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校羽 王帣斐
（1.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北 承德 067000；
2.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学部，北京 10008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1]。习近平总书记同时还提出“多元一体”的民族观，指出各民族创造的宝贵历史文化财富，既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世界[2]。因此中华文化走出去，即中华各族优秀文化的走出去。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对外译介，既是中华经典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必然要求。
少数民族文化外译采用何种译介模式，如何达到预期效果是摆在学界面前的重要课题。国内学界围绕“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方式”，“译介效果”从宏观和微观上展开了诸多讨论。关于“译介主体”，有学者认为文化外译主体应当是汉学家，尤其是西方专业的汉学家[3]。还有学者认为应当建立中外译者合作的译介模式，同时对译者自身语言文化背景提出了较高要求[4]。关于“译介内容”，大部分学者将少数民族典籍作为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译介的主要内容，认为“典籍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传统在翻译过程中与当今的社会语境发生碰撞,从而进入他族文明,成为现代文明的一部分”[5]。因此将少数民族典籍作为外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当今少数民族文化外译的研究主流。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文化包罗万象，除了典籍翻译以外，民族特色节日[6]，具有浓郁的民族地域特色的少数民族音乐和体育[7][8]，也应该成为对外译介对象。因此，应当选择具有典型少数民族地域性、民族性、并具有时代特征、有利于树立中华民族正面形象的文化进行对外译介[9]。关于“译介方式”，有学者从传播学角度出发，认为应当更多地发挥非政府组织、智库、普通民众在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的作用，相互配合共同打造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平台，实现少数民族文化外宣的目的[10]。以上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译介提出了见解和建议，但是很少有学者将“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方式”“译介效果”放在系统框架之内去考察其中的逻辑关系，从而为少数民族对外文化译介提出新的思路。
运用传播学、文化学和翻译学等理论，以少数民族文化外译为例，将“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方式”“译介效果”几个核心译介要素同传播理论框架相结合，从而提出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译介的有效策略,为少数民族队外文化推介提出建议。
（一）传播学视角下信息传递模型
“传播”指信息社会参与者之间进行传递从而达到沟通与交流的目的。传播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经典传播理论有三个：以拉斯韦尔5W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线性模式 (图1) ; 以德福勒互动过程模式为代表的控制论模式 (图2) ; 以马莱兹克系统模式为代表的社会系统模式(图3)[11]。其中，拉斯韦尔的5W模式明确提出了翻译传播中的五大要素：传播者（信息源头）、信息接受者、信息、媒介（传播渠道，信息通道）和接受者反馈，其优点在于为传播学搭建了一个清晰完整的理论框架但却忽视了接受者对信息的反馈，也忽视了个人及社会因素对传播过程的影响，德福勒互动过程模式为代表的控制论模式虽然引入反馈机制，同时考虑到传播因素间的相互影响，但过于强调传播内部双向循环模式，模糊了各要素间的主次地位，也未能体现个人及社会因素对传播过程的影响；
马莱兹克系统模式为代表的社会系统模式把传播过程视为社会过程之一，并将其放在社会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将社会及个人因素考虑在内，既克服了线形模式的孤立行，又体现了各个因素间的主次关系及相互影响和制约，使得整个传播框架全面，立体、完整的反映了信息传播的过程。
图2 福德勒互动过程模型
图3 马莱兹克系统模型（叶会，马萧 2020）
（二）对外译介过程信息传递要素及模型
提高国际传播力的一项重要手段是提升对外文化译介能力。文化译介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活动，其本质是文化以语言或其他媒介为载体的跨文化传播与流动，文化译介能力的提升与国家传播力建设密不可分，是提升国际传播力的重要手段和必然途径。将文化传播与文化译介过程相对比可以发现，二者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将文化译介与马莱兹克系统传播模型框架进行整合，将翻译环节作为必须环节嵌入其中，那么整个信息传播过程的要素可视为：译者（出版商、政府）【传播者-信息源头】-源语文本【原讯】-翻译行为【符际转换】-目标文本【译讯】-【媒介】-目标语读者（听众）【受众】。就其过程各要素所扮演的角色而言，传播者即译介行为的发起者，可以是译员也可以是出版机构、赞助人或政府机构，旨在通过译介行为向异质文化接受者传递本文化的形式、思想兼内涵；
信息接受者在文化译介过程中指文化译介形态的接受者——译介文本读者或视听群体。译介传播过程中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译者与原讯之间，受众与译讯之间，译者与受众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同时译者与受众又各自受到所在社会外部客观因素的制约，从而形成从原讯到译讯，到译讯形态，到对方文化受众的跨文化传播过程。
（三）对外译介效果极其影响因素
