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广奇，黄伟丽
（1.陕西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2.西安财经大学 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奠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起点、路径、总体框架和基本思想。每次阅读《国富论》，都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描述。以谢宗林、李华夏翻译的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国富论》为例，我们简单统计发现“中国”这两个字眼出现了44次，涉及的中国元素实际上有20处（由于斯密在讲其中某个中国元素时，可能多次举中国之例进行论证，因此在讲同一中国元素时出现了多个“中国”字眼）。这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意义？这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引发了我们的思索。现将《国富论》里面的中国元素梳理总结成表供参考（见附表）。
附表 《国富论》里面的中国元素
续表
为什么《国富论》一再提到中国？让我们站在世界的维度上回望历史。对于欧洲来说，亚当·斯密所处的18世纪正是封建制度的瓦解时期和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以及工场手工业大发展时期，也就是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据估计，在18世纪的英国，经过议会批准的圈地法案而被圈的土地有300多万亩［1］，大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入城市成为雇佣工人和产业后备军，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化、工业化，进而刺激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萌芽和快速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斯密所处的时代正好是中国清朝的乾隆时期，乾隆皇帝承接前期康熙、雍正皇帝缔造了清朝的强盛，史称“康乾盛世”。以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为界，乾隆执政前期的中国，国库充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口激增，国防巩固，边疆统一，清朝达到鼎盛时期；
但是在这之后，乾隆皇帝由于固守传统，尤其是固守陈旧的制度以及保守的对外贸易政策，清王朝开始逐步面临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威胁和内部人民暴动的交困，从此盛世不再，由盛转衰。
系统分析斯密提到的中国元素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非常强盛，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极具影响力。那么，中国当时的强盛表现在哪些方面，令斯密佩服和欣赏的是什么，让其批评与叹惜的又是什么呢？
（一）斯密佩服中国文明起源最早，农耕经济发达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起源最早的地方之一。农业的发展程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据《中华文明探源》一书的记载，截至目前中国的农业已经有8000年左右的发展历史［2］，所积累的农业生产技术使中国的农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明清时期是农业结构趋于完善的时期，玉米、花生、甘薯等作物从美洲大陆引进来；
明清时期也是农业技术发展的深化时期，粮食产量的提高除了依赖栽培技术、田间管理技术外，还依赖连作、间作、套作等复种技术；
这个时期也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农业耕作制度，例如黄河流域形成了两年三熟制和三年四熟制，长江流域形成了一年两熟制。制造业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冶铁、炼钢技术就已经被发明。从时空维度来讲，与同一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和制造业都处于领先地位。
（二）斯密欣赏中国交通发达，基础设施领先
斯密指出，中国东部运河交错相连，水运便利。以地理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地大物博，可是资源禀赋在空间地理上分布不均匀。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和制成品需要通过运河运往全国各地，在满足全国市场需求的同时换取生产方的所需。据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记载，江南一带经济发达，每年上缴的税是全国缴税总额的1/2左右。丰富的物资需输往全国各地进行交换，以京杭大运河为主要交通线路的水运系统和江南精湛的造船技术为交换提供了先天的条件。江南不仅有长江、大运河等水路，而且还有诸多河湖港汊作为补充衔接。在发达的交通为保障的前提下，中国国内市场如此广阔，即使不进行对外贸易也足以消费掉这些农产品和制成品，因此短时期内，中国即使不进行对外贸易也会保有巨额财富。
（三）斯密羡慕中国劳动力低廉，维持经济不退步
清朝时期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然而当时中国劳动工资的名义价格与欧洲相比差距很大。劳动在中国创造的实际价值比欧洲低得多。中国虽然富有，却是一个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的国家，相反欧洲大部分国家经济则处于进步状态。一个国家人民劳动工资的高低不仅与这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有关，更与这个国家的发展状态有关。近代旅行家对中国的发展状态的记载与几百年前马可·波罗看到的几乎一样，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这种推断还可以从《国富论》书中所写的“北美洲居民通过结婚弥补欠缺劳动力，中国人通过结婚享有处死儿女的权力”［3］这种不同的结婚目的中得到论证。18世纪末期，北美洲是欧洲的殖民地，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劳动力不足这一问题越来越严峻，因此北美洲的单身母亲如果拥有五六个孩子，那么对于当地的男性而言便是非常抢手的结婚对象。中国人民的劳动工资虽然比较低，但是也没有降低的迹象，这归因于虽然中国的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但还未开始退步。中国的城镇没有一个被遗弃，经过开垦的土地也没有被荒废［3］。
（四）斯密指出重农抑商抑制中国经济发展及科学技术进步
从清代开始，中国的人口才达到2亿（如图1所示）。资料显示中国的耕地面积在清代以前有7亿亩左右，但到了清代末期已经达到13亿亩左右［4］；
