，既呈现出基于水的空间状态的物量义，更伴随致使这一状态形成的动作义，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概念化方式。同理，“一束花”和“a bundle of flowers”中的“束”和“bundle”也都同时传递动作义和以形状为基础的物量语义。此处英汉语言表现相近，与英语时空分立、汉语时空同态假说内容不符，这也是值得再思考的问题。
综上各例分析，英汉物量的名词性和动词性表量方式有同有异，反映了两语言使用者在空间性和时间性概念化方式上的使用倾向，导致倾向异同的是时、空两个侧面的竞相凸显。
2) 英汉动量表达及其时空性本质
“动量”，即对动作的量化，以动作为表量对象，体现出人类对动作在不同维度上的识解和分类，既有名词性动量方式，也有动词性动量方式，前者如“踢了一脚”中的“脚”，后者如“看一看”中的第二个“看”。动量概念在英汉语中皆存在，但语言表现差异明显。
汉语中的动量词，大部分提取自动作行为所在的语义框架，如工具动量词、人体器官动量词、动作结果动量词、时间动量词、空间动量词等(张媛，2012：
71)。当然，也存在专用动量词，主要是频次动量词，以及少数借用自动词的动量词，如《现代汉语动量词词典》(郭先珍2002)中所收录的“拜”“挥”“看”“校”“拍”“煎”，但除此之外，其他均是名词性质，如：
(4) 刺了一刀补了一枪
打了一拳吃了一口
休息了一天去过一次
“刺”“打”“休息”等动词的量，皆体现于动作语义框架中相关角色的量“一刀”“一拳”“一天”等，即动量往往概念化为物量。
英语中，借用自动作框架语义角色的动量表达基本不存在，反而借用动词表动量的情况较多，或者以状语形式表达动量，如：
(5) get a stab give a kick take a bite
beat him with a fist
rest for a day
go there once
“stab”“kick”“bite”本身都是动词，在以上词组中，用以表动量，“with a fist”“for a day”“once”则是状语表达出了动量。可见，英语中的动量信息往往伴随其他语义，属非显性语义，如“give a kick”强调动性，“with a fist”说明方式，都是附带传递了动量。诸如这类借用动词表达的动量在汉语中常以借用语义角色方式来表达，如例(4)所示，同样说明英语更倚重动性的概念化方式，即时间性更强，相反，汉语更倚重物性概念化方式，即空间性更强。但是，就时间和频次作为动量表达方式来说，英汉语没有概念本质的差异，只是语法功能或者词类定位的问题，汉语中时间词兼做动量词，频次构成专用动量词，英语中时间和频次一般作状语表动量。
此外，有些表量方式，既可表物量，也可表动量。汉语中有“一层灰尘”“一层顾虑”的表达，英语中有“a bit of time”“a bit of worry”，甚至“a bit of cold” 的表达。“顾虑”一词兼做名词和动词，在“一层顾虑”中，“顾虑”在“层”的维度上被识解和归类，因“层”的空间概念基础而空间性凸显，即被物化识解。“bit”的量化对象可以是名词、动词甚至是形容词，但无论被量化对象的词类归属是什么，当与名词性量化方式“a bit of”结合时，其空间性概念基础都会凸显，时间性弱隐，“worry”“cold”皆是如此。英汉在这方面的语言表现说明，表量方式提供概念框架，其概念本质决定了对表量对象的识解方式，同时也说明，无论英语还是汉语，名量词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而是表量对象受其框架作用发生凸显侧面的改变。
从以上英汉典型表量方式的分析来看，语言表现有异同，时空性概念化方式亦有异同。英汉时空性本质问题的探索需要区分概念层面和语言层面。语言层面、英语名动分立、汉语名动包含、概念层面、时空性问题似乎以强弱论之，更具解释力。
时空性问题是关乎语言的本性问题，综合前人已有观点，本文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方面归纳几点思考：
认识论上，一是时间和空间各有其内在特质，时间有其无关乎空间的特质，但不可否认的是，客观世界中任一事物必然皆具空间性和时间性概念基础，在此意义上，时空不可分，这一点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
二是语言所能表达的语义远不及概念内容丰富，语言中的空间特征突出，只能说明空间性概念基础相对于时间性概念基础更为凸显，而不能说明时间性概念基础的缺失，反之亦然；
三是语言层面的名词和动词可以分立，可以包含，而概念层面的时间和空间则是此显彼隐或者此隐彼显；
四是在认知先后顺序的意义上，空间更具基础性，即人类很可能最先感知并认知空间，同样，这不能否认客观事物具有时空规定性的事实。
方法论上，一是语言现象是研究语言本性的窗口，但现象纷繁复杂，影响因素并非单一，且各因素之间相互牵绊或促动，比如语义作为重要证据，还需顾及其他相关方面，如语义的根源，语义背后的认知动因，实现语义的路径，以及影响语义的民族文化等，只有尽可能把全面的因素纳入考虑框架，且指向语义所体现的空间性或时间性，我们才有可能去推论该语言具有空间性或时间性倾向；
二是任何假说之所以能成为假说，其重要判断标准之一就是可证伪性，这也是判断科学性的重要依据，如果一个假说可以预测一切可能发生的现象，那么这一假说就不可证伪，也就不可修正，这不是科学进步的正常轨道。同样，面向英汉语言时空性本质所提出的假说，可证伪性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希望以此拙见抛砖引玉，推进学界关于语言的时空性本质问题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