文化传播译介成功与否取决于受众对文化传播内容的接受度，只有受众认可并接受了传播译介内容，对外译介传播的目的才算达成。“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传播受众会根据自身的需求、兴趣、性格、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等各种因素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接受。信息的传递和接受双方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外宣翻译中,如果所传递的信息不能满足目标受众的需求,传播的效果就不能达成。”评价文化传播译介效果可以从两个维度评价：定向行期待和创新性期待。定向型期待指文化外译受众在所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影响下形成的群体性意识和认知，从而形成其对特定文化的期待及判断；
创新性期待指文化外译受众对异域文化在已有认知基础上抱有的期待。若要译介传播到到预期传播目的，必须兼顾文化输出接受者的定向期待和创新性期待。
（一）少数民族文化外译的传播路径现状分析
满族是我国的古老民族之一, 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对西方文化群体而言，满族文化本身也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但遗憾的是，在国内满族文化译介还只局限于文本翻译领域，大多停留在语言文字转换层面，传统的民族文化译介观仍然将文化译介同文化翻译等同起来，重视翻译行为本身而忽略了对外译介传播是一项涉及诸多因素的系统工程，最终导致对外传播媒介单一、对外传播渠道闭塞。在实践中表现为：重视民族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旅游历史文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本的翻译，而忽略了翻译以外的社会环境因素、语境因素。
（二）国际传播视角下少数民族文化译介主体
从文化译介主体来看，承德地区满族文化对外译介任务主要由高校翻译专业或英语专业的教师和学生承担，通常情况下由市旅游局拟定对外推介对象，制定对外推介计划，然后交由高校教师学生完成相关文本翻译。无论是文化推介还是国际体育赛事期间的文化宣传，均采用此模式进行。该模式的弊端在于文化传承者、文化推介者、译者、信息受众脱节，相互直接没有很好的沟通反馈机制。译者对所要译介的文化没有深刻的了解，对于翻译的质量，译介的效果不能从信息接受者那里得到直接的反馈。
（三）国际传播视角下少数民族文化译介选材
满族文化作为较为特殊少数民族文化，既有其民族性、小众性、价值观与审美观的相对独立性等特征，同时由于同汉民族蒙古族等民族长期交往融合，在汉蒙民族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影响下，形成了满族特色为主，其他民族特色共存的特殊文化现象。因此在对外译介时，如何选材才能更好突出满族文化特征捕获国外受众的心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目前，满族文化对外译介在选材上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对外译介过程中，较少对国外受众进行调查研究，在对外译介传播中缺乏针对性。由于对西方受众缺乏调研，没有以传播受众需求作为出发点，而是以自我经验为中心对外译介传播，导致大量的译介作品关注度低，没有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二是对外译介选材形式单一，缺乏多元性，典型性。例如：在对外译介中，多以满族文学诗歌译介、旅游景点译介为主，而缺少深度文化现象的解读和译介，以及多模态文化现象的译介，比如对萨满文化的译介；
对满族少数民族活动，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译介不够深入。
（四）国际传播视角下少数民族文化输出途径与形式
满族文化译介传播渠道主要依靠传统政府网站和图书出版渠道进行对外传播，传播信道效率不高，受众面狭窄，与理想差距较大。从国际传播视角来看，除了传播者、接受者、文化传播内容和介质以外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传播的途径和通道，一个多元、畅通、高效的文化传播平台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保证。在满族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对外传播通道相对单一、闭塞，由于承德地区地处燕山山脉、四面环山，受经济发展，地域限制等因素影响，市场化程度较低。满族文化的国际传播尚未形成比较畅通的渠道和行之有效的模式。因此在文化对外传播的渠道上，各部门相互协作，充分发挥政府，民间，非遗文化传承人的传播主体作用，积极拓展多元化传播渠道显得尤为重要。民俗文化的外宣应当充分利用新媒体与网络等传播方式有效传播民族民俗文化。伴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移动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互联网已经从传统权威媒体独大走入了自媒体时代，对外信息传播的平台日趋多样化，信息传播的速度、力度和覆盖面都到达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此决定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存一体成为信息传播渠道的新模式[12]。
（一）整合传播链各要素，构建协调反馈机制
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和对外译介是一种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的传播行为，具有整体性，连续性，动态性，相互耦合的特点，并涉及传播过程中诸多社会因素，例如“传播者（译者）的内在因素（自我形象，人格结构）、传播者的外在因素（所属群体，社会环境，原讯影响）、传播信息（译讯）的选择（信息类型，信息题材）、翻译策略（全译、选译、编译等）、译入国文化语境与意识形态、文化涵化策略应用等。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制约，各个要素间的协调和配合对于外译介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要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顺利输出，必需全面审视文化译介传播的过程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建立协调反馈机制，在传播译介的”流水线”上，对文化进行深加工，形成文化产品进行对外推介。在这个过程中，各个要素环节必须相互协调，确保流水线上的文化产品在任何环节上都能确保文化产品质量，从而在异域文化形成文化品牌。
（二）以特色文化为抓手，以文化受众为中心