至于高水平的农业生产技术，例如精耕细作、水利兴修、新作物品种的推广普及都发生在18世纪。这些事例说明，大量的土地在清朝重农抑商政策的鼓励下得到开垦，大量的农作物得到普及，农业生产技术得到提高，农业人口大幅增加，总之农业得到极大发展。至于问到为什么抑制商业的发展，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记载，乾隆时期人口稠密的程度超出土地开垦的能力，地上的收成不能满足每户人家的生活需要，因此没有多余的粮食饲养家畜［5］。其实，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把人民束缚在农业上，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是主要原因。重农抑商政策引导人们入仕，引导资金流向土地购置。入仕者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儒学，忽视了对自然科学知识的钻研。从事科研活动需要相当大的财力支持，如仪器购置、人员所需的生活费用等。政府、社会机构以及大地主、官宦等虽有能力提供资金，但实际情况是政府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把资金用在发扬孔孟之道、稳定社会上；
社会机构把资金用于解读儒家经典、诵经念佛等方面；
大地主、官宦世家把资金用在买地、买官上。在资源禀赋有限的情况下，资源会流向利润高的方面，导致科学研究这种短期内不会转化为利润的科技活动缺乏各方面的支持［6］。因此，重农抑商政策不论是在人才还是在资金方面都限制了科技的进步，拖慢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7］。
图1 清朝人口变化图
（五）斯密批评中国闭关锁国，错失历史机遇
18世纪的中国为什么会施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呢？根本原因上，“闭关”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封建经济是典型的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18世纪末期的中国在既定的上层建筑下已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上诞生的封建宗法制遏制了国内各个地方之间的联系以及与国外广阔世界开展贸易的欲望，长此以往滋生了夜郎自大、自欺欺人的闭关自守的思想。清政府限制国际贸易，甚至只保留广州一个对外贸易窗口。这种鼓励农业抑制商业的政策反过来限制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海禁”政策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导致中国生产力得不到解放，经济得不到发展。中国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因为当时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已经高到自身极限，即当时中国土地的生产力已经得到最大程度开发，依靠农业获得的财富不可能继续增加。在中国国内市场进行的商业贸易也已经达到最大程度，如果想继续扩大贸易、积累资本的话，就需要扩大市场，即进行海外贸易。但是中国却坚持走闭关保守的重农主义道路，制定的一系列土地政策和商业政策有益于大地主以及官商，他们可以通过收取地租拥有巨额财富，通过借高利贷赚取利息。这些政策不利于保护普通百姓和小作坊主的利益，他们随时可能遭到大地主或者官商的压迫、掠夺。
主要原因上，“闭关锁国”政策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18世纪后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时期。由于人民群众连续不断地进行反抗清政府的起义，清政府害怕外来势力和人民群众联合掀起新的浪潮，因此制定了各种不必要的贸易限制，例如把澳门、宁波、云台山、漳州四个通商口岸收缩为广州一个通商口岸。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经过长途运输，货运成本增大，产品也容易发霉变质，导致经济效益下降，这种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当以马戛尔尼为正使的英国特别使团提出开放宁波、珠山、天津通商的要求后，清政府却断然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先进的科技和思想文化无法传播到中国。18世纪的中国已然开始错失跟随世界潮流的机会，抵制着国外资本主义的渗入，这种故步自封的思维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六）斯密叹惜中国大兴文字狱，抑制创新精神
特定时期的文化由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所决定，又反作用于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乾隆时期，文字狱达到顶峰，文字狱事件多达百余起。以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为界，此前，因文字而引起的罪名大多是诽谤儒家文化，诋毁“圣朝”名誉。此后，文字狱之由多是收藏禁书。乾隆帝为编纂《四库全书》而向民间征集书籍，曾经颁布谕旨，鼓励上交书籍，不伤害藏书人。但是收效甚微，“违碍书籍”无一上交。编纂《四库全书》不仅可以满足乾隆“千古一帝”的虚荣心，而且还能束缚百姓的思想，进一步强化集权。据估计，在《四库全书》编纂期间，乾隆帝毁书3 000多种，是《四库全书》的一倍还多，而且制造了很多收藏“违碍书籍”的文字狱，屈大均诗文案是最典型的案例［8］。在文字狱背景下，中国的文人被牢牢禁锢在落后的知识领域，其思想已远远落后于法国文化领域的著名人物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跟不上当时欧洲先进的文化潮流。思想上的保守使得人们安于现状，缺乏探索精神、创业精神，与英国凭借冒险精神成为世界航海、贸易、政治第一强国形成鲜明对比［9］。
（一）对斯密社会分工思想的影响
斯密经济思想的出发点是社会分工。有了分工，就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增加产品供给，从而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中国是文明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是农业和制造业最先分离即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最先出现的国家之一。与斯密同时期的中国，错综交织的运河克服了疆土辽阔带来的南北经济往来不畅的障碍，为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广大的市场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交易的繁荣，进而加速了分工的进程，加深了分工的深度。分工使劳动者专于产品加工过程的某一细化环节，因此提高了劳动熟练度，进而提高了劳动效率，增加了产品的供给量，扩大了交换范围和市场规模。
（二）对斯密劳动价值论的影响
清朝重视农业，颁布的一系列重农政策（佃租政策、土地私有政策等）对斯密的经济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斯密认为，一国的国民财富是由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所构成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构成的。中国疆域辽阔，劳动人数多，所创造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也多，国民财富自然也多。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土在一定时期内是既定的，劳动人数也基本稳定，那么提高劳动生产率便成为国民财富增加的关键。劳动分工的程度越深，劳动生产率越高，国家越富有。斯密认为劳动分工的深度取决于市场的广度，当时的中国早已出现了农业和制造业的劳动分工，中国的劳动分工程度比较深，得益于中国的国土辽阔、水运发达等先天的地理优势。
（三）对斯密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影响
亚当·斯密所在的时代对应着清朝由盛转衰之际。清朝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政策加速了清朝的衰落，使斯密更加坚定只有自由的经济政策、宽松的政府管制才能让农业得到充分发展。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自由市场理论上是完全竞争市场。在完全竞争市场的情况下，市场供求规律会引导市场上的资源禀赋进行最优配置，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例如，当市场需求大于供给时，商品的价格会上涨，生产该商品的厂商会增加，直到市场上需求小于供给时，商品的价格开始下降，直到供求均衡，此时商品的价格即自然价格。在达到供求均衡的整个过程中，生产商各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就好像有只“无形的手”在指挥着他们去实现自己原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清朝政府抑制工商业的发展，违背了市场规律，反过来阻碍了其非常重视的农业的发展。
（四）对斯密国际贸易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政府如火如荼施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同时，重商主义在英国正趋向成熟，即从贸易保护主义的重商思想向国际贸易互利的思想转变。重商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即其他国家的发展可以促进本国进步。斯密认为，只有自由的经济政策才能让一个大国得到持续的发展。中国国内市场广阔，水运交通发达，短期内即使不进行对外贸易，仅国家内部的市场交易量就很大，国家也能从中获得巨额财富。但是当一个国家在既定的政治经济制度下发展到顶峰时，还不进行对外贸易的话就会面临经济发展的瓶颈。清朝乾隆晚期，中国的封建经济发展到顶峰，但是清政府因为种种原因却施行闭关锁国政策，限制对外贸易，导致中国市场不能进一步扩大，分工程度得不到进一步的提升，经济发展受到瓶颈制约。正如斯密所言，中国当时“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10］，从而不至于由盛转衰。
（一）丝绸之路揭开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帷幕
中国在经历了近代被动挨打的惨痛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曲折实践探索之后吸取经验，于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抓住机遇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2013年，中国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拓展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延伸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的大动脉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如今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的态度与彼时清政府限制对外贸易的故步自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一带一路”在带动沿线国家贸易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货币结算烦琐、汇率不统一等问题，需要在前行的道路上协商解决。
（二）开放包容是中国复兴的必由之路
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那么文化就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中国文化在先秦时期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推动中国文化达到了彼时的巅峰。文化反作用于政治、经济。“百家争鸣”的盛况造就了先秦时期中国较为开明的政治经济政策，大大促进了当时农耕经济的发展。如今“一带一路”沿线上的各国与中国，不管存有多大差异，但必须承认，彼此之间都有值得学习借鉴之处。“一带一路”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大动脉，未来将持续发挥它“联通欧亚”的作用，促进各国与中国的文化互学互促，助推民族复兴。通过汲取传统文化中值得借鉴的精华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并以包容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才是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经济升级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当前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与过去长期抑制对外经济交流形成鲜明的对比，40多年来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3.9%，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次席［1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下中国的经济急需要升级转型，只有这样才能为经济深化发展提供空间和保障。只有开放、包容才能使中国与时俱进，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才能保证一个大国的持续发展繁荣，走在人类时代的前列，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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