文化传播外译原则的核心思想是以目标受众为中心，对外文化译介选材得当与否直接关系着文化输出的效果。只有以传播受众为中心，兼具民族特色并能引起西方传播受众兴趣的民族文化题材才可能抓住受众注意力，使受众产生亲近感与兴趣，不考虑受众兴趣不加甄选而推出的外译题材效果注定事倍功半。由于中西方思维语言差异，文化背景差异，风俗习惯差异，导致文化传播主体与国外受众之间可能存在审美观和价值观的差异，国内推崇的文化介质或文化现象不一定能在西方受众中引起兴趣或反响。因此，既有民族特色又贴近西方受众情感和价值观的文化介质更能引起西方受众的关注与兴趣。黄友义曾提出对外译介三贴近原则：一要真实反映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情况; 二要让传播的信息满足目标受众的需求;三要让传播信息和文本结构符合目标受众思维习惯和阅读方式。[13]
（三）译介主体多元化，实现政府民间共同参与
从国际传播角度来看，文化译介的主体应当呈现出多元化特点，译介主体不再仅仅局限于译者，而应该改变以往以译者为主体的单一译介为多元协同模式，可以是政府、民族民俗文化组织等，民族文化作家、民俗文化智库等，他们均扮演者重要的传播者角色，影响并制约着文化对外译介[14]。这些译介主体通过多元主体通力合作、相互配合，共同打造少数民族文化译介的输出渠道。作为对外传播主体之一，政府不仅承担着发起者的角色，同时还扮演着组织者、协调者的角色；
不仅要发起对外译介传播活动，还要组织协调好民间文化团体、非遗传承人、文艺作家、出版商，译者等对外传播主体各方的相互配合和联络沟通工作，使传播主体各方相互协作，将满族文化精粹更好的传播出去。
（四）打造文化输出平台，实现传播渠道多样化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获得的了史无前例的发展，覆盖之广，影响之深不容忽视。因此应当充分利用现有传统媒体主阵地，加大对外宣传力度。第一、对于满族文化的译介应充分发挥现有广播电视媒体书刊等传统媒体作用，寻求与知名权威媒体合作，利用其国内、国际出版发行输出渠道进行对外输出，拓宽满族民族文化海外知名度，对承德满族文化，历史、饮食，旅游等民族风情，民族特色进行全面推广与介绍。第二、充分利用当代自媒体平台，拓展对外宣传的广度和深度。随着网络技术和移动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渠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以前的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平台转向自媒体平台，其传播特点具有多样化，即时性，传播主多元化，推送针对性等特征，深受信息接受者青睐。利用这个特点，结合大数据技术，可以对固定受众进行高效，快捷，有针对性的信息传递。对于民族文化的推广可以籍此东风进行大力推广，比如，与国内知名媒体平台如抖音，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进行合作，利用其海外版渠道进行推广宣传满族文化特色。除此之外可寻求通过国家传播机构寻求同海外知名社交平台进行合作，推广民族文化，扩大民族文化影响力和知名度，如李子柒团队通过海外媒体平台发布作品，将中国田园农作生活呈现在海外观众面前，收获了数千万粉丝，成功向海外推介了中国田园美景美食及文化，以及天人合一的价值观。
（五）善用涵化策略，破除传播障碍
从本质上讲, 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人、族群、国家之间至关重要的交往活动, 不仅维系了不同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 而且推动了人类多元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涵化(acculturation)又称 “文化本土化”“文化本色化”，文化人类学用语、指由于文化接触而形成的文化融合、文化交流现象。可以说,中华民族文化演进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文化内外涵化，文化互鉴，文明互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对外涵化即：通过一种文化的输出来影响目标语境文化，从思维、价值观等诸多层面改变本文化在异质文化中的刻板印象，利于双方文化消除隔阂偏见实现文化相通相融[15]。在文化的涵化中，首推“顺涵化”，顺涵化现象在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古已有之，例如儒家文化的对外传播，佛家经典的传播，作为传播受众愿意主动接受并逐渐内化到自己文化中形成本民族文化的中，并最终成为自己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形成了与中华民族文化相似的文化基础，逐渐形成了中华文化圈。
以此为借鉴，对于民族文化的对外译介，也应当以顺涵化作为最优策略，从翻译策略来讲。“坚持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异化归化兼而有之的灵活变通策略”[15]。归化策略采用贴近目标语读者的方式进行翻译,使用通顺达意的目标语进行翻译，甚至可以考虑改变原语文化特质以适应目标语文化受众; 异化策略则尽量保留源语文化中的意象和象征意义,保留源语特有的文化指征，从而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在进行满族民俗文化的翻译时,我们主张采取异化为主、适度归化的翻译策略,尽量做到两者之间的灵活变通。在保留民俗文化内涵，文化意象，文化特色的前提下,尽量迎合受众需求[16]。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多元化的根源和标志，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主体和承载着。中华文化走出去，即各族文化的走出去，走出去的内容越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越强大，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对于塑造国家形象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弘扬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今天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对外译介作为对外传播的重要手段，应当跳出翻译即译介的狭隘思想，从传播的角度出发，以文化社会语境为大背景，全面审视对外译介的各个环节，将对外译介看作是涉及信息发出方、媒介、接受方等参与者众多的综合性社会活动，而非孤立性翻译行为，进而重新定义译介研究范畴，打开对外译介新思路，提高对外译介传播效能，为中华民族文化走出去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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